1、《明史》，二十四史之一，推荐中华书局点校版

2、《明实录》，明朝宫廷自己记载，中华书局也有出版

3、《明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中华书局有出版

4、历代皇帝起居注，网上影印版较多，出版的好像只有万历起居注

我复制关于李福达案的一篇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

撕开野史面纱，直面历史真相

——徐阶与李福达案

徐阶（1503年-1583年）字子升，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1523年）探花。他和夏言、严嵩一样也很擅写青词，因此很受明世宗赏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取代严嵩为首辅。 其人性聪敏，善权变。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崩于乾清宫”[1]。在号称放弃阁权的徐阶起草《世宗遗诏》时不与阁臣李春芳、郭朴、高拱等人商议，反而与门人、侍读学士张居正“共谋”。遗诏否定嘉靖政治，其中有言：“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在系者即先释放复职。”[2]《明史》的作者更是一语道破：“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3]隆庆新政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平反运动”。

徐阶在利用世代交替的时机，把先朝的弊政归咎于己死的世宗皇帝身上，他对“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不加分辨，笼而统之一概平反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其主要是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第一，徐阶将自己以前不光彩的一面洗刷干净。第二，巧妙地转移了视线，第三，极大的收买了人心。

一、徐阶言路，翩翩起舞

大狱即李福达案，嘉靖时期的一个著名大案，于嘉靖六年已结案。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官兵讨妖贼蔡伯贯等，擒之，降其众七百余人”[4]。世宗皇帝崩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蔡伯贯就擒于嘉靖四十五年正月，而在这一年之内蔡伯贯一案只是四川的一起造反案。

在徐阶推行“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的“平反运动”中，言官都御史庞尚鹏上疏为李福达案受牵连之诸官员平反。自始有了“李福达案因蔡伯贯一案而始明”的言论，庞疏言：

逆贼李午与其亲男李大仁、李大礼等乃脱然于法网之外，业有成案，人不敢复言。臣亦以事经数十年，无从发其隐矣。近巡历山西三关至安绥访徐沟、洛川二县，皆李午狼蹲之乡也。质知故老，益知其详。复闻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贼蔡伯贯反逆就擒状，招以山西李同为师，即李午之孙也，传习白莲教。自言为大唐子孙，当出世安民，结谋倡乱，扇惑人心。随该四川抚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狱，反复按问，佐验甚明，称李大仁、李大礼，皆号为祖师。查刊刻《大狱录》姓名来历，一一相同。则李午以妖术传家，世为逆贼，别无可疑。今抚按衙门将李同等依律坐斩，题钦依听秋后处决。臣复行山西按察司，取原发招由与《大狱录》参对，彼此互见，不谋同符。[5]

庞尚鹏认为“捕李同下狱，反复按问，佐验甚明，称李大仁、李大礼，皆号为祖师。查刊刻《大狱录》姓名来历，一一相同。”这是李福达案因蔡伯贯一案而始明的主要证据，问题是李福达案在明代是一个著名大案，早有《大狱录》一书颁布天下，案中主要人物名称在当时自然可以说是人人皆知。

言官庞尚鹏也为徐阶出了不少力，他曾在隆庆元年（1567年）对徐阶的政敌郭朴“攻不止”，致使郭朴遂三疏乞归致仕回籍。《明穆宗实录》载：

“御史庞尚鹏论朴员才使气无相臣体，上以朴先朝旧臣雅称慎静，尚鹏言妄不听。而御史凌儒复言朴，朴居父丧夺情赴召为士论所鄙。又言朴有老母病耄殆且死不思乞归，终餋伤薄风化。于是，朴求去，盖力章三上，始得请云，朴为人长者，方大学士徐阶高拱两人排相根攻，朴与拱同卿，颇怀不平，及拱去，尚鹏等遂并劾朴，而儒至诋之为忘毋寻端力攻真倾危之士也”。[6]

庞尚鹏和徐阶的一唱一和，“翩翩起舞”，从中可见一斑。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郭朴面对庞尚鹏等人的“攻不止”，只能致仕回籍，还有先前致仕的高拱被言路谤为“蔡京”。徐阶当时权势之大能“谤先帝”，要谤已故28年的张璁和35年的桂萼自然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达到了收买人心的目的，次则也报了当年张璁斥他为延平府推官的一箭之仇。

二、不加甄别的“平反”，何以仰慰在天之灵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户科左给事中张齐上疏痛斥徐阶擅作威福，疏言：

“阶侍世宗皇帝十八年，神仙、土木皆阶所赞成；及世宗崩，乃手草诏，历数其过。阶与严嵩处十五年，缔交连姻，曾无一言相忤；及严氏败，卒背而攻之。阶为人臣不忠，与人交不信，大节已久亏矣。比者，诸边告急，皇上屡廑宣谕，阶略不省闻，惟务养交固宠，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阶，不知有陛下。臣谨昧死以闻。”[7]

疏上第三天，明穆宗让徐阶体面致仕。高拱复出不久，着手纠正徐阶依据二诏所行的新政，即所谓的“尽反阶政”。高拱说：“至于大狱及建言得罪诸臣，岂无一人当其罪者？而乃不论有罪无罪，贤志不肖，但系先帝所去，悉褒显之，则无乃以仇视先帝 ？”[8]穆宗对高拱此议深表赞同，说：”大礼，皇考圣断，可垂万世。谏者本属有罪，其他建言被遣诸臣，亦岂皆无罪者？乃今不加甄别，尽行恤录，何以仰慰在天之灵？览卿奏，具见忠悃。”[9]

穆宗和高拱认为怎么能不加以辨别真伪就尽行恤录呢！可见之前“平反运动”是没有经过甄别的。庞尚鹏的一面之词为徐阶推行“平反运动”摇旗呐喊，但没有任何当时的档案资料可以证明庞疏的真实性。

再则，世宗在嘉靖前期是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是隆庆之前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但穆宗即位所列其弊政款数却是宣宗以后诸帝即位诏书中最少的，一味地否定嘉靖政治是无法解读这一现象的。

三、透过《明实录》看李福达案

“高拱、张居正坚持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10]。徐阶曾和门人张居正“共谋”，张居正无疑是最具亲身经历而深有体会的人。《世宗实录》与《穆宗实录》是含金量很高的两部明代正史，具有不可动摇和不可代替的地位和价值。徐阶在致仕之前是修纂《世宗实录》的总裁，之后，《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主要的总裁是张居正。

《世宗实录》于隆庆元年（1567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万历五年（1577年）八月十九日修纂完成，历时十年零五个月。其间参于《世宗实录》修纂的史官人数达到百位以上。《穆宗实录》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庚申，10岁的小皇帝神宗继位四个月时，他按照大臣们拟定好的诏书，敕谕史官纂修。到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甲申完成。因穆宗在位不足六年，可写的事不多，所以两年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那时的神宗仅12岁，这是两部正史含金量高的主要原因，《穆宗实录》参于修纂的史官有据可考姓名的人数达到77人。

受过史德教育的史官们的率真以秉笔直书为己任。例如《太祖实录》初修工作的叶惠仲就直书而死。如解缙触犯了朱棣的忌讳，被投狱而死。遇到朱棣这样强硬的君主尚且能曲折地坚持直书，那么在其他时期，史官们就更能坚持直笔了。而李福达案是明代当时的著名大案，《世宗实录》《穆宗实录》认为张璁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史官们尊重事实而直书，把“庞尚鹏疏”扔进“垃圾箱”，证实了历史真相不容诬陷！

在修纂实录时，张璁桂萼离世已达三十多年，不具备能左右史官们写史的力量。恰恰相反的是庞尚鹏还在作官，徐阶致仕了但他的力量还足以影响朝廷，例如张居正写给徐阶的信说：

“不肖受知于老师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天下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指草遗诏那时候）老师手教，日月照临，寰宇沉几（指绝密的国家大事）相与图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被徐阶提拔为阁僚），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恩，酬知己者。”[11]

张居正对徐阶怀着感恩之心，致仕后的徐阶和张居正的关系还是很密切。对于实录直书李福达案，庞尚鹏、徐阶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显而易见，“大狱平反运动”只是徐阶当时为达政治目的而耍的一个手段而已。

四、王大臣案是依葫芦画瓢？

明朝万历元年（1573）正月，王大臣闯宫案发，此案离“蔡伯贯一案”的相隔时间也仅六年左右。案犯王大臣诬高拱指使，锦衣缇校赶赴河南高家抓人。高拱闻之大惊，持鸩步庭欲自杀，仆人房尧第以手击鸩落地，跪曰：“公死，则天下后世此事将归于公矣，谁为公白者？”[12]好在高拱还有口可辩，致仕又不久，朝中尚有人脉，最终他总算清白而保住了性命。但此案也让高拱“惊怖成疾”“忧惧不已，遂成痼疾，驯至不起矣。”[13]

一个案件，白纸黑字，写谁名字上去，谁就成罪人。王大臣案的幕后策划者欲诛高拱九族，并将让高拱的历史形象蒙诟受损，其策划灵感是否来自于蔡伯贯一案？依葫芦画瓢？还是故技重演呢？不过，这谤活人可不比谤死人那么容易了。

[1]《明世宗实录》卷566，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

[2]《明世宗实录》卷566，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

[3]张廷玉等《明史》卷213《徐阶传》。

[4]《明世宗实录》卷554，嘉靖四十五年正月戊午。

[5]《皇明嘉隆疏抄》卷18。

[6]《明穆宗实录》卷12，隆庆元年九月甲戌。

[7]《明穆宗实录》卷22，隆庆二年七月甲子。

[8]高拱《高拱全集·掌铨题稿》卷1《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7-188页。

[9]高拱《高拱全集·掌铨题稿》卷1《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7-188页。

[10]白寿彝《中国通史》卷9，明时期下册。

[11]《张太岳文集》卷34《答上师相徐存斋书》其一。

[12] 刘青霞：《房尧第传》，载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附录二《高拱生平文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52页。

[13] 范守己：《代高少师张夫人乞补恤典疏》，《高拱全集》附录二《高拱生平文献》，第1380页。

当年明月本是广东顺德海关的一名公务员，被领导认为“很一般”，成名后获得重用，最近被借调到北京，任海关总署下属杂志《金钥匙》编辑。《明朝那些事儿》让他声名鹊起之前，他一直都是个毫不显山露水的人。他1979年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干部家庭。5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摞厚厚的《上下五千年》，从此读上历史。大学一毕业，考取公务员，加入海关行列。从科员做起。现在，他的工作单位是北京长安街上的海关总署。

白天，他是普通公务员；晚上，住在广州石牌的他变身为俯瞰300年明史的巨人。每天晚上4到6个小时的写作中，他选择了一种极为痛苦枯燥的方式，甚至要用洗澡来缓解压力，却呈现出最轻松诙谐的文字。天一亮，他就像失去了仙女魔法的灰姑娘，重新变回一名普通的公务员，那个网络红人“当年明月”好像已经与他无关。

当年明月，一位非科班出身的写史高手，以一部《明朝那些事儿》重写明史，以其生动犀利、幽默诙谐的文字，将明朝300多年的历史清晰深刻、丰润圆满地还原在大家面前。从“草根”到成名，他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并成功跻身于“中国作家富豪榜”。而他却说：我其实是个特别平凡的人，我只想做一个有勇气的人。

当年明月的履历是这样写的：本人真名石悦，湖北人，身高178米，武汉某大学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现年28岁，曾任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现借调进海关总署。

相信，如果不是写明史，如今的石悦，依然只是街头浩如烟海的人潮中的普通一员。

石悦性格内向，爱好不多，看书、写字、下围棋，平淡的生活中，他大约一直没发现自己还会有如此特殊的潜能，能让自己一朝成名，从此天大地大。

从小，石悦就是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爸爸没事的时候，常喜欢骑着自行车带他出去玩儿。有一次，父子俩逛到新华书店，进去之后，小石悦跑开了。他在每个书架前上下跳跃，突然就对一套历史书产生了兴趣，他慢慢地取下来，递给爸爸，一共是3本。爸爸见他感兴趣，二话没说就买了下来。从此，这3本书，就成了儿子研读历史，进而酷爱历史最早的启蒙教材。

明月从5岁就开始看历史，“当时我爸给我买了《上下五千年》，开始我不看，我爸说买了就要看，5 块钱当时挺贵的，还揍了我。然后我就开始看，从7岁到11岁，读了7遍。读这个书不是因为我对历史有兴趣，实在因为我爸管我很严，不许我出去玩，所以只能在家看书。他比较喜欢唐诗宋词，书架上全是这些。其实我不算一个正常孩子，从小基本上就没什么娱乐，小时候我只喜欢玩跳房子，这游戏两个人就能玩，不需要太多人，我很怕吵。”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石悦爱上了历史。11岁后小石悦开始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然后是《明实录》、《清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明汇典》和《纲目三编》。“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奇怪的，如果有人从11岁起看文言文，挺不可思议的。”从小学到大学，只要有时间，他就尽可能地找来历史书籍看。

刚开始读史书时，石悦对书中大部分的字词都看不大懂，于是父亲又给他买了本字典，并教会他怎么去翻查。久而久之，他渐渐地变成了个中高手。他熟读《古文观止》，而他如今高超的文言文技巧，也是由此而来。

从喜欢上历史开始，父母发现，石悦渐渐地不太爱说话了。他对其他科目的学习并不太感兴趣，而最爱的，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史书，然后沉静地思考。当身边的人都忙着报考各类补习班、疲劳地应付各类竞赛考试的时候，石悦却在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静静地观察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揣摩着人们的心理。

按父母的想法，读个好大学，然后进一家稳定的单位，结婚生子，才是一个孝顺儿子该有的人生轨迹。高考前两个多月的一天，课堂上，当石悦还捧着一本《中国古代思想史》沉浸其中时，老师当场没收了书并大声斥责他：“高考快来了，想不到你还有时间看这种闲书！”石悦这时才感觉到了高考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这时候，他竟然想完全放弃高考，为此在高考前旷课两个月，在家里看电视。可石悦是独生子，父母都对他寄予了满心的希望，每天都苦口婆心地劝他参加高考，甚至把他的那些史书锁了起来。望着父母期待的双眼，石悦走进了高考考场，并考上了一所不是很理想的大学。

在一般人的眼里，大学时代应该是闪着光芒的年龄，这里有的是风花雪月和飞扬的青春，而对于石悦而言，却是难言的苦闷和单调。

法律理所当然不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于是，他开始更加痴迷地读史书，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更加广泛地涉猎各种历史杂谈、笔记和实录。为此，他经常带上一块干面包、一瓶水，就去了图书馆或是书店，一坐就是一整天。班里的同学都觉得这个1米78的大男生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能够在古人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为什么他为了看史书可以什么都不干。是的，别人是很难想象这个本该在篮球场上激情四射地投篮的男孩竟然会挖空心思去研究历史！于是，整个教室里经常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独自读书，在下自习课的路上也常是他孤单的身影，但那时石悦感觉很充实，他能明显体会到自己正在一天天地变得强大。

传统的史书，大多都是竖式的排版，繁体字，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断句，基本只记录时间、地点、事件，显得特别地空洞无趣，犹如一具无血无肉的动物标本一样。读史书多了，石悦也难免生出郁闷来。不光是周围的同学都说史书难读，连那些喜欢文学的朋友也嫌史书太枯燥。石悦也愈来愈发现不少史书读起来一点劲都没有，他在博客上说过：“有的史书太难读了，读的时候完全没有乐趣，简直想骂人！”

大学毕业后，石悦如父母所愿，在广州当起了公务员，有了广州户口。他上班穿制服、打领带，机关环境一点儿没有让他不自在。一名海关职员说：“真是没有想到，他就是当年明月！2000年大家一起进海关，几年来他绝对默默无闻。平时习惯独来独往，书不离手，思维独特，说话总让人莫明其妙。没想到，有这般能耐！高人，果然高深莫测！厉害！领导真是看走眼了！”明月说自己的生活很枯燥，不抽烟、不喝酒、不谈恋爱。“历史拿走了我对很多东西的兴趣。你要拉我去玩，我也会去，但我不投入。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去就看书，查资料。唯一的兴趣就是听音乐、看碟。”

2006年3月10日，对于27岁的石悦来说，应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手里正翻着一本《明实录》，看着看着，他突然心里异常烦躁起来，看了几十年的历史，怎么还是如此枯燥乏味？！于是，他脑海里冒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句：难道我要永远翻着这些枯燥的文字到终老？难道我这辈子就不能做件真正有意义的事？郁闷的石悦回到家里，打开电脑，脑袋里立刻闪现出一个念头：重写明史！

外表冷漠的人，并不代表内心从无波澜。这一次，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给自己看，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是可以坚持到底的！

说干就干，当晚，石悦在天涯上注册了“当年明月”的ID，并在自己常逛的“煮酒论史”版块开始写下生平第一个长篇故事的开头：“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当年明月说：“我写这个，就像你看一座山很久很久，就会想去爬一爬。我就是为了把它从头到尾写完，没什么雄心壮志。”自此，《明朝那些事儿》开始在网上连载，并迅速受到众多“明矾”的追捧。石悦在写历史的时候，加入了很多流行的手法，比如推理、悬疑等，并借用了电视多镜头和分镜头的手法，甚至还用上了不少俏皮、幽默的网络语言，正是这种通俗易懂、独具一格的写法，让他写的历史读来生动有趣。原本波澜壮阔、交错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的手里，迅速变得井井有条、线条清晰，似乎他就生活在700多年前的明朝，以一双冷眼观察世事。网友一读，连连感叹：“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有趣！”连著名史学家毛佩琦、阎崇年也评价当年明月的历史作品知识丰厚、语言幽默流行。于是，网友争相奔走，四处推荐，连载没几天，“煮酒论史”版块就空前火爆，人气轻松地一路飙升。

成功贵在坚持，石悦每日雷打不动地更新帖子，按时间顺序讲述历史，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路说下去，王朝的更替，后宫的乱臣贼子，宦官的争权夺利，一切的一切，都逃不过他那双凌厉的眼睛。他细细地讲来，思路清晰，语言干净，故事无比精彩！

几个月过去，他的帖子点击率竟然高达300万次，一大批网民甚至还聚集到他的周围，成为他的“粉丝”。其中包括大学教授、懵懂小孩和耄耋之年的老太太。

这一现象引起了几位版主的质疑：他不可能这么火吧，点击率是否有造假之嫌？几位版主甚至组织网友刷屏阻止“明矾”们看帖，这一举动引起了每天守在电脑前看连载的“明矾”们的极度愤怒。由此，掀开了“煮酒论史”上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骂战，战争的结果，“明矾”们赢了，几位版主被迫“下课”。

面对质疑，石悦也感到郁闷，他觉得自己本来已经写得够辛苦了，怎么还会遭遇如此待遇？可到了后来，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提笔，把自己放在人物的历史背景之中时，他的心态变得怡然了。喧嚣过后，他依然勤奋地连载着《明朝那些事儿》，一集比一集更精彩，有网友打趣道：他颇有明朝某位大将的风范，宠辱不惊，一心攻克自己心中的新明史。

石悦要用行动证明，当初的提笔，并非一时冲动。

石悦心中的明朝，群雄争斗，无可取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可以如此波澜壮阔，读史如读心，你能感悟到多少，就能证明你的阅历有多少。但是，人无完人，伟人亦不过如此，如朱元璋的霸道，如朱棣的残忍，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历史和成长所给予的烙印，他们的缺点，没有办法不让后人直视。而恰恰是这些缺点，让一代英雄显得如此真实而可爱。

“在写到某些具体历史人物时候，我会很准确，让人觉得很真实，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历史人物也是人，而事实上我们没把他们当过人。比如张居正是好人，严嵩是坏人，好人从来没有干过坏事、坏人从来没有干过好事，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好人是怎么变坏的、坏人是怎么变好的，张居正也贪污受贿，严嵩也曾经干过很多好事，怎样去界定一个人，怎样去理解他在当时背景下的选择？你要体会他当时内心那种痛苦和煎熬。没人是天生的英雄，都是从一个平凡人开始，他必须战胜很多东西，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坚定到不会动摇。”

当年明月有一个观点:历史上的人物都比现实中的人聪明，能上史书是因为他有过人之处，好有好的过人之处，坏有坏的过人之处。“所以不要把他的某些抉择和做法看得太简单，你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你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然而他还是做错了某些选择。比如某些皇帝为什么要信任太监呢？太监是坏人，但他就信任太监，明知道太监是文盲不学无术，还去信任他。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这不是他的选择，这是明代君主制度的需要，太监当权就是皇权的扩张。只有这种写法，才能理解当时的人物。事实上历史很简单，它就是过去人们的生活，只不过是高度浓缩的生活。”

从那以后，他更是一门心思地沉浸在写史的世界里。每天晚上，他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然后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翻飞游走。“ 这是一个懒人当道的世界。当年梁启超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我们今天看着觉得很难，但你知道当时那个文章叫什么？叫时体文，就是写给大街上的、没多少文化的人看的。我看了15年古书，我的感觉是什么？不容易！”

历史带给当年明月的首先是知识上的享受。“那十几年，我一直没什么朋友，可是我觉得，我很强大，我经常扫视周围的人，我有一种优越感，觉得我懂得的东西，超越了很多同龄人。”

当年明月发现，现在很多人并不是那么有趣。有影响的人，一般都是按规则出牌的人，不按规则出牌的人才是真正有趣的人。可是这种有趣的人往往早早就出局了，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

当年明月一边读书一边写，记忆超群。“人只要不干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他会有很多时间的。你下班之后吃完饭，洗把脸，开始写东西，很简单的，就看你愿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接着是经济上带给他的巨大回报——版税。“我现在得到的东西，别人可能要三四十岁才能得到。但我最想要的，还是每天晚上读书的那种纯粹。”

《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首次出版，马上销售一空，加印20万册后，又被读者一抢而光。此后，其发行量一直不断上涨，几乎每星期都要加印一次。接着，《明朝那些事儿——贰》、《明朝那些事儿——叁》、《明朝那些事儿——肆》相继出版，销量依然空前高涨，一经面世，就被抢购一空。

或许是在历史钩沉中见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功成名就后的石悦显得颇为沉静。有人说当年明月骨子里其实很骄傲，同时，他又格外谦逊，待人接物有分寸。“人要有一点理想，但不能太多。理想太多，就会把自己太当回事。”石悦说。

面对如今的历史热，明月也很淡然，“这个世界的历史是不会被人欢迎的，通俗历史热是假象，人们只喜欢精彩故事。我写出的书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买来看，只有一个原因，我是动脑筋去写的，而且我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我把我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融入书中。历史热吗？不热。历史仍然没人去研究。现在学历史的人不多，没人愿意去钻研文言文，人们只愿意你把剥好了壳的瓜子给他吃，甚至还要嚼碎了才好。”

历史写作与历史研究并不相同。当年明月说:“通俗历史写作应该还有一种解析，没有智慧的故事不行。另外要贯彻历史就是生活的观点，生活是很艰苦的，从历史人物的生活中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历史人物也会很艰苦，如果你能真实地把自己放到历史人物的环境中去体会他当时的感受，你就能写出很有感触的东西，你就能感觉到朱元璋当年有多绝望，张居正当年有多痛苦。领会这些后就可以把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我把日常生活跟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的一种哲学——生活就是历史。”

“翻开历史研究，总是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事，导致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过个人情感因素以及个人抉择的影响。历史宿命论历史唯物主义不一定全是正确的，事实上很多事情的发生是非常偶然的，这些偶然性往往取决于某人的一念之间。我一直不理解，不能接受‘必然取代’这个词。人性论的局限是缺少大局观。一次我问毛佩琦，明朝为什么会亡，他说气数已尽，这就是大局观，就是没有解释，干什么都不顺，吴三桂不降明朝不会亡，崇祯不死明朝不会亡，左良玉不叛明朝不会亡，郑芝龙不投降明朝不会亡……这些都发生了，所以只好解释为气数已尽。我觉得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对历史的完美解释，既有大趋势也有微观小事情。我的历史人性论也有局限性，过于考虑偶然因素。如果用我所谓的人性论、偶然论来谈，似乎又不对，只能说冥冥中似乎有双手在操纵这一切。”

当年明月现在一边做公务员，一边写历史，但是他更喜欢以前的状态，“就是一心看书，没有目的，很纯粹。我今天写书还有版税问题，肯定有功利性了。我不是能够玩票的人。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现在所谓的当年明月不是我。我感觉我经常看着他，看着这个所谓的畅销书作家。看着他我在想，这个人什么时候会消失？我之所以到现在没有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对这个很清醒，我知道我自个儿。历史告诉我，无论脑袋多清醒，被人捧久了，人就会变傻，就会认为你所得到的那些东西是你应该得到的。对自己我真的很了解，大家都夸你，于是乎，你就真的说，哎呀，我就是行。什么玩意儿？比你有水平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看过很多人，这样变傻的人。我就看着他一步步地走上来，我也准备看着他一步步地走下去。”

满清于1644年入关，第二年，就嚷嚷着说要纂修《明史》。

可是，这部书，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细。

毫无疑问，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 《金史》呢，虽然“行文雅洁，叙事简括”，也只是“稍为可观”而已。要论“完善”，没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过，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为代表，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元呢元灭宋，那是 裸的强盗行径;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愤然骂道：“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对于大清得国，雍正正气凛然地说：“赶出明之主人者，流贼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明史》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老实说，自古以来，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饰，但象《明史》这样“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绝无仅有。

单就这一点来说，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

但是，经过清廷血腥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

大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说：“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晗先生把《明实录》翻来覆去地读，读出了许多困难;没办法，只好下苦功，用笔抄，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来，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书——谈迁的《国榷》，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由于当时(《国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万字，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对《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不掩饰，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也在《明实录》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加以补编，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

就因为《国榷》没有印本，得以避开了“四库馆臣的乱改”，成为了现在研读《明史》的重要补充。

1958年，海宁张宗祥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还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勘正，交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装六册出版。

吴晗欣喜地说：“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头发都白了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五百万字的大书，怎能叫人不高兴，不感激，不欢欣鼓舞!”

可以说，《国榷》的刊行，是一件史学界的盛事。

则《国榷》的著者谈迁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矣。

明清以降，私人撰修国史之风长盛不衰。单就嘉靖至万历年间，就有邓元锡的《明书》，薛应旃的《 录》，郑晓的《吾学编》，陈建的《皇明通纪》等等。

谈迁此人，“生平无他好，惟好书”，尤其喜爱子史百家之言。他在翻阅了上述史家著述之后，深感这些史书见解肤浅，史实错误，观点荒谬。而他在研读《明实录》时，也发现了很多记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有许多缺漏及掩饰之处，便立志要写出一部明朝信史留传后世。

原本，谈迁也参加了好几次乡试，但次次铩羽。有了著史之想后，就彻底抛弃了科举仕途，博集群书，披阅采摘，专心于历史的编撰。

谈迁家境贫寒，既无钱买书，借书不容易，却凭坚忍不拔之志，六易其稿，写成了元末明初到天启朝的历史初稿，共一百卷。谈迁自称“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勒为一编，名《国榷》。但谈迁并不满足于此，多方结交文友，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史料，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

该过程中，对谈迁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张慎言、高弘图。

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高弘图时任南京户部尚书，想那谈迁不过一个落第秀才，但张、高二人并不以世俗眼光相待，反而十分赏识谈迁的才学，“相与为布衣交”。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大臣方寸大乱，一时不知所为。

谈迁撰史治史，眼光自然高出常人许多，连夜上书高弘图，建议派员急往淮阳阻止发往北京的漕舟。

福王朱由崧监国，谈迁又及时地指出南京礼部主事吴本泰所制《监国仪注》的种种不当。

张慎言认为谈迁高才有识，很想推荐他为礼部司务;高弘图也想荐谈迁任中书舍人，但谈迁却以自己不过一介布衣，不忍乘“国之不幸”博求官职，断然拒绝，只在高弘图幕下担任记室。

不久，高弘图遭马士英等人排挤，谈迁建议高弘图辞去。

次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克扬州、镇江，南京危急。

谈迁跟随高弘图前往杭州劝浙江巡抚张秉贞、总督张凤翔抵抗清兵。看到张秉贞等人口不言兵，谈迁知事不可为，便告别了高弘图，回到海宁家中，一门心思著述明朝历史。

明亡以后，为完成崇祯、弘光两朝历史，谈迁不遗余力地寻访明朝降臣、遗民、阉宦、贵戚等，大量查阅邸抄、见闻，使一部《国榷》成为完备的编年体明史。

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撕心裂肺的事：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已经成书的《国榷》竟然被小偷偷走!

谈迁欲哭无泪、悲愤莫名。

没办法，只好咬着牙，从零开始，重新再写。

在重写第二稿过程中，谈迁得到了朱之锡、吴伟业、曹溶、霍达等人热情帮助。《国榷》所记史事也在一改再改中不断求真。

1657年，《国榷》终于写成。

也在这一年夏天，谈迁西游平阳(今山西临汾)，专门到好友张慎言墓前祭奠。

张慎言在弘光朝覆灭后不久便含恨病死，棺柩安葬在故里山西阳城。

原本，谈迁还想撰写一部纪传体明史，但到了平阳，已是寒冬，年事已高的他突感风寒，于该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于平阳旅舍，终年六十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