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认为这是我国时代进步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我国科技发展在图书管理方面的应用。近期我国古代书籍管理方面有了更新的进展。四川大学联合达摩学院开发了一套古书籍识别系统。这个系统的成功运行直接可以帮助中国找到所有流散在海外的古籍。这个系统的具体工作原理下面小编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一、该系统的文字识别是基于AI技术。

根据专家描述，这个系统是基于AI技术来进行研发，研发的核心就是，他们要整理好所有古籍的字形和字体等，将他们作为基础模型。建立完这些模型库之后就可以运用于实践当中，但是这个项目最大的难点就是收集这些古籍中的字体和字形。

二、该系统已经能识别各种字体和字形的古书。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初见成效。根据专家披露，这个系统已经开始试运行，识别出20万页的古书书籍，同时系统识别出了各种不同的字体和字形，并且准确率高达97%。这个结果也说明这一系统在我国古籍文化方面的运用非常实用。

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古书都可以利用该技术被找回。

根据专家介绍，如今有了这个系统，我国就可以找回很多被遗落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古典书籍。不用再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寻找原件，只需要通过网络数字化识别，就能看到古书籍的原貌。

综上所述，从专家的描述，我们能看到这个系统是基于AI识别技术而开发的一个应用系统，它不仅能像我国的文字识别软件一样很快地将古书籍中文字识别并保存。最重要的是在未来这些古书籍还可以和大众见面，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到真正的古籍。这是一项非常进步的科技，也在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宣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知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欢迎评论。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一、《四库全书总目》，除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外，还有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二者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　　二、《中国丛书综录》，计收现存历代丛书两千七百九十七部。子目七万多条，除去重复，实收古籍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　　三、《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共著录《四库全书》编成以后的古籍近两万种。　　四《书目答问》著录古籍两千二百多种，后范希曾又作《补证》，除订正—些讹误，还补收了—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书。二者共约三千种。　五《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方志八千二百余部。　　六、《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著录清人著作近两万种，其中部分著作与《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书目答问》重出。　七、《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小说目》等著录小说两千多种。《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著录杂剧传奇三千五百种。《子弟书总目》著录子弟书四百多种。《京剧剧目初探》等著录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约六千种。《宝卷综录》著录宝卷七百七十四种。《弹词宝卷书目》著录弹词二百七十种。以上共约一万三千种。　八、《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著录年谱三千零一十五种。加上族谱，总约一万种。　九、《历代医学书目提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古医书八千多种。　　十、《中华大藏经》、《佛教典籍分类之研究》等，著录佛教典籍四千一百多种。加上道教典籍和其他宗教书，共约七千种。　十一、又据《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的估计，碑帖舆图约有一万种，兄弟民族语文古籍约有一万种。　以上，除去重复，总计十五万种左右。

　　2011年伊始，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公布紫禁城总藏品达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一般文物115491件、标本7577件。届时这本“花名册”将亮相故宫官网，方便世界各地的观众随时查询赏析。

以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外公布拥有文物总数150万件，在册文物总数94万件。此次文物清理工作，众多专家突破传统的文物观念，真正从故宫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故宫藏品。将60万件古籍类藏品纳入文物系统管理，包括20万件善本、23万件武英殿刻书处的书版、17万件乾隆后到1911年的普通古籍，以及22703件帝后书画作品等。此外，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等11余万件普通文物和约13万件铜钱等，亦都升级为文物。对宫廷生活遗存的清理也采取了新的视角，过去一般认为宫廷生活遗存只是皇帝后妃的日常生活用品，不能算作文物，导致曾对70多万件所谓的非文物采取了物资式处理，现在重新审视这些藏品，其直接地展示了皇帝后妃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理念，与古建筑、历代文物有着同等价值。比如过去只重视皇帝后妃的成衣，对相当数量的衣鞋纸样和衣盒重视不足。其实，它们是清宫服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反映清代官员觐见皇帝制度的近万件红绿头签，反映皇宫警卫制度的上千件腰牌等。

1807558件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将故宫文物藏品准确到了个位数，且每件都能做到纸质总账、电子总账、分类账、文物卡片、实物完全核对上。这标志着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管理工作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在这次清理当中，故宫还调整了文物库房布局，改善部分库房的保管条件，研制出4套雨花阁瓷塔木塔“弹性滑移减隔震系统”。

清理工作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工作的完结。此后，故宫将编制《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和《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通过电子本和纸质本两种形式向社会公开，过去一直保密的藏品编号也将对外公开。

我们相信，故宫在2011年伊始公布历时七年的藏品清理数据只是一个开始，是全国文物清理普查工作势在必行的开始，是博物馆藏品管理数据化、透明化的开始。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言：“文物普查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开展文物普查有利于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有利于准确判断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为科学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依据；有利于带动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的确定、标志说明、文物档案、保护机构等基础工作建设，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培养锻炼专业人员，提高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发现文物，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而文物普查工作正是发现文物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同时，随着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前不被重视的、甚至不能规划入文化遗产范畴内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品类可能逐渐被认识到其蕴涵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文物普查将根据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新趋势，将新的文化遗产品类纳入普查范围中，予以重新的身份认定、登记，扩大文物保护工作范畴，真正给予文化遗产最全面的、最有效的保护。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发生于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就提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颁发《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再次强调：“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进行经常的文物调查工作”。1981年，我国展开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并先后公布了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00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000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当前仍在进行中，从2007年4月始，至今年12月结束，普查范围扩大化，包括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且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近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此次文物普查更是广泛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并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物调查项目成果，了解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对不可移动文物的量化指标、保存与环境现状及其变化情况等进行调查、登录。

可以说，文物普查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根本。不仅使国家的公共文化遗产得以严格化、系统化、透明化管理，将文化遗产保护切实地纳入全民监督视野中，更是让全民切实地加入文物保护工作中，提升民众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与意识，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