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一直受到瘟疫的威胁，而且一旦瘟疫爆发，将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鼠疫）”，总计夺走了超过2500万人的性命；再比如让璀璨的玛雅文明毁于一旦的“天花”。总之，各种各样的瘟疫名目有很多，且都让人类蒙受了巨大损失。

而中国，也是没能逃过瘟疫的魔爪，不过聪明勤劳的中国人，从没有屈服过这个“魔鬼”，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人剖析过瘟疫发生的原因和对抗的方法，详细记载于《吕氏春秋·季春纪》、《黄帝内经》、《素问·本能病》等著作中，但当时的记载都比较简略，而在之后的时间里，又有无数的医生学者们不断为研究怎么治疗瘟疫而努力，这里主要盘点其中的六位名医，看看都有谁吧。

TOP、6 吴瑭

吴瑭是清末淮阴人士，天资聪颖的他，本来应该是考科举进官场的，但由于父亲和侄子的先后病逝，让吴瑭转而开始学医，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终于探索出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于1798年著成《温病条辨》一书，他的这部书，是祖国治疗温热病较有系统的一部温病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还著有《吴鞠通医案》等著作，使温病学更加完整和系统化；后世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他所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TOP、5 叶桂

叶桂字天士，所以又叫叶天士，他不仅是清代著名医学家，而且还是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医药世家，十二岁时随父亲学医，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生计开始行医应诊，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叶桂虚心好学，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叶桂医术高超，尤其以治疗瘟疫见长，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乃至现在，瘟疫都是人类医学史上最难最危险的关卡，如果能从根本上解决瘟疫问题，将是造福全人类的大功德；他所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而且还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

TOP、4 李时珍

李时珍出生于明代的医药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时的名医；李时珍33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后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但任职一年后，李时珍便辞职回乡。这段时间对李时珍的成长极为重要，因为他有资格翻阅珍藏宫中的大量医学典籍，极大的开拓了眼界。

但也因此，李时珍发现了古人记载的不少错误，于是毅然辞去了官职，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着手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而瘟疫这个医学界的大难题，自然也在李时珍着重研究的范畴之内，其中有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就不一一列述了。

TOP、3 葛洪

葛洪是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众所周知，古代的方士不是那么好当的，基本是天文地理医药化学物理等等都要精通才行，尤其是化学和医药，这两项最为关键，所以这个葛洪自然也是如此了，他不仅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而且还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书中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其中“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TOP、2 华佗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虽然华佗在外科方面最为有名，但并不代表华佗其他的方面就很薄弱；东汉末年时，天灾人祸不断，所以瘟疫横行，这种情况下，华佗自然对瘟疫也是极有研究，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TOP、1 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虽然张仲景与华佗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两人着重研究的方向截然不同，如果说华佗是实战派，那张仲景就是理论派，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只有这六位名医有研究如何治疗瘟疫，其实中医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炎帝、黄帝时期，因为炎帝又被称作“神农氏”；在这数千年间，中医传承一直未曾中断，每朝每代都有天资卓绝的医学天才出现，他们研究的终极课题都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治瘟疫，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果，相信迟早有一天，人类能真正完全战胜瘟疫。

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时不时地暴发。它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种类非常多，天花、伤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们熟知的瘟疫。瘟疫的传播性强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谈疫色变。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疫灾的记载。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疾年”的记载，表达出当时人对瘟疫的初步认识。秦汉以来，有关于瘟疫的记载较为丰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帮助。总体上看，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汉代发生的瘟疫明确记载的有42次，主要发生在三类地区：一是南方和东部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二是人口众多的京师洛阳，三是行军打仗中。东汉时，南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疫病，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会稽诸郡；首都洛阳共有5次疫病发生，这显然与京师人口众多，疫病容易流行有关。疫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也很紧密，数据显示，水、旱、饥荒与疫灾的关系最为紧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76年发生过疫灾，暴发频率高于先秦和秦汉时期，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其中西晋时期（265-316年）疫灾年份18个，发生频率最高。从季节来看，春季有17次，夏季30次，秋季11次，冬季15次，季节不详者9次，说明夏季是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最主要季节。

从空间范围来看，以今省为地域单位统计，疫灾范围随着时间推移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三国时期仅有4个省发生疫灾，西晋时期扩大到7个省，东晋时期又增至10个省，南北朝时期为12个省。共有17个省遭受到疫灾，这些地区涵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疆土。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主要分布在人口相对密集、经济相对发达、战争相对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之间的淮河流域，边疆地区的疫灾基本都与战乱有关，都城地区是疫灾的高发地区。

隋唐五代时期有疫灾之年47个，平均806年发生一次，频率与秦汉时期相差不多，但远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百年尺度来看，盛唐所在的8世纪发生频率最低。从季节来看疫年，春季的有11个，夏季18个，秋季4个，冬季2个。显然，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空间分布上，隋代6次疫灾中有5次疫灾区分布在北方，南方仅有1次。

唐朝、五代时南北疫灾频率相差不大。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境内，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境内。

宋代据统计有疫灾49次，其中北宋13次，南宋36次。从时段上看，公元1163-1279年间，有疫灾29次，是疫灾最为频繁的时期，特别是1164-1223年间，有27次，频率高达045次/年，接近两年一次。从季节、月份来分析，夏季是宋代疫灾的高发季节，其次是春季，而3、4、5三个月是疫灾的高发月份。

从空间来看主要分布在今浙江、河南、江苏、安徽、湖南、四川、江西、陕西、甘肃、河北。而浙江以28次疫灾占据总次数的58%，是最大的重灾区。从城市来看，北宋首都开封有6次，南宋临安有16次，共22次疫灾，占据宋代疫灾总次数的45%，说明首都的疫灾问题非常严重。

蒙元时期（1226-1368年）疫灾至少有64次，平均0451次/年，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末代皇帝元顺帝在位时期达到疫灾的高峰。从季节来看，春夏时期的疫灾要远多于秋冬两季。从空间来看，在元政府统一中国后，南北方的疫灾次数相差不大，南方略多于北方，但北方在元代后期的次数要高于南方，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从当时的行省范围来看，河南行省与中书省最多，其次是江浙行省与湖广行省。元代疫灾对军队的影响非常大。蒙古军队与西夏战争、与南宋战争期间都曾有严重的疫灾。元朝军队攻打越南、缅甸以及日本时，也曾遇到疫灾的困扰。

明代据统计有瘟疫187次，119个灾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1601-1644年间，高达47次，约107次/年，是最严重的阶段。从季节来看，夏季最多，春季次之。从疫灾发生范围来看，当时的十五省，除广东未见有记载外，其余地区都有发生。以今天的政区来看，浙江、山西、北京、福建、江西、湖北等省市发生频繁，其余省市区频率较低。总体来看，南方疫灾比北方频繁，也更严重。

根据《清史稿》统计清代有瘟疫207次，频率为077次/年。同治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其次是雍正朝，次数最少的是光绪朝。《清史稿》对疫灾的记录很不充分，只能大致反映全国瘟疫的趋势。龚胜生曾统计清代湖北地区的疫灾有73个年份，而《清史稿》对此记载就不多。

瘟疫主要暴发在夏季，春、秋两季的次数略少一些。从月份来看，3至8月是疫灾高发月份，特别是5、6月最多，10、11、12月极少，仅有零星发生。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是疫灾的重灾区，甘肃、安徽、陕西、山西等省疫灾要少很多，其余各省市区疫灾更少。

从中国历史上瘟疫的时空分布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暴发时间一般较长，短暂几个月，长则数年。这对疫区的民众来说杀伤力大，死亡率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后期大规模暴发，容易动摇政府的统治。东汉、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特别是东三省的鼠疫，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击。

二、范围较广，每次疫灾可能涉及多省，每个时期涉及多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重灾区，都城是重灾地，这与人口密集有很大关系。

三、从季节来看，春夏季较多，秋冬季较少。我们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气转暖后自然消失。

在与瘟疫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一是通过祈福、求神实施禳灾，二是政府积极指导救治。历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医等到疫区调查，治疗，送药，另一方面会组织患者隔离。唐政府曾屡次命令地方各州誊抄药方、方剂，控制疫病传播，抵制巫医误诊，玄宗时下令抄写南朝时期陶弘景撰写的《神农百草经》，不久又组织编撰颁布《广济方》。可以看出中医应对瘟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验。

瘟疫传染性强，及时处理尸体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历代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都有出资掩埋尸体的措施。

实际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们并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当时究竟是如何消失，我们其实长时期也不清楚。中外历史上，瘟疫横行曾多次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以避免，成为大自然与人类相处的方式之一，人类虽然不欢迎它们，但要有接受它们的心态。

大灾大难时，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瘟疫首先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会带来大量的次生灾害，短期内肯定会带来经济的衰落，但多难兴邦，一般都会走出来，迎来下一阶段的繁荣，社会还会焕发新机。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时持续了7年（1347-1353），欧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却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开始了身体解剖和思想的启蒙，诞生了欧洲文艺复兴。瘟疫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瘟疫暴发，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会折射世间万象，特殊时期，也更考验人性，出现各种平时无法想到的状况。对于处于困境时期的人类来说，如何生存下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生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提醒我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互相支持，尽量节省物资，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随意浪费！

我们所烦恼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会发生，但未雨绸缪，还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边的条件多保护自己，关爱他人，病毒早晚都会消失，不要过于惊慌，实际上，恐慌用来对付病毒这样看不见的敌人是没有用的。大家熬过这次疫情，各国经济会逐步恢复，当然，有些国家恢复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产业布局、组织形式，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次疫情会发生改变。

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相对较差，导致面对瘟疫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手段较为落后，瘟疫爆发之后朝廷也很难迅速组织人力予以施救，从而导致古代瘟疫往往致死率极高，同时传播范围又普遍较小。在古代众多瘟疫之中，尤以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瘟疫最为恐怖，这两次大瘟疫不仅死亡人数极多，而且是压垮东汉和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压垮两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中国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的下去，他们根本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外，瘟疫同样是极为致命的，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民变，背后便有着严重的瘟疫影响。

1、东汉末年大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天灾人祸简直数不胜数，尤其是汉灵帝在位期间，从其建宁元年（168年）继位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持续不断的天灾之后，仅汉灵帝在位期间便先后爆发了五次瘟疫。

天灾瘟疫肆虐之下，东汉末年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之乱好不容易被平定，结果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来袭。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人口锐减四分之三，重灾区中原地区更是十不存一），死于这场瘟疫中的名人同样不少，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又如偷袭荆州的吕蒙等人。

2、明末大瘟疫。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于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开始遭受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旱灾频发，失去食物来源的老鼠开始大量涌入人类聚居区，最终酿成了这次大鼠疫。

事实上，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便开始频繁发生鼠疫，而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爆发的这场鼠疫，规模和危害则更为庞大。这场瘟疫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时，已经席卷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各地，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

古装剧中出现的瘟疫通俗说来，就是现代的传染病。而瘟疫指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传染性强的病症。瘟疫的出现主要是由容易传染且感染性强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引起的，非典、鼠疫、天花、流感也属于一种瘟疫。

至于瘟疫的症状，在古籍《丹溪心法·瘟疫五》中有记载，里面记录得了瘟疫的人的特点是发病很快，一旦发病死亡率特别高，而且容易出现一开始怕冷继而浑身发热，还会伴随头疼、舌头发白等症状出现。

在我国古代，瘟疫常出现于恶劣环境中，如战后尸横遍野之时微生物和病毒大量生长容易引发瘟疫。同时，在类似旱灾、洪水这样的天灾过后，也容易出现瘟疫。古时每每天灾过后，生态环境一定程度被破坏，这便意味着当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因而极易出现病菌、微生物等大量繁殖的情况，而古代环境卫生难以维护，一旦病菌入体，便容易引发瘟疫。

同时，瘟疫在我国古代的各个朝代皆有记载，如春秋时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就有说：“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书中指明，在我国春秋时期的时候，人们对瘟疫就不陌生，并且已经摸索除了瘟疫的一些规律，继而侧面表明我国古人在春秋时期就对瘟疫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古人发现，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有出现瘟疫的可能，而时令之气不正时，即天气反常之时，就容易出现瘟疫。可见，瘟疫无论出现于何时都害人不浅，由古至今，人类都在与瘟疫斗智斗勇。

时疫，指一时流行的传染病。

见《温疫论》。因疠气疫毒从口鼻传入所致，有强烈传染性。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

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

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扩展资料

“时疫”的分类，一般而言可以分类为：暴发型时疫，迁延型时疫，季节型时疫，地域型时疫，高毒型时疫，低毒型时疫，年龄型时疫，特异型时疫等等。在疫病中，“暴发型时疫”中囊括了西医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的学说。各种急性流行传染性感冒，同样归属于这一类之中。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重点讨论“暴发型时疫”，以利于举一反三，从道医学的分析中掌握各种类型时疫的病机、气机原理。运用道医学术观，兼容并畜于中医和西医的学说，完整而执两用中地认知疾病。

“时疫”中的流感，是疫病中最典型的一种流行传染病。20世纪以来，流感已经有五次造成世界性大爆发的记载，即1900年、1918年、1957年、1968年和1977年。

其中，1918年的大流行中竟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惨剧。这场流感在美国被称为“西班牙女士”，但它却首先起源于美国，有可能也是从猪流感异变而传播的。在那一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导致50多万人死亡，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

猖獗一时的“萨斯SARS”流行暴发，以及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开来的“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都属于“时疫”疾病中的“暴发型时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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