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插图的特点是什么？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

分镜插画的特点:

1、情境感:除了描绘特定的角色、场景之外需要在画面中构造故事,让观众可以进入到画面的情境中。

2、视点引导:画面里的前后景和层次以及构图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延展性,引导观众视点聚焦和层次的递进。

3、强透视:需要有更精确的透视以及基于透视的场景调度,让空间得以完整表现。

一、分镜插画的构图方式:圆形构图法,环形构图法,一字构图法,S形构图等。

情境感:除了描绘特定的角色、简誉磨场景之外需要在画面中构造故事,让观众可以进入到画面的情境中。视点引导:画面里的前后景和层次以及构图需要有一拦斗定的时间延展性,引导观众视点聚焦和层次的递进。强透视:需要有更精确的透视以及基于透视的场景调度,让空间得以完整表现。

中国插画的风格特点是相对柔美,突出意境,通过虚实、疏密的变化刻画人物情感。结合中国特有虚拍的表现形式和文化,以扁平的画法和细致的线条构建画面意境。国潮风格的插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延展,将古代传统艺术以新的形式,新的面貌重现在大众视野中。

二、各国插画的特点

1、欧美插画源头是油画,历史比较久远,欧美的插画风格及表现手法都以写实为主,注重画面的细节处理,善于将一切事物用写实的手法去创造与表达。

2、日系插画普遍注重塑造力及社会洞察力,将插画作为视觉传达中的一种表现方式。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并融入到日本的绘画艺术中。

3、韩系画风就是日系与欧美的结合,有的采用欧美的写实结构,亚洲的审美标准;有的采取欧洲的手法处理暗部细节,采用日系的手法处理亮部细节。

插画风格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日韩风

特点:日本最典型的的就是“赛璐璐”风格,画风唯美,人物体型纤细,男女变化不大。日本风格更加休闲与生活化,而韩国风格更倾向于华丽和浪漫,与写实风格基本相似。

2欧美风

特点:欧美风插画以写实居多,强调真是的纹理和质感,刻画细腻。喜欢将表情夸张化,让角色看起来更生动,更有活力。

3中式古风

特点:与上述两种美术风格的插画相比,中式风格原画也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内敛含蓄却充满张力。尽管中国风原画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欧美、日韩原画的影响,但深厚的古典艺术、高雅和神秘依旧是其特色。

4Q版插画

特点:Q版插画风格最突出,主要以人物和动物为主,人物可爱夸张或搞怪,人体比例矮短,虽然线条简单,色块分明,但人物特点鲜明。

5扁平化风格插画

特点:主要由色块构成,造型几何化,外轮廓光滑,几乎没有轮廓线视觉表现多样化,可亲和,也可严谨。符合现代屏幕媒介和当代审美趋势而流行的风格。

6诙谐幽默风格插画

特点:比较常见的是采用夸张的手法造型,这一点在欧美风格中非常常见。常见于新闻杂志插画,有幽默、讽刺的韵味蕴含在画面中,多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议题有关。色彩的选择上也是比较夸张化,让人一眼看过去就忍俊不禁。

7写实主义插画

特点:最常见的风格,是什么样,就画什么样,就是画得像。把那些最需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

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一生为查访、发掘祖国文物奔走天南地北，发现大同的辽代古寺、赵城的元代戏台、房山石经山唐代地契、北京的元代阿拉伯式浴池、蓟县唐代寺庙、三门峡摩崖石刻等，尤其是赵城古寺藏的多达44卷的石刻大藏经，更是稀世之珍宝。为国家征集鉴定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其中有晋代王献之，宋代司马光、苏轼的真迹，春秋、战国和商代的青铜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片，秦汉以来的不少帝皇印玺等。居沪30余年，积集书籍15000余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

1971年5月19日，徐森玉在上海含冤去世。 徐森玉毕生为文物、古籍的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前夕，他将北平图书馆珍藏的一批善本书和唐人写经8000多卷，抢运到上海保存。上海沦为“孤岛”时期，他又与郑振铎一起几次设法转移，才未遭日军掠走。

抗日战争初期，他冒险潜回北京，与孙仲章共同策划将尚陷北大研究所的“居延汉简”2万余枚秘密运出北平，寄存香港大学图书馆。民国27年（1938年）春，不辞艰险，押运故宫文物转移至后方安全地带。途经贵州安顺，由于车祸事故，足部受伤致残。“孤岛”时期上海不少珍贵古籍流失海外。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张元济、郑振铎致电重庆，要求政府抢救古籍。民国28年底，他受重庆方面委派赴沪收购善本图书。历时七个月，与郑振铎一起竭尽全力抢救举世闻名的藏书家——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刘氏回海堂、陶氏涉园、邓氏凤西楼等所藏珍贵版本古籍，拣选、收购了一大批，而且冒险将最精的82部宋元版本502册，亲自携带经香港转运至重庆，为保护祖国古籍作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得悉日本帝国主义计划抢走山西赵城的金代刻本《赵城藏》佛经4000多卷，为了避免这批国宝落入日军手中，他通过郑振铎转告中共地下组织，终于由山西的八路军派出一支队伍赶赴赵城，把这批珍贵文物抢救了出来。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逃往台湾，行政院下令故宫博物院把珍贵文物造册上报、装运台湾，遭徐森玉反对。国民党五个部门联合聘请他赴台湾主持文物工作，他却婉言谢绝，毅然留在上海。

徐森玉和二希帖

解放初期，徐森玉参与筹备建立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他利用自己与国内收藏家的关系，运用本人鉴别专长，全力以赴开展了文物征集工作，访求文物珍品、善本图书，为博物馆、图书馆收购了大量稀世之宝。1951年，为了征购晋王献之《中秋帖》和王询《伯远帖》，亲自陪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赴澳门，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中的“二希”购归。此外，他还在上海的银行保险柜中，发现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玺”两方，后调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徐森玉在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期间，征集了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笋帖》、宋司马光《手迹》、宋苏轼《文同合卷》、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启刻《萝轩变古笺谱》等，均为稀世珍品。

1962年，经徐森玉动议和督促，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找出来，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影印出版，为古文献的整理、保存作出了贡献。

由于徐森玉对文博工作的重大贡献，中央文化部于196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时为徐森玉颁发了奖状。 1881年（清光绪七年辛巳）徐森玉（名鸿宝）生于夏历七月廿三日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菱湖镇。兄守之（名鸿猷）长其9岁。母亲闵氏，出身名门，世代以刊刻古籍为业。

1884年父亲携全家至江苏泰州谋职、定居。弟鹿君（名鸿宾）生，小其三岁。母亲授其诗书。1888年父亡。1890年家境贫寒，兄守之只身入川为幕府，闵太夫人携两兄弟投奔江西九江知县之本家叔父。太夫人在县衙家塾教授侄女辈，两兄弟则附读于县衙之家塾。

1893年徐森玉天资聪敏，且已有古文功底，家塾两年后，塾师已无力任教，乃建议其投考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入白鹿洞书院，受业于式枚（晦若）之门8年，打下国学、版本目录学基础。

1900年有科学救国思想，弃科举而考入山西大学堂，读化学。1902年以每年所得奖学金之部分，供弟鹿君入山西大学堂读书。撰写《定性分析》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0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化学系。时山西大学堂监督（校长）宝熙（字瑞臣，清皇族）甚赏其才华，经常接其进府谈古论今。徐森玉以后成为一代著名古文物鉴定大师以及金石学、版本目录学专家，与宝熙有关。

1906年至奉天任测绘学校及实业学校监督（校长）。1907年回泰州与王氏完婚。1908年编撰《无机化学》出版。1911年为红十字会赴武昌救护辛亥革命志士。1912年任教育部佥事。安家北京，初住石驸马大街内鲍家街，与周肇祥（字养庵）同住，后迁至都城隍庙街（今成方街）。

1915年清史馆成立，赵尔巽任馆长，聘其为协修，主修《职官志》。1918年任教育部佥事和秘书，和鲁迅共事。1919年委托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影印《北山录》。1921年6月3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请愿，马叙伦、李大钊、沈兼士等在总统府（新华门）前被军警打伤，由其护送至德国医院救治。

1924年11月，冯玉祥逐溥仪出宫，徐森玉被派驻由当局与逊清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及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是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1927年中年皈依三宝，精研唯识，与韩德清居士建三时学会。是年秋，迁居三时学会，公余之暇，茹素研读经书。1931年与袁同礼、赵万里集资购明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并影印120部。1933年故宫文物迁往上海，藏法租界四川南路天主堂，参加精选文物。

1937年8月，故宫文物南迁，率第一路由南京出发溯江至武汉，转由粤汉路到长沙。11月，由长沙潜赴天津，抢救居延汉简。1939年春，主持故宫古物南迁，在贵州安顺逗留经年，住读书山。因日寇又将西侵，只得与同伴携带文物进行更艰巨之转移，翻越数十道大山，历时两月，始到重庆。时腿部伤残，不良于行。

1940年12月，至上海，与郑振铎、张寿镛、张菊生、何炳松收购古籍善本。至1941年7月结束，携带80箱孤本善本赴香港，经桂林到重庆。1941年将在上海所购古籍精选编为《玄览堂丛书初集》。“玄览”二字取意《文赋》：“伫中区以玄览，移情志于典坟。”1942年为抢救《赵城藏》献策。该藏后由山西八路军抢救成功，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1947年6月19日，集中于重庆的故宫博物馆文物，开始向江苏南京发运，历时半年，全部运到南京朝天宫库房。1948年11月中旬，在蒋复璁电召下赴南京，于翁文灏宅参加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联席会议，与会者还有王世杰、朱家骅、翁文灏、傅斯年、李济等，讨论文物迁台事。会上推徐森玉、李济督运及照料文物。12月13日，徐森玉在给台静农信中言及此事云：“衮衮诸公妄以台湾为极乐国，欲将建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十日，厕陪末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采纳。”从此与故宫博物院脱离关系，隐居上海，并将南京所予赴台湾机票上交。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陈毅领导建立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任命文物专家李亚农为主任，党外人士、著名文物鉴定家及图书版本专家徐森玉为副主任。

1951年秋，受周恩来总理委派和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马衡南下至广州，赎取“三希堂”中之“二希”（即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经二老鉴定确属“二希”无误，乃以35万元港币（合人民币27万元）易得，由马衡等带至北京，完成国宝回归之使命。

1953年收购刘体智所藏甲骨文1万片，并以1万元收购一枚宰丰骨（1930年代殷墟南小屯出土商代帝乙帝宰时期之牛肋骨），刻辞文字及图案均以绿松石嵌饰，精美绝伦。1960年80遐龄，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为其祝寿。

1960年兼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策杖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特别是晋代王献之、王羲之宋代司马光、苏东坡的真迹；秦汉以来的帝王印玺、商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殷墟出土的龟甲骨片。

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颁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为文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握着他的手深情地称呼他为“国宝”。

“文革”伊始，便被打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备受抄家、批斗之辱。

1971年5月19日，被“四人帮”迫害逝世，时虚龄91岁。

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为徐森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郑重地平反昭雪，为他恢复名誉。

1985年，其子女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生前的一万馀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冼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洗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提出辑佚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整理图书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抄写底本

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校订过程 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鼐、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10载。至1782年，编纂初成；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繁多，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的目录性图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有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则略记数语。此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告竣，共20卷。它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分类，始于西汉刘向的《别录》。到了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清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使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因为有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较完整地存世。《四库全书》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三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往台湾，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觉得别扭而加以改动。

再如宋代《契丹官仪》记载辽国见闻：“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四库本则篡改为：“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改掉“胡服”“胡人”等。

文人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连影宋本的里看的，自己没有，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大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只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四库全书》其实是一部“四不全”的次品乃至废品。何谓“四不全”？因为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

一、焚毁

《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二、删削

只举几例，据黄裳先生考证：乾隆四十一年诏令：书籍内如有只须删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废掉全书；乾隆四十四年，禁网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诗、演戏曲本、小说等俗文学领域；乾隆五十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三、篡改

鲁迅先生就说过：“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病后杂谈之余》) 不但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人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两宋。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因为“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最荒唐可笑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本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与犯忌的“胡”“戎”“夷”“虏”等并不相关，可是奴才们害怕专制*威，为保险起见“觉悟高”，须知“狗总是跑在最前面的”。

四、错讹

戊戌变法时支持新法的陕西进士李岳瑞，在其笔记《悔逸斋笔乘》中提到乾隆御制、四库馆臣校订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是四库馆臣的疏忽吗？不是。这是四库馆臣、内府官员、太监共同表演的取悦皇帝的“哑剧”——故意留下些容易看出的错误，等待喜欢校书的乾隆看到后标出，再对馆臣的“不学”降旨申斥，从而“龙心大悦”，觉得自己的学问也在“皆海内一流，一时博雅之彦”的四库馆臣之上。“然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批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

从上述可以看出，毁、删、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错讹，都是蓄意而为。深究缘由，就不得不剖析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真实意图了。在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中，他鲜明地指出了清朝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杨守敬是学坛公认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用毕生的精力和学识，运用金石考古等多种方法研究《水经》、《水经注》，历经四、五十年。集我国几百年水经研究之大成，撰写有代表巨著《水经注疏》、编绘有《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

　　杨守敬是金石学家，又对目录版本学造诣颇深。撰著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望党金石录》等。编辑有《寰宇贞石图》、《三续寰宇访碑录》等。目录版本方面的著作有《日本访书志》、与人合辑的《古逸丛书》等等，都颇受当时学者名流的推重，至今也是少有的杰作。

　　杨守敬的书法、书论驰名中外，于楷、行、隶、篆、草诸书俱长，撰有《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多部书论专著。在日本期间，杨守敬以精湛的汉字书法震惊东瀛，折服了许多书道名家。他还应邀讲学、交流书艺，且收录弟子，在当时的日本书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杨风”，其影响至今犹存。

　　杨守敬堪称近代大藏书家。在搜藏的几十万卷书中，海内外孤本有几万卷，宋版藏书有数千册。为保存国家文化古籍，他多年节衣啬食购买，或“以有易无”换来，尤其是在日本期间，大量购回古籍汉书，得书数万卷“遂盈筐箧”，运回祖国。其中有十分珍贵的六朝及唐代抄本，有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为保存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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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是古代藏书家的藏书观念是封闭的。

许多大藏书家如范钦天一阁，都会制定藏书训藏书约，禁止藏书往外流通与借阅，一直到明清清代藏书家互相借阅传抄之风气才渐渐盛行。总的来说古代藏书家把藏书当成古董或是宝物或者是比钱财更重要的家产。

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其藏书丰富数十万卷，其族叔钱谦益大家都清楚，有藏书楼绛云楼，藏书卷帙浩繁，和柳如是那一段韵事家喻户晓～钱谦益死后，藏书一大部分为钱曾所讹，对于钱曾的人品我们不多做评价，来说说其对藏书的吝啬程度。

他根据自己的藏书著成目录学著作《读书敏求记》，这本书至今也是我们研究古籍版本不可或缺的材料来源，里面记载古书版本卷数成书及作者情况等等，是灰常出色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但是他把《读书敏求记》写好之后，任何人借阅他都不愿意，这就是封闭的藏书观念，使他认为这是宝贝，很珍贵，借给别人容易搞丢失或者损坏。

一天他的好友约他喝酒，称其喝酒之时偷偷拿走这本稿本《读书敏求记》抄录备份，钱曾得知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无可奈何。正是因为喝酒事件，我们今日才得以见到《读书敏求记》的真面目。

其次 我国雕版印刷勃兴于宋代，宋以前以写本为主，这就决定了书籍流通只能靠手抄，流通艰难可以想象。有了雕版之后，藏书家们的藏书才更容易一些，明清时候藏书家们酷爱藏宋元版本（宋元时期版本精校精刻质量高），但是藏书家们依然将这些书视为宝贝，物以稀为贵，很多人不愿意将自己的宝贝借于他人抄录。

为什么现在很多书是孤本？

一是因为纸这种书写材料保存时间本就不如甲骨石头之类的材料易保存，埋在地下会腐烂，藏在家里还有火灾 人祸 兵火 蠹虫等各种使藏书毁坏的因素。故而就算宋到现在也有一千多年，纸不易保存，这大大影响了书籍的流传。

二是藏书家藏书观念，物以稀为贵，封闭的藏书观念使他们不愿意拿出孤本，复印传抄流通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