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书·西域传》里，我们看到不少关于古代中东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各国――大夏，大月氏、安息、乌弋山离、罽宾、条支等――的记载。自汉武帝派遣张骞西使以后，直到东汉晚期，中国和这些国家曾不断互派使节，进行着密切的商业来往和文化交流。在那样早的时代，中国便和那样遥远的国家建立起通使和贸易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古代史上一件大事。近年来考古学家的大量发掘发现，更具体地说明了在古代横贯东西的这条灿烂的“丝绸之路”，确是这种光辉友谊的见证。

为了把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这些国家的记载搞清楚，我们须稍稍温习一下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古史，才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记载进行正确的诠释。再者，中东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古代历史文献比较零散、贫乏，因此，如果把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诠释清楚些，便对这些地区的古史也可提供一部分重要的史料。多年来，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外史学家们，也曾利用过这些中国古代文献，但在诠释方面往往异说纷纭，不少谬误曲解之处，有些至今仍流传于史学界中，应该分辨清除。这两段读书札记，是笔者自己想初步试着拿中东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古史，和《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安息与乌弋山离等国的记载，相互参证，对以往他人考订基本正确的，仍然采纳；有争议的，分析商榷，择定取舍；谬误曲解的，分别驳辨，求还本真。这样做，期望对中国这部分古代文献能获得较近实际的理解。错误之处，切望读者指正。

（一） 安 息

中国古代关于安息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大宛传》，其次复见于《汉书·西域传》，兹并录于下。《史记·大宛传》说：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犁轩[1]。

又说：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汉书·西域传》说（为叙述方便，兹将考证大致能确定的西方地名，用括弧把英语惯用拼法标在中文古地名的后面）：

安息国（Parthia），王治番兜城（Hekatompylos），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Seistan之Alexandria-Prophthasia）、西与条支（Antiochia，即Charax-Spasinu）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Kabul）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Oxus R）。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轩（埃及之Alexandria）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安息东则大月氏。

《史记》、《汉书》中的安息即中东古史上的帕提亚（Parthia），久为中外史家所公认。清代学者徐松和李光廷早有考订[2]。在欧洲，最早德经（de Guignes）曾如此主张。[3]有些人认为是亚叙利亚，显系错误。[4]金斯密（Kingsmill）初步论及《史记》、《汉书》中的安息是安息王室阿尔沙克（Arsak）一字之对音。[5]嗣后夏德（Hirth）进一步论证，认为中国古音中没有r，因此每遇到外语中的r，中国古籍中常以n的结尾字音译，于是，Ar便音译为“安”；而“息”字中国古音大约读为sak。所以“安息”是Arsak一字的音译。[6]丁谦也认为“巴提亚国，其王世世以阿赛西（Arsaces，即Arsak）第几为号，汉人误王名为国名，称为安息；安息者，阿赛西转音也”。[7]丁、夏二氏论断皆是。

按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有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的希腊人塞流息王朝（Seleucids）已呈衰弱。公元前255年，坐落在其东北边陲的巴克特里亚郡（Bactria）的郡守希腊人狄奥多特斯（Diodotus）首先宣告独立，汉代中国称之曰“大夏”。数年后，公元前250－248／7年，位于大夏以西、里海东南的帕提亚郡（Parthia），在帕提亚人阿赛西及其弟提里达特（Tiridates）的率领下，举行了反对塞流息王朝统治的起义，汉代中国称之曰“安息国”。[8]安息的阿赛西王朝从此统治安息约四百年。

安息建国后，最初八十年的历史，记录十分贫乏。我们只知道他所统治的疆域，仅限于安息人原来居住的地区，即古波斯的帕提亚郡。那时安息经常受着来自西边的塞流息王朝和来自东边的大夏王国的威胁。大夏在公元前约230至160年时武力曾很强横。直到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idates I，公元前171－138／37年）当政时期，安息才大大强盛起来。乘塞流息王朝内部的纷争和战乱，他率大军西征，先占据了米底亚（Media），又占领了波西斯（Persis）和富饶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诸郡；并且从公元前144年以后，巴比伦尼亚，包括其东南端的条支，遂成为安息最重要的属邦。向东方，他又两度攻入了已衰微的大夏，并更向东南推进，囊括了原在大夏统治下的德兰癸亚那（Drangiana）、阿拉科细亚（Arachosia）、和格德洛西亚（Gedrosia）诸郡。于是，在短短的几年中，经密司立对提一世的东征西讨，击垮了希腊人的殖民势力，建成了一个当时在中东最强大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安息帝国，疆域东自大夏、身毒，西到幼发拉底河，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他当政的晚期，和他的继承者弗拉特二世（Fraates II，公元前138／37—128／27年）统治期间，是安息十分繁荣强盛的时期。张骞西使到达中亚细亚的时候，正当弗拉特二世的末年。张骞在公元前129至128年亲身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没有到过安息。但他“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回到长安后曾“具为天子（武帝）言之”。[9]他所传闻的安息，如上引《大宛传》所说：“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以及安息的物产风俗等，都是十分正确的描述。

然而，安息就在这繁荣鼎盛的时候，其北边边疆却面临着塞人（Saka）游牧部落入侵的威胁。大约在张骞从大月氏动身回国后不久，居住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的塞人和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等，便从里海以东地带侵入了安息东北边，于公元前128或127年杀害了安息王弗拉特二世，大举南下，占据了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郡。直到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Mithridates II，公元前124－87年）即位后，派遣贵族苏林（Suren）[10]率领大军东讨，费了十年工夫（约公元前124／23—115／14年）才把侵入的塞人诸部落镇压使之降服。这次东讨，安息收复了东边诸郡，包括自赫拉特（Heart）至木鹿（Merv）的东北滨临妫水的地区。东方讨平后，密司立对提二世复引兵而西，占领了阿尔明尼亚一个短时期。公元前92年，他和罗马的苏拉将军订立了盟约，这是安息与罗马的首次交涉。密司立对提二世的统治时期，是安息再度强盛的时期。[11]

就在这密司立对提二世的强盛时期，汉武帝的使臣第一次到达了安息。上引《大宛传》第二段文字就是这次使节往还的记载。汉使初次到达安息，应系在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换言之，伊朗和中国从这年起便绽开了友谊之花。根据《大宛传》，张骞第一次西使回到长安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其后他拟通西南夷道往大夏，未成功。他封为博望侯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他因攻匈奴失利夺爵后数年，汉武帝再命他去出使乌孙，应在元鼎元、二年（公元前116／115年）。这次出使，“天子……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张骞约结乌孙虽未成功，但他“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回国时，“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张骞归后“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馀卒”，卒年应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其后岁馀，骞所遣使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2]据《大宛传》记载的这些情况，可以确定第一次到达安息的汉使，即是张骞出使乌孙时顺路“分遣”到“他旁国”的“持节副使”之一，其到达安息应在元鼎二年；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则应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也就是说，汉与安息使节首次往还，正当安息盛世，密司立对提二世即位后约八至十二年。汉使到时，恰好是在密司立对提二世派贵族苏林东讨塞人的末年，当时安息的大军正云集于东边。既如此，则“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正反映了当时安息国内的政治局势。而汉使在当时一路上所见到的情况：“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便更是如实的描述了。

汉与安息首次通使成功后，两国便展开贸易与文化交流，嗣后在公元前一世纪双方使臣、商贾大约即不断往来，《汉书》中虽然没有提供很详的记载，但从汉代遗留的有关西域各方面的其他记录和遗存看来，我们可以相信汉与安息的通商关系一定相当密切。中国的锦绣丝绸等特产日益增多地运送到西方，通过安息商人之手而远达近东和罗马，“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同时西方各国的产品珠玑、琉璃、象牙、犀角、诸珍奇异物，直到红兰、葡萄、苜蓿种子等也源源输入中国。也许就由于汉与安息的贸易二百余年间日益密切，加以甘英亲身出使到达过安息条支（公元97年），所以《后汉书·西域传》对安息的记载便大大加详了。

《大宛传》文中提到，安息使臣第一次来中国时，同来的还有几个“小国”的使臣。姑师即车师，扜罙即扜弥，这两地后来都隶属于汉西域都护。苏薤是康居五小王之一，《大宛传》说它在大宛以东，恐系错误。欢潜是花刺子模（Khwarizm）之译音，他们居住在安息希尔加尼亚（Hyrcania）及帕提亚两郡以北，妫水下游的西岸。大益即达伊人（Dahae），他们在花刺子模西南，过着半游牧的生活。[13]欢潜、大益派使臣随汉使来中国，可能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正当古代交通要道。按在公元前285年，塞流息王朝的塞流古一世（Seleucus I）曾派遣巴特罗克立（Patrocles）在里海探路。他从里海东南之奇瓦湾（Khiva Bay）循着巴尔干山岭（Balkan）南麓的古河道东航，运河道沿着乌斯钵水（Uzboi Channal）穿过黑沙漠（Kara Kum）而把他引入了妫水。他在该地还遇到了印度商人沿妫水顺流而下赴咸海，因此他报告说妫水与药杀水（Jaxartes）都“流入里海”。[14]如果这个记录可靠，则古代妫水确通里海，而欢潜、大益则正当此交通孔道；所以在中亚细亚许多游牧部落中，这两个“小国”，便首先随汉使到长安来了。

关于安息东北的边疆，《史记》、《汉书》都提到“临妫水”。妫水即今阿姆河（Amu Darya）。阿姆河河名系突厥语，古代希腊人称之为阿克苏斯河（Oxus），唐代中国音译为乌浒水或缚刍河。它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曲折西北流入咸海；咸海，《大宛传》中称作西海[15]。然而汉代中国称之为妫水，则别有原因。按此水，古代亚利安语名为Vakhshu或Wakshu。今阿姆河上游的一个支流，突厥语名叫色尔克阿布（Surkh-ab）者，有时仍用其古名称作Wakhsh；这个支流在古代被认为是阿姆河的河源。同时，Wakhsh一字又是当地古代神话中“众水之女神”的名字。据中古花刺子模史家卑露尼（Biruni），直到十一世纪Wakhsh还是该地众水――尤其是阿姆河――的保护神的神名。[16]再者，Wakhsu又是大夏人所崇奉的女神阿那伊多（Anahita，意为纯洁）的别名。古代大夏的神话说这个女神有一千只膀臂，象征大夏的一千条溪流，自东面丛山上泻下来，会合而成为妫水流入咸海[17]。按“妫”字古音大约读作Kwia，因此妫水之“妫”实是Vakhshu或Wakshu的第一音节的译音。至于“水”），则仍是汉语“河川”之意。

塔恩（Tarn）在其论述大夏、安息的诸著作中，[18]曾认为由上引《大宛传》第一毁的“临妫水”及“北有奄蔡”的话看来，该段文字说的不象是公元前129至128年张骞亲身在大月氏时的情况，而象是十馀年后密司立对提二世东讨塞人以后的情况。他认为张骞停留在大月氏时，塞人已在大举入侵安息，木鹿已落入塞人之手，因而安息当时不可能滨临妫水。他又说奄蔡原住地既然在咸海东北，安息只有到了密司立对提二世东讨成功后，才占领了妫水下游马萨革泰诸部落地区，从而才能和奄蔡接境；同时收复了木鹿，安息国境才再临妫水。据此，塔恩竟认为司马迁曾把日后的传闻“羼入了”张骞的报告之中，这就大大贬低了《大宛传》的史料价值。

其实，这样论证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安息国境滨临妫水正是张骞停留在大月氏时的真实情况。关于安息王弗拉特二世统治时期的史料确很贫乏，但我们知道他的前一朝，即密司立对提一世统治时期，曾两次攻入衰微的大夏。第一次他不仅越过了阿利厄斯河（Arius），而且在大夏屯据了一个短时期。第二次他又把大夏王黑黎欧克里（Heliocles）打了个惨败，此役之后，安息曾将木鹿占领并控制了一个长的时期，这就使安息的东北边境正“临妫水”。当张骞在公元前129至128年旅游在大月氏、大夏的时候，木鹿大约正在安息人手中，并以之为抵御北方塞人保卫边疆的重镇。再者，仅根据西方的零散史料，实在很难断定塞入侵入安息的确实年月。[19]根据《大宛传》，张骞西使时对于塞入侵入安息并杀害弗拉特二世这件大事显系毫无所知。对此点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张骞在大月氏、大夏时只“传闻”得安息一些情况，因此他对安息的事知道得很少。二是塞人侵入安息一事，实发生在张骞自大月氏动身回国以后。我们考虑当时全面情况，认为后者较近事实。如果这个推断不错的话，这就又一次证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对于搞清楚中东、中亚各国古史有重要价值。至于“北有奄蔡”一句，塔恩的解释过于呆滞。细读《史记》、《汉书》有关西域各国疆域地望的记载，就知道“东为某国”、或“某方与某国接”等语，有时固然指的是毗邻接境的国家，但有时则指的只是方向。此段文字中的“北有奄蔡”实是后者。属于塞人之一支的奄蔡（Aorsi）部落联盟居住在咸海东北的草原地带，其南是马萨革泰人、萨卡拉瓦克人（Sacaraucae）及达伊人等游牧部落，介在于奄蔡与安息之间。不过从汉人看来，这些都是“小国”，所以张骞说安息“北有奄蔡”，只是由于奄蔡当时是这一带草原上比较强盛的“大国”。我们不应象塔恩把这几个字解释得那样呆板。

对于“临妫水”这一点，白鸟库吉的解说则更不确。[20]他认为由此三字即可证明花刺子模和达伊当时都在安息版图之内。这种说法不仅没有任何史料足资凭证，而且和后来塞人入侵安息的全部史实相矛盾。其实，安息的木鹿地区所滨临的妫水只是妫水的中段，而妫水下游西岸奇瓦地区则是花刺子模人的住地，安息人与马萨革泰人正是在妫水西岸一带边境上互相对垒。认为“临妫水”便必然意味着拓境已至咸海，那样论证就过于简单了。

我们既已确知安息东境滨临妫水的情况，那么《大宛传》中所说的“东界去王都数千里”，就容易解释了。

《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后汉书》说“安息国居和椟城”。番兜、和椟同指安息初期的都城，希腊人名之为黑卡同卑罗斯（Hekatompylos）。黑卡同卑罗斯本不是该城安息的原名，而只是希腊人给它起的别名，意为“百门之城”，是说该城处在安息国的中心，很多条大道从这儿通往各地；至于安息的原名则已不可考。[21]夏德认为番兜系古波斯帕尔图发（Parthuva）一字的译音，亦即喜罗多德（Herodotus）所说的Parthoi；《后汉书》中的和椟可能相当于Vologesia，则全系臆测，不足凭信。[22]白鸟库吉认为番兜、和椟均相当于希腊人伊西达尔（Isidor）所撰《安息驿路志》中所说的Parthau，[23]亦属可疑。顾失密（Gutschmid）认为和椟恐是斯特拉伯（Strabo）所说的Karta，或即是阿利盎（Arrien）所说的希尔加尼亚的首府Zadrakarta，这说法更显然是臆测。[24]关于番兜、和椟二字的对音，目前中外史家还没有妥善的解释，但比较诸说，似把它看做相当于黑卡同卑罗斯较为妥当。此城今日已不存在，考古学家推测应在今伊朗的丹凡（Damghan）或沙鲁德（Shahrud）附近。

《史记》、《汉书》都没有明确指明距王都二千里的“东界”的所在。《后汉书·西域传》则说：“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木鹿城即Zend-Avesta中所说的Mouru，希腊人的Alexandria Margiana，塞流息王朝时代曾改名为Antiochia，中古以降称为Merv，中外史家均无异议。上文已说过，安息在密司立对提二世时东讨塞人，收复木鹿，东北边疆复临妫水而与大月氏为邻。从此以后，木鹿便成为安息的东北边防重镇和重要的商业城市。到安息来的汉使首先必须经过木鹿城，所以《后汉书》中把“东界木鹿城”看得很重要。这情况在西汉时代应亦相同。《史记》、《汉书》都说“东界去王都数千里”；《后汉书》又说“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木鹿城去洛阳二万里”，则王都和椟与木鹿之间为五千里，与《史记》、《汉书》说相近。《后汉书》接着又说，“自安息（指王都和椟）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Ecbatana），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Ktesjphon）”，以这样的里程来衡量和椟与木鹿之间的距离为“五千里”，或“数千里”，正是如实的记载。

上文已将本节开头所引《史记》、《汉书》三段文字中有关安息历史，地理的一些疑难之处，试作了初步解释。关于引文中涉及物产风俗诸事，不拟详谈，其中只有两点应在此略提一下。《史记》说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汉书》说“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按多年来中东一带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古安息钱币很多，足以充分证明《史记》，《汉书》记载的正确。安息王弗拉特二世统治时期所铸钱币，正面是王面，背面是摩萨（Musa）的面，只是摩萨是王的母亲而非夫人。[25] “王死辄更铸钱”，是古代中东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诸国――安息、大夏、贵霜、以及塞种诸小国的普遍风俗，已久为该地区的古史与古钱币学所证实。《史记》、《汉书》又提到“书革旁行为书记”。革指羊皮。但据劳林生（Rawlingson）的研究，安息普通是以麻布作书写材料；至其晚期，才从西方学得使用纸草（papyrus）。[26]

大夏主要指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以南，兴都库什山（古希腊称Paropamisus）以北地区，继承了被称为那末伽（Namazga）的阿姆河文明，现存考古文物有一些不超过15厘米高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头大身女性雕像。大夏地区被希腊征服以后成为一个中亚古国。　按大夏自古是吐火罗的观点，大夏又译作“吐火罗”﹑“者（代用字）货罗”﹑“吐火罗斯坦”，“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之汉译，是雅利安人的故乡，曾流行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按史书记载：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　身毒即印度，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月氏”，即早期贵霜帝国（即贵霜）。而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已经陷入分裂和战乱。　如果大夏是吐火罗人，那么大夏故地在中国西北地区﹐ 大夏人生活中心大致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属东伊朗人种，是斯基泰人和塞种的近亲。 大夏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交往﹐古籍中对其多有记载。公元前174～前161年﹐伊塞克湖东岸和伊犁河上游流域的塞种部落受大月氏第一次西迁的冲击﹐向南迁徙。途中与大夏发生冲突。战败的大夏人除一部分傍南山(今阿尔金山﹑祁连山山脉)东逃﹐进入陇西洮河流域外(汉时曾在此置大夏县)﹐大部向西迁徙﹐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後进入中亚阿姆河以北地区﹐与同样受大月氏冲击而从伊塞克湖以西迁徙至此的塞种部落汇合﹐约在公元前145年﹐他们同一部分塞人冲过阿姆河﹐占据巴克特里亚(今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将盘踞此地两百馀年的中亚希腊人逐往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公元前 128年﹐张骞出使大月氏至阿姆河时﹐见大夏人定居巴克特里亚﹐遂以“大夏”之名称呼之﹐後来的西方史家和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吐火罗斯坦”。大夏人在巴克特里亚脱离希腊统治后不久﹐就被第二次西迁而来的大月氏征服。　大夏人为半农半牧者，有自己的语言，大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最初用阿拉米字母书写，在月氏统治下开始用希腊字母书写。不过吐火罗语却不属于伊朗语族。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龟兹发现一种古语言﹐曾一度被认为是吐火罗语。近年来﹐在巴克特里亚发现一种属中古波斯语的地方方言﹐书写时租藉希腊字母。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大夏人的语言﹐故称之为“真正吐火罗语”。另有一说主张大夏人为巴克特里亚土著。

红酒的由来有一个故事，相传国王偏好葡萄，将葡萄用大陶罐储藏起来，防止被人偷吃，并标以“有毒”的标志，国王妃子家眷众多，某天有一妃子对生活产生了厌倦，便擅自偷吃了国王储藏的葡萄，妃子非但没有中毒而死，反倒是被储藏的葡萄汁让妃子变得愈加美丽动人，因而异常兴奋，有种陶醉的飘飘欲仙之感，又重新对生活充满了欣喜，并告知国王此事，国王饮后也感觉非常欣赏，便积极下令将葡萄酒压于陶罐之中，以便得到葡萄酒，自此国王妃子又重拾旧好。这个故事也就被后人代代相传，成为了酒桌上一个酒后愉快放松的话题。

那么葡萄酒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葡萄酒的制作是使用葡萄果实或者是葡萄汁经发酵酿制而成的饮品，为什么葡萄才能成为为葡萄酒的制作来源呢，因为葡萄中含有的葡萄糖含量是所有的水果之中较高的，久经储存便会散发出酒香，葡萄本身产量非常高，种植技术成熟，方便储藏，以此葡萄酒便成了世界上产量最大，引用范围最广的酿造酒。

葡萄酒以其色来区分为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粉红葡萄酒三类，往细了分，红葡萄酒>红葡萄酒、半干红、半甜红、和甜红，白葡萄酒>干白、半干白、半甜白、和甜白。不同的酿造方式又将葡萄酒分为葡萄酒、起泡葡萄酒、加列葡萄酒、和加味葡萄酒，一般的葡萄酒酒精的含量范围都在8%-15%左右。

葡萄酒的酒性受地区、气候、酿酒技巧影响，原料原产于黑海跟里海之间的安那托利亚（Anatolia，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全境属于土耳其），之后的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也开始了葡萄的栽培，葡萄酒的酿造历史可以直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久经流转。

相传罗马人非常的喜爱葡萄酒，并规定人们要是在葡萄园区进行行窃将被至于最严厉的惩罚，葡萄酒是罗马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曾为罗马帝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已分布世界各地。知名的葡萄酒多来自法国，中国的葡萄酒是在西汉时期经张骞传到中国，中国历史上酿造葡萄酒的方法使用大米、蜂蜜、葡萄一起酿制，直到过了2000年的时间，到西亚地区人们开始往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加入了葡萄籽。

15-16世纪，葡萄酒的酿制技术开始从欧洲进入南非，澳大利亚，日本朝鲜和美洲等国家和地区，19世纪中叶，是美国葡萄和葡萄酒生产的大发展时期，在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把葡萄带到了南美洲，但由于根瘤蚜、霜霉病和白粉病的侵袭以及这一地区气候条件的影响，南美洲的葡萄种植一直难以成功。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开始了葡萄栽培、酿造、生产的大发展时期，随着砧木嫁接技术的不断成功完善，挽救了美国的葡萄酒业。

具体关于葡萄酒大家也是众说纷纭。经中国古史记载，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便开始酿造葡萄酒，冬天，由于天寒地冻的原因，人们只好取出葡萄浆汁来喝，一入口不但感觉芳香爽口，而且身体也渐渐温热起来。现代数学家认为，最先开始酿造葡萄酒的国家是波斯（现在的伊朗地区），公元前3000年，埃及人开始酿造葡萄酒，特别在尼罗河河谷地带，后来，出土的文物，浮雕也进一步验证了古埃及人种植，采集，以及酿造的情景。

在希腊，考古学家发现了中底部小圆，粗肚口，瓶颈大的土罐容器。经考证，这是古埃及人用来装葡萄酒或油的土陶罐，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麦戈文在给英国的《自然》杂志的文章中说，这个罐子产于公元前5415年，其中有残余的葡萄酒和防止葡萄酒变成醋的树脂。

关于葡萄酒的起源，古籍记载各不相同，葡萄酒的出现以及演变紧紧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据现有的葡萄酒档案资料来研究分析，确切地说，应是一万年前我们共同的祖先酿造了葡萄酒，从而随着葡萄酒文化流传到今天。

多少世纪以来，葡萄酒曾是一种保存时间很短的手工作坊产品。今天的大型商业化的葡萄酒产品应归功于一些发明创造，如高质量的玻璃和密封的软木瓶塞，以及19世纪法国药物学家巴思特有关发酵的微结构的发现。

如今喝葡萄酒的国人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为了装x，还是真的喜欢，反正是越来越多。提到葡萄酒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法国，或者还有澳洲、智利这些国家，而作为葡萄酒发源地，有着6000年酿酒历史的格鲁吉亚却鲜为人知。

对于现代人来说，饮葡萄酒，尤其是名贵的葡萄酒，这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并为人类创造了一份不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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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安南

　　菲律宾——吕宋

　　马来西亚——柔佛 / 马六甲

　　文莱——泥国

　　朝鲜 / 韩国：Korea

　　中国古称：乐浪 / 高句丽 / 百济 / 新罗 / 高丽

　　来源：汉朝设置乐浪郡。公元4世纪时，在今天的朝鲜半岛上建立了新罗、高句丽、百济三个国家。其中高句丽本来是中国的民族，因为抢地盘，打不过鲜卑族著名的慕容家族，被慕容氏赶出国门，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高丽为高句丽的简称（但高句丽与高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王国，国号“高丽”，并于93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王国历时近500年，为各国所熟知，所以至今外文名称音译仍为 Korea（高丽）。1392年，高丽三军都总制使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定国名为“朝鲜”，意为清晨之国、朝日鲜明之国或晨曦清亮之国。《东国舆地胜览》一书说：“国在东方，先受朝日之光辉，故名朝鲜。”朝鲜语中朝字读作Zhao，今转读成Chao。

　　在汉朝，如今的韩国地区，分布着三个原始部落，为“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辰（弁韩）。1897年2月，朝鲜国王高宗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不过这个“大韩帝国”很短命，在1910年就被日本废除了，又改回“朝鲜”。

　　日本：Japan

　　中国古称：扶桑 / 倭奴 / 东夷 / 海东 / 东洋 / 东瀛

　　来源：古代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常以“扶桑”来表示，《淮南子》中就有“日朝发扶桑，入于落棠”语句。日本最初的文明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文明，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了关于日本的记载。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如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 这说明当时中国人仅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另据范晔《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到隋唐时，始称“日本”。《旧唐书·东夷传》中将“倭” 与“日本”分列并叙，还对改称日本作了说明：“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旧唐书·日本国传》载明：“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Japan 是英语“漆器”的意思，是西方对它的称呼。

　　越南：Viet Nam

　　中国古称：瓯越 / 占婆 / 林邑 / 环王 / 占城 / 交趾 / 安南 / 南越

　　来源：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在红河三角洲建立瓯雒国，由瓯越和越两个部落合并而成。中国史书上的占婆（又称林邑、环王、占城等），是越南史上的古国。汉朝设置交趾郡。唐朝设安南都护府。五代时从中国独立出来。1054年李朝改国名为大越。以后几个王朝称为安南或大越。1802年阮福映称帝，改国号为南越。1803年清政F改安南为越南。1804年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之名便始于此。越南族就是中国的京族。

　　老挝：Lao

　　中国古称：堂明 / 南掌 / 寮国

　　227年，堂明王遣使拜访东吴。1353年，琅勃拉邦的孟斯瓦王子法昂在真腊帮助下，统一老挝全境，建立了以佬族为主体的封建国家——澜沧王国。明代永乐二年，澜沧国获得中国的承认，封为“老挝宣慰司”，史称南掌。国内第一大民族老挝族（又称“老龙族”，中国称其为“寮人”）占全国总人口1/3以上，以族为国名。

　　柬埔寨：Cambodia

　　中国古称：扶南 / 真腊 / 吉蔑 / 甘孛智 / 澉浦只

　　来源：元代称“甘孛智”，明代转音为“柬埔寨”，为“山地之国”。

　　泰国：Thailand

　　中国古称：堕罗钵底 / 暹罗

　　来源：公元6世纪，孟人在湄南河下游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堕罗钵底国。“泰国”泰语中为“自由国度”，“泰族”为“自由人民”。泰族就是中国的傣族。

　　缅甸：Myanmar

　　中国古称：掸国 / 骠国 / 蒲甘

　　来源：掸国，骠国，蒲甘，都是宋以前中原对它的称呼。公元1106年，缅使随大理使节到宋，宋鉴于缅甸山川遥远，道路阻隔，因此称为“缅”，又因中缅边区一带称山间谷地为“甸”，“缅甸”即其合称。

　　马来西亚：Malaysia

　　中国古称：柔佛 / 马六甲

　　来源：Malay 是亚欧大陆最南端的半岛。生活在这个半岛上的人，又称为 Malay 人。后来把整个东南亚的所有群岛，统称 Malay 群岛。柔佛为 Malay 半岛古国。15世纪初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满刺加王国统一了 Malay 半岛的大部分。1963年，Malay，与加里曼丹岛上的沙捞越和沙巴地区，共同组成了一个联邦国家，就叫 Malaysia。

　　新加坡：Singapore

　　中国古称：淡马锡 / 星洲

　　来源：公元8世纪，这个海盗猖獗的海岛曾叫Temasek（淡马锡）。Temasek，爪哇语“海市”之意，由于季节的影响，海运的船舶经常云集在此，所以逐渐成为一个船舶停泊的商埠。

　　传说，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的一位王子，为了寻找理想地点建立新城市来到淡马锡。在洁白的沙滩上，王子突然看见一只从未见过的怪兽向他致意后急弛而去。这怪兽红身、黑头、白胸，雄健敏捷。王子很喜欢，便问随从：“那是什么动物？”随从信口答到：“狮子。”王子十分高兴，认为这里是吉祥之地，便决定在此建都，并取名“狮城”。在樊文中，Singa 意即“狮子”；pore 意即“城堡”。

　　菲律宾：Philippines

　　中国古称：吕宋

　　来源：菲律宾群岛的主岛就是吕宋岛。1543年，西班牙占领了这里，便以西班牙国王 Philippe 的名字命名。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中国古称：爪哇 / 三佛齐

　　来源：爪哇和三佛齐都是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古国。Indonesia，希腊语中“大海上的群岛”，意为“千岛之国”。

　　印度：India

　　中国古称：婆罗多 / 身毒 / 天竺 / 信度 / 忻都

　　来源：古印度，一个名叫“婆罗多”的国王建立起一个国家，于是把这个国家命名为“婆罗多”。古印度人以“信度”一词表示河流。这条河就是著名的印度河。后来“信度”这个地名所指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印度河流域开始，又包括恒河流域，渐渐的席卷整个南亚次大陆。我国用“印度”这个词始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载：“译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归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印度”。

　　不丹：Bhutan

　　自称：竹域

　　中国古称：主域 / 布噜克巴

　　来源：不丹的梵文意思为“西藏终端”。自称为“竹域”，意为“神龙之国”

　　斯里兰卡：Sri Lanka

　　中国古称：锡兰

　　来源：Sri 是该国的自称，即“神圣”之意，Lanka 是“光辉灿烂”之意。

　　伊朗：Iran

　　曾用名：Persia 波斯

　　中国古称：安息

　　来源：古代 Aryan （雅利安人）从东迁往波斯，占据了伊朗高原或其东南部地区，并在这儿创造了古代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将这片地区称为 Aryana ，意为“雅利安人的地区”。Iran为其转音。Persia（波斯帝国）是伊朗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个帝国。（其实 Persia 并不单只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不同的朝代，都被称为 Persia 。）

　　俄罗斯：Russian

　　曾用名：КИЕВ Росс 基辅罗斯 /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苏联

　　中国古称：罗刹

　　来源：9世纪下半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诺曼人在东斯拉夫人地区建立基辅罗斯大公国。斯拉夫人把来他们称为 Varangians 或者 Rus意思是商人。这个词起源于古诺曼语 ruotsi，意指“划独木舟的人”，后来为斯拉夫人所采用。元朝称俄罗斯为“罗斯”或“罗刹国”。蒙古人在拼读俄文 Rocia 时，在字母R前面加了一个元音，所以 Rocia 就成了 Oroccia。清朝时期，Oroccia 转译成汉语时就成了“俄罗斯”。苏联曾是俄罗斯最强大的历史时期。

　　西班牙：Spain

　　中国古称：佛郎机（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共称）

　　来源：西班牙最早是迦太基的殖民地。这里野兔出没，迦太基把野兔叫做 spa（腓尼基语 Shaphan）。渐渐的，转换成 Spain。

　　葡萄牙：Portuguese

　　中国古称：佛郎机（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共称）

　　来源：葡萄牙最早的城市 Oporto 波尔图的名字演变而来的，本来翻译成波秋歌更为恰当

　　意大利：Italy

　　中国古称：大秦

　　来源：古希腊人殖民到亚平宁半岛的普利亚地区附近后，把这里的维图利部落称为 Italoi。后来罗马人沿用了这个名称，拉丁语 ltalia，并用它作为意大利半岛上很多部落的共同称呼。

「 ”伊朗的人民从大人到小孩都透着一种淡定，怎么形容呢，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伊朗人处处呈现出对本民族文字、文艺、工艺、审美的自信……” 伊朗之旅纪实。摄影_王晨光 「 ”遥远”的波斯 伊朗高原古波斯帝国曾显赫一时，然而在文化层面，却往往被我们当作遥远的异域。 我们更愿意将秦汉帝国与古罗马进行比较，但事实上，诚如李零先生所言， 与罗马帝国之间缺少明显的交流，把二者放在一起比较更像是在找不同。相比之下，处于东西方十字路口的波斯帝国疆域广大，建立了大一统体制，且与中华交往密切，似乎是更好的比较对象。 相比波斯人控制的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埃及等地，从历史地缘和政治制度角度而言，希腊才是文明的边缘地带。然而拜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所赐，希腊这些小城邦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化身，一遍遍重复。而伊朗至今在世界上仍是一个模糊的阴暗的恐怖形象。 古波斯帝国版图 现代影视不断通过夸张和戏谑的方式抹黑波斯，背后当然和好莱坞的西方式政治正确相关。无论是《斯巴达300勇士》还是《逃离德黑兰》，作为什叶派的伊朗连同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的文明，都被塑造成邪恶的形象。 **《斯巴达300勇士》 熟知文明史的学者都清楚一个现实，即伊朗无论如何也是第二级向内亚、东南亚、东亚输出文明的核心区。波斯帝国早在大流士一世时期（BC550-486），已经采取总督制统治着印度、西亚、希腊、埃及，是一个跨民族的帝国。而当时，中国刚刚进入战国时代。大约三百年后，伊朗的治理方式才从内亚传到秦晋，最终我们才有了统一的秦帝国。但我们实在缺乏帝国的治理经验，秦的郡县制只持续了十几年。 因此，如果跳脱出我们的语言环境，放在世界范围内审视我们很多引以为傲的朝代，可能更容易清醒。 即使在当下，大多数人连波斯文和 文都分不出来，就截然判定这里随时战火纷飞，仿佛不知道两伊战争已经结束三十年了。所以，来伊朗旅行反倒可成为我们「 ”窥镜自视”的机会。 波斯波利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即位后，为纪念阿契美尼德王国历代国王建造的第五座都城 伊朗人的自信 2019年7月，我游访伊朗。在不了解的人眼中，伊朗仿佛和印度、伊拉克等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我以前也只有这种模糊的印象。然而此次游访真实颠覆了这种印象。 伊朗的人民从大人到小孩都透着一种淡定。 怎么形容呢，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既不像印度，总想着怎么赚点快钱，也不像东亚大多数国家，表面上富裕，但内在的日常民众生活各个层面从根子上丧失文化自信，彻底成为欧美文化的信徒。 摄影_王晨光 伊朗人处处呈现出对本民族的文字、文艺、工艺、审美的自信。抛开敏感的政治话题，我们可以从艺术来阐明这一原理。什么是艺术，毫无疑问，艺术依靠的是技艺，技艺的核心是复杂的工艺和高超专业化的技师。只有当文明衰落、财富匮乏，无法再进行高难度创作，无法使用珍贵的矿石材料和金银时，另一种虚假的审美话语才逐渐上升。真正的审美，必然来自专业化技艺和财富积累。 摄影_王晨光 伊朗保持的艺术审美和工艺程度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在伊朗伊斯法罕，尽管有工业化生产的模套器皿，但依然保存着不多见的传统手工铁匠，他们一锤锤设计每一件独一无二的铜器、锡器、银器，无法复制的图案。这些人根本不是工匠，而是艺术家，或者我们可以理解古代的艺术家本身就是家族传承的工匠，而非现代艺术学院批量生产出的艺术学生。他们一出生就有固定客户，在村镇或宫廷。 摄影_王晨光 「 ”彻彻底底的不夜城” 伊朗是个绝对夜生活的国家，但他们不需要KTV酒吧之类 感官的所谓「 ”现代娱乐”。伊朗人保有夜间聚会的习惯，从伊斯法罕的八重天宫公园到马什哈德的HolyShrine 寺广场，持续到凌晨两三点乃至通宵，全是带着餐布席地而坐聚餐的家人。几乎所有家庭都友好地邀请我合照吃东西，享受自然的平民乐趣。 「 ”不夜城”伊朗。摄影_王晨光 在马什哈德，伊朗以及 世界的信徒多数会选择夏天来 寺朝拜，新婚的夫妇也认为在这里可以获得爱情护佑。所以这是彻彻底底的不夜城。整个广场由大约二十几个小广场组成，每个小广场玉石铺地，上面是厚厚的波斯地毯，完全可供人们睡觉。广场周边是一圈房间，包含图书馆、学校等。当然，也有教法学家和学生彻夜不眠，讨论经典问题。 反观很多国家的日常生活，往往陷入了一种幻象，认为生活需要购买，需要消费，需要足够的金钱，需要竭尽全力占据资源，才能成为人上人，才能快乐，无数人正向变态的「 ”娱乐”深渊疾驰。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面积很大，不用担心儿童走失，不用担心危险。这只是圣城的其中一个角落。 在这种语境下，我们不禁要反思一个问题，即在世界文明的宏观场景中，是什么决定一个文明有没有竞争力，又是什么决定文明自身的延续性？ 我们纵然可以从古籍和博物馆中找到各种标榜文明的符号，但平心而论，学术内卷化的时代，很多文科生读到博士，大量精力不过是在自己圈内争来抢去，如果一个文明没有新生力量，只是在自己辖域内反复重复那个消逝的神话，本质不过是在消耗文明遗产，是死的文明，而不是向外传播价值。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在伊朗，经常可以看到战斗英雄纪念品商店。在不同城市的这种商店内，会销售各自城市为自己英雄制作的周边纪念品。 两伊战争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伊朗人民无时无刻不在纪念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战士。英雄纪念被落实在具体社群内部，从大路两边的手绘涂鸦，到小巷子、地铁站墙上大大小小各种材料的海报。每个社区的 寺都会为自己的英雄唱颂歌曲，会悬挂自己社区里牺牲的人的照片，你甚至感觉他们似乎昨天刚刚牺牲一般。 其他很多国家的爱国教育，很难看到对个体的重视，这也导致人们无法在心中形成真实的荣耀感和敬畏感，那些牺牲的英雄，从不知他们的家乡，他们与人们无关，只是一个遥远的符号，一个空洞的形象。在这些方面，似乎应该更多向伊朗学习。 摄影_王晨光 来自「 ”大家族”的安全感 在伊朗，有几晚我住在朋友塞里曼家，塞里曼是神学院博士，没想到他竟然靠一本简陋的纸质教材自学汉语，现在能够和我们无障碍交流。 似乎这边的人比我们更有语言天赋，很多人都会两三门外语。相比于研究学者，塞里曼更热情地将自己所学教义至善至美的地方实践传播。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严格的道德自律者，如他所言，什叶派 的核心就是严格遵守经典，从饮食到行住坐卧严格律己，对妻子忠贞，照顾家庭，救助贫困人，开车时会帮助路边无钱坐车的朝圣者等等。 对于 ，我们的印象通常是恐怖和极端。事实上， 分为很多派别。人们不会用一个差生判断一所学校的教育水平，但奇怪的是，总以最极端卑劣的个别行为来辨识世界的第二大宗教。 诚然，「 ”仓廪实而知礼节”，但是伊朗的奇迹在于另一句话，即「 ”君子固穷”，他们没有因为被封锁就「 ”穷则思滥”，反而处处体现自律和文明，以及团结互助和干净整洁。国民更考虑礼节和外貌穿着。我几乎听不到司机鸣笛，看不到随地乱丢垃圾或吐痰。在伊朗几天，我已经习惯别人对我微笑、帮助我，我也习惯对陌生人打招呼，表示友好。 在伊朗，我无数次看到大家族聚会，大家族出现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种荣誉感和安全感，当然大家族最重要的是在风险社会抵御洪水的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教育。简单说，在伊朗，一个小孩继承家族的产业（无论是大的企业还是小店铺），从小帮家里打工，与陌生人训练交流技巧，保持行为端庄礼貌，每天按时与家中长辈去社区 寺，严谨地修养品格，熟悉社区的邻居，互相帮助，待长大到足以独当一面，在家人的帮助下经营自己的分店，这就是最真实的「 ”素质教育”。 孩子从小帮家里打工，与陌生人交流，修养品格，学习为人处世，直到能独当一面。摄影_王晨光 从本质上，素质教育、兴趣爱好班，以及挤破头去参加各种考试，这本身就是社会被打散成小家庭的结果。当大家族被改造变成三口之家那一刻，每个人已经彻底成为没有抵御力的国民。而文明的持续性来自哪里？不是各类指标，而在于这个文明体内部的人能够在感到安全的情况下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 ”宗教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古兰经》首先是一部律书和法典，它的神圣不在于故事引人入胜和哲理的深奥， 最大的成就是把法带到 世界，以法构建了社群秩序。 底层人民最需要的不是故事和哲学的安抚，是明确的抛弃模棱两可的法理。抛弃模棱两可就是抛弃不公。 世界的法是如此明确，一个 通过古兰的学习，完全能明白基本的法理，细节则可交由教法学家来判决。教法学者是法官，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懂法，这几乎最大程度限制了不公正的判决和执行，达到全民和教法学家团的全面监督。 在伊朗，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宗教。尽管我们常常将宗教作为一个客体，一个可以选择或者旁观的对象，进行外在的审断。但我们遗忘了，宗教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 世界各大宗派的创始祖师的故事都伴随着「 ”出逃”。什么是出逃？这分两层，一层是逃离已经污浊的城邦和必将降临的迫害，一层是获得新的神启后率领新人类建立新的共同体。所以，真正的宗教绝不是崇拜神灵、求神问卜、祈求个体修仙等等。宗教的内核在于：缔造新的法，塑造新的做人的规则、群体的规则，使得出逃的人们不再陷落和败坏。 教的核心在于沙里亚法，沙里亚教法的根本是维护社群凝聚力，激发共同体意识和武德精神。这最终获得的是不断增强的安全感。 所以，是因为你愿意接受一种教法约束自己并且与服膺这个教法的群体一起生活，因此才皈依宗教。而不是相反。简单说，不是宗教决定你的身份，而是你追求一种身份和生活方式而选择宗教。 所以某种程度可以将宗教范围放大，比如一个书院形成学规，自别于周边腐化的环境；比如某小支民族迁徙，顽固按照自己的规则繁衍互助交易等。一个 处处坑蒙拐骗偷，那么他不是 ；一个佛教徒天天声称普渡众生，但只知道自求解脱迷恋世间富贵，那么他不是佛教徒。 在这种视野下，我们进而可以理解语言本身的效用。比如，为什么存在古典学研究？大学里的学生误以为目的在于理解文献，但真相是选择新的族群。这就犹如上世纪末年轻人流行学粤语，他们不仅是为了读懂歌词，而是形成一种群体认同。又比如突厥人的 宗师也学 语，不仅是为了读懂阿语《古兰经》或阿语希腊文献，这背后是一种族群认同。这也是学习语言的原本内涵。 我相信，在伊朗，我们不仅能理解波斯文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参照，从一个小的国族情结投入到宏观的人类文明中，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进行反思，由此才不至于陷入自我设置的文化框架。 摄影_王晨光 原创自志道教育《新教育家》杂志，文/王晨光、摄影/王晨光 附作者简介：王晨光，哲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知识社会学，著有《明清中越交通与越使朝贡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