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派大师陈序经

　　曹焕旭

　　在南开大学的声誉和成就中，凝聚着各学科的创建人及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带头人的辛勤劳动和奉献，陈序经教授就是这些人中，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一位。

　　一

　　陈序经（1903－1967），广东（今海南）文昌县人，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早年先后就学于海南文昌致远小学、新加坡育英小学、广东岭南中学、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发表《读志随笔》，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现代主权论》）。1928年学成回国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与岭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班学生黄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结婚，后同赴德国继续深造，先在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及社会学，后转到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究国际公法。为了便于广泛的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这期间又学习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计划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继续到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考察，因1913年父亲病重，放弃在欧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国继续任教于岭南大学，兼领中山大学的教席。

　　陈序经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任研究教授主持该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参与筹建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建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时还兼领已内迁到达重庆北碚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为止。其间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前半年到美国各地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后半年在耶鲁大学主将主权论。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及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但每年仍回南开从事三四个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序经任中山大学筹委会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筹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后兼任该校校长。1964年8月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2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南开大学逝世，享年64岁。

　　二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历史和现状，取得了多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的《暹罗与中国》一书；1948年《南洋与中国》中文本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他写的《越南问题》；解放以后写成《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及《西双版纳历史释补》。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拟出近百万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过部分修订，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序经教授对匈奴史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学时期，他听劳师提到对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匈奴西迁的去向是一个历史的谜点，于是就立志解开这个谜，填补这个空白。他所到之处都注意搜集有关匈奴史的资料，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到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该书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下两册，1992年由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与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同时在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发行。这是陈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从事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其中七种60年代曾经在香港内部出版发送。各书内容大体包括各古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种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早有往来，中国古籍中对东南亚的记载，史不绝书。陈序经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中挖掘宝贵的资料，以此为主干，辅以当地的有关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写出这八部富有特色、颇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学术界全面研究东南亚古史的开拓者，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三

　　陈序经对文化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在十几年中，广泛搜集中外史料，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系统的文化学理论，以此为基础对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排众议，全力提倡学习西方，是我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学术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类文化现象，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国家昌盛以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陈序经教授生逢其时，在我国现代全面接受东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学者中，又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全面而深入的接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国读书时便对文化问题尤为注意，在德求学期间，就写了一篇洋洋大观德《东西文化观》，接过了胡适1929年首先举起来但随后又表示放弃了的“全盘西化”的旗帜，冲入中西文化辩论的中心战场。

　　1931年底，陈序经先生在《东西文化观》的基础上增订补序，写出8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南方思想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刚满30岁的陈序经，初入学术界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1934年8月陈序经来到当时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1935年出版《乡村建设评议》一书。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纳松、武堉平、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重要文章，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陈序经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身份写了《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混乱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谈的折衷论调”，骨子里则是“复古与守旧”。全国文化思想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设方向的大论战。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地处比较安定的后方，少有交往应酬，陈序经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对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关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研究工作。在联大社会学系，陈序经还正式开设了“文化学”课，这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学列入大学课程。1944年陈序经又利用赴美的机会，继续搜集文化学方面的材料。回国后对在联大开文化课的讲稿进行整理，写出《文化学概观》由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

　　陈序经对社会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正如《南开今日》上所指出的：“陈先生的研究工作……现在最成功的还是文化问题的研究”，“陈先生讲授社会学特别着重文化，如果我们说清华的社会学是正统学派（吴泽霖先生讲），北大的社会学是唯物学派（许德珩先生讲），那么南开该是文化学派。以社会学而论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195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他坚持教育救国，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后一阶段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早在30年代，陈序经就提出“教育是各种建设的根本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自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还是一位岭南大学29岁的副教授，就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对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的文章，对广州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开会提出的关于“停办文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的有关议案提出质疑，认为“大学教育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职业教育是为致用而学问的”，两者都应当提倡，不应顾此失彼；办教育应当文、理、工、农、医合理安排，同时并举。

　　1935年或1936年陈序经在给南开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上写的一篇《读书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学生读书做学问要做到“口到”：要读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听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脚到”：利用脚力去做实际调查工作。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一篇《释现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学校要培养的是适应现代生活的专门人才，这就“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振兴民族与捍卫国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讲究学问”，获得“丰富的经验与高超的知识”，“也要有强壮的身体”。

　　1947年下半年，针对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的，发展中国大学十年计划与对记者发表的关于学术独立的谈话，陈序经先后发表了《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的计划》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适先生建议的那样少派留学生，用省下来的钱重点支持五所大学，而应当从别处筹款重点支持所有大学中办得好、水平高得学院或系科；留学生还应该坚持派赴，而且应多向西方派留学生。还提出大学或系科得设置不能过于集中到平、津、沪等少数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根据条件和需要在全国进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应当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办学。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序经认真学习***得教育方针，努力工作，坚持进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专长，用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参与制定教育规划和学校工作条例，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开“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难于提高；政治、财经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于提高水平。认为办包括文、理、农、工、医的综合性大学的方向没有错误，应当坚持。1962年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见》，系统地阐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视基础理论教育；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要充分认识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宽专业基础，提倡文科学生选一两门理科课程，了可学生也要学习文科知识，以拓宽视野，能从不同角度观察与思考问题，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要保证教师与科研人员必要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允许教师在有余力的时候从事学校规定之外的学术研究工作。

　　五

　　陈序经教授为人正派，治学严禁，有许多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是后人应当学习的。

　　陈序经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趋炎附势。解放前他奉派出国前，上级指示他加入国民党，被断然拒绝。上学时因坚持不入宗教，宁愿转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是在做了教会学校校长时，他仍坚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后他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及时参政议政，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决策参考。

　　陈序经重视从实际出发，注意作社会调查。1934年到南开以后，头一项工作就是规划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亲自带人去河北高阳、广东顺德等地调查。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在顺德调查现场，直到顺德陷落，他才与同仁仓促离去。他到欧美、东南亚各地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机会考察所到之处的社会方方面面。他积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会文化学、历史学及教育学上的研究，得益匪浅。爱护珍惜图书，刻苦勤奋，这是有成就的学者的共同特点，而在陈序经身上显得尤为突出。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和自己的藏书一起照的一张照片旁写上“宁当穷鬼，不售此书！”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有人动员他让出一部分线装书，他说：“我的书是不卖的！”他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点到7点的读书写作一直雷打不动，从不间断。抗日战争时在昆明，工作教书的空隙之中他又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化学专著，同仁友好对他勤奋刻苦的精神无不深表钦佩。

　　陈序经关心别人助人为乐的事迹很多。他对教授们说：“我这个校长是为你们教授服务的。”他说到做到，耐心接待来访；资助有困难的教师、师生直至马路边讨饭患病的女孩；认真为同事调解家务、关照病人，有的干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帮助找大夫诊治。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他对自己和家人，一向严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与言教下成长起来的一子四女都已经成为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

　　陈序经先生谦虚克己，始终如一。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当有人称赞他所写的东南亚古史的时候，他仍谦逊地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东南亚古史研究的资料员，先把有关方面的资料整理一下，作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参考。作为一个资料员，我也没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拟出来以后，他多方征求史学专家的意见，准备修订，可惜他过早地去世。

　　陈序经教授终生献身于祖国地教育文化事业，使他成为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学界欧美学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师级地名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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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领土的完整性，虽然在近代，我国曾经遭到了外来的屈辱，成为了外国人的殖民地，但是我们国家的国民一直都没有屈服，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如今已经拿回了尊严，拿回了曾经丢失的领土，而且国家实力还在一步一步的增强，很快，我们就能实现祖国的复兴。

虽然说目前我国的实力很强大，但是有一些国家还是想要从我们身上占一些便宜。就比如说前几年，日本和我国针对钓鱼岛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日本方面一直都表示，他们觉得这个岛是属于自己的，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在1972年之前，钓鱼岛都属于美国的殖民地，是从我们手中拿走的，但是1972年之后，美国撤离了此地，并且将该地的所有权转让给日本，争论由此而出。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岛确实是属于美国的吗？他们是否有权利把这个岛转让给别人。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里。

然而翻阅大量史书，我们可以确认的是，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美国本来就没有主权，所以他们也根本就没有转让的权利。日本的做法，完全就是想要侵占我国的领土，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在几年前，两个国家也展开了一场针对钓鱼岛的争夺战。但是事情不仅如此，之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突然站出了一个人，说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家的，而且还拿出了当年慈禧的手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都在不断变好，但是对于物质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很多人为了能够成名，什么事情都敢做，完全不顾道德的底线，敢于弄虚作假。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是为了成名，做出违背道德事情的人。她甚至对国家的领土开玩笑，拿出一份伪造的慈禧太后手谕，并且大肆宣扬，钓鱼岛是属于她的个人领土。

本来两个国家对于这个地方的争端已经很混乱了，突然要站出一个人，使得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混乱。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她的阴谋被看穿，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在清代的末年，有一个叫做盛宣怀的商人，他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产，算得上是当年的首富。而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这个人，就是这个首富的孙女。关于钓鱼岛的所属权，从1970年开始就分论不断，而盛宣怀孙女的出现，让很多人都直接傻眼了，甚至还拿出了一份慈禧太后的手谕，宣称这就是证据，很快就加入了这场领土争夺战。

她当时拿出了所谓的证据，并且表示，在清朝的时候，太后就把这块土地送给了她的爷爷，不仅是这块岛，还包括这块岛屿附近的三块岛，都是属于他们家的个人财产，为了拿回领土，她甚至不惜上法院起诉，加入争夺战，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女子宣称，她出生在美国，出生没多久之后，父亲就把自己过继给其他人，在她刚刚出现的时候，不少人就十分的怀疑他。再加上她说自己是过继的女儿，而让人十分的怀疑，人们不相信，她的父亲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过继出去的孩子。这个所谓的证据，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经过专家们的资料收集以及调查之后，才发现这个女子其实就是在说谎，先不说这个证据是不是真的，首先她的身份就是假的，她根本就不是盛宣怀的后人。而专家们在看过这个所谓的证据之后，也发现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章是错的，所以大家确定，这个女子的出现，完全就是在搅局。

为了确认事情的真实性，记者们还找到了真正的盛宣怀的后人，从他们这里得知，盛家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自此之后，这个女子的谎言，也被完全拆穿了。

时代发展越来越快，人们想要出名，想要好的物质生活，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拿着国家的利益去开玩笑，拿着人民的利益去开玩笑，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

　　《百年中华一书局》

　　中华书局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中华书局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

　　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出版发行的杂志风行一时，号称“八大杂志”，有《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以及《中华学生界》。其中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社会上颇具影响。黎锦晖等主编的《小朋友》创刊于1922年。其他杂志还有，《中华英文周报》(1919年创刊)、《新中华》(1933年创刊)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

　　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

主要学术论文：　　[1] 袁俊杰 河南平顶山春秋晚期M301发掘简报[J] 文物, 2012, 4　[2] 袁俊杰 论伯唐父鼎与辟池射牲礼[J] 华夏考古, 2012, 4　[3] 袁俊杰 胙曹之媵器随葬于母国贵族墓地原因探析[M]// 补编版明清胙城县志编纂委员会 补编版明清胙城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4] 袁俊杰 胙国历史征微[M]// 补编版明清胙城县志编纂委员会 补编版明清胙城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5] 袁俊杰 周公诸子考[M]// 补编版明清胙城县志编纂委员会 补编版明清胙城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6] 袁俊杰 论《宾之初筵》与燕射礼[J] 史学月刊, 2011, 11　　[7] 袁俊杰 再论柞伯簋与大射礼[J] 华夏考古, 2011, 2　　[8] 袁俊杰 伯唐父鼎铭通释补证[J] 文物, 2011, 6　　[9] 袁俊杰 作册般铜鼋铭文新释补论[J] 中原文物, 2011, 1　[10] 袁俊杰 两周射礼研究[D] 河南大学, 2010　[11] 袁俊杰 胙国史事探析[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　[12] 袁俊杰 论孔子的音乐才能与音乐思想[J] 中州学刊, 2008, 2　[13] 袁俊杰 小邾国媵器随葬于本国贵族墓地原因探析[J] 华夏考古, 2008, 2　[14] 袁俊杰 柞伯鼎铭补论[J] 中原文物, 2008, 1　　[15] 袁俊杰 作册般铜鼋所记史事的性质[J] 华夏考古, 2006, 4　　[16] 袁俊杰 论宋代御史台督察制度[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5, 3　[17] 袁俊杰,刘兵 浅谈宋代御史台的督察职能及历史作用[J] 开封大学学报, 2005, 1　　[18] 袁俊杰 再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与标志[G]//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 河南文物考古论集(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19] 袁俊杰 中国商人之圣祖范蠡[M]// 杨海军 世界著名商人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20] 袁俊杰 关于新石器时代特征与标志的几点看法[J] 河南大学学报, 1998, 5　[21] 王龙正,姜涛,袁俊杰 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J] 文物, 1998, 9　[22] 王龙正,袁俊杰,廖佳行 柞伯簋与大射礼及西周教育制度[J] 文物, 1998, 9　[23] 袁俊杰 完善典志体编辑体裁的马端临[M]// 阎现章 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24] 袁俊杰 编辑图文并茂大型综合性农书的王祯[M]// 阎现章 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25] 袁俊杰 大型综合农书编辑体系的初创者贾思勰[M]// 阎现章 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26] 袁俊杰 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师——孔子[J] 史学月刊, 1996, 6　[27] 袁俊杰 论孔子的音乐才能与音乐教育思想[J] 河南大学学报(增刊),1996, 5　　[28] 袁俊杰 试析孔子的治国能力[M]// 骆承烈, 李玉洁 孔学初探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29] 君杰 略谈西峡恐龙蛋化石群的特点与价值——兼论恐龙绝灭的原因[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1　　[30] 军捷 世界第九大奇迹——西峡恐龙蛋化石群[J] 中州今古, 1995, 1　　[31] 袁俊杰 河南发现的几种古钱币[J] 中州今古, 1989, 3　[32] 袁俊杰 也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与戴国华同志商榷[J] 江西文物, 1989, 1

主要学术著作：

[1] 参编《中国博物馆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6月版。

[2] 合著《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3] 副主编《世界著名商人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4] 合著《中国早期国家性质》，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5] 合著《中华文化劫难录》，同心出版社2001年2月版。

[6] 合著《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修订版（上下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7] 参编《中原文化大典》（55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版。

[8] 副主编《补编版明清胙城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2月版。

[9] 副主编《平顶山应国墓地》第一卷（上下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7月版。

http://newsifengcom/a/20170509/51066852_0shtml

别人不太清楚，陈岷可以的！

齐鲁晚报讯 中医文化，是指有关中医的思维方式、传统习俗、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甚至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等。从而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及其表达方式、评判标准等有着系统的统一性。陈岷30年风雨无阻一路探索，他的中医收藏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对中医文化的一种传承、民族情怀的一种体现。

陈岷先生与中医打交道30多年了，其间不仅医术上日益积淀，文化藏品也渐渐从挂满一面墙，发展到堆满两套房的规模。早年的“小神医”，对中医药文化研究和收藏偏爱有加，如今更是众人眼中的“国粹传承人”、“传统文化守望者”。

一直以来，陈岷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医道文物典籍，以书为师同时治病修行。记者第一次见到陈岷时，他正埋头梳理一摞古籍，眼睛从书里一时拔不出来，恰恰与满屋子的藏品构成一座独立静默的世界。陈岷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像朝圣，在古人与今人、古物与今物的对话中寻求超越时空。

陈岷的中医文化藏品数以万记，医药典籍、匾额药号、制药器具、名医塑像、药瓶药罐、图章药方……这里有不足十元的药瓶,也有价值连城的名医手抄孤本,有古南京专治跌打的冯了性药酒瓶，也有旧上海滩最著名的四大堂药罐，300多个药章像兵马俑一般排列，木头、黄铜、青花、铁、石头等各式材质的碾药锅伫立遍地，神农、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董奉、苏耽等历代名医的古董雕像和光辉事迹高悬满堂。

值得一提的是，据资料记载，中国建立最早且颇具规模的中医史专业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中医药文物馆藏是14000余件。而陈岷几乎凭借一人之力成就今日规模，品种之多、数量之众、藏品之精，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

中医藏品里的日月山河

陈岷说：“瓶瓶罐罐里写的都是中医故事。”不少中医爱好者慕名拜访，普通人眼里破旧的瓷瓶、泛黄的古籍、斑驳的牌匾，他们看来尽是无价之宝。如果客人要求，陈岷就算再忙，也多会带他们去“藏宝库”开开眼，于满目琳琅间，咂摸每件藏品的历史和韵味，及其凝聚的传统文化精髓。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一枚枚始于清代的青花小药瓶，宛若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青花花纹多采用图案与纹饰相结合的画法，线条简单，结合点染，使得图案勾勒的景致“似是而非”。这些小瓷瓶不仅造型精美，图案也体现了作者的创造力。

药瓶中有不少记载功效各异的“花露”，而市面上现存的“露”类药品，仅有缓解小儿痱毒的金银花露。偶然机会，陈岷从一位杭州收藏家手里收得名唤“仙佛香露”的药壶，此壶浑圆而无手柄，壶身绘画九名仕女，手持灵芝与寿桃，身傍蓝色独角麒麟。

“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他的国药字号起名，自《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择“庆余”二字。仙佛香露就是胡庆余堂所制，此露不仅是上等饮品，还具有神奇疗效。陈岷解释说："壶身设计寓意‘悬壶济世’的医道情怀,仕女象征九阴之术，麒麟又与民间古话‘麒麟送子’相合。”

同仁堂曾出产过一种手工救命小药瓶，铜制瓶身前后分刻“京都同仁堂”、“救苦还魂丹”，瓶帽与瓶座空心，以绳子相串联挂于脖子。药丸存入瓶中，遇突发情况一取即服，十分便捷。“这才是急救啊！”每念及此，陈岷都对前人智慧赞叹不已，伴随着他的娓娓讲述，这些深具年代感的药罐医书仿佛也瞬间亮堂起来。

一片冰心三十年

虽生长在大都市，陈岷却有着与都市儿童不同的世界。长辈们平时喜欢种花养草，陈岷耳濡目染，也对花草产生了特别的感情。许是爱屋及乌，陈岷从小就对中医药物格外喜爱，小时候路过中药房，总要进去嗅嗅味儿，留恋上一阵才悻然离去。

在收藏药瓶的过程中，陈岷偶然得知日本人、韩国人对药瓶大量收购，这激起了他内心的民族情怀。他告诉记者：“20年前，一个小药瓶市场收购价是5元，而日本人、韩国人竟可以开出300元天价，对我来说简直难以匹敌。”当时，他暗暗发誓，力所能及时绝不能让传统瑰宝流落国外。一个小小的药瓶，就这样开启了陈岷20年中医文化研究、收藏、传承之路。

陈岷常告诫学生，中医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当我们还在进行中医废存之争的口水战时,国外的收藏家们却在不惜重金收集我们的中医文物。“所以我能多收一件,就是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多留一件。”

几年前,陈岷得知有一套珍贵的古医书现世,立马放下碗筷驱车数百公里赶往。而几乎同时一位日本藏家得知消息,并开出了更高的价格。卖家在重金面前有些犹豫,见天色已晚,请买家回去等消息。结果陈岷就在门口守了整整一夜,最终打动卖家求得宝物。

受制于时间的侵蚀，搜集来的古书很多已经支离破碎，陈岷把它们送到专业人士手上仔细修补。有一位前清贡生手抄《医肇津梁》，悟道后出家归隐。此书的卖家是一位重庆人，当时与陈岷交易六年没见过面，只一个电话，两人就定下来。线装抄本辗转到陈岷手中时，大量纸张无法打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修复了大半年才得以重见天日。一次分享会上，陈岷在主办方的鼓励下，又将这部医书复印成册，捐给到场的众多医者。

“我跟陈岷十几年的交情，他不仅人品好，待人接物也很大气，”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委员骆中华评价陈岷说，“在中医药文化传承跟收藏方面，肯如此下功夫的人，不多见。”陈岷在杭州收藏品市场结识了不少好友，骆中华是其中之一。如今有三位老友已陆续离世，一人去世前，将收藏四十年的药品悉数相赠，陈岷顿感身肩重任。

传统宝藏社会共享

上下求索数十年，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加,如何对这些医药典籍和历史文物进行有效保存和研究利用,成了陈岷心头一块大石。多年收藏凭一己之力,兢兢业业把这些珍贵的中医药文物抢救下来,到现在形成一个系统庞大的宝库。但要实现藏品的应用价值,还需社会各界的支持才能得以发扬光大。

2016年国务院发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7年伊始《中国诗词大会》又烧起一把传统文化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的热度似乎在不断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似乎在觉醒。

“我们希望借助各方力量，成立公益性质的民间中医药博物馆,将这些藏品系统化地向大众展示,成为研究几千年名医药号和推广中医文化的基地。” 据悉，目前中国的民间医药博物馆已有三所，分别在北沪渝三地。

良医曾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之一，在“达则兼济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之间，还有一个同样体现家国情怀的“医者悬壶济世”。陈岷家中挂有一副匾额，正是“功同良相”四个大字，左右附对联、上下存典故，上联“术迈华佗方药悬之肘后”、下联“名齐扁鹊长桑授以真传”，上刊“杏林春满”、下刊“橘井泉香”。

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千百年来济世良医们在入世、出世间的大智慧，昭然于卷卷字里行间。翻看陈岷的藏书目录，康熙乾隆年间文人传抄的《凤林寺传授女科秘宝》、清政府收藏过的庐陵县《习武跌打治法全书》底稿、刘伯温和郑之龙之辈盖章收藏的药方、流入日本最终返回故土的五岳真形图册，甚至还有上海南汇名家徐镛1826年所著原稿，纠正了部分公开资料徐镛1820年去世的错误……

“只要医书在，中医就一定在。”陈岷展望着，将来他还要把这些宝贝编成书籍，搞一个小型收藏馆，传给世人。护书使者并非谁都可当，陈岷指着一本道书上的话警醒自己：“能可将身坐地狱，不可道法送人情，金宝世间有，法宝天下无，轻泄漏慢者，永受沉沦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