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古代传说中的麒麟是金**。

麒麟，亦作“骐麟”，简称“麟”，古代传说中的仁兽、瑞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与凤、龟、龙共称为“四灵”。 被称为圣兽王。且是神的坐骑。

雄性称麒，雌性称麟。早在周朝时，我国就有麒麟的传说。记载最详细的是《毛诗正义》书中说："麟，麋身，马足，牛尾，黄毛，圆蹄，角端有肉"。

传说中麒麟性格温良，不履生虫，不折生草，头上有角，角上生肉，是有德行的仁兽，因此，历代帝王都爱麟，把它的出现视为国之奇瑞，以示自己皇威显赫，诏示清明。

扩展资料：

关于麒麟典故：西狩获麟

“西狩获麟”发生在周敬王庚申三下九年（春秋鲁哀公十四年），而孔子的《春秋》一书，也恰恰在这一年脱稿，这时孔子已七十一岁，从此已不再著书。

传说在公元前551年（鲁哀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怀了孕，祈祷于尼丘山，遇一麒麟而生孔子，因孔子降生时，头顶长得有点像尼丘山，帮取名孔丘字仲尼。孔子遇麟而生，又见麟死，他认为是个不祥之兆，立即挥笔为麒麟写下了挽歌。

由于孔子感麟而忧，再加他唯一的爱子孔鲤的早逝，使他难过极了，终于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与世长辞了。孔子死后，获麟绝笔的故事广为流传。

-麒麟

植物染料于中国，远在周朝开始就有历史记载，设有管理染色的官职-染草之官-又称染人。在秦代设有染色司、唐宋设有染院、明清设有蓝靛所等管理机构。从大自然中萃取矿物与植物等染料，将青、黄、赤、白、黑称之为五色，再将五色混合后攫取其它的颜色。以及日本古代染色中有名的『草木染』亦是。在今日崇尚环保自然的风潮中利用自然界之花、草、树木、茎、叶、果实、种子…等进行之植物染的研究与创作融入生活中，有别于化学染料，不会产生有害大自然的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废水，或其它的工业污染。得自植物界的染料，在

美丽的颜色中回归自然和环保

“草木染”就是使用天然植物染料进行面料染色的技术，是中国传统的织物染色方法，具有天然、环保以及现代工业染织无法表现的艺术性，但是现在却在中国已经失传。现在我们重新复兴这项艺术，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国的传统艺术是有很大意义的。

人们利用天然有色物质染丝、棉、毛织品等很早就开始了。古书的记载和出土的文物，都说明了我国早在西周时代已经明确分煮。渍、暴、染4个步骤染色，并设染人这一官职。我国古代染色是采用天然植物中所含的色素，如染青蓝色的靛蓝。这是一种存在于靛蓝草枝叶中的物质，经发酵后产生可溶性的白色溶液，将织物浸泡在这种溶液中后取出，在空气中氧气的氧化作用下生成不溶于水的青蓝色，它耐日晒水洗和加热。至今我国苗、瑶等少数民族的蜡染工艺，就是先用加热熔化的蜡液在白布上描绘图案，然后放进靛蓝草发酵后的白色溶液中，经空气氧化后用水煮，把蜡脱去而成。这种技艺从汉代已开始，唐代已盛行。现今的靛蓝已用化学方法制成。

古埃及人、古印度人也用靛蓝、首草等作染料。据说埃及几千年前包裹木乃伊的青色麻布是用靛蓝染成的。印度人还用一种寄生在不同植物上的胭脂虫体中所含的红色素染色。古希腊罗马人也用另一种动物染料，是一种贝壳类动物，分泌一种液体，暴露在空气中后由**经绿色和蓝色，最后变成紫色，是一种名贵的紫色染料。

在十九世纪末期从煤块提炼颜料成功之前，染料大部份都来自植物的根、树皮、叶、花、种子或木材。事实上，我们祖先在三千年以前已懂得用植物色素，来染制衣服、器皿、渔具、食物和化妆品。西晋时代的《南方草木状》记载，从苏木提取**染料。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列出了20多种颜料的来源、染制和定色的方法。他又指出，古代人类所穿衣服的各种颜色，是根据其社会阶级而定，不能逾越。**是最高级，为皇帝专用；青色最低级，是平民衣服的颜色。但因为人数众多，所以青色的染料需求量大。

青色的染料，来自“蓝类”植物。《本草纲目》解释所谓五蓝，就是茶蓝、蓼蓝、马蓝、吴蓝和木蓝。其实在分类学上，各是属于不同科属的植物，其中木蓝和马蓝多生于华南。

野生植物中，也有多种是含有颜色染料成份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蓝靛、马蓝、薯莨、杨梅和栀子。 我国是最早使用天然染料染色的国家。早在45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人们就能够利用植物的汁液染色。多个古籍文献中记录了色彩的名称，东汉《说文解字》中有39种色彩名称，明代《天工开物》、《天水冰山录》则记载有57种色彩名称，到了清代的《雪宦绣谱》已出现各类色彩名称共计704种。明清时期，我国天然染料的制备和染色技术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染料除自用外，还大量出口。中国应用天然染料的经验跟随丝绸一同传播到海外各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人类使用天然染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五万年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北京山顶洞人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制项链，已用矿物质颜料染成了红色。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能够用赤铁矿粉末将麻布染成红色。 居住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的原始部落，能把毛线染成黄、红、褐、蓝等色，织出带有色彩条纹的毛布。

西周时代，已经设置了专门负责印染纺织品的专职官吏，称为“染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录的纺织品与服装的颜色有暗绿、红、黄、白、碧绿、绯红及玄黄等，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了许多专门染色的染坊，发现了多种植物染料，其中以蓝草最为多用。

秦汉时期，人们在染色实践中发现了染色与空白的对比关系，认识了有地控染色面积和染色形状可以形成空白的花纹，于是防染技术开始出现。这一时期，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出现了用蜡做防染剂的染花方法。先把蜡溶化成液体，用蜡刀沾取蜡液在白色底料上描绘纹样，然后浸入染料中染色。当时多用靛蓝，又有少量紫色、红色。上染之后，去掉蜡纹即呈现白色花纹，得到了蓝底白花或色底白花的花布。古代称其为“阑干斑布”，现代称之“蜡染花布”。而在汉代，观赏性的蜡染已开始出现了。西南地区蜡染艺术一直沿续下来，至今，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蜡染仍然流行。

南北朝时期印染艺术较为突出的是纹缬的出现，纹缬也叫“撮缬”、“撮花”、“撮晕缬”，现代称“扎染”。

唐代的印染技术全面发展而且成就斐然，这时的纹缬、夹缬、蜡缬都出现了惊人之作。宋明时期的印染艺术已相当全面，色谱也愈加完备。明代官方设有颜料局，掌管颜料。而用于制作染料的植物已达几十种。 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印染艺术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做工精细，蜡纹纹密。

利用植物染料，是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主流。自周秦以来的各个时期生产和消费的植物染料数量相当大，明清时期除满足我国自己需要外，开始大量出口，而用红花制成的胭脂绵输到日本的数量更是可观。

中国古代用于着色的材料可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其中以后者为古代主要的染料。古代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多种植物染料的性质，并发明了多种染色技术和被称为“缬”的防染印花技术。各种染料均有其着色原理，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虽然都是色料，但它们的着色原理却是不同的。矿物颜料着色是通过粘和剂使之粘附于织物的表面，但颜色遇水即容易脱落。植物染料则不然，染制时，其色素分子是通过与织物纤维亲合而改变纤维的色彩，所着之色虽经日晒水洗，均不易脱落或很少脱落。

我国古代印染不仅颜色多，色泽艳丽，而且色牢度好，不易褪色。古代将青（即蓝色）、赤、黄、白、黑称为五色，也是本色、原色。原色混合得到多次色如绿、紫、粉等色，也称间色。染料来源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两大类。

《诗经》中有用蓝草、茜草染色的诗歌，可见中国在东周时期使用植物染料已在民间普遍应用。中国古代的一些农业书和工艺书上、都有关于染料和染色法的记载。先秦古籍《考工记》（作者不详）是中国第一部工艺规范和工作标准的汇编。书中“设时之工”记录了中国古代练丝、纺绸、手绘、刺绣导工艺，对织物色彩和纹样都作了详细而完整的叙述；公元533534年贾恩勰着的《齐民要术》中有关于种植染料植物和萃取染料加工过程，如“杀双花法”和“造靛法”所制成的染料可以长期使用。1637年明末宋应星编撰了中国第一都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中有关各种染料的制造、练制的化学工艺以及各种染料在织物上的染色法的描写。在“乃服”一章中，总结丝、麻、毛，棉荨织物在纺纱织布的技术，并在“彰施” 一章，记录有关染色技术的应用。 公元3000年前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已掌握了织扬染色的技术。古埃及的尼罗河畔的金字塔的墓壁上红色和红色的染色织物，说明了这一点。约在2500年前，印度已有从茜草提取茜红和蓝草提取靛蓝染棉织品了的记录。茜草的浸渍液，经处理后，可染成红色；蓝草的浸渍液经氧化后，可将织物染成靛蓝。公元前 550年希腊己形成羊毛手工纺织和染色的工作坊，进行生产工作。远古时候纽克里特人制造了昂贵、著名的泰尔紫（Tyriam Purple）一种海螺分秘物经氧化后得到的染料，后来小亚细亚的腓尼基人掌握了制造技术，利用泰尔紫在毛织品上染鲜艳紫蓝色，日后罗马帝国的贵族更以这种颜色染制袍服，作为贵族阶级的象征。

公元1371年，欧洲开始才有有关染色、印花的记载资料。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以前，染色和印花所用的染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动、植、矿物染料。染色工艺还是采用的天然染色。

菊花是我们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因菊花的傲雪品格，它成为花中四君子的成员。陶渊明诗人还特意为菊花致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在我们生活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它有清热降火的功效，因此人们有饮菊花茶的习惯。平日我们看到的菊花都是**的，那么，它只有一种颜色吗当然不止**，菊花的色彩、品种非常丰富，小齐马上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菊花有什么颜色 。

菊花有什么颜色

菊花属植物科，经过人工长期培育出的名贵观赏花卉，品种已达千余种。茎色呈嫩绿或褐色，头状花序顶生或腋生，一朵或数朵簇生。舌状花为雌花，菊花的色彩丰富，单色有红、黄、白、墨、紫、绿、橙、粉、棕、雪青、淡绿等。筒状花发展成为具各种色彩的“托桂瓣”。

除了单色，还有复色。指一花有两种以上的颜色，色彩非常丰富。比如红黄各半的“二乔”、红黄二色的“鸳鸯荷”。还有背腹两种颜色的，如背面为**，腹面为红色的“金背大红”。有花瓣以一色为底色，其上有 其他 颜色或斑点的，如以粉紫为底色，其上有白色斑点的“梅花鹿”等等……

菊花花期

1、在每年农历5月及9月各开花一次的是夏菊。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可在阳历5月及10月各开花一次。

秋菊有两季。9月中、下旬为中型菊。在10-11月为晚菊，也是平时最常见的秋菊。

冬菊花期是12月至翌年1月。

花径

大菊：花的直径在10厘米以上，多用作多本菊和标本菊栽培。

中菊：花的直径为6-10厘米，老用作花坛菊及大立菊栽培。

小菊：花的直径在6厘米以下，属满天星型，可作盆菊、悬崖菊、扎菊、盆景菊等，可以布置庭园或家居陈设。

菊花的功效

菊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常用中药材之一，古籍中有记载，菊花味甘苦，性微寒;有散风清热、清肝明目和解毒消炎等作用;对口干、火旺、目涩，或由风、寒、湿引起的肢体疼痛、麻木的疾病均有一定的疗效。主治风热感冒，偏头痛等。对眩晕、头痛、耳鸣有预防的效果。

总结：上文中为大家介绍了 菊花有什么颜色 及菊花的相关知识。菊花不但是很好的观赏植物，还有很多药用功效。在菊花盛开的日子，在我们家居中摆上几盆菊花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随着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人们认知的逐渐发展，许多传统的文化符号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含义，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文化符号最终的象征意义将被一代代传承下去。文化符号的传承需要有一定的媒介条件，而建筑的发展则需要运用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二者的相互结合，既满足了文化符号传承的媒介条件，又促进了建筑新思潮的发展。建筑作为文化符号传承的媒介之一，不同的建筑特性需要不同含义的文化符号来表现，因此，首先需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图案色彩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建筑物所传达的信息通过图案或者色彩的符号来传达，在满足了建筑物功能性的同时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文化洗礼。中国传统色彩中一大特性就是中国红。中国红是最具中国特性的颜色，中国结以及中国红由于喜庆、大气的特点成为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在现代化建筑中引入中国红或者中国结会给人们带来视觉的享受。例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建筑整体采用了中国红以及中国传统的鼎作为其建筑的基本形式，在配上我国传统的倒阶梯式的建筑特点，使建筑整体散发着大气磅礴的气息，给人们带来一场壮观的视觉盛宴，彰显了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都归功于传统文化中色彩与图案的巧妙搭配。

传统意识形态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的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建筑结构、建筑空间以及建筑节奏等方面。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诠释赋予在建筑的形态中，使其更具有文化传播的价值，传统的意识形态提高了建筑物的价值，并且通过建筑物这个载体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发扬。例如，“鸟巢”的建筑风格就是传统意识形态的体现，“鸟巢”的外观由相互支撑的组件构成，形成网格状的结构，从外观看好比鸟的巢，由此得名。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镂空的手法在整个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并辅以陶瓷的纹路以及中国红的灿烂与热情，加之先进的结构设计，既体现了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又符合古代建筑物的意识形态。

形象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建筑设计中最明显的就是形象符号的使用，包括图像符号等。古代建筑物的建筑形式是根据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设计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设计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尽管我国经历了众多朝代的变革，但是通过符号，就可以了解建筑物的表现形式。

现在所说的汉服和传统服饰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出现汉服热？汉服将来的趋势是什么……近日，记者采访服饰史学家、汉服设计师、国学推广人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汉服的理解。

什么是汉服？有哪些特点？

什么是汉服？服饰史学家黄强教授介绍，汉服在古代典籍中已经出现，指中国传统服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就是说汉服始于黄帝尧舜。此后从夏商周时期，到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的满清，每个朝代都有各自时代的特点。

北宋制·襦裙 郭在权供图

比如秦汉“深衣”，意思为使身体深藏不露，上为衣，下为裳，既合二为一，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限。特点是交领（衣服前襟左右相交），宽身大袖。魏晋服饰褒衣博带，即宽大袍服与袖子，潇洒飘逸。隋唐官服是圆领窄袖的袍衫，女子则穿襦裙，短上衣加上长裙，裙腰高的系到腋下，雍容华丽。唐代还出现了品色制度，以衣服的颜色表明官职的高低。红、绯、紫色为尊，绿、蓝色、青色为卑，所以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服色、面料对于百姓更有限制，白、黑、褐色多为百姓、低级差役所用，故有皂隶、白衣之称。

中国传统服饰总的特点是：交领、宽衫、大袖、袍服。短衣小打扮多为百姓身份，为官与有名望的清流以袍服为主。配套的则是服色、面料、图案、配饰等等。绫罗绸缎、五颜六色，依据穿着者身份而异。传统服饰具有“别等级，明贵贱”的作用，并传递礼仪文明。

汉服和传统服饰有什么区别？

据黄教授介绍，现在所说的汉服与古籍中记载的汉服（即中国传统服饰）概念并不相同。

1、民族范围不同。中国传统服饰，既包括汉人的汉饰，也包括已经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服饰。也就是说，即便是少数民族，只要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穿的服装都属中国传统服饰范畴。现在的汉服含义更多的仅指明代之前（包括明代）汉民族穿的服装，特指专属汉人服饰。

2、时间跨度不同。中国传统服饰，是指从黄帝一直到满清，具有未中断传承的连续性。现在的汉服并不包括元、清两个朝代，以及历史上非汉民族国度的服装。

3、款式面料不同。黄教授说，古代服饰根据穿着者身份、等级、地位、场合（比如祭祀、上朝、办公）等，穿着对应的服饰，图案、面料、配饰都不一样。

现在许多汉服，只是仿制传统服饰，并没有严格地按照传统服饰的规制、等级、图案、面料来制作，虽然有一些传统服饰的形制，但在制作当中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这是重新制作的一种服饰，是按照设计者或者经营者的意图添加、更改的，不等同于传统服饰，可以归结为仿制服饰。

传统服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现代许多仿制作品时代感模糊。第一、看不出朝代，不知道是唐人服装还是宋人服装；第二、看不出等级，不知道是当官人穿的，还是普通人穿的；第三、看不出场合，不知道是上班的时装，还是下班的时装；第四、难以体现服饰上的文化，传统服饰的图案、纹饰都有不同的内涵。

汉制·曲裾深衣 郭在权供图

从小众到流行

女装更好卖

南方人更喜欢买

当然，现在也有在汉服的设计中明确区分时代的。在安徽芜湖栖凤阁的汉服文化展馆，摆放着一件件汉唐宋明各个时期的男装女装，图文并茂地展示服装的由来、演变的历程。郭在权是栖凤阁汉服创始人，这里的汉服都是他自己设计，尽量还原古代各个朝代的服饰。他告诉记者，为了细节的逼真，他必须研究出土文物、听专家报告、到图书馆查资料、到博物馆看展览。

他亲身经历了汉服由小众到流行的过程，2006年他一年销售汉服几百套，2008年上升到几千套，如今一年销售都在万套以上。

据郭在权介绍，汉服具有“交领右衽”、“褒衣广袖”等特点。总的来说，女装比男装销售更多一些。以前汉、唐服卖得比较好，现在宋、明代的服装则卖得比较好，为什么呢？在他的销售数据中，南方人比北方人更爱买汉服，可能是因为南方的经济比较发达，而宋、明代的服饰更适合南方人穿，所以现在销售比较好。

探究“汉服热”

传统文化回归，新媒体推波助澜

那么现在汉服为什么这样热呢？在采访中，黄教授和郭在权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

1、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黄教授表示，随着国力的增加，传统文化渐渐成为时尚。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礼”占据重要的地位，没有礼仪就没有文明、社会秩序等，而服饰与礼仪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人在学习唐诗宋词，以及举办祭孔等各种传统活动时，往往都需要有仪式感，汉服也跟着流行起来。

郭在权也认为，随着我国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民族自豪感也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穿汉服，觉得这是民族自信心的一种体现。

2、传统服饰之美。传统服饰宽大飘逸，色彩鲜艳，形制独特，有美感，飘然若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不论是男女，穿上汉服都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汉服既形式美观，又底蕴深厚，许多人认为这是展示中华灿烂文明与悠久文化的最佳载体，于是出现汉服热。

3、社交媒体的助推。郭在权认为，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一些热爱汉服的人瞬间成了“网红”，网友同样热烈地讨论和交流汉服文化。在微博上检索汉服，有关汉服的结果多达几千万条，这些新媒体推动了汉服热。

明制·袄裙 郭在权供图

未来趋势

含汉服元素的“中国风”将流行

朱莉是金陵国学堂的负责人，也是汉服的忠粉。她告诉记者，她几乎天天穿汉服，现在的汉服大致分为常服、礼服。每次活动时，她会穿上礼服，平时则为常服。

从2013年起，她在全省组织国学的公益活动，包括开笔礼、祭祀等等，汉服自然不可缺少。参加汉服活动的以小学生为主，但现在许多高校比如南林大等都有汉服社，她还会定期到高校组织汉服培训活动。未来，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汉服，喜欢上汉服，她计划将汉服文化与AR、VR等技术相结合，让大家身着汉服，似乎穿越回千年以前，身临其境感受汉服之美。

姜丹君是南京君荷礼韵文化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经常举办不同形式的汉服活动。她告诉记者，这两年传统文化活动的需求比往年要多很多，目前一年至少要举办传统文化活动100场，大多是受政府各单位的主动邀请，比如“二十四节气”活动，针对每个节气的不同民俗，让孩子们穿上汉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她表示，汉服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但汉服也在改良之中，很多人穿的是“中国风”服饰，区别在哪里呢？汉服由于是宽袖、长袍，逛街可以穿，但工作时很不方便，而“中国风”服饰则是改得更加紧身，这样，就不妨碍上班工作了。她相信有着汉服元素的现代中国风服装将成为服装主流品牌，成为新的流行风景。（杨民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