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梵名 Kuci^na。为汉代西域（今中央亚细亚）古国。又作丘兹、归兹、屈支、俱支曩、拘夷、曲先、苦叉。今名库车（Kucha），乃位于新疆天山南路之重要都城。于三世纪起，当地佛教盛行，居民属于雅利安人种。王室以“白”为名，势力强大，文化进步。唐置龟兹为都督府，安西都护亦曾驻治于此。自南北朝以迄唐朝，活跃于外国之出家人中，姓“白”及“帛”者，多为该国出身，其中最著名者为鸠摩罗什。

　　大唐西域记谓该国盛行小乘教，然由该国东来之三藏所译出之经典包括大乘与密教典籍，故知该国亦弘传大乘教。十世纪左右以后，成为土耳其族领地。

　　近年，曾发掘出许多龟兹语（Kuchean）经典及古代遗物。一八九○年，英籍之包尔（Bower）上尉在此地发现贝叶形桦皮梵文佛典古写本，韦伯（F Weber）亦发现有关医药之龟兹文写本，依次称为包尔文书、韦伯文书。其后，日本、苏俄、德国等学者即多次发掘，出土之龟兹语佛典断片如大般涅盘经、法句经、古城比喻经、悲华经、十诵比丘戒本等。又西方诸学者对龟兹语之名称互有异议，或称吐货罗语（Tokha^ri^），或称吐鲁番语（Turfanisch），亦常为与于阗语区别而称之为 Sprach I。

　　于汉译佛典之音译中，若干梵语之音译语，毋宁系龟兹语之音译，如沙门一语，梵语为 s/ramaN!a，龟兹语为 sama^ne；波逸提，梵语为 pa^yattika，龟兹语为 pa^yti等。又就意译而言，如外道一语，梵语为 mithya^dr!s!t!i，意为谬见；龟兹语为 parnan~n~e，意为外。故知佛典中若干汉译并非由梵语原本直译而来，乃经由译自梵语原本之龟兹语等中亚之土语转译而来，或直接由此类土语译出。（大方等大集经卷五十五、十力经序、法华经序、梁高僧传卷一、宋高僧传卷三、出三藏记集卷七首楞严后记、卷八正法华经记、卷十三安玄付传、卷十四鸠摩罗什传、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大唐西域记卷一、玄应音义卷四、梵语杂名、后汉书班超传、唐书西域列传第一四六、明史列传第二二○、钦定新疆识略、龟兹于阗の研究（羽田亨，史林第二之三）、T Watters: On Yuan Chwang, vol I; S Beal: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 I）（(参见:包尔文书)1579）p6400

　　FROM:佛光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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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西域古国。又作丘兹、归兹、屈兹、屈支、屈茨、邱兹、拘夷、曲先、苦叉。梵名Kuci^na，出自归兹国沙门礼言《梵语杂名》；《翻梵语》卷八或以之为梵语kut!i（屈曲之义）的对音，遂译作曲躬。此国位在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一带，北倚天山，南对昆仑，西通疏勒，东接焉耆，为丝路北道之要冲。清朝以后称为库车。其都城，西汉以来称为延城（或指居延城），唐代时称为伊罗卢。据中国史料所载，其王室以白或帛为姓。古代居民为雅利安系民族。自四世纪以来，此地与西北印度佛教之中心地互有交流，遂与西域南道之于阗并为佛教文化之重镇。

　　佛教传来此国之年代不详，但依《出三藏记集》卷七〈首楞严后记〉及卷十三〈安玄付传〉载，曹魏·正始（240～249）末，归兹王世子帛延参与支施仑之译场，同书卷八〈正法华记〉记载，法护译出《正法华经》时，龟兹居士帛元信担任参校。由此可推知，西历三世纪以降，此地已有佛教。

　　五世纪初，活跃于中国的鸠摩罗什，其母为龟兹国王之妹。相传当时龟兹国内佛教颇盛。王宫中安置佛像，与伽蓝无异。国内且有达慕蓝、致隶蓝、王新等伽蓝，罗什即住在王新伽蓝修习大乘。又，《十诵律毗尼序》三卷之译者——罽宾之毗摩罗叉，通达律藏，尝于龟兹国为四方云集而至之学徒讲授。其后，由于后凉·吕光之征伐，此国佛教乃渐衰退。

　　相传南齐时代，高昌仙窟寺法惠曾至龟兹，就金华寺直月承受教法。隋代达摩笈多于东行途中，曾停留此国二年，为僧众讲《如实论》。时，该国国王亦好大乘，开悟之处颇多。

　　唐初，玄奘赴印度途中，尝于此国滞留六十日，且于《大唐西域记》卷一述此国之情形，文云（大正51·870a）∶

　　‘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

　　又记载此国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云云。开元十五年（727）途经此国之慧超，于《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龟兹国行小乘法，僧人吃肉及■等，然有大云、龙兴两处汉族寺院，并谓汉僧行大乘法云云。

　　唐初，太宗、高宗皆在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兵镇守，但至唐末宋初，此地为回教徒征服，佛教遂告灭亡。近代，考古学者曾从当地发掘出不少古代遗物，如1890年，包尔（Bower）于库车附近得贝叶形桦皮古写本，传教师韦伯（F Weber）亦发现纸写本断片。据赫尔恩（R Hoernle）的研究，前者系《孔雀王经》及其他有关药法咒法占卜之梵文写本，后者为有关医药之龟兹文写本。

　　另由德国学者古伦威德尔（A Grunwedel）、里克克（Le Coq），英国学者斯坦因（A Stein），日本学者大谷光瑞等人之多次探险，曾发现通行于库车及其西方温宿、姑墨地方的龟兹语。关于此语言之名称，西方各学者看法有异，或称之为吐货罗语（Tokha^ri），或称Kasgarisch，或称Shulesprache，或称吐鲁蕃语（Turfamsch），或称龟兹语（Kuchean），又为与于阗语区别而称之为Sprach Ⅰ。又，彼等所发现以龟兹语书写之佛典，有《法句经》、《大般涅盘经》、《悲华经》、《佛德赞叹偈》、《十诵比丘戒本》，以及《十二因缘论》、《波罗提提舍尼》、《念处》等书之断片。

　　汉译佛典中，可能有译自龟兹文者，如依《添品妙法莲华经》序所说，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之原本似为龟兹文。此外，汉译佛典之音译中，若干词汇之音译语，也可能是龟兹语的翻译，如‘外道’一语，梵语为mithya^dr!s!t!i，是‘谬见’之义，而龟兹语则为parnan~n~e，是‘外’之义；‘灭’之梵语为s/ama、s/a^nti，系‘和’之义，而龟兹语则为kes，系‘息’之义。凡此诸语皆可能译自龟兹语。

　　此外，由克伦威德尔所调查的洞窟中，有以西藏语所记之壁文。依壁文所载，可知洞窟内壁画之由来，以及西元八世纪时此地除佛教外，亦流行摩尼教等。龟兹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即龟兹千佛洞），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窟寺，也是硕果仅存的小乘石窟。其他，在美术、建筑等方面所发现者亦复不少。

　　◎附一∶金维诺〈龟兹的佛教石窟〉（摘录自《中国美术史论集》）

　　龟兹立国很早，班固在《汉书》里就开始记载了它的疆域、人口、官制、兵备以及特产∶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郤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郤胡君三人，驿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龟兹的领域在现在的库车、拜城一带地方。它的势力范围，在不同时代有所变迁。汉以后，附近的姑墨、温宿、尉头等国都臣属于龟兹。

　　龟兹在汉代就开始与内地有了密切的联系。在宣帝时，这种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康元年（公元前65），龟兹王绛宾夫妇到京城长安，宣帝赐给印绶，并‘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罗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绛宾回龟兹以后，宫室制度都仿效汉室。他的儿子丞德在成、哀帝时往来也甚为亲密。

　　神爵二年（公元前60）以安远侯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治所设在龟兹的乌垒城。永元三年（91）班超为都护时，也居留在龟兹，并立龟兹侍子白霸为王。以后龟兹曾遭受莎车、匈奴先后的兼并。到魏、晋时期与内地往来又逐渐频繁。如魏文帝时、晋·太康中、梁·普通二年（521）、周·保定元年（561）都不断有遣使往来的记载。与内地的密切关系，使龟兹文化上的一些成就，如音乐、佛学等方面的成就，迅速传入内地，而龟兹文化也深深受到内地的影响。

　　关于龟兹的状况，史书陆续有些记载。综合所述，可以知道∶龟兹有严格的法律，‘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臂，并削一足。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风俗、物产与焉耆大体相同。男的都剪发以为装饰，国王则‘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婚姻与中原略同，死亡者，皆焚而后葬，七日满服。气候较焉耆为暖。出产细毯、铜、铁、铅、■皮、氍毹、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等。农作物‘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牛、羊。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蒲桃酒，兼爱音乐。’

　　龟兹崇信祅教和佛教，特别是佛教盛行。和焉耆一样，每年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全国都依佛教斋戒行道。佛教在贵族间也具有很大势力，且不断有身为王族的沙门、居士外出传道。从汉译佛教经典来看，三世纪以后，不断有来自龟兹，或与龟兹有密切关系的沙门从事译述佛教经典。如甘露三年（258）在洛阳白马寺译经的沙门白延，太康七年（286）校经的帛元信，永嘉中（307～313）在建初寺译经的帛尸梨蜜多罗。而东晋·建元二年（344）生于龟兹的名僧鸠摩罗什，从弘始四年（402）至十五年，在内地十二年间，所译经律论有三百多卷。

　　佛教在当时的盛行，从《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所收〈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记〉，可以窥见概略情况∶

　　‘拘夷国（即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中略）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舍学者也。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中略）此三寺尼，是为嵚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

　　这些寺院规模都很大，僧尼人数达到几十人，以至一八0人。除了以上所记寺院，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僧纯与昙充受佛图舌弥《比丘尼戒本》及戒法是在云慕蓝。《释氏西域记》所记∶‘龟兹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当是北山致隶蓝，‘雀离’、‘致隶’盖为同名异译。据《梁高僧传》卷二〈罗什传〉称当时龟兹有僧一万人。罗什在王新寺说法，诸王咸跪其侧，恭听纶音，王宫雕镂有佛形像，以及嵚岭以东王侯妇女远道来此出家为尼等情况，都足以说明当时贵族崇信佛法和龟兹是佛教中心地的事实。

　　唐初，玄奘过龟兹国时，其地佛教仍然盛行∶‘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玄奘还记载∶

　　‘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八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这里所谈到的照怙厘寺，也就是鸠摩罗什时期的致隶蓝（雀离寺），寺在荒城北四十余里，所谓‘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实际是指被间隔在山泉两侧的寺院，同名‘照怙厘（雀离）’。这就为我们探索北山这一寺院遗址提供了明确方位。

　　另外玄奘还记述了城内的情况∶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至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二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硕，四事供养，久而弥敬。’

　　这说明行像之俗不仅在于阗流行，龟兹每年秋分也行像十余日。国王士庶莫不皈依佛教。到八世纪初期，慧超道经龟兹，其国佛事尚未衰落，‘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等也。汉僧行大乘法’。

　　龟兹佛教的兴盛，直接促使佛教艺术也有很大发展。今天这些曾经容纳上万僧徒的寺院已大部分不存在，但是仅从残留的一部分石窟，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那时佛教艺术兴盛的面貌。

　　这残留下的佛教石窟有∶克孜尔千佛洞、森木赛姆千佛洞、库木吐喇千佛洞、克孜尔朵哈千佛洞、玛扎伯赫千佛洞等。这些千佛洞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盗窃，留存下来的壁画极残破。在这里，我们仅以具有代表性的克孜尔石窟，来谈谈龟兹的佛教艺术。（下略）

　　◎附二∶刘锡淦、陈良伟着〈龟兹境内的著名佛教遗址〉（摘录自《龟兹古国史》第五章第四节）

　　汉唐间，龟兹古国是个主崇佛教，兼信祅教，以佛教为国教的城邦国。信仰佛教自然要供养佛教僧侣；给佛教僧侣提供息止、功课、修行、布道的地方被称之为寺院或伽蓝。由于文献中记载的寺院和考古中所见的佛寺尚不能统一起来，故我们先谈文献记载的龟兹古国佛教寺院概况。

　　〔雀离大寺〕 又名昭怙厘大寺、雀离大清净寺。龟兹古国历史上的一座名寺。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该寺位于龟兹故荒城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在接近山的高坡之上，傍着一条古河。由于该寺傍河而立，河东、河西各有一片寺院，故历史上又称其为二寺，即东雀离大寺、西雀离大寺。这所寺院里有许多佛陀雕像，装饰庄严，泥塑技术高超，东昭怙厘大寺中还有一块玉石，供奉在佛大堂内，其上有释迦牟尼足印，长一尺八寸，宽约六寸。据近人研究，该大寺遗址在今库车县北苏巴什地方铜厂河两岸。据《高僧传》介绍，东晋时代的名僧鸠摩罗什之母在未出家之前常常至此听讲佛法。

　　〔阿奢理贰伽蓝〕 阿奢理，应为古龟兹语的音译，原为梵语，意为‘奇特’。直译过来，阿奢理贰伽蓝就是‘奇特寺’。相传，阿奢理贰伽蓝的建立与一段王室奇特经历有关。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在很久以前，一个在位的龟兹国王很崇信佛教。他很想在其生前去印度诸地瞻仰圣迹。一天，他把自己的弟弟叫到跟前，命其监国，暂摄国政，言自己将远行。当国王准备启驾西行时，其摄政之弟赶来送行，送他一个密封的金函，嘱其兄务必妥为保管。国王感到很奇怪，问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用金函盛之，且密封？’其弟答曰∶‘是什么东西您就别问了，只是请您随身带着，妥为收藏，待回驾之日始可开启。’国王答应了。国王西行许久始返回。升殿视事之日，有人构祸曰∶‘国王西行，令弟监国，弟不专心事国，*乱后宫。’国王大怒，欲执其弟处以严刑。其弟曰∶‘我不愿推卸责任，但刑前乞大王开启昔日临行时所赠金函。’国王令护军取出金函，开启一看，函内装了一截男性生殖器。国王指之问曰∶‘这是什么东西？你让我看是什么意思？’其弟从容答曰∶‘昔日王兄欲远游，令我监国，我惧有人阴险构祸，于是自断生殖器以明心志，生殖器在王兄远行前已断，何能*乱后宫，请王兄明鉴。’龟兹王既惧且惭，释其罪，益显亲近，命其出入后庭，沿途不得阻挠。一日，王弟行走在路，见一人赶着五百公牛行走，问其去向，始知前往阉割。王弟想到自己残缺，形若废人，很同情五百头公牛的命运，便以自家财富赎五百公牛身。由于有了此种功德，得到佛陀赞许，以大慈悲力使其渐具男形。王弟因自己重新恢复健康，不再往去后宫。龟兹王很奇怪。问其缘由。其弟俱以实情告之。龟兹王深感惊奇。为表彰其弟忠心事国、弘扬佛陀神迹，龟兹王下令拨国库之款修建新寺，特命名为‘奇特寺’。公元七世纪初，玄奘西行路经龟兹，曾往此寺。据其介绍，该寺修建在龟兹王城西门外西北方向某地，越一小河便至其寺。龟兹古国许多耆艾宿老、硕学高才、远方俊杰都挂锡于此。另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龟兹大德高僧木叉■多就住在这里。

　　〔金华寺〕 据《名僧传》〈齐高昌仙窟寺法惠传〉载，龟兹有金华寺。高昌僧人法惠，俗姓李，本为高昌古国富豪家子。少时好射猎，喜饮酒，爱弦歌，娶妻极美，举国无双。本国富豪子弟美其容貌，争邀其宠。其妻不耐闺房清冷，屡与私通。李氏公子苦恼不已。一日外出，李公子被一帮富豪子所打，避难龟兹。自思其妻不忠，往往富豪欺凌，于是出家。由于苦修禅律甚有成效，声名渐显著，取僧名法惠，受聘返高昌，挂锡仙窟寺，任高昌国女尼依止师。一天，高昌都郎中寺冯姓女尼告诉他说，龟兹国中有一金华寺，寺中有一直月和尚，能使所学者短期内成正果。法惠往访之，果得大悟，是知龟兹国有金华寺。

　　〔初一寺〕 初一寺在何处已不可考。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龟兹国有初一寺。玄奘从焉耆往龟兹，龟兹王率大臣、百姓、僧侣出城迎接，至，入初一寺受华。

　　〔法丰寺〕 关于法丰寺的修建也有一段传说。据唐代僧人僧详撰《法华传记》载，在南朝宋时，龟兹国有一僧侣名叫法丰，原是敦煌人，姓竺氏，出家后往游龟兹。一日闲游，恰逢国人积资修复一旧寺，法丰前往帮忙。在修寺中法丰出力甚大，寺修好后，众人挽留其为该寺僧正，并以其名为寺名。释法丰为僧正后，自视法丰寺为家，出入取物不按制度，人们颇有闲言。后法丰为肥私囊，尽量减少支出，甚至减少本寺僧侣供应，众皆不满。久之，法丰死，亡入饿鬼之中，整夜作饿鬼驰鸣。其弟子宝慧听出是师傅声音，便问其缘故，其曰∶‘由于我生前贪财，暗减众僧之食，所以沦为饿鬼，甚感困苦难堪，请给予帮助。’宝慧等闻讯，忙写《法华经》予以超度，并广为布施，其师法丰始在阴间免受饥饿之苦。

　　〔莲花寺〕 在龟兹王城西门外。唐中叶始在。据《悟空入竺记》记载，悟空和尚东归，曾挂锡于此寺，遇该寺高僧勿提提犀鱼（唐言莲花精进），求其译《十力经》。

　　〔前践寺〕 龟兹古国境内有一座大山，名叫前践山，唐代中叶，龟兹人在此山前修一佛寺，因山名曰前践寺。

　　〔耶婆瑟鸡寺〕 龟兹境内有一大山，名耶婆瑟鸡山，此山顶本有一小溪，倒山谷下流，自成瀑布，涓涓细流，落石上自成绝妙音乐，僧侣爱之，伴溪修一佛寺，是为耶婆瑟鸡寺。龟兹乐人闻之，常至其寺，伴石听音，谱成新曲，竟然清新悦耳。一时此山此寺此溪名噪西域。

　　〔大云寺、龙兴寺〕 唐朝自公元692年之后，常于龟兹屯集兵马，往往数万。再者，唐又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境内，幕府大小官员也数千。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信奉佛教的。为给这些人提供方便，唐朝政府出资在龟兹修建了大云寺、龙兴寺。唐政府从内地聘得道高僧为二寺寺主、寺监。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他从印度求学归，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至龟兹。在龟兹休整期间，他曾访问二寺，在大云寺他见到了寺主秀行、寺监义超、上座明恽。秀行本是长安七宝台寺僧侣，颇善讲演，遂被聘为寺主。义超本长安庄严寺僧，因精通律藏，被聘为寺监。明恽也是中原人，行业极好，故被聘为上座。慧超在龙兴寺见到了寺主法海。法海本汉人，但生在龟兹。

　　除上述寺院外，知其寺名的寺院还有东晋时期的达慕蓝（寺僧一七0人）、致隶剑蓝（寺僧五十人）、剑慕王新蓝（寺僧六十人）、温宿王蓝（寺僧七十人）、王新僧伽蓝（寺僧九十人）、阿丽蓝（比丘尼一八0人）、输若干蓝（比丘尼五十人）、阿丽跋蓝（比丘尼三十人），唐代的东拓厥寺、西拓厥寺等。

　　此外，龟兹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寺院，例如唐初至其国的玄奘曾言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众。’

　　除文献中所记以上佛教寺院外，现存的石窟寺约有八处

龟兹国是中国古代西域重要的城邦国之一，时间跨度自西汉至元明，空间范围包括今天新疆南疆的库车、拜城、沙雅、新和、阿克苏、温宿、巴楚和轮台等县。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和唐代的安西大都护府均设在龟兹，龟兹一度是西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龟兹作为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其文化呈现出多元荟萃的特征，我们可以在龟兹文化中看到地中海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文明的影子。

但是龟兹文化有一个重要的“本土化”过程，在本地文化的土壤里，吸收外来文化因子，最终造就了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龟兹文明。比如，佛教传入龟兹后，诞生了影响东方的龟兹佛教及其艺术；龟兹石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石窟；龟兹涌现出鸠摩罗什等一大批高僧；龟兹乐舞代表着西域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风靡一时，甚至还东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

其实，在公元后的1000多年里，一个地域如此狭小的西域绿洲城邦国，对东方竟能产生巨大而长久的影响，真是十分罕见。龟兹文化在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龟兹人苏祗婆、白明达两位著名的音乐大师,把龟兹乐传入中原,作为隋唐九部乐之一,深受中原帝王和广大民众的喜爱。隋唐宫制的10部乐曲中就有《龟兹》乐部。后龟兹乐器、乐曲和舞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印度、缅甸等国。高丽乐器有14种,其中弹筝、笙、筚篥等就是由中国传去的,筚篥源于龟兹,在朝鲜至今仍然还在流行,已达千余年。日本乐曲大曲和中曲中的《春莺啭》、《感皇恩》、《苏莫遮》这些乐曲,都源自龟兹乐曲。特别是有名的龟兹舞蹈,宋朝大诗人沈辽写诗赞道“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衣冠尺得画图看,乐器多因西域取。”这首诗凝练传神地尽现了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龟兹文化。

龟兹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

龟兹佛教文化主要以龟兹石窟最具代表性。龟兹石窟融合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原文化为一体，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龟兹石窟群比较集中，洞窟形制类型完备，壁画题材内容丰富。龟兹石窟影响着西域和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它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

龟兹文化是我国古代汉唐文化、古代印度文化、古代希腊文化、古代波斯文化交互融合并结合龟兹人文特点而孕育的有着鲜明民族特征、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综合体。其文化特征主要是兼容并蓄的古佛教文化、石窟壁画、乐舞、戏曲、文物、诗词等，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龟兹文化经过历史沧桑，遭到的破坏很严重。如今的文化遗存，满目疮痍。从上世纪80年代起，龟兹文化遗产开始得到较为有效的保护和管理，GJ已投入巨资维修石窟和文化遗址。但是古龟兹地域较广，遗产分散，仅龟兹石窟，就分布在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内，人员偏少，管理困难。

龟兹是古代西域之大国，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方之贸易，传载东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经济、文化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现今这里保存着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罗、龟兹、吐番、中原汉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遗存，对研究、发掘龟兹石窟的文化艺术内涵，以及对中亚、西亚乃至东亚古代文化渊源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就经丝绸之路传至丝路重镇龟兹，并在龟兹地区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供佛等活动已很频繁。据文献记载，到了公元四世纪时，龟兹佛教已达到十分兴盛的程度，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一时期，在龟兹还出现了不少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鸠摩罗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时，龟兹佛教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切有部”、“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鸠摩罗什（334～413年），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师徒所译经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维摩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及《十诵论》等共74部384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了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在日本、南韩、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欧洲也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龟兹文化就是以古代龟兹地区为中心，融汇东西方文化特点而形成的地域特色文化。龟兹文化曾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古龟兹国曾被誉为“西域佛都”、“西域乐都”，孕育出的龟兹石窟艺术、龟兹乐舞曾广泛影响了中原和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其中龟兹石窟被誉为“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

龟兹音乐传入中国后，在唐代演变成为唐代佛曲。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坚之大将吕光灭龟兹，将龟兹乐带到凉州。吕光亡后，龟兹乐分散。后魏平定中原，重新获得龟兹乐。

南北朝北周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其所奏琵琶乐有七声:宫声、南吕声、角声、变徵声、徵声、羽声、变宫声。

隋文帝开皇初（581年）定令置《七部乐》：《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开皇中（590年），龟兹乐器大盛于朝野。当时著名乐师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人，精通龟兹弦乐、管乐，新声奇变，公王之间，争相慕尚。

隋大业中（611年）隋炀帝定《九部乐》：《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礼毕乐》。

扩展资料

在源远流长的龟兹文化的影响下，“以歌言声、以舞言情”成为龟兹各民族的典型特征。

龟兹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公元前就与中原交往频繁。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娶乌孙公主为妻，后绛宾携公主去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

以后绛宾“数来朝贺”，回龟兹后“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一重大改革，对龟兹乐舞艺术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在文化和民族大交流、大融合中，龟兹文化进一步发展，音乐艺术日趋繁盛，成为西域一个乐舞胜地。前秦国主苻坚，派吕光平龟兹，将一大批龟兹乐舞伎人带至中原，从此揭开了龟兹乐舞大规模东传的序幕。

至隋代已有三种不同形式的龟兹乐流行在中国内地，《隋书·音乐志》载：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兹”、“土龟兹”等三部。唐代是龟兹乐舞的黄金时期，唐代诗人元稹《连昌宫词》曰：“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发续”。

隋唐时期，龟兹本地的音乐舞蹈也进入发展高峰。唐初著名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回国撰写出的《大唐西域记》，对当时龟兹音乐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屈支龟兹　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迄今龟兹地区尚存500余佛教石窟和1万多平方米壁画。其中，音乐舞蹈形象十分客观，舞蹈约18种，舞蹈姿态数十种。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乐舞造型可以说滥觞于龟兹乐舞。

龟兹乐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音乐种类有“歌曲”“解曲”和“舞曲”。

龟兹乐的传入，促进了中原乐器的改革。今内地民间使用的许多乐器，如管子、古称筚篥　、琵琶、腰鼓、横笛等都和龟兹乐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南北朝时，龟兹舞蹈已经逐步脱离了劳动模似性和自娱性，发展到具有表演手段以及情节内容的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歌舞戏”形式，包括“苏幕遮”、“大面”、“拔头”等。其舞蹈一个共同特点是舞者头戴面具，模似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表达一定的故事情节，这是戏剧的初级阶段。“歌舞戏”在西域普遍流行，传入内地后颇受朝野喜爱。

隋唐时期，由于国力的强盛，龟兹乐舞对世界特别是亚洲产生了很大影响。龟兹乐舞成为对外交往、显示国威、开展文化交流的工具。日本在隋唐时不断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这些使者归国时带回的中国乐舞，其中不少就是龟兹乐。日本的“雅乐”里，有许多是与龟兹有关的乐曲，龟兹乐中的筚篥、五弦琵琶等成为日本传统乐器。至今日本还保存着唐代制作的五弦琵琶等。

龟兹乐舞对朝鲜也有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流传的“长鼓”就是随龟兹乐舞传入的，古代朝鲜使用一种“桃皮筚篥”乃是龟兹筚篥的变种。

古代越南、缅甸等国，亦有龟兹乐舞的影响。《新唐书·骠国今缅甸　传》记载该国宫廷乐部中有四部，第一部即“龟兹部”，其乐器配置，与唐宫廷“龟兹部”完全一致。

龟兹古国在现新疆库车。

龟兹国（拼音qiū cí，梵语Kucina）又称丘慈、邱兹、丘兹，是中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汉朝时为西域北道诸国之一，唐代安西四镇之一。为古来西域出产铁器之地。

龟兹古代居民属印欧种。回鹘人到来后，人种和语言均逐渐回鹘化，龟兹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

5世纪前期，龟兹一度被柔然控制。448年，北魏攻占龟兹。5世纪末，曾隶属于西方强国嚈哒。此后，龟兹曾先后遣使于西魏、北周和南朝的梁。隋代时，龟兹臣属于北方西突厥汗国。615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曾遣使入朝。

唐朝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攻灭高昌，设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并设安西都护府，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军攻灭龟兹，将龟兹纳入统治。658年，唐朝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

龟兹石窟文化

龟兹石窟是世界佛教艺苑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保存着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形成、发展和流传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史、美术史、美学理论和古龟兹的社会、历史、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特殊的价值。

龟兹石窟融合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原文化为一体，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龟兹石窟群比较集中，洞窟形制类型完备，壁画题材内容丰富。随着佛教东渐而出现的东西文化交融现象也有脉络可寻。

龟兹石窟影响着西域和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此，龟兹石窟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在中亚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

以上内容参考-龟兹

龟兹国境内的天山和确勒塔格山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矿带分布广、埋藏浅，极利开采，为早期铜矿开采和冶炼—也为青铜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斧、铜镜、铜勺、纺轮、锥、扣、项圈、耳环等小型生活用具和装饰物品。

出土铜器的鉴定表明，其加工工艺主要是锻制和铸造。如铜刀、铜锥、铜项圈、铜环等为锻造，而铜斧、铜镜、铜勺、铜扣、铜纺轮等则属铸造。其金属成分测试表明，其中有红铜器和青铜器，而以锡青铜器为主。

从铜器成分来看，克孜尔遗址和墓葬当属青铜文化无疑。但是从元素的组成分析看，铜器中锡元素多，而几乎不含有铅等元素，这与邻近的焉耆盆地的和静大西沟、拜契尔墓葬以及东部哈木的天山北路、黑沟梁等墓地发现的铜器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同公元前2 000年到 1 000年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铜器相一致。克孜尔墓地的铜器以锡青铜为主，铸造和锻造的工艺并存，并出现叠压锻打的工艺，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特点。

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的故乡是印度，家世国相，可能是出自刹帝利种姓，他父亲鸠摩炎放弃相位出家，度过葱岭，来到龟兹。龟兹国王的妹妹年方20，聪敏过人，龟兹王逼他妹妹嫁给鸠摩炎，随后便生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7岁时随母亲出家，日诵千偈，9岁时随着母亲到了克什米尔，在那里声名远播，12岁又和母亲回到龟兹。鸠摩罗什从此开始由小乘佛教转学大乘佛教。鸠摩罗什性率达，不拘小节，修行者都对他很疑惑，这也是他转学大乘的一个原因。他宏扬大乘教义，不久便声望大震，“道流西域，名扬东川”。说法讲经时，连龟兹国王都要跪下，让罗什登肩升座。他20岁的时候，母亲要回印度，临行前，对他嘱咐道，“把佛教传到东土，全靠你了，但于你自身不利。”这是指他将要两次“破戒”之事。鸠摩罗什回答道：“大士之道，利彼忘躯。如果大法真能流传过去，我就身下油锅，再苦也无恨。”鸠摩罗什在龟兹住了20多年，在他41岁时，前秦大将吕光破龟兹。那时鸠摩罗什的盛名早传到前秦国，国王苻坚命大将吕光掠获鸠摩罗什至姑臧（今天的甘肃武威）。鸠摩罗什在姑臧滞留17年。他在那里学习汉文，为后来在中原翻译佛经打下了基础。前秦灭亡后，后秦姚兴迎鸠摩罗什到长安，拜为国师。

鸠摩罗什一生坎坷，两次被迫“破戒”，在龟兹被吕光逼婚，到了长安又被逼破戒，遭受巨大精神痛苦，正应了他母亲临别的担忧。

鸠摩罗什在长安前后住了将近12年，依照《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共翻译出佛经35部、294卷。鸠摩罗什与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译出的佛经在内容的表达、词语的应用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含辛茹苦历经12载，译出经典74部384卷，这些经卷对中国和世界佛教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影响。他与义净、唐玄奘被尊称为历史上佛教三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里程碑。

苏祗婆

北周时，突厥公主嫁北周武帝，随陪嫁而来的还有龟兹音乐大师苏祗婆。他出身于龟兹音乐世家，父亲是龟兹称为“知音”的乐师。苏祗婆擅长琵琶技艺，又有高深的音乐理论，到中原后，开始只是演奏音乐，没有发挥才能。到了隋代，宫廷改乐制时，大臣郑译发现苏祗婆，便推荐宫廷重用。于是苏祗婆介绍了龟兹“五旦七声”理论，此理论改造了中原旧乐制，产生革命性影响。从此，中原音乐注入大量“胡乐”成分，音乐更为朝野、市庶欢迎。同时，苏祗婆带来龟兹新型乐器和乐队编制，也都在中原得到普及。现今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就是随龟兹乐传入而生根发芽的。同时代来到中原的还有白智通、白明达等一大批龟兹音乐家。还有唐代第一笛子高手李暮，其师傅就是龟兹人。苏祗婆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和标志，他带来和推动了隋唐时期龟兹乐风行中原的热潮。在隋唐宫廷里，“龟兹乐”成为最有魅力和影响的艺术。从宫廷到民间，龟兹乐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