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古老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同样也经历过绵长而惨痛的苦难，那就是瘟疫，自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关于对瘟疫的记载，而对付瘟疫的手段以及过程也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古代在抗疫中最为持续，系统的朝代当属宋朝。

宋朝自建国起就有了层次分明的医疗系统，各机构各司其职，分设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和惠民合剂局，这些部门有专门为皇帝看病的，有负责医学教学和有关官员考核的，还有负责看病抓药的。在宋朝，国家政治出面干预公共卫生领域，使其通过政治手段逐步完善和加强，这些个措施领先当时在鼠疫中挣扎的欧洲数百年。

宋朝在防疫方面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有关防疫的书籍和成熟的治疗方案也是很多，苏轼著有《圣散子方》，北宋的大家沈括《梦溪笔谈》中也有专门涉及医药方面的内容，著名伤寒学家庞安毕生都在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并提出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概念，著作有《伤寒总病论》。可以说，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对疫情有了一种程度的了解，加上中央和地方对公共环境的关注，这些都为防疫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宋朝的疫情大爆发有数百次之多，这也跟当时的人口数量庞大，城市分布集中有关系，宋朝疫情发生的规律是南方相对落后，天气湿热容易造成疫病泛滥，然后随着人口的迁徙，会传入开封，临安，宋朝民间当时盛行宰相之子王素帮人种豆，以此遏制天花的传闻，虽然没有考证，但是却是第一个提出使用人痘防止天花的记载的。

宋朝还一度协助外国进行医学援助，曾提供犀牛角，安息香，白龙脑等治疗药材帮助吐蕃的一些部落控制疫情。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传染病的记载，那时候都称之为“瘟疫”。古人遇到瘟疫是如何应对的呢？

一是隔离病源

任何时候，对于传染病，都是防胜于治的。古人对会传染病，跟现在一样，隔离也是一个重要手段。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但是古人凭经验也知道瘟疫也是可以人传人的，所以会把病人隔离开来。

为了切断传染源。人们会及早把病死之人深埋或烧掉，甚至把病人的个人物品都烧掉。

在极端恐慌的情绪支配下，人们甚至会把疑似病人赶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他们自生自灭。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有一些地方有“麻风岛”，岛上的居民都是麻风病人。这些病人就是被赶到岛上隔离的。

二是个人防护

人们很早就知道“病从口入”，因此，他们也会用纱布之类的东西遮住口鼻。

此外，人们还会用一些其他办法防护。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温疫学者万全，在他的《万氏医书》中就告诫人们，遇上瘟疫，“凡入疫室，饮食之物，不可便咽”，避免接触疑似传染源; 同时，可用雄黄点入鼻窍，将疫病阻挡于口鼻之外。

三是中医治疗

中医对防治瘟疫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每遇瘟疫，医生会大量熬制汤药给病人饮用。这些汤济对瘟疫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多数时候，还是要靠病人的免疫系统起作用。免疫系统强大的病人可能就挺过来了，差的就只能尽早处理了。

明崇祯十四年，中国东部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瘟疫，疫情之惨烈，到了“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的地步，苏州医学家吴又可毅然投入到治病救人的行动中。通过观察与诊治，他确认了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当然，在细菌和病毒概念都不存在的时代，他无法准确地为瘟疫的源头定名，而只能称之为“戾气”或是“厉气”，但他已经找到了瘟疫的真正传染渠道：“邪自口鼻而入”。疫病过后，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分析瘟疫的起源与治法，成为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

四是清洁环境

当时还没有酒精消毒的说法，但是人们会焚烧一些草药之类的东西，用来熏居住的地方，用以驱除疠气。

人们还会在门上和屋里挂一些有香味的草药来净化环境。现在端午节在大门挂柳枝和重阳节“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是古代抗击瘟疫遗留下来的。

五是求神拜佛

古人对瘟疫其实没有太多的办法，因此每次瘟疫都会死很多人。很多时候只能等人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有抗体或体质比较好的人，瘟疫才平息下去。

除了以上几种方法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求神拜佛，让神佛保佑他们。当然，求神拜神对防治瘟疫也起到一定的心理作用。起码拜过之后恐慌情绪会减轻一些。

什么是瘟疫

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 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

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有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治疗主要是针对病原进行治疗，如细菌感染的可应用抗生素治疗，如果是病毒感染引起的需要抗病毒治疗。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人类在发展史上的遇到过很多次的瘟疫，其中比较严重的有鼠疫、非典、天花、埃博拉、出血热，包括新冠病毒感染。对它控制的方法有两个层面：一种社会层面；另一种是针对每个病人救治的方面。在整个感染控制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组织的力量最重要。因为传染病就是要做到如下：1、控制传染源；2、切断传播途径；3、保护易感人群。但提到瘟疫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易感人群，所以第一条和第二条就是需要国家层面的集体力量，把感染的人尽量集中隔离在一起救治，不要四处播散。

每个易感人群，也就是每个人都要做好切断传播途径，就是尽量隔离，居家隔离，减少活动，减少交叉，然后做好呼吸道有呼吸道的防护，接触的要做好接触传播的消毒，包括粪-口传播，包括饮用水都要注意监测，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层面治疗。

传染病的患者主要是交给医生，当然患者自身也要注意休息，也要建立战胜病魔的信念。针对于病毒主要是靠自身产生免疫力，产生抗体，针对一些细菌，像鼠疫，只要确诊然后用上对症的药物，效果很快，就能得到控制。相对来说，细菌感染能找到对症的药，治疗效果应该会要好于病毒性感染的情况。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我国在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以上仅为见于正史的全国性大瘟疫的记载，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古代把这些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统称为瘟疫或疫疠。

　　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得了瘟疫的记载。

　　那么古代人得了瘟疫怎么办？其实很早人们就知道，面对瘟疫，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隔离。

　　目前有实物可证实的是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已经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进行了立法。

　　据《法律答问》（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国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

　　当然，并非一隔了之，隔离只是应对疫情的第一步。

　　史料记载，在疫病发生时，国家会直接派医官巡诊为患流行病的病人医治。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至东汉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

　　《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对疾疫治疗重视的首推宋代。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朝廷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而同样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安法规文献《封诊式》中明确记录着一个传染病案例，有个叫“丙”的人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它似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

　　“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

　　即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以防止被传染。

　　所以隔离在当时是自官方到民间都认定的一种防止传染病扩散的措施。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

　　到了晋代，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则已成为制度。

　　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即大臣家有三人以上得了疫病，其本人即使无病，在一百天内也不得入宫。东晋穆帝永和末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能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晋书·王彪之传》)的状况。

　　说明当时为防止瘟疫的扩散，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

　　当然虽然实施隔离，皇帝任然要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予医药治疗。防止瘟疫更大扩散。

　　因为中国的东汉年间屡屡发生大瘟疫，后来的朝代吸取对这种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平时在太医署等机构每年都要根据时令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做充足的储备。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人员聚集环境及场所，规模达到五百人以上的，太常寺委派一名医师驻点。

　　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应急措施都很快反应。

　　而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涉及较大区域，则朝廷派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一般都是免费，必要时“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

　　除了在医治方面，在控制疫病谣言方面，古代也较为有作为。

　　我们知道，古代文化普及率低，给一些谣言发展带来了空间，如东汉的张角兄弟就是利用瘟疫煽动百姓起事。古代医巫不分家，在对待疫病上除了医药，还靠巫术。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就开始对巫术持怀疑态度。如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患了疾病，子路请求他去祈祷，孔子问：“有这么回事吗？”子路说：“有之。”孔子则说：“丘之祷久矣。”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子路关于祈祷的请求，孔子对向鬼神祈祷抱怀疑态度，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史记·扁鹊列传》中，名医扁鹊就认为病有“六不治”，其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中央设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是主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的机构，再加上医药知识的普及，很多地方长官不信鬼神，不听巫术，使得每次疫情谣言能得以有效控制。

　　此外在古代社会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政府除了在送医、送药的基础上还采取如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对百姓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等举措以减轻民众负担。

　　古人对瘟疫的前期预防后期处理也非常完备。

　　古人认为尸体也是病毒和细菌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志愿者，如僧人等帮着掩埋尸体，以发放度牒为奖励。南宋嘉定元年，江淮一带大疫，政府就招募志愿者，掩埋尸体达200人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宋史·五行志》)。

　　而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最初，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认为是四季不时或者瘟神作怪。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环境及公共卫生有紧密关系，因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即用严刑禁止向街道等公共区域倾倒垃圾，重刑惩治破坏公共环境行为。

　　不仅如此，古代普遍重视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而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便主持兴工清理沟渠，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消除疫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