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晋书王衍传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5浏览：3收藏

文言文晋书王衍传,第1张

1 《新世说排调》中关于左季高这篇文言文的翻译

网上搜的。给你参考：左宗棠大腹便便，茶余饭后，也总喜欢捧着自己的肚皮说：“将军不负腹，腹亦不负将军。”有一天，他心情大好，而不是小好，便效仿苏东坡当年的口吻声气问周围的人：“你们可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这问题一出，可就热闹了，有说满腹文章的，有说满腹经纶的，有说腹藏十万甲兵的，有说腹中包罗万象的，总之，都是惟恐马屁拍得不够响。可不知怎的，左宗棠这回却拗着劲，对那些恭维的话无动于衷，脑袋瓜摇了又摇。帐下有位小营官在家乡原是个放牛伢子，他凭着朴素的直觉，大声说：“将军的肚子里，装的都是马绊筋。”左宗棠一拍案桌，跳起身来，夸赞他讲得太对了。这小鬼就凭一句正点的话，连升三级，可谓鸿运当头。湖南土话称牛吃的青草为“马绊筋”。左宗棠生于古历壬申年，属猴，但他最喜欢的却是牛，喜欢牛能负重行远，为此他不惜诡称自己是牵牛星降世。这话可不是说着好玩的，他在自家后花园里，专门凿了口大池子，左右各列石人一个，样子酷似牛郎和织女，此外，还雕了一头栩栩如生的石牛，置于一旁。：易宗夔《新世说》卷七《排调篇》云：

左季高体胖腹大，尝于饭后茶馀自捧其腹曰：“将军不负腹，腹亦不负将军！”一日，顾左右曰：“汝等知我腹中所贮何物乎？”或曰：“满腹文章”，或曰：“满腹经纶”，或曰：“腹中有十万甲兵”，或曰：“腹中包罗万象”。左皆曰：“否！否！”忽有小校出而大声曰：“将军之腹，满贮马绊筋耳！”左乃拍案大赞曰：“是！是！”因拔擢之。盖湘人呼牛所食之草为“马绊筋”。左素以牛能任重致远，尝以己为牵牛星降世。曾于后园凿池，左右列石人各一，肖牛女状，并立石牛于旁，隐寓自负之意。及闻小校言，适夙志符合，故大赏之也。

南朝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是一部名著，古代读书人读到一定层次，一定会要读这部书，这部书真可算得中国古代的一部必读书和畅销书。于是有很多人受其感染，纷纷效仿，续作叠出，构成了中国古籍史上特殊的“世说体”系列。不过，不知是《世说新语》记载的那种“魏晋风度”一去不再，还是后人的见识和文笔赶不上二位刘氏，总之后作没有一部能够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比肩。后作的“世说”便常被人讥诃为“假世说”。易宗夔的这部《新世说》，也属于“假世说”之一。仅上面所引的一段，就足见一斑。稍一考察，易氏所记左季高（宗棠）的事，原来只是一段流传已久的轶事的改版。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侍儿对东坡条》：

东坡一日退朝，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对照一下，就发现易宗夔不过是在照抄这段苏东坡的逸事，只是把苏东坡换成了左季高，把侍女朝云换成小校（侍官）而已。苏东坡的那段故事很著名，易氏这样拙劣地摹仿，不待明眼人即可看出。用一句《世说新语》中的人物王衍的话来形容易氏，可谓“眼光未出牛背上”（语出《晋书·王衍传》）。其为“假世说”，正不待言矣。

当然，易氏讲的故事，还算有一点可靠，那就是左宗棠是一个大肚皮。现在我们常见到一些大腹便便的男同胞，俗名为“将军肚”，也许就是从左宗棠开始的。当然，更早的“将军肚”也还有例可查。最典型的是唐朝的安禄山。这位北方胡人出身的将军身材魁梧，其肚子也大得令人啧舌。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安禄山：

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

又说，安禄山从卢龙乘马到长安，每个驿站都要筑一个石台，以便他换马，称为“大夫换马台”。驿站为他准备乘马，必须先用五石重的石袋试马，马如果能驮得动，才算合格。他的马上有两个马鞍，一个供他的坐，一个供他放置那个硕大无朋的肚子。

2 《晋书王接传》文言文翻译,王接字祖游那段

晋书王接传

原文

王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人，汉京兆尹尊十世孙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学。接幼丧父，哀毁过礼，乡亲皆叹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刘原为河东太守，好奇，以旌才为务。同郡冯收试经为郎，七十余，荐接于原曰：“夫骍骝不总辔，则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则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离之明，求贤与能，小无遗错，是以鄙老思献所知。窃见处士王接，岐嶷隽异，十三而孤，居丧尽礼，学过目而知，义触类而长，斯玉铉之妙味，经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启，窃乐春英之及时。”原即礼命，接不受。原乃呼见曰：“君欲慕肥遁之高邪？”对曰：“接薄佑，少孤而无兄弟，母老疾笃，故无心为吏。”及母终，柴毁骨立，居墓次积年。备览众书，多出异义。性简率，不修俗操，乡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阳太守柳澹、散骑侍郎裴遐、尚书仆射邓攸皆与接友善。后州辟部平阳从事，出补都官从事。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才一皆不试，接以为恨。荡阴之役，侍中嵇绍为乱兵所害，接议曰：“夫谋人之军，军败则死之；谋人之国，国危则亡之，古之道也。荡阴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绍守职以遇不道，可谓臣矣，又可称痛矣。今山东方欲大举，宜明高节，以号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义，加绍致命之赏，则遐迩向风，莫敢不肃矣。”朝廷从之。及东海王越率诸侯讨颙，尚书令王堪统行台，上请接补尚书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

（选自《晋书·王接传》）

译文

王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人，是汉京兆尹王尊的十世孙。父王蔚，世代学习儒史之学。王接自幼丧父，哀伤过度，损害健康，超过礼数，乡亲们都感叹说：“王氏真有个好儿子啊！”渤海人刘原为河东太守，喜欢奇才，以表荐人才为务。同郡人冯收试经了郎官，七十多岁时，他向刘原推荐王接说：“骏马不套鞍辔，就不是造父随心所欲驾御的马；明月不发光，就没有随侯之珠。我想到明府中有黄中之德，闪耀着重离之明，求访贤能，没有一点遗误，所以老朽我想进荐我所知道的贤才。我看到处士王接，伟异俊秀，十三岁上死了父亲，居丧期间竭尽礼数，学习过目不忘，义理能触类旁通，这真是重臣之才，具备了经世致用的高明谋略。我不忧虑老人不被启用，却欢喜春花开得及时。”刘原就以礼招用，王接不接受。刘原就把他叫去说：“你想学习隐士的高洁吗？”王接对答说：“王接失去依靠，幼年丧父而且没有兄弟，母亲年纪大又有重病，所以无心为官。”到母亲去世，哀痛得身如枯柴，多年居住在墓地。博览群书，多有与众不同的见解。生性简率，不仿学时俗节操，乡里大族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只有裴頠敬重他。平阳太守柳澹、散骑侍郎裴遐、尚书仆射邓攸都与王接相友善。后来州里征召他为平阳从事，又外任补为都官从事。永宁初年，被举荐为秀才。友人荥阳人潘滔给王接写信说：“挚虞、卞玄仁都说足下应居高位，你可以不接受秀才的荐举。”王接回信说：“现在世道丧乱，将正要拨乱反正，而明智的人都闭口搁笔，使祸乱败象日深一日，就像燎原之火，难道还可以解救吗？我不是以此为荣，仅想极言陈述我的所闻所见，希望在上的人能有所觉悟而已。”当年，三诸侯王举事，使惠帝恢复帝位，因国家有大的庆祝活动，天下的秀才一概都不试用，王接以此为憾。荡阴之乱，侍中嵇绍被乱兵杀害，王接进议说：“谋人之军，军败自身也死亡；谋人之国，国家危难也就会灭亡，古人的道义如此。荡阴之战，百官奔逃，只有嵇绍坚守职任来抵御不道之寇，可以说是真正的大臣，又实在让人哀痛不已。现在山东正要大举进军，应旌表高尚的节义，来号令天下。依照《春秋》褒奖三累的古义，对嵇绍应加以褒赏，那么远近就会如风响应，没有敢不整肃的人了。”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等到东海王司马越率领诸侯讨伐司马，尚书令王堪统领行台之职，上表请王接补任尚书殿中郎。未到任而死。时年三十九岁。

3 古文,晋书王嘉转及其翻译

《晋书列传第六十五王嘉》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苻坚累征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参诣，好尚之士无不师宗之。问其当世事者，皆随问而对。好为譬喻，状如戏调；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事过皆验。

坚将南征，遣使者问之。嘉曰：「金刚火强。」乃乘使者马，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一无所言。使者还告，坚不语，复遣问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为吉。明年癸未，败于淮南，所谓未年而有殃也。人侯之者，至心则见之，不至心则隐形不见。衣服在架，履杖犹存，或欲取其衣者，终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亦不大，覆杖诸物亦如之。

姚苌之入长安，礼嘉如苻坚故事，逼以自随，每事谘之。苌既与苻登相持，问嘉曰：「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苌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先此，释道安谓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负债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谓「负债」者也。苻登闻嘉死，设坛哭之，赠太师，谥曰文。及苌死，苌子兴字子略方杀登，「略得」之谓也。嘉之死日，人有陇上见之。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

附翻译：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他举止轻浮，形貌丑陋，外表像是无用之辈，而内心聪敏明慧，喜好滑稽谈笑，不吃五谷，艳丽的衣服，置身清虚之中服气养性，不与世人交游。隐居在东阳谷，凿崖为洞穴居住。数百名受业学习的弟子，也全部进入洞穴居住。

石季龙末年，王嘉丢开他的众弟子，只身来到长安，在终南山潜隐，居住在自己盖的草庵之中。他的门人听说了，又随之前来，他又迁入倒兽山中。苻坚多次征召，他总不应征，公侯以下的朝官全都去亲自拜会，好学之士无不推崇他为宗师。人们向他询问当今之事，都随口而答。很喜欢运用比喻，其情其状如同在调戏人们一般；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辞意隐晦，当时很难知道究竟，但事后都一一应验如神。

苻坚准备南征，派使者向他询问吉凶。王嘉说：“金刚火强。”说完便跨上使者的马，端正衣帽，慢慢向东走出数百步，然后策马返回，脱掉衣帽，丢掉鞋帽而归。下马之后盘坐在床上，一言不发。使者回来后据实相告，苻坚不能悟解，又派人前来问他，说：“我们的国运如何？”王嘉说：“未央。”大家都以为是吉利。第二年是癸未年（320），苻坚在淮南被打得大败，这就是王嘉所说的未年有灾殃的印证。拜候他的人如果心诚，他就出见，心不诚就隐形不见，只见他的衣帽挂在衣架上，手杖仍在原处。如果有人想取他的衣服，始终够不着，伸长手臂去取，衣架会变得更高，鞋杖各物也是如此。

姚苌进入长安以后，礼遇王嘉像从前苻坚一样，并逼着王嘉跟随他，每件事情都要向他征询。姚苌不久便开始与苻登争权，问王嘉说：“我能杀掉苻登平定天下吗？”王嘉说：“略得之。”姚苌恼怒了，说：“得就说得，哪里有什么略呢？”于是就杀了王嘉。这以前，释道安对王嘉说：“世事正沸腾暄扰，可以走了。”王嘉回答说：“你先走吧，我欠的债还未还清，还不便离去。”不久，释道安就死了，到这时王嘉被杀，就是前面所说的“欠债”。苻登听说王嘉的死讯后，设坛哭祭，赠号太师，谥号“文”。姚苌死后，他的儿子姚兴字子略杀了苻登，这便是王嘉所说的“略得”的意思。王嘉死的那一天，有人在陇上看见过他。他所写的《牵三歌谶》一书，事情过后都能够应验，历时几代还在流传。又著有《拾遗录》十卷，所记载的事迹大多荒诞诡怪，直到如今，仍旧风行于世。

4 晋书钟雅传文言文翻译

译文：钟雅，字彦胄，颖川长社人。

钟雅年少丧父，爱好学习而有才志，因四种才德俱美而受到举荐，被任命为汝阳令，后入朝担任佐著作郎。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服丧期满而复职。

钟雅躲避战乱东渡长江之后，元帝司马越任命他做丞相记室参军，升任振威将军。过了不久，转任尚书右丞。

当时在太庙举行祭祀，钟雅呈奏道：“陛下继承世系的辈数，对于京兆府君来说应当是玄孙，而今天的祝文中自称曾孙，我担心这是因循沿袭的失误，应当改正。另外按照礼法，祖父的兄弟，是从祖父。

景皇帝自己因功德而称为世宗，并不是以伯祖的名分而进入祖庙，也应除去伯祖的字样。” 皇上下诏说：“按照礼法，事奉宗庙时，自曾孙以下皆称为曾孙，这并非因循沿袭的失误。

采取重孙的名义称号，可以历代共用这个称呼，不须更改。至于称呼伯祖确是不妥，按钟雅上奏的意见。”

钟雅转任北军中候。钱凤作乱，钟雅被加封广武将军，率领将士们驻守青弋。

当时广德县人周圮为钱凤而起兵进攻钟雅，钟雅退守泾县，收编集合士人百姓，讨伐周圮，并斩杀了他。明帝去世，钟雅改任御史中丞。

当时国丧未满周年，而尚书梅陶私自请歌伎作乐，钟雅上奏弹劾说：“梅陶没有大臣忠心敬慕的气节，家庭中奢侈靡费，歌舞艺伎争奇斗艳，丝竹管弦之音，传播到大路上，应该对他加以放逐罢免，以整肃王法。请求把他交付司徒，公正地评议论处。”

穆后临朝处理政事，特地赦免而不追究谴责梅陶的罪。钟雅公正执法，制裁纠正违反法令的行为，百官都畏惧他。

苏峻叛乱，皇上诏令钟雅做前锋监军、假节，带领精锐的勇士一千名来抵抗苏峻。不久朝廷军队大败，钟雅与刘超共同侍卫天子。

有人对钟雅说： “见到条件许可就进取，知道有困难就退却，这是古来的常理。你性格诚实正直，必定不能被仇敌包容，为什么不见机行事而坐着等死呢？”钟雅说：“国乱不能纠正，君危不能救助，各自遁逃而求免祸，我怕史官董狐将要手执写历史的竹简到来了。”

庾亮临走时，回头对钟雅说：“之后朝廷的事我衷心托付给您了。”钟雅说：“栋梁摧折，是谁的过错呢？”庾亮说：“眼前的事，不用再说了，您应当期望有收复国土的功劳阿。”

到了苏峻强逼迁都时，皇帝车驾前往石头城，钟雅、刘超流泪步行跟随皇帝。第二年，二人都被叛贼杀害。

叛贼平定后，追赠钟雅为光禄勋。扩展资料中国自唐太宗时开始设馆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晋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

《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

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

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李世民选择晋书来写史论，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

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

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写成，历时不到三年。

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四个特点。1、作者众多。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2、体例的创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

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3、补旧史之不足。《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

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

4、记载完备。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

5 《晋书,王接传》

《晋书·列传·第二十一》王接传王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人，汉京兆尹尊十世孙也。

父蔚，世修儒史之学。魏中领军曹羲作《至公论》，蔚善之，而著《至机论》，辞义甚美。

官至夏阳侯相。接幼丧父，哀毁过礼，乡亲皆叹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刘原为河东太守，好奇，以旌才为务。

同郡冯收试经为郎，七十余，荐接于原曰：“夫骅骝不总辔，则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则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离之明，求贤与能，小无遗错，是以鄙老思献所知。

窃见处士王接，岐嶷俊异，十三而孤，居丧尽礼，学过目而知，义触类而长，斯玉铉之妙味，经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启，窃乐春英之及时。”

原即礼命，接不受。原乃呼见曰：“君欲慕肥遁之高邪？”对曰：“接薄祜，少孤而无兄弟，母老疾笃，故无心为吏。”

及母终，柴毁骨立，居墓次积年，备览众书，多出异义。性简率，不修俗操，乡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

平阳太守柳澹、散骑侍郎裴遐、尚书仆射邓攸皆与接友善。后为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转功曹史。

州辟部平阳从事。时泰山羊亮为平阳太守，荐之于司隶校尉王堪，出补都官从事。

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

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

除中郎，补征虏将军司马。荡阴之役，侍中嵇绍为乱兵所害，接议曰：“夫谋人之军，军败则死之；谋人之国，国危则亡之，古之道也。

荡阴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绍守职以遇不道，可谓臣矣，又可称痛矣。今山东方欲大举，宜明高节，以号令天下。

依《春秋》褒三累之义，加绍致命之赏，则遐迩向风，莫敢不肃矣。”朝廷从之。

河间王颙欲迁驾长安，与关东乖异，以接成都王佐，难之，表转临汾公相国。及东海王越率诸候讨颙，尚书令王堪统行台，上请接补尚书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

接学虽博通，特精《礼》《传》。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

《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

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

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

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

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

又撰《列女后传》七十二人，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丧乱尽失。

6 晋书陆晔传文言文翻译

（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八·陆晔等传

陆晔，字士光，吴郡吴人也。伯父喜，吴吏部尚书。父英，高平相，员外散骑常侍，晔少有雅望，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丧，以孝闻。同郡顾荣与乡人书曰：“士光气息裁属，虑其性命，言之伤心矣。”后察孝廉，除永世、乌江二县令，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辟为祭酒，寻补振威将军、义兴太守，以疾不拜。预讨华轶功，封平望亭侯，累迁散骑常侍、本郡大中正。太兴元年，迁太子詹事。时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徙尚书，领州大中正。

明帝即位，转光禄勋，迁太常，代纪瞻为尚书左仆射，领太子少傅，寻加金紫光禄大夫，代卞壸为领军将军。以平钱凤功，进爵江陵伯。帝不豫，晔与王导、壸、庾亮、温峤、郗鉴并受顾命，辅皇太子，更入殿将兵直宿。遗诏曰：“晔清操忠贞，历职显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忧国如家，岁寒不凋，体自门风。既委以六军，可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

成帝践阼，拜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给亲兵百人，常侍如故。苏峻之难，晔随帝左石头，举动方正，不以凶威变节。峻以晔吴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台。匡术以苑城归顺，时共推晔督宫城军事。峻平，加卫将军。给千兵百骑，以勋进爵为公，封次子嘏新康子。

咸和中，求归乡里拜坟墓。有司奏，旧制假六十日。侍中颜含、黄门侍郎冯怀驳曰：“晔内蕴至德，清一其心，受托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诏许归省填茔，大臣之义本在忘己，岂容有期而反，无期必远。愚谓宜还自还，不须制日。”帝从之，晔因归。以疾卒，时年七十四。追赠侍中、车骑大将军，谥曰穆。子谌，散骑常侍。

（译文）（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八陆晔等传

陆晔，字士光，吴郡吴县人。伯父亲高兴，吴吏部尚书。父亲英，高平相，员外散骑常侍，范晔少有名望，堂兄机常常称赞他说：“我们家世代不乏公了。”居丧，以孝闻名。同郡人荣誉与同乡书说：“士光呼吸仅属，担心他的性命，说他伤心了。“后来察举孝廉，除永远、乌江两县县令，都不去。元帝开始镇守左边，征召他任祭酒，不久补为振威将军、义兴太守，以有病为由不接受。参与讨伐华轶有功，封平望亭侯，多次升任散骑常侍、本郡大中正。太兴元年，升任太子詹事。当时武帝任命侍中都北士，应该同时用南方人，范晔以清廉著称，于是拜授侍中，调任尚书，领本州大中正。

明帝即位，改任光禄勋，升任太常，代纪瞻为尚书左仆射，领太子少傅，不久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代卞壶为领军将军。以平钱凤功，进爵位为江陵伯。帝身体不适，鞋和王导、壶、庾亮、温峤、郗鉴都受顾命，辅佐皇太子，改入殿领兵直宿。遣诏说：“晔操守清廉忠贞，历职显允，而且他的兄弟侍奉君主和父亲，忧国如家，岁寒不雕，体自家风。已经委托给六军，可录尚书事，加授散骑常侍。”

成帝即位，任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给亲兵一百人，常侍照旧。苏峻的困难，刘晔随皇帝左边石头，行动正直，不以凶威改变。苏峻让刘晔吴士的期望，不敢加害，使守卫禁城。匡术以苑城归顺，当时共同推举陆晔督察宫城军事。峻平，加授卫将军。给兵一千一百名骑兵，因功劳升爵为公，封次子福新季康子。

咸和年间，请求回乡拜祖先的坟墓。有司上奏，旧制度给予60天。侍中颜含、黄门侍郎冯怀反驳说：“晔内心道德，清一的心，受托付的重任，在台司的位置，既然蒙诏答应回家探望填坟，大臣的义原在忘记自己，怎么会有时间就回来，没有约定一定远。我认为应该回到自己回，不需要制天。皇帝听从了”，刘晔于是回家。因病去世，时年七十四。追赠他为侍中、车骑大将军，谧号穆。儿子萧谌，散骑常侍。

《百度文言文翻译》

江南地区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江南才子”的故事在中国大江南北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这就表明人们在思维上已经习惯于把人才和江南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古代江南和现代江南地区也确实为中国输送了大批人才。

唐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了638位状元，据不完全统计，仅苏州地区就有60名，占全国的94%。

唐代：文状元12位、附明经第一1位

宋代：文状元5位、武状元5位

明代：文状元8位、武状元1位

清代：文状元28位

到了现代江南地区更是成为了院士摇篮，1955－2009年当选的两院院士出生地区分布在全国29个省区市，只有青海和宁夏仍未实现院士零的突破，其中，江苏籍的有323人，高居各省区之首；上海籍的有234人，居第二；浙江籍的有223人，位居第三。秀才不禁感叹江浙沪可不仅仅包邮那么简单。

那江南的具体区域指的是哪里？

现代江南在狭义上指代“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江苏，上海，浙江地区，也就是无锡，苏州，南京，松江，上海，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其中南京只包含现在长江以南的南京，杭州指包含现在钱塘江以北的杭州。长江以北的六合，浦口不算狭义上的江南，钱塘江以南的萧山，绍兴，宁波也不算狭义上的江南。现代广义上有时会把长江以北的“扬州”，钱塘江以南的“萧山，绍兴，宁波”，安徽的“古徽州地区”算在内。

江南字面意义指长江以南的地区，而在古代长江以南的地区被中原称为南蛮，而江南被称为吴，江南古代的南京由于做过十二朝的古都，以及钱塘江以北古代的杭州做过南宋的行在，许多北方士家大族南迁，江南成为一个文教发达、美丽富庶的地区。大范围区域大致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狭义而言大致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

古代江南八大府江宁府（南京“江南主城＋江宁”，高淳，溧水，溧阳，句容）、苏州府（苏州，吴江，常熟，昆山，太仓，沙洲“今张家港”，嘉定）、常州府（常州，无锡，武进，江阴，宜兴，靖江）、镇江府（镇江，丹徒，丹阳，扬中，金坛）、松江府（松江，上海，南汇，青浦）、嘉兴府（嘉兴，嘉善，桐乡，平湖）、湖州府（吴兴，长兴，德清，安吉）、杭州府（余杭，临安，富阳，海宁）

《尔雅·释地篇第九》写道：“江南曰扬州。”“江南”在成书于秦、汉以前的古籍之中即特指淮南之地，即开始泛指大约今江苏、上海、安徽淮河以南部分、浙江、福建全部，江西、广东的一部分。

为什么江南会出这么多的人才？

1历史因素

自唐朝安史之乱唐帝国由盛转衰，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随着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南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从北向南迁移。直至北宋灭亡，南宋定都(临安府)杭州，将北方大部分人才带到了江浙一带。这时江浙一带，各类官私学校的数量在全国居于前列，而当地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也大大高于其他地方。

在这样的人口大迁徙的历史背景下，为南方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和人才储备。在这样历史背景之下，江南地区人才数量也出现了靠拢集中爆发式增长。

2经济因素

由于南宋初期金军多次南攻，但没有渡过长江，南方所受战争侵扰较少。北方人不愿在金国统治下生活，大量移居到南方，使南方人口大为增加。南宋以后江南的地区经济稳定增长，并依托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毗邻大海、水网密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南宋以后江南地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的科技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南宋时期，大量的数学以及科学教材开始广泛推出，对江南经济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文化因素

自安史之乱以后，江浙一带形成了深厚的习文重儒的文化氛围，并且由于独特地理位置原因，很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承袭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保留了很多精英文化血脉，即以家学渊源著称，江南很多人才都出身书香门第。远了不说，比较典型的例子浙江钱家。这个家族在最近100年间，先后出了一位诺奖得主钱永健、二位外交家、三位科学家、四位国学大师、五名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十八位两院院士。去世的两弹一星功勋人物钱学森就是这个家族的名人之一。

另外，江南人在文化传承上形成了极重同乡情谊，经商、求学相互提携关照。这种同乡之间的相互提携，给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很多机会。明清时期，无论科考还是当官，拜同年、拜乡谊的风气贯穿始终。到了民国初年，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后，在他的提携下，江浙学人尽据要津，形成了把持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垄断局面。当时的教育部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三位参事、两位司长，都籍隶江浙两省。这样人才众多的环境客观上也给江浙的读书人造成了更大的压力，逼迫他们更加努力读书，这也许是此地人才辈出的另一原因吧！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全文只有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字，对教育目的、学校制度、教育原则、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写得非常精练，非常深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奉为经典，用以指导设学施教，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论著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宝贵文献。

一

《学记》提出了“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可贵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学记》既然把学校教育当做“建国君民”的重要武器，因而对于执行教育工作的教师，必然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学记》）这就是说，教师的地位同神圣的祭祖礼仪中的“尸”一样受到尊敬。封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臣民，只有在他们“为尸”或“为师”时，才不以臣礼对待他们。虽然天子为“贵”，也须免除老师对自己“北面而朝”的臣下之礼。

封建社会的“尊师重道”，其目的在于把教师当作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代表，企图通过“尊师”来尊重封建的“道”，维护封建统治。因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所以《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个“尊师重道”的思想，被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者利用为进行统治与巩固统治的武器之一。但就《学记》提出对教师应严格要求，并号召社会上尊师这一点来说，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二

《学记》关于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方面总结的主要经验为：

一是健全学校教育制度。《学记》记录了中国古代学校制度。“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说明，中国古代，也曾广设学校以施行教育，它的制度，是每二十五家设立“塾”，以教闾巷中各家的子弟；每五百家为党，党内设立“庠”，以教闾塾中所升入的子弟；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即术），遂中设立“序”，以教党庠中所升入的子弟；天子的首都或诸侯的国都，设立大学，以教天子诸侯等贵族的子弟和遂序升入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子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学校的设置，是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十分周全，这也是政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反映。

二是严格考试制度。《学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学每年有新生入学，每隔一年要考查他们的学业成绩。第一年，考查他们是否能分析经义和章句。辨别自己的志愿，决定学习的趋向。第三年，考查他们能否专心学业和同学之间是否融洽，共同研习。第五年，考查他们学识的广博和亲近老师的程度。第七年，考查他们议论学业是非能力，以及能否择其善人为友；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都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小成”。到了第九年，就应该考查他们能否做到推理论事，触类旁通。虽独自立说，却不违反老师的教诲，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大成”。经过这样学习后，将来就足以教化民众而变易旧的风俗，并且使周围的人心悦诚服，远处的人响往来归。这就是大学的教育宗旨。

《学记》在这里讲的是大学的修业年限和视学制度。大学修业九年，分前七年后二年两个阶段。每两年考查学生成绩一次，每次考查都有重点，而且不仅考查学业成绩，也考查操行成绩。这可能是《学记》作者的设想，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学年制度、班级授课制以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然而这种设想也是可贵的。

三是重视开学典礼。“大学始教，皮弁祭莱，示敬道也”。这说明大学开学的仪式是很隆重的。在开学时，由官吏穿着礼服，供奉祭莱，举行祭礼，以示尊师重道。“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要学生朗诵《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表示君臣宴会作乐，上下和睦。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今天看来，这目的的本身不可取，但重视目的教育是对的。因为在隆重的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取得良好的效果。这说明古人对目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我国至今仍继承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四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学生要按鼓声打开书箧，如今天学生按着铃声上课一样，可见学习纪律是严格的。目的是使他们重视学业。至于“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体罚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棍棒纪律，与我们今天提倡的自觉纪律是不相容的。

总之，《学记》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方面的论述，有的到了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有的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并不奇怪。

三

《学记》的教学论思想，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教师应启发诱导，学生应积极思考，自觉学习，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学记》分析教与学是“学学半”的关系。第一个“学”字应读“效”，是教的意思；第二个“学”字，是学习的意思。“学学半”是说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教学是两个方面活动的统一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的好坏，一方面在教，一方面在学，学习的人，也是一方面靠人来教，一方面靠自己去学。教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必须加强自学。所以教师也是教人和自学两方面的结合。

人的发展是受遗传、环境和教育三个基本因素所制约的。究竞哪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呢？历史上的教育家曾经争论不休，它反映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学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的用意是强调“学”。说明人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两千多年前，《学记》就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教学是师生双边话动。不仅要有救师的积极性，还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要是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历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学生的思考活动，要求他们把“学”与“思”紧密地结合起来。《学记》对“学”与“思”的关系，认为既学且思，学思结合。这种学思并重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学记》从启发诱导和学思结合的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关于教学原则有如下几条：

（—）启发诱导原则

启发诱导的原则，现在通称启发性原则。可以说它是《学记》中最基本的一个教学原则。

《学记》作者说：“君子之教，喻也。”所谓“喻”，在这里可以说是启发诱导的意思。《学记》认为教师教学的基本特点是要善于启发诱导，并进一步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只有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可见把启发性原则提到很高的高度。《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观而弗语”、“开而弗达。”就是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启发诱导，但不要灌输，不要包办代替，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

（二）教学相长原则

学无止境，教也无止境。教师应当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学记》作者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可见《学记》不仅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原则，而且还从教与学两个方面精辟的论述了这个原则：

首先，从教师方面讲：“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教的过程也就是学的过程，教与学是彼此相长、互相促进，不断提高教学的水平。教师通过教学感到困难，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督促自己再努力学习提高。这种情况，凡是从事过教学工作的同志几乎都有这种体会。开始时认为自己差不多了，教课没有问题，但一到上课，就感到有些地方讲不清楚，更不能深入浅出的生动传授知识，这时才体阶约夯购懿还唬枰樾难埃饩褪恰敖倘缓笾А！薄爸А比缓蟛拍堋白郧俊薄BR> 其次，从学生方面讲：学生从老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需要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才能不断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学习是一种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实践才能体会到学习的好处和难处。愈学兴趣愈高，眼界愈开阔，也就愈感到自己的贫乏，从而发奋“自反”，求得长进。所以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根据上述理解，可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不断学习，除了学习书本，师生还要互相学习，特别是教师要注意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共同提高。“故曰：教学相长也。”《学记》提出的“学学半”的主张也是对“教学相长”思想的高度概括。

《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原则，具有辩证法思想因素，它发挥了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思想，揭示了教学工作中的客观规律。

（三）循序渐进原则

《学记》对于循序渐进的论述，比我们通常说的系统性原则，含意要广，内容要多。它包括了系统性、量力性、以及因材施教等原则的内容和要求。《学记》对于如何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学不躐等也”，教学要有系统性，教学的系统性，是科学知识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任何科学知识，都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教材是有一定的连贯顺序的，学生的学习是新知继旧知，以旧引新，循序渐进。俄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论证系统性时曾说过：“当然，只有本着事物自身的合理的知识体系，才能使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掌握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如果充满了许多零碎而不联系的知识，就会象杂乱无章地堆着各种东西的仓库，这里连仓库主人也什么都找不到。至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只有体系而无知识，就象商店一样，它的每个柜子都贴着东西的标签，但是柜子里是空的。”（转引自苏联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教学论》第197页）乌申斯基的这段话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明，教学不按部就班地系统地进行，就会“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陷入混乱的境地。只有掌握加法的概念和判断，才能进而顺次掌握减法和乘法的概念和相应的判断推理过程；只有掌握了力的概念，才能进而顺次理解重力、压力。任何打乱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做法，都是违反教学规律的。

其次，“不凌节而施”。这句话汉代郑康成解为“不凌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救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解为“不凌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依照他们的解法，要从学生的年龄和才能出发，因材施教。《学记》说，“当其可之谓时。”这是孟子所说“时雨之化”的“时”，其意义是说，“教育工作必须及时进行，如果失之过早，它就不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相反，如果失之过迟，则学生的要求可能已经消失，也不容易使他们接受。这样不合时机的教育，《学记》认为，必然是‘勤苦而难成’，达不到教学的预期的效果”。所以《学记》提出“不凌节而施”的要求。“不凌节”就是教学不要超越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要教小的、钝的学生太多太深的知识，超越他们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吃不了”；也不要对大的、有才能的学生，教的太浅太少，使他们“吃不饱”。《学记》要求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做到“教不凌节”，“学不躐等”，循序量力地进行教学。《学记》主张“幼者听而弗问”，为的是“学不躐等也”。“良冶之子”之所以“必学为裘，”“良弓之子”之所以“必学为箕”，“始驾马者”之所以要“反之，车在马前”，都是说明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而不“凌节”的意思。《学记》反对“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因为它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凌”了“节”。夸美纽斯曾说过：教材讲解要注意一贯性和连续性。并提出“使先学的东西为后学的东西开辟道路。”梁启超讲得更通俗：“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教育政策私议》）孔于亦有“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论。（《先进》）中外学者这些话都说明，教与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要想“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的。（《孟子梁惠王上》）现在，有的学校搞突击、搞竞赛，搞题海战术，片面追求升学率，都是违反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即使偶而见效，也决不会持之久远，不少学生通过突击升入大学后，功课跟不上，就是例证。殊不知“多则惑”，“欲速则不达”。

（四）“藏息相辅”原则

“藏息相辅”原则，也就是课内与课外、劳与逸相结合的原则。《学记》认为课内是在规定的时间传授正课，“时教必有正业”；课外应有休息、游戏和作业，“退息必有居学”。《学记》还认为，正课固然重要，课外活动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课外各种有益的活动，不仅可以成为辅助正课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引起学生对正课的兴趣，加深对正课的理解。如果课外不学“操缦”（杂曲）、“博依”（歌咏）和“杂服”（洒扫）等技艺，课内就学不好“弦”（即乐）“诗”和“礼”。因此，必须要求学生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劳和逸相结合。所以《学记》指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如果不提倡课外的技艺，学生就会学不好正课。因此，善于学的人，学习的时候，就努力学习；休息的时侯，就尽兴地搞课外活动。“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这样使学生能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过去学校一般不重视课外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还是对课外活动没有足够的重视。《学记》能在两千年前，就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的《教育学》，没有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列入教学原则，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安排得当，对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加速培养人才，是大有好处的。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实验的学校里，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的开展，在仅有六百多学生的学校里，课外活动小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这所学校为苏联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相观而善”原则

《学记》提倡“相观而善”。认为学友间要互相交往，以便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所以视学的时候要考查“论学取友”。在谈到“藏息相辅”原则的作用时说它可以使人“乐其友”，并把“师”、“辅”（友）并称。因为同学、朋友之间可以“相观而善”，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人人都有优点。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可以得到长进。相反的情况，便是“独学而无友。”一个人冥思苦想，有问题无处可商量，久而久之，成为“孤陋而寡闻”的井底之蛙。

但是，《学记》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学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是互进有益的，获得“相观而善”的好处的。相反它提醒人们，如果结交的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言不及义，那就会使人忘却老师的教训，忘却学习，荒废学业。这就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所以，为了自己的长进，应注意结交好朋友，不要交坏朋友。这可以说是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思想的发展。《学记》对这个问题的可贵之处，是首先看到交往的有益作用，加以肯定和提倡。而不是一叶障目，因噎废食。这不能不说是《学记》的又一难能可贵之处。

（六）长善救失原则

《学记》对长善救失原则的论述，是积极的辩证的。它认为由于学生“心性”不同，“心之莫同也”，在学习上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缺点：“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学记》可贵之处不只是在于概括地指出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的这四种缺点，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揭示了产生四种缺点的原因，提出了积极的辩证的教学方法。《学记》说：“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话说明两层意思：一方面，由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学习的情况也不相同。教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知其心”，“尽其材”，然后才能“救其失”。另一面，对学生的缺点要全面分析，既要看到坏的方面，也要看到好的因素。《学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要发扬的是什么，但古人的注解中有过这样的解释：“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意思是说，“或失则多”，学习中贪多务得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引向渊博的因素；“或失则寡”，学得过窄，孤陋寡闻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也含有变为专深的可能；“或失则易”，轻率勇为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包含有勇于进取的因素；“或失则止”，畏难而退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安分守己，导向扎实的可能。学生这些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归纳起来，“不是失之太过，就是失之不及”。就“多”、“寡”、“易”、“止”本身来说，是四种“失”。但就它们所包含的“渊博”、“专深”、“进取”、“扎实”的因素而言，又可以说是优点。好与坏，得与失是辩证的统一的。所以，教师一定要全面的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要有“两点论”。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他们“至学”的“难易”，资质的“美恶”，培养学生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扬长避短，长善救失。这就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学记》对这个原则的阐述，既包含重视正面教育的意义，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

至于《学记》对教学习方法的论述，不甚具体。一般是结合教学原则来谈的。现归纳为讲解、问答、练习和类比四种方法，分述于后：

（一）讲解法

教学离不开讲解，讲得好坏，除了正确地掌握内容以外，关键就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严密地组织教材。因此，《学记》向教师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约而达”。就是说教师讲课要扼要，将主要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不要罗嗦，更不要含糊不清，做到简洁透彻、少而精。

第二，“微而臧”。教师讲解要有重点，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既要把教材的精华讲出来，又不要平铺直叙，平均使用力量。要做到“尝一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

第三，“罕譬而喻”。意思是举例不在多，却很能说明问题。教学少不了举例，“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要是例子典型，有代表性，用得恰到好处，就能化抽象为形象，化深奥为浅显，开导阻塞，启发思维。“例不在多而在精”。“例子多了，就会喧宾夺主，淹没论点，学生只注意事例，不注意理论了”，就不能起到“喻”的作用。

有的教师只管抽象说教，不“举事以类义”；有的教师举例不当，事例不能说明问题；有的教师用例太多，淹没了论点；有的教师举例过滥，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种不良作法，都可以从“罕譬而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二）问答法

这个问题，《学记》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的。

首先，如何提问。《学记》认为提问应由易到难，从容易的问题入手，易的决解了，难的也就容易解决。它认为一个善问的人应当像匠人攻伐坚木那样，“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当然，也不排斥在某种情况下，有时是需要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但一般来说，应按“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顺序为宜。

其次，如何回答问题。《学记》指出要注意两点：一是教师回答学生提的问题，要大小得当。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要小题大作，旁征博引。如果学生提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要深入地进行分析，作出正确的回答。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也是一样，大小适宜。做到“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二是要求从容问答。提问题要从容，回答问题也要从容，这样才能把道理说透。好象撞钟一样，只有从容地撞，才能“尽其声”。“待儿从容，然后尽其声”。这个生动形象而贴切的例子，对教学工作有深刻的意义。

（三）练习法

什么是练习法？《学记》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和阐述，只是举了“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三个例子，作出结论说：“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优秀的冶金工匠的儿子，一定先学会用皮子镶嵌成衣（知道怎么成“形”）；优秀的弓匠的儿个，一定先学会用柳条编织成箕（知道竹木之“性”）；小马学驾车与我们习见的情况相反，它是跟在车子后面的（知其所由）。人们懂得这三层道理，就懂得怎样治学了。

从上述的三个比方中，可以分析出两层意思：一是在练习法中，范例是很重要的。“良冶”、“良弓”、“大马”瞧鸲δ咳镜氖痉蹲饔谩6橇废坝ρ蚪ソ右椎侥眩踊∪胧郑上肮摺K粤家敝酉妊茫脊酉妊÷硐妊Ц担褪钦飧龅览怼U绻湃怂担骸安偾笙矍Ы6笫镀鳌薄BR> （四）类比法

《学记》还主张教学中多运用“比物丑类”，用同类事物相比较，使学生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样不仅由此及彼，因理推论，巩固消化运用已学知识，而且还能使学生扩展知识，猎取知识，发展能力。

《学记》对教学方法的论述，不仅体现了上述教学原则的精神，而且处处都贯彻了启发诱导的指导思想，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作法，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善于吸取并付诸实践。

四

《学记》主要是从正面论述了教学理论、原则和方法。除此之外，还结合实际，从反面批评了当时教学的缺点及其不良后果，增强了正面论述的说服力。这里引用《学记》批评当时教学弊端的一段原文，其见解是十分精辟而中肯的。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这段话，很生动地指出了当时教学的五大弊端及其不良后果。

一曰“呻其占毕”。教师只顾朗读课文，不求学生理解其意义。

二曰“多其讯言”。教师一味注入灌输，不考虑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曰“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就是教学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和消化理解。

四曰“使人不由其诚”。教学不从学生的志趣出发，没有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

五曰“教人不尽其材”。教师没有因材施教，就不能发展学生各人的才能，埋没人才。

由于这五大弊端，所以教学的效果与人的愿望相反，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使学生厌恶学习；怨恨教师；苦于学习的困难，“苦其难”；不了解学习的目的和作用，“不知其益”。这样学生即使毕了业，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学了等于没有学，“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由此可见，教学方法是多么重要啊！

《学记》批判了当时教学上存在的只注意背诵、灌输、赶进度，而忽视启发诱导，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注意因材施教等不良的现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领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第156页）《学记》这些深刻的见解，虽然是针对两千年前的情况而谈的，但联系今天的教学情况来看，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如有的老师总想多教些知识给学生，认为“多讲多得，少讲少得。”在教学中往往只顾抓时间，赶进度，满堂灌，而忽视启发诱导学生独立思考，领会叫材，学生并没有因教师的“多讲”而“多得”，反而阻塞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这些老师主观上是想为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客观效果是否符合主观愿望呢我们从《学记》的论述中，不是能得到足以移情益智的启发吗

总的来说，《学记》总结了我国古代教育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可称为中国古代教育学的雏形。”所以，我国历代学者对于《学记》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清朝学者陈澧曾指出：“若以此为法，学术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生矣。”（《东塾读书记》）当代教育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也都认为《学记》不仅是中国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顾树森说：《学记》是“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第一篇非常辉煌的有关教育理论和方法的伟大著作。”《学记》所论述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教学论部分，不少是符合教育和教学的一般规律的，并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辉煌的遗产”。（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第46页）

1 人们用哪两个四字成语形容古籍的浩繁

人们用哪两个四字成语形容古籍的浩繁——博大精深、长篇累牍。

博大精深

bó dà jīng shēn

解释博：广，多。形容思想和学识广博高深。

出处明·姜世昌《〈逸周书〉序》：“迄今读书，若揭日月而行千载，其博大精深之旨，非晚世学者所及。”

结构联合式。

用法含褒义；用于人。一般作谓语、定语。

正音博；不能读作“fù”。

辨形博；不能写作“搏”。

近义词博学多才、经天纬地

反义词才疏学浅、不学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