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关于开采、冶炼硫铜矿的记载出现得很晚，而且非常有限。

明代人陆容(1436～1494)所撰《菽园杂记》(卷十四)有一段有关当时炼铜的记述，是一份很难得的资料。原文如下：“每火平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熔液成驼(砣)。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日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龙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日“烧窖”。次将碎［块］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钅瓜”(原注：原嘲)。钅瓜者，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次将钅瓜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烀炼，如烀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即于炉前逼近炉口铺细砂，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按：处州相当于今浙江丽水、青田、龙泉一带)某处铜，印于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铜汁入砂匣，即是铜砖，上各有印文。”

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也述及铜的开采与冶炼，虽较简略，但着重提到铜铅、铜银共生矿的冶炼，并附有精美插图，今亦摘录如下：“凡铜砂，在矿内形状不一，或大或小，或光或暗，或如钅俞石(指黄铜矿)，或如姜铁(大概指黄铁矿石)。淘洗去土滓，然后入炉煎炼，其熏蒸旁溢者为自然铜(即还原出的金属铜)，亦曰“石髓铅”。凡铜质有数种：有全体皆铜，不夹铅、银者，洪炉单炼而成；有与铅同体者，其煎炼炉法，傍通高低二孔，铅质先化，从上孔流出，铜质后化从下孔流出。东夷铜(指日本国的铜矿)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

光绪二十六至二十八年（1900—1902）乡绅徐树兰独家捐资“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在自己家乡绍兴府城古贡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诞生，是中国图书馆史上一次重大文化创新，不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对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社会教育事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古越藏书楼的创办过程，是楼主徐树兰及其后继人学习并融会古今中外文明成果、创造所处时代先进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实现的。 徐氏申明创建古越藏书楼的宗旨是“一曰存古，一曰开新”。以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唯有存古开新，才不失偏驳之弊。这种认识，既反对了以往士大夫“详古略今”的弊端，又批判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士林中存在的“尚今蔑古”的倾向，是独步当时的崭新的藏书思想。 同时，徐氏针对当时官府藏书深扃，私人藏书楼秘而不宣，即使是维新派办的藏书楼，也只是对学会会员或部分与学会有关系的人士开放的这种封闭或半封闭性，阐明藏书楼宜“与学堂相辅而行”，尤其要为那些“购书既苦于无资，入学又格于定例”的好学之士提供读书学习的机会，认为藏书楼应当是无限制开放的，须有社会教育和为文化、学术服务的职能。此外，藏书楼“新设存书之例”，有愿将书籍放在书楼托管者，可存取自便。还为读者供应茶水、承办用膳等。徐氏提出的所有这些崭新的藏书理念，对古越藏书楼的自身建设和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 其次，徐氏为实现自己的藏书思想，“参酌东西各国规制”，“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它从书楼名称、办楼宗旨、藏书规程、管理规程、阅书规程、杂规、附则七个方面，将藏书楼千头万绪的管理工作进行分解，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以确保楼主藏书思想的贯彻和实行。 再次，在“存古开新”的藏书思想指导下，古越藏书楼的藏书主要是徐树兰捐入的家藏四部之书，并添购当时新书整合而成，计书籍“七万余千卷”。藏书楼古今图书兼收，东西新学著作并蓄的藏书格局，必然导致图书分编技术的革命。古越藏书楼编印过两个书目，早出的一个为徐树兰生前手编，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时务五部，编为35卷，订成6册，由古越书楼刊行。此书目除继承四库分类的传统之外，将四库未能包容的新学书籍归入增设的“时务”部，这是一个创新。1904年，慈溪孝廉、绍兴府学堂总教习冯一梅，应邀为古越藏书楼再编了一个书目，改编为20卷，装为8册，由上海崇实书局印行。冯氏书目吸收了徐氏书目的优点，彻底冲破四库分类的樊篱，将藏书分为政、学两部，以适应新旧书籍的类分，并将新学之书与“经”并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和创新。在编目方法上著录详明，有分析、互著、参见，充分揭示了馆藏。徐、冯二氏所编古越藏书楼书目，前者已佚，后者尚存，对中国图书分编技术的改革、进步，是起了借鉴作用的。 在经历了伴有阵痛的这3次创新后，古越藏书楼才得以诞生，并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开创地位。1903年，杭州始有浙江藏书楼之设。1904年，长沙才开办湖南图书馆。在古越藏书楼建成后的10年间，办公共藏书楼、公共图书馆蔚然成风，这都是与徐树兰建古越藏书楼有直接关系的。 徐氏的家乡绍兴，文化积淀深厚，在古代，特别是明清两朝藏书业极为发达，藏书楼棋布林立，徐树兰即是清末享誉浙东的著名藏书家。徐家还自己印书，蔡元培曾于1886年至1900年在徐家校刊图书，存世的“融经馆丛书”等书籍，均为徐氏的家刻本。蔡元培曾自述在徐家校书的这段经历：“徐氏藏书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然而，因封建私有制的关系，旧时藏书家的藏书，是秘而不宣的，除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阅览之外，宁喂蠹鱼也不示人，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生活在藏书之乡，自己也是藏书家的徐树兰，对封建藏书楼的这些弊端自然也是知根知底的，但要破除这些旧的藏书理念，只能是在他积极投身变法维新运动以后。 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由此酿成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也波及绍兴，当地的一些乡绅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也同情和支持改良派的改革主张，徐树兰即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徐树兰光绪二年中举，授兵部郎中，改知府，较早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主张，“是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他主张改革教育，务农富国。 于是他身体力行，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倡捐巨资，拟借豫仓”，创设了绍郡中西学堂（后归并绍兴府学堂），自任校董，延访中西教习，礼聘督课生徒，开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新学科，每学期招生，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1899年，徐董聘蔡元培为学堂的总理兼总校，对学堂教学作了进一步改革，增设日文、体操、格致等新学科，并创设学堂图书馆——养新书藏。 1898年4月，徐树兰会同胞弟徐友兰及同人罗振玉、朱祖荣等，创办上海务农会和《农学报》，并在昆山“购地垦荒，辟种植试验场，以振兴农业”。 兰创立的崭新的藏书理论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对藏书制度和藏书编目技术进行改革，直至罄其所有，建成向公众开放的古越藏书楼，正是他在执着藏书事业、热心维新救国的实践基础上勇于开拓创新、乐于奉献的结果。

“太阳为开”为经脉生理特点。指太阳主三阳之表，处于最外围，故为开。出《黄帝内经灵枢·根结》。“开”乃“关”之误。参见关阖枢：关阖枢为经络理论之一。又误作开阖枢。见《黄帝内经灵枢·根结》和《黄帝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以门上实物喻三阳三阴经的功能特点。“关”指门栓，“阖”指门板，“枢”指门轴。三阳中，太阳为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中，太阴为关、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六经皮部命名与关阖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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