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保护和传承巴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地方志能够全面反映巴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其中包括了该地区的起源、历史沿革、名人传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巴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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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巴蜀江湖菜：历史调查报告

作者：蓝勇

豆瓣评分：77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5

页数：322

内容简介：

巴蜀江湖美食攻略，江湖川菜的当代史。40道名吃，46幅地图，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帮你找到每道美食的正宗老店。

着眼于川菜中十分重要且独特的“江湖菜”这一支系，以不同主材（鱼、鸡鸭、牛羊兔）为分类标准，通过查阅文献和田野调查，梳理巴蜀文化区江湖菜的发源、历史脉络和现状，试图为巴蜀江湖菜在川菜史甚至是我国饮食史上留下明晰的画像。

作者简介：

蓝勇，四川泸州人。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组专家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获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研究类）、四川巴蜀十佳优秀教师等称号和荣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等。

曾承担或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已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10余部（含合作）， 《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

《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四川古史考察札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9月。

《宋理宗·宋度宗》（胡昭曦、蔡东洲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7月。

《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2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巴蜀书社，2002年5月。

《宋代蜀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

《巴蜀历史考察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3月。

《旭水斋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

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部分宋史条目的撰稿和《郭沫若全集》部分历史论著的整理；整理（编纂）出版《四川郡县志（宋元部分）》、《圣教入川记·五马先生纪年》、《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王小波李顺起义资料汇编》。 《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

出版《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丛书、地方志、1949年前报刊四个目录和四川省高校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联合目录等。

自三星堆考古发现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古蜀文明的讨论已成为热点，其中有不少论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其形态特征者。我在拜读了大家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但仍感到有一些问题交待的不是那么清楚，尚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来到成都平原从事开发并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质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还是一种次生的、由传播而来的文明？这种性质的文明到底可归结为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窃以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答欠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殆与学者未尝将以上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并将它纳入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关。本文即打算从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将上述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同其它地区，特别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较，对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一家之言，谬误难免，请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教。

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要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谈起。

所谓“古蜀地区”，我以为首先应当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为无论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驱宝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区都限制在这一带。这不是否认四川盆地其它地区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而是强调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的发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168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约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包括它们的一些支流）的冲积扇组成，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美，气候湿润，自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理想环境〔1〕。但是，这种人地关系，只能说是古蜀文明发生以后的情景。在这之前的远古时期，广袤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是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因为那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湿热，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终完成向内陆平原的转化（它的前身是远古的内陆湖），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作为平原构成要素的一些河流冲积扇尚未发育成功，河流两岸的阶地亦未最后成型，总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与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难于抵御那里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时四川盆地的先民们只能选择在平原周围一些低山地带或丘陵地区栖息繁衍，平原内部是无人居住的。目前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时候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与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遗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2〕，此即是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尝有人类居住的证明。目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3700年左右〔3〕，大致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过去人们或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层也是这种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继承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比宝墩文化更早或与之同时的其它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否今后有更早于宝墩文化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后有这样的发现，其时代也不会比宝墩文化早多少。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据说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之物〔4〕，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作为成都平原更早时期有人居住的证据。然而这种推测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在整个平原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依次叠压在宝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仅凭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现的这几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断，未免轻率；二则，据原报告称，这几件打制石器出土时所在的地层不早于全新世，与这几件打制石器所应处在的年代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并不是本地的产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迁移至此的。考古学者叶茂林便认为，这几件石器系从外地搬运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层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黄沙土冲积层，“它们之出现在成都平原地区，当是由于搬运作用的结果”〔5〕。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其它地区由洪水冲积带到此处的。

总之，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只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始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丘或山前较高地势地区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对平原内肥沃而低洼的冲积土壤进行开发垦辟，在那里构筑居民点并渐次发展成城邑，才从而有了古蜀地区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人们才始对成都平原内地进行开发和垦植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此期人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可以对低地农业进行开发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低湿地方构筑房屋，可以通过筑造城墙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胁，可以开挖沟洫排水抗涝，甚至引水灌溉，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技术在龙山时代其它一些地区已是司空惯见的了，对于四川盆地先民们想亦必然。

另一个古蜀先民能在这个时期进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蜀先民进到成都平原以前，那里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适宜人类居住。那样一种地理环境，乃是与当时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有关，因为湿热的气候与过多的水分不利于湖泊沼泽的消失及陆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后，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由暖湿而趋于干凉，从而使得一些平原低洼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改观的契机：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床下切，河流阶地与平原冲积扇迅速发育，整个地面变得日渐干爽。如此，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原来的低山丘陵地区下到这些平原低洼地区的河流阶地上居住了〔6〕。毫无疑问，四川盆地的情况也应是这样，因为这次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气候变迁不应有所例外。限于资料，我这里只查阅到《四川林业科技》上刊登的刘和林等人对于川西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选取川西南雷波与布拖两个地方的植物孢粉进行分析，得出这两个地方分别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的结论〔7〕。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与夏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夏族的发祥地应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兖州〔8〕。那里也是一片平原低洼的地势，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在早，这片广平低洼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烟的，因为那里也是湖泊沼泽遍布，河网密布，时有汗漫的洪水发生，除个别地势较高的岗丘之外，多数地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以是缘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时代及其以前，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龙山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干变凉，这里的地貌环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离海不远，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从而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促使这里湖泊沼泽大面积地减少。而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提供给人类居住的空间大面积地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上其时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资源与能源的紧张，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济地区以西和以东两个高地的居民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古河济地区人口与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认为这应当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较得出，古蜀地区文明产生的道路与中原夏文明产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起源于龙山时期，都发祥于平原低洼的两河之间的地区（古蜀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是岷江与沱江），都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本地区出现地理环境的改观，从而促使四周较高地势的人们前往此处从事开发并从而发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发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时候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如此而已。

其实，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国的夏文明、古蜀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成的道路，应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的。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长在平原低洼的地理环境或河谷地区，靠了那里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者称这种环境下的农业为低地农业。比较起过去人们在山丘或山前地带所从事的所谓山地农业，低地农业一般出现较晚，但却效率更高，积累粮食与剩余财富的时间来得也快，因此，这些地方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外，由于低地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这里从事开发的居民多来自其它地区，伴随着他们的到来，这里无异成了多种文化汇萃的地区。我想，这也是这些平原低地能够快速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它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在它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类涉足，没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遗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传播而产生的文明，它不是个别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尽管它包含有许多外来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古蜀文明属于古蜀居民自己的创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于自己本土的基础上，将各种外来文化熔铸于一炉，从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都只构成古蜀文明的一些个别的因素，都未曾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据古蜀文明的这种性质，联系到它的起源，可以归纳出古蜀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作为亚热带低地地区的居民，古蜀先民所从事的是稻作农业，并且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如此。这已为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遗存所证实〔9〕。应当说，古蜀地区这种平原低湿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适应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的。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与其支流造成的多个冲积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松，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仅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耕作。据称，宝墩至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一带很少发现大型的石制农具，便与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式有关。加上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丰富水系带来的灌溉之利，获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认为，古蜀地区的富庶并不是待李冰之后，而是自有人群在此从事垦植就已开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一面，也有给人们的安居乐业带来严重威胁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这里时常发生的水涝灾害。于是，防御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考古发掘亦提供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首先是人们的居处。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冲击。建筑形式则多采取在地面上构筑木（或竹）骨泥墙的住屋，或干栏式建筑，以对付低湿而又多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发明了筑城，并将城址选择在上述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没。目前仅宝墩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崇州紫竹、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地点）等9座古城。这些古城当然也可以作为防止敌对人群侵袭的堡垒，但从其建筑特点看，防御水害显然是它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10〕。我曾经指出同样处于平原低地环境的古河济之间龙山时代居民筑造的众多古城具有防御洪水的功能，并指出这与文献记载的“鲧作城郭”、“鲧禹治水”传说可以相互印证。现在看来，古蜀地区大批古城址的涌现实与之具有相同的性质。就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而言，这两个地方发现的古城址的密度与国内其它地方相比要高出一大截，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维护低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古蜀先民很早就懂得了开挖沟洫、引导水流的重要性。传说中有大禹导江为沱的故事，虽未必证明大禹一定在这里治理过洪水，但反映了蜀地治水传统的悠远。进入历史时代，则又有“鳖灵治水”的传说，其事载于《华阳国志》，称杜宇末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杜宇之世当西周至春秋中叶，学者多以为可信以为实。就考古情况而言，属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据称就曾发现有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洫遗迹〔11〕。属于春秋晚期的成都方池街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有数条用卵石修筑的石埂，考古工作者亦认为与治水有关〔12〕。到了战国，蜀守李冰在这里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学者咸以为其是在总结此前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凡以上史实，均可说明古蜀地区低地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性质。

第二，是它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它们熔铸为一炉的文化气质。

前言古蜀文明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因为这里太古时期的气候、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人们才始从四周较高地势的地区陆续来到这片平原低地从事开发，从而给古蜀地区带来文明的曙光。这种文明产生的方式，决定了古蜀先民来源地的复杂性与其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如今日学者屡屡提到的，早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这里通过岷江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通道，就接纳了许多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的因素；通过长江三峡走廊，又吸纳了来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以上这些文化因素，是人们比较说得清楚的，还有一些文化因素，由于来自更远的地方甚至域外，人们对之还说不太清楚，只是从某些出土文物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征，来大致推测它们出自某个地域。如根据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推测它们大致来自南方，包括南海与南亚地区；根据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及金杖等物，推测其与古代西域、甚至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具有一定关联。由于这类出土物占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小部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有着某种神秘的感觉。要之，古蜀文明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的物质，是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明所不曾具有的。当然，这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古蜀先民那里已被熔铸为一炉，我们看那些具有不同文化因素的文物都出自同一个祭祀坑，即表现了这些不同文化都被古蜀国家的统治者所接纳，它们在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眼中是已融为一体的。第三，是它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多神崇拜是与多元文化相联系的。既然古蜀地区的居民非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将各自保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带进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器物，包括上面的各种图案、符号、雕塑，指出器物主人各自具有的对于天神、日神、山神、神树、鱼凫、纵目神等各类神祗的崇拜，尽管这些说法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均显示了三星堆人多灵崇拜的事实。只是这众多神祗中应当还是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神祗，我认为它就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奉祀的祖先神，或者就是人们所说的鱼凫，它是鱼凫族的象征。

作为三星堆神权政体或政教合一政体的证据，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就是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铜立人塑像及那枚金质的权杖。一般认为，这尊大型的青铜立人像，乃是一位王者兼大巫师的形象，既握有世俗王权，更是最高神权的代表。而所谓权杖，更是王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象征。这枚绘有某种宗教意义的图案的细长、金质的权杖，与古代西亚、埃及神权政体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权杖性质相同，充分显示了古蜀国家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是古蜀地区不同于古代中原或其它地区国家形式的又一个特征。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出来一些古蜀文明的特征，但我以为，以上三点，应是古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是可以与古蜀文明的产生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说明的最重要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M〕科学出版社，2002121

〔2〕〔3〕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90-91,165

〔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R〕考古学报,1657,(4)

〔5〕叶茂林羊子山土台遗址打制石器的性质与年代浅析〔J〕四川文物,1988,(5)

〔6〕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A〕环境与考古研究:第二辑〔C〕科学出版社，200022-30

〔7〕刘和林等川西南布拖县火烈湖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4000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3,(2);川西南雷波县小海子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16万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4,(2)

〔8〕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J〕中国史研究,1994,(3)；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

〔9〕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

〔10〕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67

〔11〕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6,(1)

〔12〕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126

〔作者简介〕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

　　巴蜀文化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占了重要的位置，它拥有着许多古代遗留下的文化，而这些文化，也为了现代重要的历史瑰宝。对于巴蜀文化您了解多少呢？下面的 四川文化 为您带来更多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从秦汉到近、现代巴蜀大地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张木式、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匠，在许多文化领域，诸如汉赋、唐诗、宋词、巴学、蜀学、史学、道教、天文、易学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前列。巴蜀的文化和宗教，与齐鲁的儒学、三晋的法学、荆楚的道家，共同形成了祖国古代文化的显着特色。

　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

　“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术语提出已近50年，郭沫若、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缪钺、张秀熟、邓子琴等国学大师对巴蜀古史传说、古代历史、民族、学术、宗教和考古等方面进行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划时代的成果。

　在西南地区，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素来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带头人，50多年来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约450余种论着，巴蜀考古也获重大成果，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以成都“宝墩文化”命名的古城遗址发掘，三峡古人类遗址的发现，都凝聚了川大学人的心血，1999年川大师生对三峡李家坝原始人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被评为该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博物馆4万余件以巴蜀及西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物收藏，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条件。

　巴蜀是一种特定的称谓，如今可简称为蜀，但在战国以前，巴与蜀是分称的，泾渭分明。“巴”的古义为“吞食大象的巨蟒”，中心区域为重庆、川东及鄂西地区，涵盖陕南、汉中、黔中和湘西等地；“蜀”的古义为“葵中之蚕”，主要地理位置涵盖四川盆地中西部平原地区。由是观之，巴蜀的核心区域即为如今的重庆市和四川省。

　总体上，巴蜀文化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可坐享天成，亦可以行卒而生；可无为逍遥，更因刀剑而存。文化上兼容儒释道，以道，注川人风骨；以儒，举川人仕进；以释，去川人彷徨；进退之间，死生契阔。

　巴人明快，失之浅薄；蜀人从容，却含惰性；瑰宝陆离，多附鬼气；人文荟萃，最是诗人。巴蜀之地向来称为四塞之国，不可谓不封闭，然则多川汇流，昂然出三峡，成大江东去之势，尖锐，奔腾，苍茫，颇让人喟然感叹。

　蜀中自古多才俊，蜀中自古少大将，多少豪情，多少志气，都削成丝丝缕缕花絮，化作点点滴滴闲情，粘满着春花秋雨，汇入大江大河，消失于无影无踪。

1《“四库总目学”史研究》 （陈晓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 《中国文化世家·巴蜀卷》（陈晓华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 《<华阳国志>研究》（陈晓华等），巴蜀书社，2008年版。 1．《卢作孚与北碚的教育建设》，《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2期合刊。

2．《试论古代巴人的音乐》，《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3．《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民本思想》，《语言文史论集》，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8月版。

4．《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5．《论卢作孚在北碚峡防局的廉政建设》，《重庆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2作者）。

6．《历代整理与研究〈华阳国志〉综述》，《古籍研究》，2001年第4期。

7．《前无古人的采风壮举——记〈西南采风录〉及其编者刘兆吉》，《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2期。

8．《闻一多、朱自清两篇珍贵手稿》，《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

9．《一部宣扬大一统的地方史志——评〈华阳国志〉》，《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12期。

10．《二十世纪“四库总目学”研究述略》，《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11期。

11．《陈垣与<四库全书>》，《图书馆杂志》，2002第3期。

12．《论卢作孚的农村金融建设思想与实践》，《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二作者）。

13．《陈垣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的启示》，《光明日报》，2002年5月18（第2作者）。

14．《“四库总目学”的构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新论》，《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9期。

15．《〈华阳国志〉史学思想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16．《禁书书目编纂考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专刊。

17．《世纪断想——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历史文献研究》，第22辑（第2作者）。

18．《是丰富多彩还是无可记述——记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

19．《<四库全书>三种提要之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0．《“总目学“史研究论纲》，《历史文献研究》，第24辑。

21《四库禁书书目源流考》，《江淮论坛》，2005年第4期。

22 《论<郑堂读书记>史学评论的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23 《章学诚与<四库全书>》，《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4 《“四库总目学”研究述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第4期。

25《清代朱子学的命运》，《朱子学刊》，2006年第12期。

26 《历史文献学科建设及教学的思考》，《历史教学》，2007年第2期。

27 《续〈四库全书〉之〈郑堂读书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8．《读<四库全书总目>》，《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选》，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

29．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的考据方法，《文献》，2008年第1期。

30 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1 《论乾隆朝四库修书的失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32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3 《朱筠与四库修书》，《历史文献研究》2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4 钱谦益论书画——以《绛云楼题跋》为本之考察，《中国书法》，2008年第5期。

35 《自我他者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从“全球史”视野的思考》，载《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会议论文）。

36 苏轼论书法——以《东坡题跋》为本之考察，《中国书法》，2009年第9期。

37《论<四库全书总目>补撰书目的史学价值》，《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38．《<四库全书总目>论书法》，《美术观察》2010年第10期。

39《论政府在构建世界城市中的角色》，《建设世界城市提高首都软实力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0年出版。

40．从《绛云楼题跋》看钱谦益对禅的皈依，《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41 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42 国图所藏五部陈垣批注史籍，《文献》,2011年第3期。

43《元明清中西互动刍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4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及其辨证思想》，《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45《四库馆臣论西学——文明碰撞与冲突的抉择》，《光明日报》2012年3月22日第11版。

46《中西互动下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47《论破山禅师》，黄夏年编《中国禅学研究》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版。

48《论<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编撰》（《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7期转载），《全球史评论》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9《纪昀与狄德罗》，《文史知识》2013年第7期。 1．《庄子 众人皆醉我独醒》，《北京晨报》， 2007年3月4日 第3141 第14版。

2．《司马迁 隐忍立言终成史家绝唱》，《北京晨报》，2007年4月1日 第3169 第14版。

3．《〈世说新语〉 八卦亦可风雅如斯》，《北京晨报》，2007年4月15日 第3183第14版。

4．《〈山海经〉荒诞之中呈现历史》， 《北京晨报》，2007年9月2日 第3323第14版。

5．《〈菜根谭〉 平淡之处有真谛》，《北京晨报》，2007年9月23日 第3344 第14版。

6．《〈儒林外史〉 人格比富贵可贵》，《北京晨报》，2007年11月11日 第3393期 第14 版。

7．《期东山再起 不妨终南捷径》，《北京晨报》，2007年1月21日第3099第14版。

8．《作新朝之臣 又为故主悲 钱谦益反复中不灭士人节气》，《北京晨报》，2008年1月6日第3449第14版。

应该是下面这些

几千年来，勤劳的巴蜀人民在创造农业科技文化的同时，还发明了养蚕抽丝，使巴蜀成为我国的丝绸之源。

相传在上古时代，诞生于巴蜀盐亭的黄帝元妃嫘祖首先教民养蚕、造丝、织绸，因其功盖千秋，历代将他视作“蚕神”、“丝圣”，祀为“先蚕”。

堪称上古伟大的科学发明家。

四川丝绸声名远播，自秦汉至唐宋的千余年间，成都丝织业十分繁荣，是全国丝绸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也是西南丝绸的贸易中心。

而今栽桑养蚕遍及省内160多个县，年产茧量居全国之首，生丝出口量为全国之冠。

从蜀锦的发展史看，便知丝绸始于蜀，正如《蜀中名胜记》所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鬻花木蚕器，号蚕市。

古蜀国的蚕桑十分兴盛，早在汉前，已有蜀锦织造；东汉末，蜀锦已冠绝一时；汉武帝时，文翁治蜀，他竭力提倡栽桑养蚕，为织造蜀锦提供了丰富的丝源，从赵蕤撰写的碑序中可知其对先蚕嫘祖故乡原嫘轩宫进行扩建修葺的史实，直至六朝时才北传至中原，称冠天下。

到三国时，诸葛丞相也自述家有桑树八百株，这反映出当时蜀国的蚕桑业十分普及，于是出现了“江东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

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山谦《丹阳记》)的局面，说明蜀锦已成为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源，所以诸葛亮亦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不仅是蜀国的专利产品，而且独具特色，技压群芳。

晋代左思对四川织锦赞不绝口：“百里离房，机柿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都赋》)锦属帛类丝织物，质地光滑，图案精美，色彩瑰丽，需经缫、纺、织等多道工序而成，其使用的织造工具也较复杂。

从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可以见到较为先进的斜织机，它至少早于欧洲700年之久。

可见，巴蜀人民早就能将蚕丝织成精美绝伦的蜀锦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工艺品。

作为蚕桑源头的嫘祖故里盐亭，历代所产丝绸也驰名全国，如唐朝时，该县的特产“鹅溪绢”就因其纹样结构紧密匀称，层次分明，工艺精湛，深受赞许，被列为朝延贡品；到宋代，文人墨客更视其为写诗作画的精品，文学家、画家文同称赞道：“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大文豪苏东坡亦有诗云；“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嫘祖圣地不少场镇已变成丝绸的集散地，将所产的“西里绸”(即“西陵绸”的乡音)销往南充、成都等地，一时传为佳话；清乾隆直至民国时期，更是“缫丝织绢，比户机声轧轧……”(《盐亭县志》)，如今，仍有足可与蜀锦相媲美的盐亭鹅溪绢、川北绸等丝绸产品名扬四海。

蚕丝业在盐亭的持续发展显示了先蚕嫘祖的深刻影响。

由此看来，丝绸之源确非巴蜀莫属。

随着盐亭丝绸文化研究的开展，还会给丝绸之源在蜀说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崛起成因提供更多的实物佐证。

3、清代四川境内产生的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

对农业生产技术作科学总结的综合性农书，在唐代大多散失，仅存留下一部月令式的《四时纂要》。

到了元代，编写农书蔚然成风，清代四川境内一共产生了4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著作：《农书》可概括为5个部分：一是选种，养种与播种；二是耕作之法，强调初耕欲深，转耕欲浅；三是粪壤之法，强调耕农之事，“粪壤为急”；四是水利事，强调水利诸 事，人事第一；五是牧牛之法，强调对耕牛要喂养得法。

该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的专业著作。

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而且结合四川农事生产特点有了新的发展。

第二部是乾隆德阳知县阚昌言的《农事说》。

全书共分3部分：一曰“因天之时”；二曰“尽地之力”；三曰’尽人之力”。

该书是一本具有重要科学技术价值的农业著作。

书中提出的如秋科蓄水，要增加肥力等，都是结合四川农业气候、耕作特点总结出来的有效方法，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部是乾隆四川什邡布衣张宗法的《三农记》。

这是一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书，全书30余万字，对治田育秧，稻田管理、收获留种、免耕播种等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更为可贵的是，书中大量内容确为张宗法实地考察，是对四川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有的流传至今，还不失为一良法。

第四部是乾隆罗江知县沈潜的《蚕桑说》。

这是一部专论种桑养蚕的科学著作。

该书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价值，不仅对推动当时四川蚕桑业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不失其参考意义。

4、天文学与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天文学在所有科学中占有独特位置，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天文学家对天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其中尤以巴蜀天文学家落下闳的贡献非常突出。

落下闳(大约公元前156～前87年)，中国西汉著名的民间天文学家。

字长公，巴蜀阆中(今四川阆中)人。

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全国文学家。

落下闳经同乡谯隆推荐，由故乡来到京城长安。

改革历法的工作由太史令司马迁主持。

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采用落下闳、邓平的改革方案，并由落下闳进行运算工作，于公元前104年制定出一部新历，新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

它首次提出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和135个朔塑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并建立了一套推算五星位置的方法，为后世历法的树立了范例。

新历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

汉武帝决定采用新历于地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历。

太初历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

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

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

落下宏第一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

由于落下闳的突出贡献，汉武帝请他出任侍中(顾问)，他辞而未受，重新回到民间。

杨雄是古代巴蜀的一位杰出全才，既是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

在古典文献中，他最先在《法言》中提到“浑天”并驳斥陈旧的盖天说，阐述比较科学的浑天理论，在古代天文学发展中上有一定地位。

宋代四川地区的天文学研究也居于前列，其中以张思训和黄裳二人为代表。

张思训，宋初巴中人，北宋著名的天文学家。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将他设计的浑天仪图献给宋太宗，太宗命工匠造于宫中，逾年而成，被任为司天浑仪丞。

他对天文学的重要贡献，是对浑天进行了重大的革新。

在动力方面，过去是“运转以水”，以致到了冬天“凝冻迟涩，遂为疏略，寒暑无准”，他改用“水银代之，则无差失”。

因为水银的内聚力很强，在一般气温条件下，既不易凝固，更不会挥 发，能保持稳定的液体状态，用它代替水作浑天仪的动力，保证了浑天仪一年四季都能正常运转，为报时、定节气、制历的准确性提供了科学的保障。

他还改革了浑天仪的机械计时器，由擒纵器指挥自动报时，把击钟鼓的木人由2个增为12个，并把报时和击钟鼓分离为两个系统，即：“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口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

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短长。”因而同此前的计时器相比，“尤为精妙”。

这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浑仪“苏颂浑仪”的制造奠定了基础。

黄裳(1146—1194年)，字文叔，号兼山。

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

于绍熙元年(1190年)绘制了《天文图》、《地理图》等8幅图。

在1247年，由王致远经手，将《天文图》、《地理图》摹刻于苏州文庙的石碑上(今存苏州市博物馆)。

黄裳的《天文图》是现今发现的最准确的古星图，总高267厘米、宽116厘米。

图分两个部分，上半部绘星图，有1440颗星。

它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

图的下半部为说明文字，计41行，行51字，对宋代天文知识作了简单叙述。

此图为世界科学家们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国文字。

在地学方面，黄裳还作有《地理图》(今存苏州市博物馆)，宽约100厘米、长约200厘米，1247年刻制，王致远为之作跋。

图上山脉、森林用形象画法，颇具立体感和艺术性，地名用阴文加方框，水名用阴文加圆框，各路名用阳文，清晰易辨，是宋代一幅较好的地图。

另一幅著名的地图《九域守令图》，是宣和三年(1121年)刻在碑上立于四川省荣县文庙正殿的(原碑现存四川省博物馆)。

图长宽各1米多，绘宋全境疆域州府。

图中山东半岛和海南岛等的形状比黄裳图更为准确，于四川地区水系的绘制比较详细。

其作者不详。

图的石碑下部刻有文字，已大部风化剥落。

以上两幅地图和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都是保存至今的宋代地图，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地学具有重要价值。

5、医药学的主要成就

古代四川地区在医学方面贡献较大，相继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人物。

汉代著名的医家有东汉涪翁、程高、郭玉、李助等。

涪翁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

长于用针石治病，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

郭玉，字通直，广汉雒县(今广汉)人(《华阳国志》说是新都人)。

师事涪翁弟子程高，精通脉理，“技妙用针，著《经方颂说》。

和帝时，任太医丞。

和帝曾令劈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然后使郭玉切脉。

郭玉回答说：“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和帝很佩服他高明的诊脉技术。

郭玉“仁爱不矜，虽贫赋厮养，必尽其心力”，而不愿给贵人治病，说贵人骄恣任性，将身不谨，骨节不强，好逸恶劳，给医生治疗疾病带来很大困难。

李助，字翁君，广汉涪县(今绵阳)人，精通医术，名齐郭玉，也著有《经方颂说》一书。

隋唐五代期间巴蜀医药学方面以昝殷、韩保贞、陈士良等人成就最大。

昝殷，蜀人，是唐末著名的妇产科医生，因在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家治病奏效，听白敏之建议将行医经验写成《经效产宝》3卷，分40门，载276方，前两卷论妊娠及分娩，言初孕期要用安胎止血药，在临产时，要注意保养母体的精力，难产时“内宜用药，外宜用法”。

下卷论产后虚劳、咳嗽、痢疾等症处方。

其《产后血晕闷绝方论》所载的“醋铁熏法”，是急救休克的有效方法，历来医家都在临床上普遍应用。

此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为唐以后医学家著书立说所采用，并很快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医药界的重视。

唐初，苏敬等20余人修订了《新修本草》54卷，此书收载药品844种，对于药物的形态和性能，作了适当的叙述和描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

其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新药品又有增加，为了适应医药上的需要，后蜀韩保贞、陈士良、相继对《新修本草》作了增补。

韩保升，后蜀翰林学士，受蜀主孟昶之命，与诸医生撰成《重广英公本草》20卷，后世简称《蜀本草》，此书对每项药品的名称、产地、形状、特征、功能，作了比较准确的解释和叙述，并别为图经，以便识别，又载若干处方，可供医疗上的参考，是后来北宋 修订的《嘉佑补注神农本草》和《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的主要蓝本之一，惜已失传，仅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保留了部分内容，计释药275条，处方25个。

陈士良，剑州人，南唐陪戎副都尉，医学助教，专门掌调饮食，了解各类药用食物的性味、功能，写成《食性本草》10卷。

此书载有各类食用药物及制品，同时配上食疗诸方及四时调养脏腑之术，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说此书是在总结《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吸收了陶隐居、苏恭、孟铣、陈藏用等人有关饮食养生的经验，参考了淮南王、崔浩、竺暄《食经》及《食医心鉴》等有关膳馐养疗的论述而写成，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此书在明代以前曾广泛流传，后来散佚，但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中尚录有其部分内容。

文学家李王旬还是一位药物学家，他的祖先是波斯人，经营蕃药贸易，所以他熟悉外国药物，写成《海药本草》(又名《南药本草》)6卷。

此书也已亡佚，现散见于唐慎微《证类本草》和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尚存121味，来自欧、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现存这些逸文中尚可窥见，《海药本草》对这些海外药物的产地、形状、药性、功能及览别真伪、加工炮制之法都作了明确解释，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促进了古代医药学的发展。

宋代四川地区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医药学方面也不例外。

杏林高手不胜枚举，医药著述汗牛充栋。

其中尤以苏轼、唐慎微、杨天惠、杨退修、史谌、史崧等人最突出。

苏轼精通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与沈括所著的《存中良方》合并，是为《苏沈良方》(一名《苏沈内翰良方》)。

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医学专著。

清朝人评价说：“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对养生学也有研究，写了不少文章。

清康熙时王如锡把苏轼著作中有关养生论述1140余条辑出，分作12卷，编为《东坡养生集》。

其养生的主要论点是“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强调人要健康长寿，就要能劳能逸，劳逸结合。

唐慎微，字审元，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北宋时的名医。

他精通医理，精通于药物研究，以多年的功夫，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至六年(1082—1083年)间编写了药学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22卷。

北宋 一版再版。

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组织专家修订，定名《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32卷，由官版刊印颁行全国。

政和六年(1116年)再经修订，定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官版刊行。

现存《政和本草》分30卷，共60余万字。

《证类本草》载药总数较前世本草大有突破，达1588种，其中新增者有476种。

它对药物形态、真伪、炮制和具体用法等药物知识，兼收并蓄，汇编一体，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

唐慎微编此书时，还创立了“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将历代名医方论、医家和民间习用的单方、验方以及他本人临床验证行之有效的处方共3000余条，分别载入有关药物项上，使学者能一览药物的用途用法。

自此而下的药书，多沿此种体例。

《证类本草》是我国宋朝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

明代李时珍评价说：《证类本草》“使诸 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李时珍撰《本草纲目》问世之前的几百年中，《证类本草》一直是本草学的范本。

杨天惠，字佑父，号回光，亦名杨集，北宋妻县(今四川三台)人。

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在四川地区作小官。

徽宗时上书言事，后入“元佑党籍”。

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免官后便寄居郫县。

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任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令时，他对当地附子生产进行了了实地考察，撰写了《彰明附子记》，评载了彰明特产药物附子的栽种面积、产量、栽培方法、生长采收情况、品种及质地区别等，是研究川产药材的一篇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药史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

杨退修，字康侯，一字子建，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

他精研医技，著有《十产论》、《杨子护命方》、《通神论》等书。

《十产论》成书于元符年间(1098—1100年)，重点对“异常分娩”作了详细论述，同时也讲述了如何使胎位转正的各种外科手法，讨论了正产、伤产、催产、冻产、热产、横产、倒产、偏产、碍产、坐产、盘肠产等11个问题。

在妇产科医学史上，《十产论》是我国第一部较详细的助产学专著。

史谌，字载之，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精医术，著有《指南方》(又名《史载之方》)2卷。

方论共列31门，各门均有医论，共载药方107年。

该书对于瘀血、痰饮诸学说殊多发挥，今之研究者尤珍视。

史崧，北宋末南宋初成都人。

他著有《黄帝素问灵枢集注》24卷，对《内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

6、综合性科技著作的内容和影响

古时巴蜀人杰地灵，科学家层出不穷，涉猎面广，杂家甚多。

隋唐五代时期的段成左、马鉴以及宋代苏易简、李石等人就写出了较有影响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对促进古代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段成式，字柯古，在其父段文昌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待父入蜀，著《段氏游蜀记》、《锦里新闻》，今佚。

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20集，一直流传下来。

此书涉及大量有关天文、物理、机械、工程建筑、矿物学、医学、动植物学、农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前同类的专著，相当于一部粗具规模的百科全书，“推析物理、器奇、艺绝、广动等篇，则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识者”。

直到今天，仍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被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常备资料。

马鉴，后蜀梓州射洪县令，公元960年编成《续事始》一书，它记载了358项内容，除记生产、生活、科学仪器外，还大量记载军事武器的发明创造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

生产上涉及农业、水利、手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各方面。

生活上记述吃、穿、用、玩都比较完备。

对军事工业记载尤为详细，陆战有刀、枪、箭、戟、土山、发石车；水战有舟、楫；设伏有铁菱角和转关桥；攻城有云梯、冲车、井栏、尖头木、垂墙、地道；守城有火箭、雉尾炬、绳连石磨。

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苏易简(958——996年)，北宋梓州铜山(治今四川中江广福)人，著有《文房四谱》(又作《文房四宝谱》)5卷，包括笔谱2卷，砚谱、墨谱、纸谱各1卷。

仿欧阳询《艺文类聚》体例，而创一物一谱的写法。

搜采颇为详博，较完整而系统地汇集整理了此前我国有关笔、砚、墨、纸生产发展的历史和制造技术的经验，并介绍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科学专著。

它对推动我国笔、砚、墨、纸生产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的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石，生于1108年，资州(今四川资中)人，南宋初期编著《续博物志》10卷。

此书在于弥补张华《博物志》之所缺，并总结和整理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介绍了自上古至北宋年间的科学技术436项，包括了地理、农学、动物、植物、矿物、化学、建筑、机械、冶炼、数学、度量衡、货币、酿酒、煮盐、造纸制笺、制茶、食品加工、手工工艺、造粉制胭脂、医药卫生、人体生理、文具用品、科学专著等方面。

并对文字、文物、考古、音乐、围棋、体育、典故等各方面都有介绍。

它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博物志》，是我国古代内容丰富的科技知识汇编之一。

7、现代四川科技发展的四个阶段

四川现代科学技术经历了萌芽、奠基、形成和发展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四川现代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

抗战爆发后，四川本省除有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北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省 成立的四川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和四川中心工业试验所、川大和重大的理工学院校外，还有国民 经济部所属的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也先后迁入四川。

科研机构和工矿企业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四川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工业技术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给科技事业提供了动力和创造条件，四川科技事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前发展。

（2）20世纪50年代，是四川现代科学技术奠定基础的时期。

四川解放初期，中国 和人民 接收了为数极少的 统治时期留下的科研机构，并根据恢复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在接收的科研机构中合并或分出几所独立的科研机构，从此四川省的科研事业开始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陆续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

到1957年初，全省有独立科学研究机构37个，其中属于中央各部门的16个。

1950～1957年，四川的科技工作主要是结合农业生产、资源普查以及工业交通的改革和建设进行。

　　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成都巴蜀茶文化的历史，一起来看看。

　　成都巴蜀茶文化的历史

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并且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茶的饮用习俗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古巴蜀一带，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自秦人取蜀后，始知有茗饮之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把俘虏迁到巴蜀，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巴蜀一带，巴蜀的茶和饮茶的文化也向中原传播。茶有不同的名称，并且大多数来源于古巴蜀地区的方言，唐玄宗时官修《开元文字音义》，“茶”才正式定名。

西汉时期王褒的《僮约》可以印证当时饮茶活动在巴蜀一带非常盛行。王褒，汉宣帝时为谏议大夫，公元前59年，他从成都一个寡妇那里买下家奴便了。《僮约》规定家奴便了应做的劳役，其中就包括“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由此可见，汉代四川一带不仅已开始饮茶，而且出现了“武阳”一类买卖茶叶的市场。当时，成都不但已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很可能也已成为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制作的重要中心。

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成都巴蜀茶文化的起源

早在秦汉以前，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是四川的特产，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原来我国古代四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祥地，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己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后又战败防风氏，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登会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骅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当时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遗迹。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也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风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陆羽《茶经》中提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应发生我国中原。即使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巴蜀人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