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伊始，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公布紫禁城总藏品达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一般文物115491件、标本7577件。届时这本“花名册”将亮相故宫官网，方便世界各地的观众随时查询赏析。

以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外公布拥有文物总数150万件，在册文物总数94万件。此次文物清理工作，众多专家突破传统的文物观念，真正从故宫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故宫藏品。将60万件古籍类藏品纳入文物系统管理，包括20万件善本、23万件武英殿刻书处的书版、17万件乾隆后到1911年的普通古籍，以及22703件帝后书画作品等。此外，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等11余万件普通文物和约13万件铜钱等，亦都升级为文物。对宫廷生活遗存的清理也采取了新的视角，过去一般认为宫廷生活遗存只是皇帝后妃的日常生活用品，不能算作文物，导致曾对70多万件所谓的非文物采取了物资式处理，现在重新审视这些藏品，其直接地展示了皇帝后妃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理念，与古建筑、历代文物有着同等价值。比如过去只重视皇帝后妃的成衣，对相当数量的衣鞋纸样和衣盒重视不足。其实，它们是清宫服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反映清代官员觐见皇帝制度的近万件红绿头签，反映皇宫警卫制度的上千件腰牌等。

1807558件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将故宫文物藏品准确到了个位数，且每件都能做到纸质总账、电子总账、分类账、文物卡片、实物完全核对上。这标志着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管理工作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在这次清理当中，故宫还调整了文物库房布局，改善部分库房的保管条件，研制出4套雨花阁瓷塔木塔“弹性滑移减隔震系统”。

清理工作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工作的完结。此后，故宫将编制《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和《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通过电子本和纸质本两种形式向社会公开，过去一直保密的藏品编号也将对外公开。

我们相信，故宫在2011年伊始公布历时七年的藏品清理数据只是一个开始，是全国文物清理普查工作势在必行的开始，是博物馆藏品管理数据化、透明化的开始。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言：“文物普查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开展文物普查有利于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有利于准确判断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为科学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依据；有利于带动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的确定、标志说明、文物档案、保护机构等基础工作建设，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培养锻炼专业人员，提高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发现文物，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而文物普查工作正是发现文物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同时，随着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前不被重视的、甚至不能规划入文化遗产范畴内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品类可能逐渐被认识到其蕴涵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文物普查将根据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新趋势，将新的文化遗产品类纳入普查范围中，予以重新的身份认定、登记，扩大文物保护工作范畴，真正给予文化遗产最全面的、最有效的保护。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发生于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就提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颁发《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再次强调：“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进行经常的文物调查工作”。1981年，我国展开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并先后公布了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00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000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当前仍在进行中，从2007年4月始，至今年12月结束，普查范围扩大化，包括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且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近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此次文物普查更是广泛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并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物调查项目成果，了解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对不可移动文物的量化指标、保存与环境现状及其变化情况等进行调查、登录。

可以说，文物普查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根本。不仅使国家的公共文化遗产得以严格化、系统化、透明化管理，将文化遗产保护切实地纳入全民监督视野中，更是让全民切实地加入文物保护工作中，提升民众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与意识，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12月2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介绍，2013年以来，海关共查获非法进出境文物12万余件。接下来，文物安全将被放在文化遗产工作首位，不依法履行职责、决策失误、失职渎职导致文化遗产遭受损失的，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责任。

报告指出，在近年推进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共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约108亿件（套）。目前，正在推进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美术馆藏品普查、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并且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相关普查工作历时4年，共投入人员50万人次，登记资源总量近87万项，已对839位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了抢救性记录。

雒树刚

雒树刚介绍，五年来，我国共累计完成可移动文物修复和博物馆藏品预防性保护项目1000余项，修复文物4万余件。同时我国持续加大文物违法犯罪打击力度，2013年以来海关共查获非法进出境文物12万余件。

但在新时代、新要求、新任务之下，文化遗产工作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雒树刚表示，非国有文物等文化遗产状况尚未摸清，文化遗产统计制度不够健全，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还不够。而且，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方不可移动文物尤其是一般不可移动文物遭受破坏严重，一些地方在城乡建设中破坏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文物遭受火灾、地震损害的危险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盗窃、盗掘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打击任务依然很重。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还指出，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快速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找不到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逐渐失去活力，面临消失危险。而有的习俗则失去了传承发展空间，有的传统技艺则后继乏人。

为此，雒树刚表示，下一步的文化遗产工作中，将全面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发掘和运用传统工艺的文化元素和理念,丰富题材和产品品种,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满足人民消费需求,促进就业增收。还计划将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培养纳入现代教育体系，加强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对不依法履行职责、决策失误、失职渎职导致文化遗产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责任。

20万种。

据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统计，我国现存成书于1912年以前的古籍约20万种。

古籍是记录我国传统文明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凝聚传统文化记忆的遗产与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存在和传承的依据。

文化创新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创新，是建立在原有文化基础之上的创新，而古籍正式中华文化数千年的结晶，所以文化创新和古籍修复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古籍可以为文化创新带来基础和主干，而文化创新则让古籍焕发新的活力，在新时代下进行新的阐释。

中华读书报讯 据最新消息，全国现存公藏古籍超过3000万册件，其中有超过1000万册件残破严重亟待修复，而全国图书馆专业古籍修复人才极度匮乏，与当前古籍保护的严峻形势形成尖锐的矛盾。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张志清介绍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不足100人，按比较快的工作进度，也需要近千年才能完成1000万册件古籍的修复任务。与此同时，现存古籍家底不清、古籍保护技术设备与科研水平落后等问题的存在，也为古籍保护、利用等基础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据了解，我国现存超过90%的古籍收藏在图书馆中，与文物管理归口不同，尽管国家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达3亿元以上，而用于古籍保护的专项经费却少得可怜，每年只有几十万元。建国以来，我国已开展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却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国家目前所掌握的古籍数量统计，是累加各馆上报数字而来，而由于经费不足、人员短缺等问题的存在，许多藏书单位并没有完成对古籍细致清点和编目整理工作，也没有进行定级和破损统计，即便如此，登记在册的公藏古籍也有超过3000万册件，几乎是其他类型文物数量的总和。这其中有超过1%3的古籍需要修复，许多珍贵古籍甚至急需进行抢救性修复。

张志清介绍说，国家图书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前年对所收藏的善本古籍的纸张酸性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其PH值已从平均7到75降为平均66。即在过去的40年间，国图的古籍文献纸张酸性PH值降低了一个数值，已从弱碱性或中性转变为酸性。“酸化”是指古籍纸张的主要成分——植物纤维素发生酸性水解，外在表现为纸张变黄和脆化，对古籍所造成的损蚀是非常严重的，据实验测算，PH值在50以下的文献，纸张将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会超过200年。张志清举例称，国图大部分善本古籍都藏在恒温恒湿并带有空气过滤装置的地下二层、三层，保护较好，而存于地上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受大气污染的影响，有的纸页出现了明显的黄斑。他担心，如果现在不对古籍酸化加以重视，及时采取措施，再过若干年，不但抢救投入成本成倍增加，效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国家图书馆现藏100万册件珍贵善本特藏，其中轻度破损的有13万册件，中度破损的有26万册件，重度破损的也有12万册件，待修复文献超过半数。而馆内的古籍修复人员只有12名——这一数字已足以让其他图书馆羡慕不已——尽管他们的工作经验基本都在10年以上，修复技艺水平较高，但是普遍学历不高，多数是大专水平，而且年龄都超过了40岁，同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张志清说：“国图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几乎所有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职称低、年龄老化、后继无人，另外综合素质较低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国外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至少要大学毕业，比如在英国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古籍修复人员，就都是由伦敦的两所大学专门负责输送的。”在他看来，我国的古籍修复行业目前还基本停留在手工和经验传授阶段，没有上升到理论和科学的层面。而国外古籍修复普遍应用电脑和工业机械等现代科技手段参与或辅助修复，还通过理化和生物实验室进行纤维监测和保护实验，积累科学数据，寻找比较好的保护手段。因此建立国家古籍保护重点实验室，提高古籍保护中的知识含量，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目前古籍修复人才短缺的局面，张志清表示一方面可以通过实现修复行业的社会化，即通过社会企业承揽馆藏古籍的修复工作，来稍作缓解——图书馆系统以外，社会上还有一些从事古籍修复民间人才；一方面他也一直在呼吁，希望政府考虑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系或中文系中培养“古籍整理和保护”方向的本科和研究生，在高、中等专科学校培养高职和中等专业的古籍修复人才，有计划地输送到国家图书馆和大型公共图书馆中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相关部门设立奖学金，鼓励和吸引学生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图书馆处处长张小平表示，古籍修复人才短缺和断档的根源，出在培养环节和输送环节，一方面图书馆急需这类人才，引进新人名额却按各地事业单位编制办理（张志清称目前国图引进人员要求必须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一方面高等院校并没有设立相关专业，无法输出专业人才。

目前，文化部拟启动“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分期开展全国古籍修复，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层次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并决定在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市开展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试点工作。但至今为止，只有江苏南京莫愁职业中学自2001年起开展了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迄今已有数十名学生毕业，先后进入南京图书馆以及几所地方大学图书馆工作。

“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这项旨在保护民族优秀文献遗产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启动后，我国珍贵古籍的普查摸底、保护修复人才培养、重点实验室建立等工作将逐步展开，古籍保护的严峻形势有望得到改善，古籍保护事业有望走上良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