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古籍版本的确定，重点是书的年代，是原刻本还是翻刻本。宋元刻本的价值与明刻本的价值有云泥之分，后来的翻刻本与原刻本不能同日而语。历代藏家、书贾为使藏品升值，往往撤去刻书炒金如何赚钱专家免费指导银行黄金白银TD开户指南银行黄金白银模拟交易软件集金号桌面行情报价工具的序、跋，模糊古籍的年代以及原刻与翻刻的界线。

其二，装帧和品相。镌刻精美，用纸上乘、装帧华丽、品相完好，对古籍价值影响很大。同一版刻的古籍的价值会由此相差数倍，如清光绪内府本《养正图解》，华丽宫装版本的古籍善本的价值能达到十几万元，而普通装帧的只能有两三万元。

其三，初印和后印的区别。古籍善本初印本字迹清晰，见棱见角，观之赏心悦目。后印者字迹模糊，甚至令人不忍卒读。印刷年代越靠后，收藏价值越小。如清康熙刻本《曝书亭集》初印本能拍到五万元以上，而后古籍善本的价值只值四五千元。

目前市场上出售古籍书，较为盛行，但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古籍书已是凤毛麟角，难以见到，故大多数均为清代或者民国时期的书籍。

对于如何鉴别清代版本古籍书的问题，根据笔者多年来的一些实践体会，有如下几点以供参考。 对清代书籍的版别要有所认识，其大致可分内府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等四大类别。内府刻本主要指武英殿刻本；官刻本主要指各省、府、州、县学校、书院刻本；私刻本主要指私人刻书；坊刻本指书坊刻本，如苏州扫叶山房，扬州文官堂、宁波群玉山房，安徽屯溪茹古堂、金陵奎璧斋等等。 对清代书籍的特征要有所掌握清初刻本多有明代遗风，字形长方、横细竖粗。如顺治刻本《甲申集》、《梅村集》。康熙以后多为硬体字和软体字。硬体字即仿宋体；软体字即写体，如《板桥集》、《绿窗遗稿》、《杨太后诗》等。 对清代书籍的纸张要有所了解。其多为开化纸、棉纸、黄榜纸、毛边纸、毛太纸等，颜色呈暗黄，纸质柔软耐久。 对清代书籍的版式要有所辨别。一般多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单边。多白口、少黑口，装帧大多为线装。 总之，对清代版本书籍的鉴定方法除上述几方面外，还应注意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是否相符，也是鉴定清代古籍书是否属真本或仿本的重要一环。

1、燕大善本室即如今的北大图书馆。

2、善本意思是：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唐以后，雕版印刷术出现，书籍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

业内人士对此解释道，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但是在现在的拍卖市场上，古籍善本的概念已经大大扩展了，而且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各类品种均有投资机会。

3、燕大善本室历史资料如下：

燕大的主楼，即现在北大的办公楼，称为贝公楼，是为纪念美以美会会督贝施德（又译贝施福），1926年落成时的英文名即为BashfordHall。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美国美以美教会开办的汇文大学。其首任校长李安德是丁韪良的一位密友，当李安德于1893年因病去世以后，包括丁韪良在内的校董事会一致推选贝施福为汇文大学堂的第二任校长，同时选举刘海澜为常务副校长。贝施福当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的校长。虽然他于1904年正式来北京传教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实际主持和过问汇文大学堂的具体事务，但由于他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教育家，同时又具有管理一所美国名牌大学的丰富经验，所以他对于提升汇文大学堂学术和管理水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尤其是自从他亲自来北京主持美以美会的教务活动之后，以及在1913－1919年任上海美以美会会督期间，更是在汇文大学堂的财力上给予了鼎力支持。与此同时，贝施福还是一位藏书家和多产的史学家，编著过《中国与美以美会》（1906）、《美以美会在华一百年文献集》（1907）和《中国述论》（1916）等重要的在华教会史文献。1919年在上海逝世之前，贝施福向汇文大学堂遗赠了他所收藏的大量书籍，其中有很多是善本书。它们后来成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收藏中的核心部分。至今在北大图书馆的书库中仍能找到上千册有贝施福亲笔签名的西文书籍，内容大都跟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历史文化有关。为了纪念他对于汇文大学堂和燕京大学的突出贡献，1926年落成时便用他的名字命名。卫理会海外传教团捐款16万美元建造。

燕大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位于贝公楼南侧，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档案馆，是由托马斯•贝利（ThomasBerry）夫妇的三个女儿为纪念父母的遗愿——“在全中国推广学习”而捐款五万美元兴建的，以其收藏的善本书和古籍书而著称。1952年院系调整时，它已有图书期刊40万册，未编图书期刊18万册，另拓片12000余张，木刻书板2400块。其中收善本以明、清刻本及抄本居多，宋元版本也不少。善本书数量高达3578种，37484册。由于燕大作为原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在西文书收藏中最著名的要数基督教神学和有关基督教在文化传播史方面的收藏。古籍丛书也是国内图书馆中收藏最丰富者之一。此外，燕京大学图书馆还收到来自各方的赠书。其中有孙中山先生从自家书架上亲自取下的一包书，还有美国校友分别于1924年和1927年赠送的书。李赋宁先生在一篇题为《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他初来北大任教的日子里，正是燕京大学保存的西文特藏书，使他能够顺利地备课和准备讲演稿，并在北大图书馆度过了一段祥和而严肃的研究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