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三国时候人多

唐良智，男，汉族，1960年6月出生，湖北荆州洪湖人，1982年7月加入中国***，1983年8月参加工作，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现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副省级）。

楚庄王熊侣，楚穆王之子。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居于王位。楚庄王熊侣在前人的基础上，领导楚国当上了春秋五霸之一的霸主。楚庄王的名言是：“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庄王执政第八个年头，带兵到洛阳，“观兵于周郊”、“问鼎小大轻重”。他执政的第十六个年头，创造“县”这一地方政制，是后来秦的郡县制之胚模。庄王在内政上起用贤臣孙叔敖等，并着力发展经济，提倡勤俭，改革兵制，使国力兵力日盛。楚两次伐宋，晋国不敢出兵，宋遂臣服于楚。鲁、郑、陈相继俯首。庄王终于完成霸业。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因病逝世，归葬纪南城郊八岭山。

楚威王熊商（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芈姓，原名熊商，楚宣王之子。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打败越王无疆，尽取吴地，在长江边在石头山（今清凉山）上建立金陵邑（南京城）。宋代有所谓威王埋金的故事，楚威王觉得南京“有王气”，吩咐在龙湾（今狮子山以北的江边）埋金。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战於泗水，进围徐州，大败申缚。威王十年而卒，子楚怀王继位。

屈原（前339～前277）世界文化名人，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郢都屈姓贵族家庭。父亲伯庸曾任楚国大夫，为楚武王子瑕之后裔。屈原博闻强记，熟悉政治情况，善于外交辞令，楚怀王时任左徒很得信任，但为佞臣所不容。上官大夫向怀王进谗，诬屈原贪怀王之功以为己有，怀王由此而疏远了屈原，乃至免其左徒之职。秦大破楚于丹阳、蓝田之后，屈原受命使齐以修好。回郢都后，一再进谏，始则劝怀王杀了张仪，继而劝怀王不入秦。怀王俱不从，遂被秦国掳去囚死。顷襄王即位后，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掌公族子弟的教育。不久又受谗见斥，放逐于江南。他深恶楚国政治之腐败，痛感国家之沦亡，悲愤难禁，于公元前277年在湖南抱石投汨罗江而死。

伍子胥（前559～前484）。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名员（音云，yun第二声），字子胥。春秋末期楚国大夫伍奢之次子，先祖原姓乾，名荒，因有功于周，被赐封为伍哲功，其子孙遂以伍为姓。春秋时楚国人。属今监利县人，县城大车站外有其雕像。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伍员的哥哥叫伍尚。伍子胥本为楚国人。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为楚平王所杀，被迫出逃楚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入吴后，知公子光有大志，乃助其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得进用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与谋国政。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地区一强国。后遭太宰伯嚭诬陷，被逼自杀。春秋末期吴国兴亡，伍子胥举足轻重。其治国用兵，以务实为旨，远见卓识，谋略不凡。

申包胥，生卒年待考。荆州监利人。春秋时楚国大夫。原与伍子胥友善。楚平王七年（前522），伍子胥因父亲冤案逃离楚国，途遇申包胥道“我必覆楚”。申包胥答曰：“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楚昭王十年（前506），吴王用伍子胥计破楚入郢。申包胥随昭王撤出辗转随国。后自请赴秦，求秦哀公出兵救楚。初未获允，乃七日不食，日夜哭于秦廷。哀公为之感动，终于答应发兵车五百乘前往救援。在秦、楚军队的反击下，楚人驱走吴国军队，收复了郢都。申包胥归郢后，昭王对他欲予奖赏，他声称请救兵是为了楚国人民，拒受赏赐。随即隐居山中，以度余年。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荆州人。岑羲之侄。少年孤贫，刻苦读书。天宝三年（744）进士，始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年（749）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中掌书记。天宝十三年（754），随封常清赴北庭，任节度判官，往来于北庭、轮台间。八年边塞生活期间，其诗歌创作呈现高峰。肃宗时返京，历任右补阙、起居舍人、虢州长史。大历初年（766～768），任嘉州刺史，故称岑嘉州。后欲返故里，因蜀中战乱，终未成行，卒于成都。岑参早年写山水诗，意境新奇，后几度出塞，久佐戎幕，诗境大为开阔，着力描绘军旅生活及边塞风光，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皆为唐代边塞诗代表作。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等名句脍炙人口。陆游称誉其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传世作品有后人所辑《岑嘉州诗集》8卷。

戎昱（744～800）唐代诗人。荆州人。少年举进士落第，游名都山川。后中进士。宝应元年（762），从滑州、洛阳西行，经华阴，遇见王季友，同赋《苦哉行》。大历二年（767）秋回故乡，在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府中任从事。后流寓湖南，为潭州刺史崔、桂州刺史李昌幕僚，颇受信用。建中三年（782）居长安，任侍御史。翌年贬为辰州刺史。后又任虔州刺史。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流寓桂州而终。他是中唐前期比较注重反映现实的诗人之一。名作《苦哉行》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羁旅游宦、感伤身世的作品以《桂州腊友》较有名。存诗125首，明人辑有《戎昱诗集》。

陈友谅(1320～1363)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沔阳黄蓬山（今洪湖）人，祖籍排湖谢家湾，后迁居沔城南门玄妙观。本姓谢，其祖父入赘陈氏，因从其姓。出身渔家，饱尝生活艰辛。自幼崇尚武艺，至元六年（1340）五月，到玉沙县城（今仙桃市西南沔城镇）考试武科，虽"神力"过人，但名落孙山，只被任为录事。至正十年（1350）八月在洪湖率渔民千余人起义，到至正十三年已有二万余人。后投靠徐寿辉，被封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兼都元帅。至正十八年至十九年，利用元军主力在北方与红巾军作战之机，加紧扩充地盘，使其领导的南方红巾军已拥有湘、鄂、赣以及皖、浙、闽部分地区。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派人在江中沉杀了徐寿辉，于江州（九江）称帝，国号汉，年号大义。

张居正于嘉靖四年（1525）出生在荆州城东门外的草市，明朝宰相，字叔大，号太岳，少名白圭。参加郡试时，大司徒李士翔替他更名为居正。张居正自幼好学，5岁启蒙，7岁即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为举人。23岁经会试、殿试取中进士。三年后由庶吉士（见习官）升授翰林院编修。他43岁进入内阁，当上了大学士。48岁成为内阁首辅（宰相）。前后主政10年。他厉行改革，于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整顿吏治，裁减冗员。万历六年，丈量天下土地，改变“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万历九年又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他任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击掠夺，使明王朝北部边关数十年无烽火之惊；任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成效卓著。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改变了嘉、隆以来政治混乱，财政匮乏的窘境，国势出现中兴景象，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僚佐的敬重，李贽赞他为“宰相之杰”。万历十年病卒于北京，谥“文忠”。

袁宗道(1560～160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荆州公安人。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万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1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又注重学习前人“古文贵达”的精神，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两篇，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两篇论文批驳前后“七子”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主张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翌年考进士落第，回乡与因公归里的胞兄宗道朝夕切磋学问。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万历二十三年出任吴县县令。遍游东南名胜，写下《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名篇。万历二十六年（1598），再次入京，先后任京兆校官、礼部仪制司主事。又作《满井游记》、《徐文长传》等名篇。胞兄袁宗道辞世，他悲痛不已，告假归里建柳浪馆，栽花种柳、吟诗著文、参禅悟道、闲游山水达6年之久。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

袁中道(1570～1626）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袁宏道胞弟。字小修。荆州公安人。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34岁时才考中举人。万历四十八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南京吏部郎中。两年后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他的文学主张基本与两胞兄相同，反对模拟剽窃，崇尚个性。著作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等。

张风波- 享誉国际的经济学大师。1957年生于荆州。中国首位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致力于经济、尤其是金融的现代化管理。在国内外出版十多部著作。

乔娅，1979年生，湖北沙市人，女子体操运动员，国际级运动健将。乔娅4岁进入沙市业余体校练习体操，1990年选入湖北女子体操队。1993年9月，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取得女子个人全能第八名及自由体操第一名。

欧阳山（1908一2000），现代作家。原名杨凤岐，笔名凡鸟、罗西等。1908年12月出生在湖北荆州一个城市贫民家里。因家境贫寒，几个月时被卖给姓杨的人家。从小便随养父四处奔波，在外流浪，接触过很多下层社会的穷苦人。16岁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著有作品《玫瑰花残了》、《英雄三生》、《前程似锦》、《一代风流》、《三家巷》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历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谭友林，湖北江陵人，1916年11月出生。1929年春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荣誉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体育及演艺圈：吉新鹏、袁泉、曾黎、周莉、王伊锋、刘绍荣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方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聪战死，时年58岁。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相位一年，回归故里。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授翰林院修撰。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本县人。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回县创办学堂。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事定，随黎隐居天津。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本县王祠人。清末秀才。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历时二年回国。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之一。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浠水县团陂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1926年加入中国***，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惟楚有材”辩说

邵学海先生所撰《“惟楚有材”考略》 一文，认为“惟楚有材”作为具有独立陈述意义的文学语言，首次出现是在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所撰《武昌府学重修记》中，时间是清顺治年间（1655年前后）。“惟楚有材”的“‘著作权’应归17世纪中叶的抚台大人林公所有”。

本文将说明，《考略》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早于林天擎约359年的元朝初年，“惟楚有材”一词就已经出现在了文人诗篇之中。从元至清初，“惟楚有材”一直被沿用着，尽管似乎不是很普及，但人们还是接受了这个有点“高傲”的名词。“惟楚有材”于清雍正年间正式成为“官方”用语，并在乾隆时期得到广泛传播。为“惟楚有材”一词奠定成熟基础的是明代万历年间以湖北文学家为主的作家群体。与此相应的，本文将把作为文学语言的“惟楚有材”，与具有史学意义的“惟楚有材”区分开来。

一、 惟楚有材实多贤

“惟楚有材”虽然是相对较晚出现的文学语言，但类似的观念却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一再得到表现。唐代诗人赵冬曦《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 中，就有“道合殷为砺，时行楚有材”的句子。宋代文豪王安石也写道：“方今河南治，复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酃渌多美酒。”

“楚材”是诗文中很常见的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表述，仅在唐代诗人笔下，就有“楚材择杞梓，汉苑归骅骝” （杜甫）、“拥旄出淮甸，入幕徵楚材” （高适）、“家封汉阳郡，文会楚材过” （孟浩然）、“方寸抱秦镜，声名传楚材” （刘长卿）、“壮志征染甫，嘉招萃楚材” （权德舆）等名句。

在这种文学传统的长期浸染下，“惟楚有材”一词的出现就不是很突兀的事了。元代方回《桐江续集》 卷二一有一首长诗，题作《送常德教赵君（与仁。旧临安判官）》。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风雅之后闻屈原，

千古哀怨离骚传。

惟楚有材实多贤，

幸为人师何憾旃。

方回（1227～1307），字万里，一字渊甫，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累官知建德府。初以《梅花百咏》向权臣贾似道献媚，后见似道势败，又上似道十可斩之疏。德佑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至，举城出降，授建德路总管兼府尹。至元十六年（1279）赴燕觐见，迁通议大夫，依旧任，归不复仕。前后在郡七年，为婿及门生所讦。罢官后寓居钱塘，以诗游食元新贵间，也与宋遗民往还。大德十一年卒，年八十一 。方回是宋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善诗文，论诗主江西派，著作有《续古今考》、《文选颜鲍谢方诗评》、《桐江续集》等。又分类编选唐宋两代律诗为《赢奎律髓》，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

“常德教赵君”即赵与仁，字元父，号学舟，宋宗室燕王德昭九世孙。曾为临安判。《全宋词》录所撰词五首 。宋亡后，元贞二年（1296）出任常德路儒学教授，皇庆中除嵊县主簿 。《桐江续集》所录各诗非以类相从，应是因时序相依。《送常德教赵君》是《桐江续集》卷二一的最后一首诗，前有《丙申生一日七十自赋二首》、《牟献之提刑来杭纳壻庆予七十次韵二首》、《次韵张师道庆予七十》等。丙申正是元贞二年，可见《送常德教赵君》也是当年所作。《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说：“《桐江续集》，皆其元时罢官后作。” 也正与此互为佐证。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早在元朝初年，在文人的诗文创作中，“惟楚有材”一词已经用来形容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今两湖地区人才繁盛的景况了。公元1296年方回写下的《送常德教赵君》一诗，是较早使用“惟楚有材”这一文学语言的实例。相比较于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的《武昌府学重修记》，方回的诗篇要早上约359年。

二、 语曰：惟楚有材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 卷九七《中奉大夫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五华李公墓志铭》之铭曰：“惟楚有材，璞则良厥。”

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直隶太仓州（今江苏省太仓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之一。

“五华李公”是指湖广京山人李淑。李淑（1517～1581），字师孟，号五华山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其子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隆庆二年（1568）进士，累官南京礼部右侍郎，进尚书，告老归。李维桢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列名“末五子”，是继王世贞、汪道昆之后的七子派盟主，著有《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

《五华李公墓志铭》称李淑卒于“万历之辛巳正月二十九日”，即1581年3月4日。按照一般的规律，墓志铭应作于1581年（万历九年）或稍后不久。而且，此处的“惟楚有材”指的是“湖北”人。如果说方回的诗篇还只是一种泛泛言之的文学作品，那么，王世贞的这篇墓志铭，就是将“惟楚有材”赋予明确指称对象的典范。

无独有偶，李维桢也使用过“维楚有才”这样一个词，见《大泌山房集》 卷十二《大隐山人稿序》：“……使后人称明德茂盛，维楚有才，与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禄借资，而以立言取重。”这个“维”，作为语气词或表判断的“乃”、“是”来理解更确当些，倒不一定能作副词“只”、“仅”解。但是，“惟楚有材”的“惟”字，是否与生俱来就只能解释为“唯”而肯定不是语气助词呢？古汉语中，惟、维、唯相通，都是即可以作副词“只有”解，又可以作无实义的句首助词用。由于《五华李公墓志铭》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李维桢的“维楚有才”就来自于王世贞的“惟楚有材”，两个词意义相同。

在清代康熙、雍正朝两次修纂的《湖广通志》 中，都收录了一篇明代龙膺的《白云山房集序》 。龙膺（1560～1622），字君御，武陵人（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新都推官，擢礼部主事，迁国子博士。万历二十年（1592），以上《谏选宫女疏》谪戍边，后又入为户部郎中，累官山西按察司佥事、甘肃参政、太常寺正卿。晚年辞官回常德，逃禅事佛。龙膺是诗人、剧作家，戏剧剧作有《金门记》、《蓝桥记》等，传世著作有《九芝集》。

《白云山房集序》中有“肖生咨伯及予并仕于此，殆为晋用者乎”的感慨，说明这是龙膺山西任上的作品。万历四十四年（1616），龙膺授山西参政，分守河东道，驻蒲州 。此时距其去世仅有六年，且又继有出任甘肃参政、太常寺正卿乃至辞官逃禅的履历，可知《白云山房集序》的撰作时间应在1616年或稍后不久。

《白云山房集序》起首便说：“语曰：惟楚有材。”序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云杜李本宁太史，岿然为鲁灵光，称一代宗匠，亦甚以大业朂余。”李本宁太史即李维桢。可见龙、李二人是认识的，龙膺不仅在年辈上，还在学业上以李维桢为尊长。那么，龙膺这句脱口而出的“惟楚有材”，是否也来自李维桢呢？在“七子”号召文坛，公安、竟陵派先后领袖群伦的万历年间，要说身为“楚人”的龙膺没受到什么影响 ，于情于理恐怕都说不过去吧。

龙膺还是湖北沔阳籍（今仙桃市）文学家陈文烛的女婿。文烛字玉叔，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累迁南京大理寺卿，著有《二酉园文集》十四卷《诗集》十二卷《续集》二十三卷，王世贞、李维桢、龙膺等序之。而用“楚材”称誉湖北作家，仿佛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尚。与王世贞并称“天下两司马”的汪道昆（1526～1593）为陈文烛所作《五岳山人后集序》 说：“岁戊午，不佞以楚守吏，预楚宾兴，幸得遍观楚材，乃大奇。”明末汤汝楫《新刻袁中郎全集序》 中，也有“我明朴棫作人，楚材实盛”的赞辞。——围绕着湖北作家的文字情谊、思想传承，是这样的明显、壮阔。

“语曰：惟楚有材”的“语”，应该解释为议论、交谈，充分表明“惟楚有材”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它不仅存在于诗人的笔头，还更多的流传于街头巷尾的市井谈论中。也就是说，从1296年方回的笔下生花开始，到明代万历晚期，经过如王世贞、李维桢这样的文坛盟主的引用、宣扬，历经约320年以后，“惟楚有材”这一新词语渐渐深入人心，已然成为一种共识。她不再仅仅是文学的词汇，还是一种观念。她不再生僻，不再仅仅是文人们挥毫时的灵感，还是得到广泛口头传播的常言俗语。“楚材”俨然当时两湖文人的身份标识，借助着以湖北文学家为主的作家群体在明代晚期独领风骚的地位，“惟楚有材”一词具备了向更广阔的领域扩散、逐步突破地域局限以成长为通用语言的光明前景。

三、 惟楚有材，自鬻熊始

明万历《湖广总志》 卷三九《选举表四》卷末有一段《论》，中间有这么几句：“今楚材彬彬，按次胪列，垂鸿树骏，功业著于《春秋》。”

清康熙《湖广总志》卷首湖广总督徐国相《序》：“不独惟楚有材，而材于楚者足以重楚。”湖广布政使张仲举之《序》也说：“天生人才，以供一代之用，惟楚有材，蔚为人宗。”这两篇《序》都作于康熙二十三年。

无论是诗文创作，还是众口一词，都可以说仍属于“民间”的认识。尽管《左传》中的“虽楚有材”屡见于后世经史典籍，有的引用者甚至会将其改写成“维楚有材”，但是，那只能说是一种误用，或者善意的曲解。所以，如果我们需要探讨“惟楚有材”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官方语言”时，正经正史反倒不是理想的引证材料。

地方志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综合性史书之一。它不仅承担着总结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社会万状的责任，还是地方政府宣示教化的器具，所谓“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 者也，这从地方志通常会由政府出面组织修纂上就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地方志中所表露出的一些对于地区人文的认识、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视作“官方意见”的。上面引述的明清两种《湖广通志》，在“楚材”问题上虽然用词不一，但寓意是一样的。

万历《湖广总志》在通过“选举名录”证明两湖地区历代人才繁盛的客观情况后，用“楚材彬彬”予以总括，用的还只是一个相对比较“稳重”的形容词。康熙时湖广总督、布政使不避重复地在地方志的序言中强调“惟楚有材”，因为文献载体的特殊性，因为发言者身份的特殊性，“惟楚有材”作为一种“官方意见”似乎是明白无误的了。但是，“序”这种文学样式中的说辞，能作为严谨的史学判断依据么？在一定程度上，“序”并不会因为作者身份的重要而比《选举表》具有更浓厚的“官方”意味。毕竟，“地方志”本身就一直遭受着溢美嫌疑的诟病，何况是“序”呢。当然，这近乎苛刻了。

那么，顺治年间湖广巡抚林天擎的《武昌府学重修记》，是否可以看作是“官方意见”的一种代表呢？大略言之，这样说自然无可无不可。问题是，林天擎的这篇《武昌府学重修记》，没有收录在康熙、雍正这两次修纂的《湖广通志》中。不仅如此，这两种《湖广通志》根本就没有提及顺治年间有“重修”武昌府学这回事 ，连“林天擎”本人，也没有在两种《湖广通志》中留下印迹 。也许，林氏的《武昌府学重修记》会镌刻在府学一隅，但是，其影响力肯定是不大的。邵学海先生引用的《武昌府学重修记》出自1921年刊印的《湖北通志》，可见这篇文章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能够得到传播，即使能算是一种声音，也是很微弱的声音，离“官方意见”就更显遥远了。

“惟楚有材”成为“官方语言”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惟楚有材”不再仅是文学的描述言语，而同时也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对于两湖人文历史的总结性意见呢？

雍正《湖广通志》卷五一《人物志》卷首引言云：“国家教育之泽长矣，人文蔚起，后先辉映，岂不伟哉！惟楚有材，自鬻熊始。”

该志之《凡例》称：“《通志》于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开局，雍正十年七月十五日 开刻。”雍正十年是1732年。这段引言抚昔追往，即有总括，又有分说，即有形容，又有实证，言简意赅而又气势磅礴，将“惟楚有材”四个字衬托得熠熠生辉。此时上距元代方回使用“惟楚有材”有436年，距明代王世贞将“惟楚有材”用以指称湖北才俊约151年，距龙膺透露出“惟楚有材”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消息约116年。文学的赞誉之辞，终于在公元1732年正式以“官方用语”记录在案，具有了历史学的评价意义。

四、 《四库全书》与“惟楚有材”

正如邵学海先生所考述的，“惟楚有材”尽管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有文字上的关联，但是，“若溯典追故，《左传》的‘虽楚有材’只是它的前身——后人改其义而用之”。因此，分清楚文献中哪些属于“虽楚有材”及其本义，哪些属于我们探讨的“惟楚有材”，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在追溯“惟楚有材”时误用文献，从而增添混乱。

可以肯定的是，凡是与《左传》有关，或叙述先秦史实时出现的“维楚有材”、“惟楚有材”等，都是属于“虽楚有材”范畴的问题。《四库全书》中，存在大量的“维楚有材”、“惟楚有才”、“惟楚有材”等词语，经比对相关典籍的其他版本之后，发现这些词语多属于《四库全书》的“篡改”。如北宋《武经总要》后集卷一中出现的“维楚有材，晋实用之”，明万历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 作“虽楚有材”。又元修《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南面军官》中的“惟楚有材，晋实用之”，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以及中华书局校点本 都作“虽楚有材”。又《明文海》卷二〇〇徐一夔《郁离子序》中的“维楚有材，晋实用之”，明隆庆六年（1572）刻《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郁离子》 ，以及《四库全书》本《明文衡》卷三八《郁离子序》都作“楚虽有材”。

其它如清张尚瑗《三传折诸•左传折诸》卷二五《王人杀子朝于楚》中的“惟楚有材”，元《至大金陵新志》 卷十三上之上《人物志》、清《渊鉴类函》卷一九三中的“惟楚有才”，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一《晋大夫与楚孰贤》、元苏天爵《濨溪文稿》卷十三中的“维楚有材”，明邵宝《容春堂集》续集卷八“维楚有才”，明王鏊《震泽集》卷三三《相论》“唯楚有材”等，均是用《左传》旧典，其下均有“晋实用之”四字。所以，虽然一时未能与其它版本勘对，但都应作“虽楚有材”是没有疑问的。

为什么《四库全书》中会大量出现这种“篡改”呢？除了证明《四库全书》一如前人所说的版本不佳以外，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如果关于“惟楚有材”一词在明代晚期的万历年间已经广泛流传的推论是正确的，如果关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随着官方认可而进一步推动“惟楚有材”一词传播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见的，由于《四库全书》大量征召一般士子文人誊录群籍，而这些抄写者又深受“惟楚有材”这一“流行”语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错误地认为各种典籍中的“虽楚有材”是讹字错词，那么，将“虽楚有材”顺手篡改成“惟楚有材”，就不仅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而且还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件事：《四库全书》恰好反映出了清代乾隆年间“惟楚有材”一词在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事实，她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读过四书五经的文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概念，她登堂入室了，甚至具备挑战传统文献中权威典故的强大“破坏力”。如果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的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为座标，我们终于看到，在历经了从1296年到1782年480多年的风雨、历经了元、明、清三个王朝的更迭以后，“惟楚有材”不再是“新鲜”的词语了，她已然成熟。

因为见闻、阅读条件的限制，本文没有能够列举出更多的与“惟楚有材”相关的史料。在清乾隆朝以前的约500年间，“惟楚有材”的实际使用应该比本文罗列的要更显普遍一些才是。地方志、诗文别集中，也许还有更多的“惟楚有材”实例，这不是如本文这样的走马观花就能一揽无余的。

这里需要再次重点强调的，是以李维桢为代表的晚明湖北作家群体。我们可以将以屈原等为标志的起自先秦的两湖才俊的繁衍历史看作是孕育“惟楚有材”思想的源头，而以李维桢为代表的湖北作家群体在明代万历时期璀璨的光芒，一方面以最强有力的现实存在证明了“楚材”的价值与魅力，另一方面，以文坛盟主的身份使用并促进“惟楚有材”这一文学语言的迅速广泛传播，则是“惟楚有材”观念得到加强、得以确认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在万历时期的耀眼夺目，“惟楚有材”很可能不会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以后就成为“官方语言”，并完成从文学修辞到史学用语的质的嬗变。

本文以上的考述，除了希望对梳理史实有所助益以外，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借此表达一下对于前贤的敬意。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文学的辞藻，还有登高一呼的昂扬与魄力，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创造力。今天，我们继承、弘扬“惟楚有材”的传统，其真义应在于此吧。

2007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