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一起来看看。

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对于收藏者来说，主要选择好的拍卖行，并且寻找以往的拍卖成交，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赝品的风险。手工制版与原书总有差别，而扫描可以使伪书与原书分毫不差，一切细节都能很好得以体现，这无疑使得古籍善本拍卖更具挑战性，选择古籍善本，更要注重细节。

古籍善本收藏价值

2012年，在艺术品收藏越来越热的中国，古籍善本成了拍卖市场上的一个话题焦点。先是由海内外孤本、宋版《锦绣万花谷》全八十卷领衔的179部近500册“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的高价被整体拍卖，它们不仅是传世孤本，也是目前海内外所藏部头最大的完整宋版书，储存了大量失传古籍中的部分内容。

　　此后，八百二十三部近万册，估价过亿元的“广韵楼”藏古籍善本也在2012保利秋拍亮相，其中最重要的《钜宋广韵》最终以3000万元落槌。

一时间，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价值潜力受到了不小的关注。然而目前为止，古籍收藏市场在圈内人眼中却仍是一片被低估的价值洼地。用古籍收藏家王德的话来说：“一些古本善本的价值本应是比字画都要高不少的。”

虽然医书古籍中有着无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其价格和市场认知度均还较低。其实在过去，好的古医书在价值上本是高于书画和瓷器的，如1949年前一套宋版医书的价格就远高于宋画、宋瓷。但如今，书画、瓷器的爆炒却衬托出医书古籍市场的冷清，应有的收藏及文献研究价值也未被足够重视。

古医书称得上是潜力股，相对而言，它们的价位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升值空间巨大。专家表示，首先中医典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价值，此外，中医文献还有极强的实用性，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临床价值。只有对古医籍进行全面深入整理，才能系统地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最大程度避免现代曲解，最有力促进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古籍由于储存难度较大，很多已经收藏古书的单位和个人都把这些珍贵古文献作为医院“镇院之宝”或个人私藏珍品，越来越难收集。当然，受稀缺性影响，未来古医书是具备可观的升值潜力的。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永乐大典》的编修可谓是耗时耗力，是永乐时期众多文人匠人的心血之作。然而如此浩繁的巨著完成之后却被束之高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问津，以致慢慢遗失。那么封存在皇城之内的永乐大典怎么会流传到了民间？又是那些人为了保护《永乐大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到了清朝初年，有人在皇史宬，就是皇家档案馆发现了这部《永乐大典》。可是当时满族刚刚入关，满族贵族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意识到这部《永乐大典》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再加上又是前朝遗物，所以没人理会它。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决定修《四库全书》，于是这部《永乐大典》再度受到了注意， 可是经过清点发现《永乐大典》少了一千多册，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哪里去了？ 有人向皇帝举报说有三个人很可疑，这三个人叫做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他们都是康熙年间的探花，选入翰林院编修。高士奇担任内阁中书，经常给康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深受皇帝的信任。王鸿绪也是进士，也进入到翰林当过编修，出任过工部尚书。这三个人饱读诗书，喜欢藏书，所以很喜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窃取回他们老家。乾隆皇帝一听有道理，立刻下旨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到这三个人家去搜。并且带去皇帝的口谕说《永乐大典》是 的财产，如果你们收藏了交出来就既往不咎。可是这三家人的后人坚决否认，见过《永乐大典》。没办法，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只好无功而返。 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全国范围内搜查，尤其是贩卖旧书的地方，可是还是义一无所获。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下落不明。其实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的丢失，这三个人虽然洗不清他们的嫌疑，但是全怪他们有点冤。因为《永乐大典》在雍正年间从皇史宬就搬到了翰林院的敬一亭，翰林院的官员们就有机会接触《永乐大典》了，可是当时没有严格的图书管理制度，这帮子官员监守自盗，多年来，这一千多册就这样一本本流失了。不过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对《永乐大典》加强了管理，可是还是发生了一起盗书案。 有一天，一个纂修官叫做黄寿龄，白天工作没完成，想回家晚上加班，就把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里。没有想到被贼盯上了，路上这盗贼窃走了。黄寿龄到处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如实上报。皇帝一听大怒，立刻下令步军统领英廉彻底追查。英廉下令挨家挨户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结果盗贼就把这六册《永乐大典》放在了大臣早上上朝路过的御河桥边。第二天一早，《永乐大典》的六册失而复得。 《四库全书》编纂完之后，《永乐大典》再一次被弃置在翰林院的敬一亭里，这帮子官员继续监守自盗，偷书的方式很简单，官员上班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背着一个棉袍，下班的时候棉袍穿在身上，包袱里包几册《永乐大典》，看门人无法发现，就这样一本本地都带出去了。到了嘉靖和道光年间，朝廷要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再次启用《永乐大典》。这一次就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制度了，接触这本书的人又更多了，损失就更惨重了。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对翰林院的藏书大肆劫掠，《永乐大典》损失惨重。这帮子外国人把《永乐大典》当做战利品运回了自己的国家。其实更 的是大清朝的一些官员，他把偷来的书拿到全国使馆，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在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的衙门的时候，对《永乐大典》进行了清理，只剩下大约五千册了。到了光绪二十年，再对《永乐大典》进行清点，就只剩下八百册了。所以《永乐大典》一方面是清朝官员监守自盗，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的肆意掠夺，仅仅几十年之内，百分之九十流失了。 到了1900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英国使馆北邻就是翰林院。双方交火，不知什么人纵火烧毁了翰林院的敬一亭，整个藏书全部烧毁，一片狼藉。一个翰林院的学士路润庠在废墟中整理出仅仅64册的《永乐大典》。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当时的 就下令，将翰林院这64册《永乐大典》残本交给教育部。教育部把其中的60册交给京师图书馆，剩下的4册由它自己的图书馆收藏。从此中国 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搜寻，收购工作。 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我们大片国土沦丧。在沦陷区，民间散失着非常多的古籍善本。这些古籍善本面对着一种被日军掠夺的危险，以郑振铎为首的几位文献学家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简称「 ”文保会”。他们向 提出要求，要保存那些流散在民间的古籍善本， 批准并且资助了法币。文保会的工作人员就用这笔巨资在敌占区秘密地搜集收购古籍善本。两年多的时间，一共收购了48000册的古籍善本，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 可是这个时候，上海已经不安全了，局势越来越危险，文保会工作人员请求 将这批收购来的古籍善本运到重庆去交于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 同意了，但是从陆路走很困难，于是决定走水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去重庆。当年这48000册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暂时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这批书进行登记造册，核对最后装箱。忙了一个半月，装了117箱古籍善本，可是这个时候从香港到重庆的路被日本人切断了，经有关方面的同意决定把这48000本古籍善本运到美国去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收藏，为了日后索取这些古籍善本有依据，工作人员又打开所有逇箱子，在每一本上都盖上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可是这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到了1941年的11月底了，工作人员把这117箱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码头，等待美国来的格林特邮轮把这些书邮到美国去，可是这个邮轮在香港码头仅仅停了两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装货卸货。正当人们感到错失良机遗憾时，传来了一个令人惊鄂的消息，格林特邮轮行驶到菲律宾的时候被日军击沉了，人们感到逃过一劫的庆幸，所以这117箱古籍善本又运回到了冯平山图书馆。 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几天之后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一队日本宪兵进驻冯平山图书馆把所有中国籍的馆员全部赶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收回冯平山图书馆，可是这117箱的古籍善本一本都不见了，显然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一个消息，日本商务部为了度过战后的经济危机，想要用战争中掠夺来的文物到西方银行换钱买粮食。中国 听说消息之后立刻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 ”文损会”。文损会工作人员立刻提审相关人士，他们矢口否认。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驻日本东京办事处在东京帝国图书馆发现了盖着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章的中国古籍善本。文损会立刻赶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发现了这117箱古籍善本。经过艰难的谈判和斡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人不得已不把这117箱48000册古籍善本还给了我们中国。 1948年这一批古籍善本和许多故宫文物一样迁到了台湾，这一本《永乐大典》也落户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 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收购花了更大的力气，中国国家图书馆更是不遗余力，经过外交斡旋，前苏联 分三次归还我们64册《永乐大典》，德国还了我们3册。在国内也广泛地动员，让民间收藏者捐献他们手中的《永乐大典》。经过过年的努力，我们国家收藏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共有223册《永乐大典》，全世界范围内有8个国家，30个单位和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总共加在一起有400余册。 嘉靖皇帝叫做朱厚熜，他非常喜欢《永乐大典》。嘉靖皇帝在位45年，宠信奸佞，荒*无道，经常不理朝政。其实他之所以喜欢《永乐大典》，是因为《永乐大典》中收藏了大量的道教经典，这就引起了一个一心想当神仙的皇帝的兴趣。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起火，三大殿都烧毁了，大火危及到了文楼，嘉靖皇帝连下三道圣旨，把《永乐大典》从文楼中抢救出来。大火过后，嘉靖皇帝心有余悸，于是决定重新抄录一部《永乐大典》。一百多人经过六年的努力，《永乐大典》终于抄录完成了。这样一来《永乐大典》就有了两个版本，永乐年间的叫做正本，嘉靖年间的叫做副本。可是嘉靖年间的副本抄录完成之后，永乐年间的正本就不见了。现存所有的《永乐大典》没有一本是永乐年间的，对此人们纷纷猜测，人们又这么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永乐大典》被大火焚烧了，还有一种猜测是《永乐大典》藏在黄史宬的夹墙上。第三种说法就是《永乐大典》藏在了嘉靖皇帝的陵墓中。 所以现在的专家们根据以上理由都在猜测，很可能《永乐大典》的正本陪葬与嘉靖皇帝的陵墓永陵之中了。事实究竟如何呢？那就只能等待有朝一日条件具备，打开永陵，让真相大白了。

导语：我国古代的书籍是如何印制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一理论始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也有将寺院刻书另分一类的)，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一) 官刻

由国家机构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

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行为上升为中央政府倡导之事。历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完成刻印。

《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并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历史上称为“五代监本”《九经》。

此书的刊刻，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

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刻书的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刻书机构。明代国子监分为南(南京)、北(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

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上面说到的国子监外，元代有兴文署、明有司礼监，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

由于财力雄厚，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许多大部头的图书，也是在官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编纂刻印的《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鸿篇巨制，非以政府之力无法完成。

在内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强调教化功能，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为圭臬，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故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再如明代的经厂刻书，多出自太监之手，校勘不精，素为后人诟病，但明代的藩府刻书，则在藏书家中享有口碑，人称“藩刻本”。

(二)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称“家刻”。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私人私宅刻书，唐五代时已发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选》《初学记》等都是五代私宅刻书的实例。

官刻之书，素以经史闻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经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记集解》，明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等。

到北宋开始，私家纷纷出资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韩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时期，全国私刻大盛，江苏常熟汲古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总的看已远远超过官刻。官刻不重视子部与集部之书，大都经明清学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注释之后，再由私家刊刻，传承至今。

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编印大部头丛书，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点。丛书始于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辑《儒学警悟》。明代有《唐宋丛书》《格致丛书》等。清代丛书极盛，特色鲜明，文化积累价值很高。著名的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黄丕烈，一生酷爱藏书，又一生刻书，是版本学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黄丕烈那样，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熟悉学术发展状况，也熟悉学术界读者需求，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所刻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书之事，并非以此为生，只是因为成本太大，不售卖无以为继，但售卖又往往不懂经商之道。因此罕见从中致富之人，而将家产赔了进去，又乐此不疲的，总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士大夫一向轻视经商，士人刻书不谙商业经营之道，观念上又以利润最大化为可耻。从现代出版观念考察，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点。

(三)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产时开封大相国寺附近已经成为书铺集中之地。古代书铺有两种：一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自宋至明数百年不衰，所刻书人称“建本”或“麻沙本”。自宋开始，全国出版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渐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建阳)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小说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出版商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刻为高，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如雕版书籍中象鼻书耳的运用。

印刷术与民间藏书相辅相成，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藏书不可能产生，而正是因为藏书的发展，印刷术便也因人们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具有确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识阶层对于书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印刷业的发展。前面的列举可以看出，以藏书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过头来说藏书，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书了。宋朝民间社会极为繁荣，统治者又极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绝后，这两点导致宋朝印刷业的繁荣，宋朝书无论官刻、私刻还是坊刻的图书，都十分讲究。从质量上讲，官刻之书把关较严，尤其是国子监所雕之书，从对原书的校勘到付之雕版要经过3道手续，所以差错较少。私刻之书注意精美。而坊刻书，因其书贾追求销售，质量较差。但其雕版速度快、种类多因而销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