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在以前，说到这“九门”，以前老北京常说“四九城”，这个“四”，指的是皇城（也就是紫禁城）的四座城门，也就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个“九”，指的是北京内城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东直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和安定门，九门提督负责的“九门”，指的就是这内城的九座城门。

从方位上看，这“九门”分布并不划一，东面、西面、北面都是两座城门，分别是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但在南面，却有三座城门，这就是俗称“前三门”的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

九门当中，正阳门规模最大，地位最高，原因很简单，这是“走龙车”的天子之门。在明清两代，正阳门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在北京内城的九座城门中，正阳门的规格高于其他八门，一向有“四门三桥五牌楼”的说法。

这“四门”，指的是正阳门有四个门洞，而其他八门都只有两个门洞；“三桥”指正阳门前护城河上的正阳桥，桥面被分成三路通道，居中的那条正对着箭楼门洞，这是只有皇帝才能通行的御道；“五牌楼”指正阳门牌楼的规格高于其他城门，有五个开间，在京城中轴线上占据显要位置。

由于位置处于北京内城南垣的正中，清朝皇帝的龙车出北京城时，不能走别的门而必须从正阳门出入。因此，正阳门又被称为“国门”。别的不说，皇帝每年最起码有两次要进出正阳门，一次是冬至时到天坛祭天，另一次是惊蛰时，要到先农坛去行“亲耕礼”。

此外，遇上皇帝要出巡时，车驾也必须从正阳门进出。正因为是天子出入的城门，正阳门的大门平时都是关闭的，只有皇帝来了，才能打开。至于其他人等，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只能从城楼两侧左右瓮城下的门洞进出。

从建筑布局来看，正阳门不仅是北京城的关键出入口之一，而且集城楼、箭楼和瓮城为一体，是中国古代非常典型而又完整的防御性建筑。从 历史 上看，正阳门城楼曾修了又毁，毁了又修，中间折腾了不止一个来回。

在元朝时，正阳门原名“丽正门”，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随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将南面城墙向外移出约二里，但城门仍旧是三座，即现在的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不过，将元代的丽正门移至现正阳门的位置时仍称为“丽正门”，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丽正门才改为正阳门。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正阳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七年（1419）。明正统四年（1439）时，正阳门南面添建一座箭楼，城楼与箭楼之间又建了一座瓮城，由此才构建完整。然而，城楼虽然建好，但从正统四年建成至今，正阳门历经多次磨难并多次毁于大火。据记载，正阳门在明朝时被焚毁两次，其中一次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月，正阳门箭楼着火被焚毁。

清朝时期，正阳门又历经过三次火灾。首先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正阳门城楼失火被毁，接着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正阳门箭楼因失火而被焚毁。最近的一次，是晚清庚子年（1900）六月十六日晚，“义和团”因为扶清灭洋、抵制洋货而导致正阳门外的大栅栏处失火（或云放火烧洋货引起），结果不但把大栅栏的繁华之街、几千家商铺一把火烧完，而且还“栅栏失火，殃及城楼”，把正阳门的箭楼也给烧毁了。数月后，驻扎在瓮城内的英军（印度雇佣兵）不慎引火，又将正阳门的城楼给烧毁。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笑话。说1901年庚子和谈后，八国联军撤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随后于当年年底从西安回銮。但是，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被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而皇帝又必须经过正阳门才能入城。

正当老太后和随行大臣为这事着急时，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当他们走到正阳门时，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正阳门前门楼子和他们离开京城前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那么，正阳门怎么会这么快就修好了呢？其实，这时的城楼并不是真的城楼，而是用竹筏、麻绳、纸和油墨等东西临时搭起来的一座假城门楼！

正阳门毕竟关系到朝廷的门面。回銮后的第二年（1902），清廷立即开始筹划修复正阳门。然而，因为当时赔款压力巨大，加上各项新政铺开，国库亏空，财政十分紧张。最终，正阳门没有修复成之前高大巍峨的规制，而是参照与正阳门平行的崇文门和宣武门的样式，将两者的高度与宽度适当加大了一些，就算在1906年完工了。这次重建后的正阳门城楼占地3047平方米，通高4365米，仍旧是京城的城门中最高大的一座，不过与明代初建时的高度有很大差距了。

民国年后，为改善北京城的内外城交通，北洋政府于1915年委托德国人罗思凯格尔对正阳门进行改建。改建后，正阳门瓮城月墙及东西闸门被拆除，现仅留下城楼和箭楼，但仍为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较完整的一对城门（目前其他城门基本都被拆毁，仅保留了正阳门）。

最后再补充一件趣事或者说佚闻。仔细看过正阳门城门匾额的人或许会发现，正阳门匾额的“门”字是不带钩的。那为何要这个“门”字不带钩、这个字又是谁写的？目前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不过，民间倒有个传说，说皇帝乃是真龙天子，龙是水中之物，水中之物因为怕钩，所以这个“门”不带钩，以免伤了皇帝！姑录其说，以博一笑吧。

因为回忆过去庚子年发生过的事，都感觉在庚子年都会发生很多重大事件，比如190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遇到了国难，八国联军来侵略我们国家；1960年的时候全国遭受了各种自然灾害，持续了三年之久；再到现在的2020年，开年就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对庚子年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感觉这一年里必定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其实这个说法兵不正确，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事情只不过是恰巧在这一年里碰到了而已，那除开这一年里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之前的生活里也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把我们人类犯的错归结到庚子年上未免也太过于牵强了。

所谓的庚子年就是60年为一个周期，每过60年都会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给人留下了一个固有印象，实际上这种事情没有科学佐证的。我们并不能把今年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归到庚子年身上呀，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与其怪这怪那的还不如说是我们人类自己导致了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还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不是还流传着世界末日吗？可那也只不过是传来传去吓唬人的事情，现在都2020年了，2012年的世界末日发生了吗？并没有呀。

说到底还是我们为自己找借口罢了，这种预言非常不可信，我们也是在找一个能够背锅的理由。我们民间总是会有一些人以鬼怪啊、传说啊这些事来以讹传讹，确实，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说明的，但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玄乎呀。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要做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去猜想奇奇怪怪的原因来找理由。

2020年的开头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年，但大概是为了要给我们开拓一个美好的未来，先把所有的困难交给我们解决吧。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时候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那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

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

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扩展资料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

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参考资料:-少年中国说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进入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的八国联合军队。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有所增加。此事件最后以中国战败，联军占领首都北京、清廷政府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中国付出庞大赔款为终。

由于民教冲突、帝后党争等等的因素所引起的义和团运动，导致中国民众大规模迫害在华的外国人。而清廷政府面对义和团的态度又暧昧不明，因此几个列强国家决定由自己出兵替中国镇压义和团。 不过一般认为这些列强国家出兵中国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维护本国在华人士的权益之外，亦有趁机剥削、掠夺中国权益的目的。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2日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在廊坊受义和团围攻,(史称廊坊大捷)兵败后加大兵力一举占领廊坊,8月14日凌晨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而派奕劻和李鸿章与联军谈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联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此间，俄国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四亿五千万即当时中国总人口，以示每人一两，达羞辱中国人之意)，分三十九年付清，被称为庚子赔款。 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掠夺，因而造成大量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

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八国联军事件为中国脱离封建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在美国倡议下各国先后部分退还庚子赔款，退款主要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使中国有机会大规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这也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1900年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至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6月1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亦曾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不料到了翌日(6月17日)收到洋人出兵的同时还要求她归政于光绪的情报。于是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杀害；酿成战争的导火索。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十一国同时宣战。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北京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负责指挥防衞。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1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联军的指挥官是英国人Gaselee将军。就在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前，联军早于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联军在8月4日向北京进发，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联军于8月14日凌晨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至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逃到西安。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德皇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德军因四出掳掠，而倍受批评。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9至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

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徵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为锡克兵）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

八国联军把北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沙俄侵略军张贴布告，禁止中国人民反抗，说"遇到执枪械华人，定改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枪，即将该房焚毁"。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大肆屠杀，被捕的义和团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说是义和团，不由分说加以杀害。侵略军把西四北太平仓胡同的庄亲王府放火烧光，当场烧死1700人。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法国军队路遇一队中国人，竟用机枪把人群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不留一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才痛苦地死去。杀人时，八国联军全副武装"监斩"，人各个角度照相，企图恐吓中国人民，如今成为八国联军罪行的铁证。

据记载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

八国联军侮辱妇女，任意蹂躏，据记载："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曲老少，仅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九十岁，被侵略军百般侮辱而死。许多人不甘侮辱，含冤自尽。国子监督酒王懿荣居住的锡拉胡同11号，愤怒地说："岂能被所辱？"全家投井自尽。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8月28日，八国联军在皇宫阅兵，各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通过天安门、端门，穿过皇宫，出神武门。依次有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等3170人，俄国军乐队吹奏各国国歌、乐曲。这是对中国的严重的侮辱，对中国主权的践踏。阅兵之后，各国军官重新回到皇宫，以参观为名公然疯狂抢劫，一个英国侵略者事后回忆说："一大群联军军官见到这些东西伸手就拿，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

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以后各国军队又抢劫多日。中国的珍贵文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俄军最高指挥官阿列科谢也夫将军等人把慈禧寝宫用黄金和宝石精制的数十件珍宝"洗劫一空"。英、法士兵把各类珍宝抢光以后，以搬取大件之物，用大衣包、布袋装，运回驻地。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就连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法国天主教主教樊国梁从一个官员家里抢走价值100万两白银的财物，法国侵略军统帅佛尔雷一个人抢劫的珍贵财物就有四十箱。法军抢劫礼王府白银200万两。东四一带的商店被抢掠一空，著名的"四大恒"金号全部被抢。地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房屋被焚毁十分之七八，前门以北东四以南，几乎全部被毁。

当时一位目击者写道："各国洋兵，俱以捕孥义和团，搜查枪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稍有拦阻，即被残害。"一个英国人说："凡是士兵所需要的，都是一派出一队一队的士兵去抢劫中国人的财产而得来的。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 八国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6000万两白银，其中日军劫掠户部（今公安部院内）库存白银2914856两，并立即放火烧房，掩盖罪证。鼓楼的更鼓，被日军用刺刀刺破。

古观象台的天文仪器，在世界天文史上有重要地位。法国侵略军和德国侵略军争抢这批仪器，瓦德西说："这些天文仪器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造型和各台仪器的龙形装饰都极为完美。"12月2日，法军抢去件，德军抢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仪，运到德国柏林。直到1921年才归还中国。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劫掠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成里，1900年全部被八国联军损坏。《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1772--1782）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掉数万册。翰林院（今公安部院内）收藏了许多宝贵书籍，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继续进攻了保定、易县、永清、张家口、山海关、娘女关等地，沙皇俄国出动17万军队侵占了东北，八国联军在各地烧杀抢掠，把城市乡村变成一片废墟 。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张笑侠先生就按120回本小说拟定了一份比较详细的年表[1]，这份年表就是按照小说第九十五回提供的年代信息，即元春“生于甲申，死于乙卯”来编制的。又如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也编了一份年表《红楼纪历》[2]，这份年表只取前80回，因此舍弃了第九十五回明确给出的干支纪年，仅标记年次。

不论怎么编，按小说文本提供的年代信息编定的年表，是一份根本无法落实真实朝代年纪的时间表。并且由于小说作者故意制造混乱以隐瞒真实的朝代年纪，完全按小说文本提供的信息来编年表，将会出现无法确定某些年份的情况。所以细心的读者往往会发现小说中有多处“时序混乱”。

现在，以元春真实的去世日期为基准，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小说各回真实的朝代年纪，而且可以清楚地发现小说作者故意制造时间混乱的“作弊”手法。

91 癸卯年（雍正元年1723年）

从第九十五回“忽一天，贾政进来，满脸泪痕”（第1343页）至第一百零八回“于是贾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宽怀”（第1487页）。

前文已经论证，元春死于壬寅年廿九日立春之后，而年份的干支以立春为界，因此贾政通报元春死讯已在癸卯年。由小说所写的其他情节亦可以进一步确证当年的确是癸卯年。

第九十六回写道：“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带领引见。皇上念贾政勤俭谨慎，即放了江西粮道。”（第1352页）所谓“京察”，是明、清时考核京官、决定升降奖惩的一种制度。考核时间，明代六年一次，于己、亥年举行；清代三年一次，于子、卯、午、酉年举行 [3]。

另据《清史稿•志八十六•选举六》载：

三载考绩之法，昉自唐、虞。清沿明制，而品式略殊。京官曰京察，外官曰大计，吏部考功司掌之。京察以子卯午酉岁，部院司员由长官考核，校以四格，悬“才、守、政、年”为鹄。

贾政经过“京察”，由“工部郎中”升为“江西粮道”，按照上文推定的年代，这一年恰好是卯年。

第一百零二回写探春出嫁，作者并未明写出嫁的时间。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此时宝玉和宝钗已经“圆房”，按照孝制和贾母等人的安排，宝玉已经过了为姐姐元春守孝的“九个月的功服” [4]；另外，第九十九回写道：“所以园内的只有李纨、探春、惜春了。贾母还要将李纨等挪进来，为着元妃薨后，家中事情接二连三，也无暇及此。现今天气一天热似一天，园里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第1391页）第一百零二回写道：“园中人少，况兼天气寒冷，李纨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旧所。”（1425页）由这些情节来判断，探春出嫁必定是在深秋季节。

一般认为，第五回关于探春的判词“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第78页），指的是探春于清明时节远嫁他乡。如果小说作者的用意真是如此，那么第一百零二回关于探春出嫁时间的描写与作者的用意是不相符合的。这个矛盾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还需要仔细斟酌，并不能简单地判断为所谓续作者败露其作伪痕迹的“罪证”。

92 甲辰年的乡试

甲辰年（雍正二年1724年） 从第一百零八回“一日，史湘云出嫁回门，来贾母这边请安”（第1487页）到第一百二十回“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各自云游而去”（第1646页）。

第九十七回写到，贾政离家赴江西粮道任之前，“切实的叫王夫人管教儿子，断不可如前娇纵。明年乡试，务必叫他下场”（第1377页）；第一百一十九回则写到了贾宝玉参加乡试和出家的情节，可见宝玉出家一定是在甲辰年。

根据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年一科），称为“大比”。乡试即乡举考试之谓，中式称举人。乡试在前，每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正科”，遇庆典（如皇帝登极等）加科称“恩科”。庆典恰逢正科之年则以正科为恩科，或移正科于前，或移正科于后，或改三月乡试。由于乡试通常在秋天举行，故乡试又称“秋闱”。会试即集中举人会考之意。会试在后，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若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称“会试恩科”。会试在春季举行，由礼部主办，故亦称“春闱”或“礼闱”。

《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载：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曰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二甲第一曰传胪。悉仍明旧称也。世祖统一区夏，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

按照清代的科举制度，本来癸卯年并没有会试，而只有乡试；甲辰年并没有乡试，而只有会试；但是雍正于癸卯年登极，特设癸卯会试恩科，又于次年甲辰补乡试正科。癸卯会试恩科的状元是于振，甲辰乡试的状元是陈德华。[5]

由此看来，小说作者安排贾宝玉参加乡试，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进一步限定当年就是甲辰年。

第一百二十回写到，王夫人对薛姨妈说：“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儿的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作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第1639页）另外又写到，贾雨村问甄士隐：“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已中乡榜，恰好应着‘兰’字。适间老仙翁说‘兰桂齐芳’，又道宝玉‘高魁子贵’，莫非他有遗腹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么？”（第1645页）由这些情节来看，贾宝玉的遗腹子“贾桂”应该出生于乙巳年（雍正三年1725年）。

小说作者在第一百二十回借贾政之口谈到了宝玉的年龄，贾政说：“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第1637页）此时正是“乍寒下雪”，即甲辰年（1724年）的冬天。既然如此，则可以推得宝玉生于19年前的乙酉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张笑侠先生即根据小说所写元春的去世日期和贾政的话，倒推得小说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乃丁酉年之事[6]。

小说第八十六回写到元春出生于“甲申年”，甲戌本、梦稿本、蒙府本和甲辰本第二回写到元春和宝玉的关系时，都作宝玉是元春出生的“次年”所得的[7]。按照这个写法，宝玉看来就是出生在乙酉年。

按真实的朝代纪年推算，宝玉生于乙酉年；按甲戌本的写法，宝玉也是出生于乙酉年。看来，宝玉真实的出生年代似乎就是乙酉年（1705年）。可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贾政说的宝玉的年龄可能是虚岁。根据民间风俗，虚岁是这样计算的：一出生就算1岁，即从怀胎就开始计算年龄，这样到了过实岁1岁生日时，按虚岁就是2岁；如果出生在年末，不仅一出生就算1岁，到了大年初一又要加1岁，到了过实岁1岁生日时，按虚岁就是3岁了。由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所写的情节可知，贾宝玉出生于四月末的某一天。如果他出生在丙戌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到甲辰年冬天出家时，按虚岁他正好19岁。

又第一百一十四回《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写到，甄应嘉见到贾宝玉，就对贾政谈起了自己的儿子甄宝玉，“问起年纪，（甄宝玉）比这里的哥儿略小一岁”（第1567页）。如果贾宝玉生于1705年，那么甄宝玉就生于1706年，“真”宝玉（即宝玉的原型人物）真实的出生年代也应该是1706年。

另外，第一百零三回《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写到，贾雨村在知机县急流津渡口遇了甄士隐，他心想：“离别来十九载，面色如旧，必是修炼有成，未肯将前身说破。”（第1444页） 按照本文的推算，这一情节发生在癸卯年年底。如此看来，第一回所写的甄士隐与贾雨村分别是在19年前的甲申年（1704年）中秋，也就是说，贾宝玉应生于1704年。在贾政的“19年”和贾雨村的“19年”中，必有一个为真，另一个为假。由此可以推论，如果这个混乱的描写不是原作者的无心之失，就必然是原作者故意将时序搅乱。

后40回中原作者搅乱时序的证据，最明显的是关于探春出嫁的描写。第一百零二回写探春出嫁，如上文所写，这是癸卯年深秋之事；但到了第一百一十四回第二年的甲辰年，贾政对甄应嘉却说：“弟那年在江西粮道任时，将小女许配与统制少君，结褵已经三载。”

看来，贾宝玉究竟出生在哪一年，还需要通过其他的证据来判断取舍，例如通过逆推第九十五回以前各回的真实年代来作出最终判断。但无论如何，目前至少可以判定，红楼梦的故事开始于1704年、1705年和1706年中的某一年。

93 壬寅年与辛丑年的分界

壬寅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从第七十一回开端“话说贾政回京之后，诸事完毕，赐假一月在家歇息”（第1001页）到第九十五回“（王夫人）天天专望兄弟来京”（第1343页）。

辛丑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 从第七十回“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接着过年过节，出来许多杂事，竟将诗社搁起”（第938页）到本回回末。

张笑侠先生将第七十回中黛玉重建桃花诗社与第七十一回贾政回家、贾母“八旬之庆”等情节列为一年（即甲寅年）[8]，这是失察，上了小说作者故意搅乱时序的大当。

第七十回写道：“这日众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毕，便有贾政书信到了。宝玉请安，将请贾母的安禀拆开念与贾母听，上面不过是请安的话，说六月中准进京等语。其余家信事务之帖，自有贾琏和王夫人开读。众人听说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尽。”（第992页）

宝玉知道父亲回来将会查他的功课，所以慌得“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临帖”（第993页）。到了“三月下旬”，宝玉“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带海啸，又遭踏了几处生民。地方官题本奏闻，奉旨就着贾政顺路查看赈济回来。如此算去，至冬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书字又搁过一边，仍是照旧游荡”（第994页）。

可是到了第七十一回（按小说所写为甲寅年），贾政竟然于七月回京了，在家休假一个月，正好赶上“今岁八月初三”贾母的“八旬之庆”，岂非咄咄怪事！根据上下文来判断，惟一合理的结论是：贾政既不是在第七十回所写的那一年六七月回京，也不是在当年的冬底才回，而是到了第二年的七月才回家！

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写“甲寅”年中秋赏月，贾母对尤氏说：“可怜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该罚我一大杯。”（第1082页）尤氏的公公贾敬是在第六十三回某月底去世的，即“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第二天（第901页）。贾敬去世当年的年底，尤二姐吞生金自杀（第六十九回，第984页）。第二年春天，林黛玉等人倡议重建诗社（第七十回，第990页）。由此可见，按贾母的说法，贾敬必定死于“壬子”年，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乃“癸丑”年。

这个时序本来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作者偏偏要将其搅乱。第七十二回写到，贾母八月初三的八旬之庆刚过几天，凤姐对贾琏说：“我因为我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第1023页）这个“周年”的说法莫名其妙，完全不通，只起到一个混淆视听的作用。

到了第一百零七回（按小说所写为乙卯年），作者写得更加离谱——贾政对北静王等人说：“犯官自从主恩钦点学政，任满后查看赈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后又往江西监道，题参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第1476页）如果这个“上年”是指“甲寅年”，当然说不过去；如果是指“癸丑年”，则是完全无视第七十一回所写贾政于七月回京的事实。

以上这两个明显的时序错误一个在前80回，一个在后40回，如果据此断言后者是所谓续作者露出的拙劣破绽，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只有一种可能：这是小说原作者在故意搅乱时序。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明显的例证。第九十四回写到，怡红院里的海棠开了，贾母说：“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这花开因为和暖是有的。”（第1330页）按照小说的时序安排，此时的确是十一月，但“节气迟”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第九十五回写到，当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可见节气很早。按照本文还原的真实年代，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立春，也算节气比较早的。作者故意将时序弄混，无非是想隐瞒真实的朝代年纪，搅浑我们探察真实朝代年纪的线索。

9 4 壬寅年黄河大决口

按照本文的年代推定，第八十九回也属于壬寅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该回写到，九月中下旬某日，贾珍告诉王夫人：“部中来报，昨日总河奏到河南一带决了河口，湮没了几府州县。又要开销国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里特来报知老爷的。” “从此直到冬间，贾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门里。”（第1269页）

贾珍的话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黄河秋汛，在河南一带大决口；第二，此前黄河也出现过决口，所以才会“又要开销国帑”，“又有一番照料”。那么，黄河于1722年秋天是否在河南境内出现过大决口呢？这对本文推定的真实朝代年纪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许韶立先生在《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新说》一文中提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到雍正元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黄河在武陟秦厂、詹店、马营、魏庄四次决口。洪水淹没焦作、新乡、安阳后顺地势向北流去，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津，危害华北。”[9]

姚伟在《雍正王朝的“黄委会”•之二〈武陟河工牵系天下安与危〉》一文中也提到：“从康熙六十年八月秦厂决口到雍正元年正月马营堵口合龙，清政府集中了倾国之人力财力来与黄河对抗。其间国库曾一度入不敷出，无奈之下，朝廷急令周边各省将应上解京城的白银和粮食直接押送到武陟。”[10]

《清史稿•列传六十四》记载了河道总督陈鹏年于康雍两朝废寝忘食治理河南境内黄河四次决口，以致累死的情形：

（康熙）六十年，命（陈鹏年）随尚书张鹏翮勘山东、河南运河，时河决武陟县马营口，自长垣直注张秋，命河督赵世显塞之。议久不决，鹏年疏言：“黄河老堤冲决八九里，大溜直趋溢口，宜於对岸上流广武山下别开引河，更於决口稍东亦开引河，引溜仍归正河，方可堵筑。”奏入称旨。世显罢，即命鹏年署河道总督。

六十一年，马营口既塞复决，鹏年谓：“地势低洼，虽有引河，流不能畅。惟有分疏上下，杀其悍怒。请於沁、黄交汇对岸王家沟开引河，使水东南行，入荥泽正河，然后堤工可成。”诏如议行。

先是，马营决口因桃汛流激，难以程工；副都御史牛钮奉命阅河，奏於上流秦家厂堵筑，工甫竟，而南坝尾旋决一百二十馀丈，入马营东下。鹏年与巡抚杨宗义谋合之。既，北坝尾复溃百馀丈，鹏年乃建此议。世宗即位，命真除。时南北坝尾合而复溃者四，至是以次合龙，而马营口尚未塞。鹏年止宿河堧，寝食俱废，浸羸惫。雍正元年，疾笃，遣御医诊视。寻卒，上闻，谕曰：“鹏年积劳成疾，没於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

由以上引文可知，黄河于1722年的确在河南境内出现过大决口，贾珍所说的“又要开销国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也许影射的就是清政府处理“（康熙六十一年）马营口既塞复决”的情况；而“从此直到冬间，贾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门里”，也是符合清政府艰难治河的历史实际的。

95 庚子年元旦朝贺和老太后薨逝

庚子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从第五十三回“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第744页）到第七十回“只有凤姐儿和李纨房中粗使的大丫鬟出去了，其余年纪未足。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第988页）。

查《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庚子年立春是在上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1720年2月4日星期日）[11]，因此第五十三回的“腊月二十九日”已属庚子年。

第五十三回写到，“腊月二十九日”的“次日”，贾母等有诰封者先进宫“朝贺”，回来以后再带着诸子弟入宗祠行祭祀大礼。笔者在第七章已经详细论证过：按照自汉代以来的宫廷礼仪制度，按照清代的法律制度《清会典》和《则例》，贾母的这一次“朝贺”一定是在元旦（正月初一），这个“朝贺”毫无疑问就是去朝贺皇帝；第二天贾母等人又去朝贺，这个第二次“朝贺”毫无疑问是去朝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贾母第二次进宫朝贺，还给生于正月初二的元春祝寿。

如此看来，上一年己亥年的十二月必定是小月，只有29天。那么，历法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查《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己亥年的十二月恰恰是小月，只有29天，“腊月二十九日”的“次日”就是元旦正月初一！

由此可见，小说作者的确是按照历法的实际情况来描写朝贺的，同时也说明小说作者的确是按照真实的朝代年纪来编织故事情节的。作者在第五十三回的回目上明写“除夕祭宗祠”，显然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障眼法”。

第五十五回开篇写道：“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独不能省亲，亦且将宴乐俱免。故荣府今岁元宵亦无灯谜之集。”（第769页）

这一段文字很有意思，第一，提示“以孝治天下”是国家政策制度；第二，提到了一位“太妃”患病，从而引出后文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皇家葬礼。

“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孝治天下”出自孔子弟子曾参所著作的《孝经•孝治章第八》，曾子君王提出了一个“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到了清代，更是将“以孝治天下”作为既定国策，形成一套严密的规则加强教化。常建华先生的《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12]一文对此有深入的论述，读者可自行参看。笔者要指出的是，第五十五回提示“以孝治天下”是国家政策制度，实际上透露了小说所写故事发生的真实朝代。

第五十五回提到的患病的老太妃，终于在第五十八回死掉了，贾母等人不仅每天要去祭奠守灵，最后还要去送葬，前后折腾了将近两个月：

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贾母、邢、王、尤、许婆媳祖孙等皆每日入朝随祭，至未正以后方回。在大内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曰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第817页）

由第五十八回和第五十九回可知，贾母等人前去送灵是在清明节几天之后，那么老太妃下葬应该是在清明节后20天左右。康熙五十九年清明是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公历4月4日）[13]，因此老太妃大约在农历三月底或四月初下葬。

那么，康熙五十九年是否真的有老太妃去世呢？查《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并没有老太妃去世，但是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二月却有一位大人物病重去世，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四月下葬：

十二月甲申（笔者按，农历初四，小寒，公历1718年1月5日星期三），皇太后病势渐增，上疾七十馀日矣，脚面浮肿，扶掖日朝宁寿宫。丙戌（笔者按，农历初六，公历1718年1月7日星期五），皇太后崩，颁遗诰，上服衰割辫，移居别宫。……（三月）辛酉（笔者按，农历三月十二日，公历4月12日星期二），上大行皇后谥曰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夏四月乙酉（笔者按，农历四月初七，立夏，公历5月6日星期五），葬孝惠章皇后于孝东陵。

这个令康熙皇帝脚面浮肿还要每日前去探望，死后又为之举行隆重葬礼的“孝惠章皇后” 究竟是何许人呢？原来她就是顺治皇帝的废后、康熙皇帝的嫡母。《清史稿•列传一》载：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顺治十一年五月，聘为妃，六月，册为后。贵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当上恉。十五年正月，皇太后不豫，上责后礼节疏阙，命停应进中宫笺表，下诸王、贝勒、大臣议行。三月，以皇太后旨，如旧制封进。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

孝惠章皇后虽然不得顺治的欢心，但是康熙却对她极为尊敬孝顺，在她死后又予以厚葬，并将那些对其谥号说三道四的大学士治罪。《清史稿•列传一》：

丙戌，太后崩，年七十七。上号恸尽礼。五十七年三月，葬孝陵之东，曰孝东陵。初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云南平，定曰仁宪恪顺诚惠纯淑端禧皇太后。及崩，上谥，大学士等初议误不系世祖谥，上令至太庙、奉先殿瞻礼高皇后、文皇后神位，大学士等引罪；又以所拟谥未多留徽号字，命更议。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

《清史稿•志六十七•礼十一（凶礼一）》记载了康熙皇帝在脚疾未愈、只能被人抬着吃饭出行的情况下厚葬孝惠章皇后的情形：

世祖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五十六年十二月崩。先是疾大渐，礼臣请如孝康后丧礼。帝言：“孝康升遐，朕甫十岁，辅臣治丧，礼恐未备。后见仁孝后丧仪，条理颇晰，如遇大事，其悉议以行。”及崩，会帝病足，舁近几筵，就榻成服。哭而晕，有间苏。群臣环跽叩劝，乃勉舁侧殿。将移殡宫，设启奠，礼臣请遣皇子代。帝曰：“此初祭，朕必亲奠，宁寿宫中岂能复行此礼耶？”至日遣代奠爵，仍舁几筵旁榻上行礼。梓宫启行，舁榻哭送，出宁寿宫西门，仰望不见灵驾，乃止哀，还苫次。大祭，足疾少愈，即亲诣殡宫行礼。谥曰孝惠章皇后，葬孝东陵。

以上不厌其烦地详细引用史料，是要说明与小说有关的两个问题：第一，所谓“当今以孝治天下”，就是隐射康熙王朝；第二，所谓“老太妃”，就是隐射77岁死去的孝惠章“老太后”。文学人物和现实人物不仅所处的时代环境完全一致，年龄相仿，下葬的日期也很接近，并且下葬的地名也很相似，前者是“孝慈县”，后者是“孝东陵”。

有趣的是，第九十五回写到元春死后的丧事，“贾政又是工部，虽按照仪注办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请教他，所以两头更忙，非比从前太后与周妃的丧事了”（第1344页）。这里的“周妃”指的是在第八十六回死去的“周贵妃”，而“太后”只可能是指上文的“太妃”。如果后40回是与曹家毫无关系的外人所续作，那么续作者凭什么将白纸黑字的“太妃”改成“太后”呢？只有当后40回的作者就是前80回的作者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上文谈到，孝惠章皇后并非死于庚子年，而是死于3年前的丁酉年，葬于2年前的戊戌年，那么本文对老太妃死于庚子年的推定是否不正确呢？答案是否定的。孝惠章皇后只是老太妃的原型人物，小说作者对其进行了文学加工，二者并不能完全对等。例如，孝惠章皇后死于十二月，而老太妃则死于二、三月间。另外，庚子年的推定还可以通过推定此前此后各回的真实年代来进一步确证。

第五十六回写到，元宵节刚过，江南甄府里家眷进京朝贺（这个朝贺可能是因为皇帝、皇后或皇太子等人过生日），派人来贾府送礼请安，贾母问起了甄宝玉的年龄，甄家的女仆回答说：“今年十三岁。”（第793页）第一百一十四回甄应嘉说，甄宝玉比贾宝玉“略小一岁”（第1567页）。由此看来，贾宝玉在庚子年必然是满实岁14岁，因此他必定出生于14年前的1706年。

庚子年怎么算：从立春开始算起，立春之后才算庚子。

庚子年是中国传统农历年份的一种称谓，由天干庚和地支子组合而成。庚子年在六十年的农历周期中居于特定的位置，因此每隔六十年会再次出现。

庚子年的含义可以从天干和地支的象征意义来解释。天干和地支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重要的概念，它们代表了时间、方位和元素的变化。庚是天干中的第七位，具有阳性和金属性的特征；子是地支中的第一位，象征着北方的方向。

庚子年的命名反映了中国古代人对时间的观察和认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干和地支被用来记录时间，表达对时间流转的理解和感知。通过庚子年这一称谓，人们可以确定某年在农历年份的顺序和位置，从而有助于日常生活、历法编制和历史记载等方面的应用。

庚子年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庚字有稳定、坚固、强大的含义，代表了秩序和力量。子字则寓意新生、开端和希望，象征着一种开始和启示的意义。因此，庚子年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潜力和机遇的年份，有可能迎来新的挑战和变革。

庚子年也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过去的庚子年（如1900年、1860年等），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例如甲午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庚子年的命名方便了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和研究。

庚子年的注意事项

1、农历计算：庚子年是农历年份，与公历（阳历）年份并不完全对应。因此，在确定具体日期时，需要参考农历年表或使用农历计算工具。

2、节气变化：庚子年的节气变化与其他年份相同，按照农历来计算。节气对于农耕、天文和气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农事活动和生活习惯。

3、初一初二：庚子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和初二通常是中国传统春节的开始。在这个时间段，人们通常会进行祭祀、拜年、走亲访友等传统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