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拼音：lún yǔ 英文：The Analects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二十篇，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论语》成书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 慎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虽说是焚书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实是一些方士），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而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

论语唐抄本(6张)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其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在家族中年龄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老二，春秋时鲁国陬邑人，汉族，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南岸即今日孔林所在地。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粮仓）与乘田（管理牲畜）。他虽然生活贫苦，但好学上进善于取法他人，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于他知识渊博，开始授徒讲学，是私人讲学之风的开创者，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古人都是通过背书，才成为状元的……如今，现代人已没有这样的习惯了。据书中简介曰：“背书要趁早，越早越好；经典如佳酿，越久越香。”《三字经》云：“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此书还可以用于中考的字词、做人的道理、高考的名句和古今的智慧！

　　（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班超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唐代抄本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二）“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后经出土文献证明并非伪书，详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因此可以认为琴牢和琴张应该是同一个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孔子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末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三）“论语”版本和真伪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四）略谈古今“论语”的注释书籍　 论语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7) 钱峻《论语浅讲》　(四）有关论语的小故事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它对很多文化名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很喜欢《论语》，曾经借用《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给他的女儿们取名为李敏、李讷，希望她们成为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人。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探诂

张 诒 三

《论语·里仁》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牵涉到“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可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目前,还不能说已经解释清楚了。汉代以来的各家注解,虽算不上歧说纷纭 ,却也有些不同的说法。

现在知道最早对这句话作出解释的是西汉时的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 ,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汉书·杨恽传引用作:“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氏说的正是“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后人在解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常常引用。

皇侃《论语义疏》保存了晋代范宁的解释:“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理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关键是“喻”字,以上两家都没有解释“喻”的意义。《论语注疏》中保存的汉代孔安国的解释:“孔曰:喻,犹晓也。”紧接着是宋人邢昺疏:“正义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晓不同也。喻,晓也。君子则晓于仁义,小人则晓于财利。”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解释也是:“喻,犹晓也。”清人刘宝楠和近人程树德对“喻”的解释也是“晓也”。以上所引显示,历来解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从训诂方面说,都是因袭《论语注疏》,把“喻”释作“晓”。至于义理派借题发挥的,就不一而足了。

把“喻”解释成“晓”,即“知晓、了解、懂得”等义,似乎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解释通了,但仔细斟酌就能发现:对于“义”,可以去“知晓、了解、懂得”,而对于“利”,可以求”,可以“逐”,可以“见利忘义”,要去“知晓、了解、懂得”,就不免牵强了。斟酌这句话和各家解释,会发现一些可疑之处:

疑点之一:据赵纪彬统计,《论语》中“知”共出现111次,其中有24次通“智”,表示“知道、懂得、了解”义的“知”近80多例,动词“知”有“知天命、知命、知礼、知仁、知德、知言、知遇到以上所说的理解上的困难,这里会不会“、喻”都是假借字那本字又是哪个字

……

疑点之六:各家注释《论语》时,往往都要引述董仲舒的话:“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对此,钱穆主张不必拘守,杨伯峻也提示“不必过信”,就是因为董氏的解释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义大相径庭。问题是,解释这句话的学者中,董氏最早,而且他在历史上较早提倡“独尊儒术”,和后世学者相比,他最有可能见到过《论语》原貌,以现存《论语》为准,董氏的解释很离谱;如果考虑到董氏的解释可能是符合《论语》原意的,以董氏的解释为准,那就很可能是现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走了样。

总之,《说文》、《尔雅》、《方言》无“喻”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不作“喻”字,《论语》本身的用语习惯和先秦典籍的文例以及董仲舒的解释都透露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未必是《论语》原貌。

愚以为,“喻”也好,“”也好 ,都是通假字,其本字是“愉”。古籍中同为“俞”声旁的字常常通借,如《论语·乡党》有“私觌愉愉焉”,《经典释文》在解释《仪礼·聘礼》引用的这一句时,“愉愉”作“俞俞”;《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医有俞附”,《韩诗外传》十作“附”,说明、俞、愉”可以同音通假。《淮南子·泰族》有“可以愉舞”,《太平御览》三○七引“愉舞”作“谕众”,《韩诗外传》三有“吾喻教犹未竭也”,《说苑·君道》“喻”作“谕”,说明“愉、谕、喻”可通。以上显示,古代声旁从“俞”的字常常通用,“私觌愉愉焉”中的“愉愉”用假借字时,由于没有引起误解,所以能够不失本字。而“君子喻于义”中的“愉”作“喻”时,由于引起误解而导致讹传。

那么,“愉”是什么意思“君子愉于义,小人愉于利”又是什么意思呢《尔雅·释诂》:“伦、 、邛、敕、勤、愉、庸、瘅,劳也。”“劳”在古代的常用义是“劳苦、辛苦”义,在《尔雅》的这一条中,正好“勤、愉、劳”同义,“愉”也是“勤、劳”义,“勤苦、辛苦”是不能直接带宾语的,只好用介词“于”引进行为的目的和对象。“于”可以译成现代汉语的“为了”,《左传》中常有这种用法,如:“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那么“君子愉于义”是说“君子为了义而勤苦”,正符合董仲舒的解释:“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小人愉于利”是说“小人为了利而劳苦”,这也正符合董氏的诠解:“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这种“君子为了义而勤苦 ,小人为了利而劳苦”的思想,在《论语》的其他章节中也有反映：

1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2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3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可见,把“喻”的本字理解成“愉”,意思是“勤苦、劳苦”,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的解释才能和董仲舒的理解相契合,也与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思想相一致,更能避免把“喻”当成“知晓”解释可能导致的牵强之处。

　　原文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 为政第二》

　　注释

　　器：器皿，机器、器械。在孔子那个时代，器一般就是青铜器之类的东东，尊啊、盏啊、鼎啊之类。器也是发展的，到了工业时代，器就发展为机器、机械，到了现代，又有了更高科技的产品，比如电脑、机器人什么的。总之呢，器就是实用的东西。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是器皿，不是机械，不是机器人。孔子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看器皿，每一种器皿都会有一种用途，有它存在的价值，即使以后器有所发展，也是只能用做特定的用途。这句的实际意思是，君子应当博学多才，不能只有一种才能，局限于某一种专门的学问。

　　评析

　　在《论语》里，孔子多处提到君子应如何，不应如何。君子这个话题就太大了，在这里就不讲了，只讲这一句君子不器。孔子这样讲的意思是，读书做事要抱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而不仅仅是掌握一种生存的技能。君子要做社会的脊梁，栋梁，是推动历史、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人。

　　举个例子吧，谁被盖棺定论为“君子”了呢？我想到一个“戊戌六君子”，他们的所做所为，就是“君子”所为，他们是要使整个社会进行大变革，虽然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的君子行为永远被历史铭刻。

　　再举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周恩来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故事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再讲了，你看，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的读书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周恩来从小就表现出“不器”的君子特质。而他的同学就不同了，比如他的一个同学读书就是为了帮家里算帐，这很明显就是掌握一种生活技能，就是孔子所讲的“器”了。

　　孔子在讲君子与小人的时候，喜欢对比，比如下面他就讲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然而在这一句，孔子讲了一句就打住了，没有对比小人，因为这句话反之是不成立的，即说器者小人是完全不对的，孔子没有否定器。

　　实际上，君子在一个社会来讲是凤毛麟角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对普通人来讲，成“器”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礼记·学记》中就讲“玉不琢，不成器”。一块玉需要精心雕琢才能成器呢，所以成器就不一般了，不成器的人还是挺多的。

　　回过头再来讲周恩来的故事，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在一次演讲的时候，这样讲：“其实做一个普通人，能够养活父母，能够帮助父亲算账，照顾好家里的店铺，都是非常好的理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同学就是志向平庸。”“周总理在教育我们这些晚辈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去立大志、做大事、做大人物，将来去振兴中华，而是自始至终让我们做个普通人。”能帮父亲算帐、照顾好家里的店铺，当年那些孩子要能做到这些，就可以说是一个成器的孩子了。反观现在的富二代们，他们能帮父亲算帐、照顾好家里的店铺吗？

　　孔子的教育目标当然是要培养君子，培养社会的栋梁，而不仅仅是培养成器的学生，他经常对学生们讲君子当怎样怎样。不过，孔子也没有放弃对一般学生的培养，比如，子张学干禄，就是子张问怎样才能挣钱养活自己，孔子并没有教他生活的某种技能，而是告诉他“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说话少犯错误，行动少后悔，俸禄就在其中了，并告诉他如何才能少犯错误，少做后悔的事，其实这也是教的为人处事的君子之道。

　　我们的学校，应当把培养君子作为第一理想，并把培养成器的孩子作为第二理想。周恩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器的君子，与南开中学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我们来看一看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就是公能兼备，培养南开学生既要具有“公”德，又要有服务社会的多方面能力。基于这种教育理念，南开中学培养了两代共和国总理，一位副总理，三个人大副委员长和四个政协副主席，45个院士……

　　一个社会，如果有一批不器的君子，成批成器的人才，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朝气蓬勃、发展迅速的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