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有着约13亿人口、5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历史上的中国，汉族先民古代华夏，一直就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凭借着稳步发展的农耕经济，独步于时的封建文化，凝聚和推动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

汉族也和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的创世纪历史。汉族先民是将自己关于世界起源、始祖活动和民族形成等，传说时代的历史历经久远地口耳相传之后，再由后世的历代文人，记载并保留在有关汉文古籍中的。在汉族的创世纪神话和传说中，流传甚广的伏羲和女娲的传说，就是反映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始祖夫妇，在创世纪之时孕育后代、开启黄土地上农耕文明的历史踪迹。

本文透过汉文古籍中一些零星记述，试图解读具有东方色彩的，古代华夏先民创世神话传说之一斑。希冀窥视华夏先民的始祖夫妇，在黄土地上繁衍后代、开启农耕文明的早期历史。文章标题和论述所用的“始祖夫妇”之称，是借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书，对“亚当和夏娃”释文的提法[1] 。目的是在陈述粗浅陋识之时，稍具不成熟的简略比较之意。鉴于学力和见识所限，谬误浅显，在所难免，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伏羲和女娲是孕育华夏先民的“神人”

汉文古籍关于伏羲和女娲的记述，大多是经历华夏先民长期口耳相传之后，再由后世历代文人加工载录的。所以在有些内容上，存在不少怪谲、重复和难解之处；还有一些内容则有着明显的虚构、梦幻和错谬的地方。但是，这些古代华夏的创世纪神话和传说，绝非是全然的荒诞和虚幻性的骗言。事实上，正是这些神话和传说，蕴含着华夏先民对自己创世纪历史的深邃认识和浅近质朴的表述。

关于伏羲和女娲传说的记述，在汉文古籍中显得比较凌乱。根据《世本·帝系篇》的记载称：“太昊伏羲氏。”由此可知，华夏先民早就明确认为，伏羲即为太昊伏羲氏。而在汉文古籍中，太昊又被记作大昊、大皞、太皞；伏羲也可记作包羲、庖羲、疱牺、伏牺、宓牺、炮牺和伏戏等。

值得一提的是，伏羲的事迹有许多是和女娲的事迹，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如五代蜀杜光庭，在《录异记》卷八便记载了：“陈州不太昊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根据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大约是在唐末之时，伏羲和女娲兄妹成婚、繁衍后代的传说，就已经在华夏民间广泛流传着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民族学的解释，实际上这正反映出传说时代华夏先民，所经历的氏族内部兄妹互相婚配的社会发展阶段。

1﹒伏羲是“神”和女人所生的“神人”

在华夏先民的神话传说中，举凡建奇功、创伟业，被后代敬奉为神明的伟人，一般多是其母亲与神结合后所生的。而这样的妇女与神结合的方式，通常就表现为妇女践踏了神的大足迹，或者是妇女吞食神鸟所生的大蛋，感孕而育。按《太平御览》卷78引《诗含神雾》所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则明确地指出了，伏羲正是由其母华胥，践踏了神的大脚印，从而怀孕育生的。

《山海经·海内东经》又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华夏先民历来以传说中的“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因此，汉族和古代华夏也被称作“龙”的传人。在华夏先民心目中，雷神是一位有着巨大力量的神祗。于是，他们便将自己的始祖伏羲，描述是龙身人头、有着巨大力量的雷神，与世间的妇女结合后所生的，有着神奇力量的“神人”。

在这里我们有趣地看到了，华夏先民在自己的创世神话和传说中，不仅创造出了为后人累世敬仰的始祖。而且还创造出了“龙身而人头”，以“大迹”与华胥氏结合，从而生下始祖伏羲的的“神”。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华夏先民，源远流长的“造神”之渊。

在华夏先民的心目中，伏羲是和女娲一起，还是一个代表着依附“神力”，孕育华夏先民，肇启农耕文明的时代。成书较早、被华夏先民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系辞下》，就有这样的记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禹作。”这实际上向我们指出了，注重人文传承的华夏先民，早就已明确无误地，将至高无上的伏羲始祖，位列于炎帝神农氏，以及开创人文的黄帝始祖之前。

2﹒伏羲是华夏先民脱离神界的始祖

在华夏先民的早期神话和传说中，神是不同与人的。神是有着巨大力量，并与人分界而居的。神都是生活在天庭的，神能够下到人间；而人是不能上达天庭的。传说众神是在一个名叫，都广山的地方上天下地的。这就是《淮南子·墬形训》所记的：“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因为伏羲是神和女人交合后所生的神人，所以伏羲也能缘天梯建木以登天。《山海经·海内经》记述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建木，大皞爰过。”这里所说的“建木”，是众神用来登天专用的。所以“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而“大皞爰过”说的就是始祖伏羲，也能像神一样，攀缘建木、上下往返于天地与神人之间。”

然而，也正是伏羲能攀缘上下，反映在华夏先民心目中伏羲，只是一位“绝地天通”时代，与神有着区别的人。伏羲是一位脱离神界、有着神力进行发明创造，带领人民开创农耕文明、实行社会变革的始祖。所以，始祖伏羲才能被华夏先民推崇为传说时代的神人，并以其所获得的空前伟业，历经久远地铭记在华夏文明殿堂上。

3﹒女娲是用黄土孕育华夏先民的女始祖

女娲造人传说对华夏先民影响深远。《淮南子·说林训》对此的记述颇具神化色彩：“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按汉末学者高诱所说：“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上骈、桑林，皆神名。”所以，《淮南子·说林训》是说明“女娲王天下者也，七十变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2] 这不仅较客观地折射出了，女娲是在“众神”的襄助下，才能完成“造人”这一社会进化大业的。同时，也科学地反映了，伏羲和女娲时代的华夏先民，正处于母亲氏族社会的历史实体。

《太平御览》引《风俗通》所载的女娲造人传说，是这样记的：“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这个记载虽然较晚，但其起源或许更早于《淮南子》所说。它最浪漫和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女娲“抟黄土”造人。女娲用“黄土”孕育了华夏先民，既浪漫而生动地揭示了女始祖，孕育华夏先民的社会发展踪迹；也科学而经典地反映了华夏先民，与滋养他们和农耕文化的黄土地，有着生俱来的、不可分离关系的历史根基。

《风俗通》还记有一个传说：“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这个传说所反映的内涵，既耐人寻味，又令人发思。它一方面固然是女娲造人后，社会进化的继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伏羲和女娲时代的华夏先民，正在发生着的婚姻，以及由婚姻而引起的，社会制度上的重大变革。那就是，处在由女始祖率领“祷神祠”的母系社会，正在逐步向“为女媒，因置昏姻”的父系社会过渡。

伏羲和女娲时代的母系农耕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伏羲和女娲时代的华夏先民，正好处于母亲氏（部）族社会，向父系氏（部）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的华夏先民，基本上是按母亲的世系进行传承的，所以就在汉文古籍中便说他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只是当时华夏先民，也正在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于是他们才会推举出像伏羲那样，被后世敬奉的男性始祖来，并且将这位男姓始祖描绘成，是“神”和女性结合后降生的，具有神奇力量的“神人”。

按《云芨七籖》卷100辑《轩辕本纪》所云：“黄帝游华胥国，此国神仙国也。”注“伏羲生于此国。”可见，传说中的华胥，不仅是生伏羲的“伏羲之母。”而且还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一个国名，或者说是一个氏族、部族名。所以，诞生伏羲的华胥国，实际上就是现在民族学家们说的，实行氏族（部族）内通婚的母系氏族（部族）社会。

在这样的母系氏族（部族）社会里，流行的是氏族（部族）内，辈份不同的男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彼此既是兄妹、又是连为一体的夫妇。当时的华夏先民，不但清晰地知道其母华胥氏；同时也由于社会的发展，促使他们能够推测，或者说杜撰出其父系始祖之父，乃是留下“大迹”，却又无可追溯的“神”。

1﹒伏羲和女娲是自相婚配的兄妹

《楚辞·天问》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汉代学者王逸对这段的注文是：“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又据《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这就是华夏先民所描绘的，伏羲和女娲作为夫妇的，两位一体的形象。近代在南方一些地方发现的，伏羲和女娲双头连体蛇身的图像，也是对夫妇两位一体形象的印证。

唐代李冗《独异志》卷下又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这就是对兄妹议为夫妇的较详尽的记述。

无独有偶，清代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也说：“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由此可见，华夏先民关于伏羲和女娲是“同母”所生兄妹，以及他们自相婚配、繁衍后代的传说，乃是流传广泛、确凿有据的。从而也就反映出，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确曾经历过，氏族内部兄妹互相婚配的社会发展阶段。

一、地名与具象思维

汉民族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具象思维的特征它不像欧美民族那样注重填密的分析、论证、推理,而是从整体上对思维客体进行直接把握在思维过程中从直接感受体验出发,运用形象、联想、类比等思维方式进行具象化,所以直观性、形象性和具体性是汉民族的具象思维核心

汉语词汇的形象性最能体现汉民族具象思维的特点,它以视觉形象为主,辅以感觉、听觉、味觉、嗅觉、动觉等形象这些形象词多以联想、类化、比喻、借代方式构词,使词汇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使人见其词而晓其义,甚至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想象得出,具有修辞功能人们为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依据往往凭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摄取人类自身和自然万物的特征为地方命名,力求把它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形象的感受如海南的五指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山有五峰,极高大,屹立如人指”该书还说：“贺兰山盘踞数百里,上多青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这类地名在我国相当普遍,又如象鼻山、桌子山、眼睛山、七星岩、日月潭、峨眉山、鸡公山、神女峰、伏牛山等,人们把山水的外部特征和自己熟悉的动物、使用的物件、天上的月亮星星,甚至连自身的器官联系起来了,都是为了达到形象化的目的

地名还通过广泛使用颜色词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如红水河、长白山地名中还有的是因声音而得名的,如铜锣峡（江水声如铜锣的声音）、鸣沙山（山间有飞沙响）、响堂山（山洞中因回音而鸣响）,这些名称都能在听觉上给人以较为具体直接的听感另外,宁夏的苦水沟、甘肃的酒泉（泉味似酒）、陕西的甘泉突出了水的味觉特征,冷水江、温泉则通过对水温的描述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

二、地名与心理特征

心理特征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同的民族其心埋特征是不同的汉民族的心理特征也通过地名透视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地名体现出汉民族重方位的心理特征中国人对方位词情有独钟东、西、南、北、中是确定四至的基本方位词中国这个名称本身的由来就带有方位的含义,意为“中央之国”、“天下之中”古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因此自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叫做“四方”我国的省名、市名、县名中常常带有方位词,如河南与河北分别因大部分省域位于黄河以南、以北而得名,山东、山西因分居太行山东西而得名

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的相互对应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张清常先生说：“在北京街巷名称中,在全国地图中,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是一个意思,而且相互对应在我国的兄弟民族地区往往更习惯用左右前后表示东西南北”（3）

在北京市,东直门、左安门在同一侧；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在东,右旗在西我国地名中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的一致无疑是来自坐北朝南的居住习惯

在市、县名中,用得最多、最能体现汉民族方位文化的莫过于“阴”、“阳”二字我国地处北半球,山脉多是东西走向,当太阳照射时,南坡受光,北坡背光；阳光照在河上的情况正相反,我国多数河流也是东西走向,但由于一般情况下河身低于地面,当太阳照射时,北岸受光,南岸背光古人从这些现象中得出了“山南属阳,山北属阴；水南属阴,水北属阳”的朴素认识,并根据某地与附近山水的相对位置,用“阴”、“阳”二字为地方命名在《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市、县的专名一般由两个字组成,其中第二个字用“阳”的有100多个,而与之相对应的“阴”字不足10个,如淮阴、江阴古人认为,“阳”字是个好字眼儿在大千世界里,“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阳喻暖,阴喻寒,阳主明,阴主暗,人们喜暖避寒、喜明厌暗的心理正是“阳”字较多地用于地名的一个原因

（二）地名体现了汉民族重宗族的心理特征中华民族历史上把宗教看成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支柱皇帝把天下当作自己一家的天下,“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广大农村长期处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往往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诸如王庄、李家村、王家屯、郭家营、安家堡、张营、齐家集等地名遍及全国各地高阁元先生曾对几个省的县地名志做过抽样调查,他的结论是：汉语姓氏地名,在不同的地区占有不同的比例,最高的80%,最低的也有巧%,一般约在so%一50%之间地名和姓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地名来源于姓,同时,一些姓则来自于地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姓来自国名我们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国名如齐、鲁、赵、魏、郑等都成了今天常见的姓（2）姓来自邑名,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其各诸侯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忿生后代因此姓苏再如屈原的屈,则是由于楚武王熊通之子瑕,受封于屈邑,子孙因以屈为姓（3）姓来自乡名齐宣王少子通封于陆乡（今山东平原县一带）,后代因乡名而姓陆（4）姓来自山、河名如济姓来自济水,老姓来自劳山（今山东唠山）实际上,以姓命名的地方,由于时代的变迁,未必反映后代实际,叫“张家村”的未必都是住的姓张的人,甚至没有一家姓张的人家但无论是以姓作为地名,还是以地名作为姓,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把姓看作宗族的标志,想光宗耀祖,与江山同在的心理

（三）地名体现了求安定、吉祥、幸福的心理特征历史上的中国,战乱不断,烽火连绵,加上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形成巨大的威胁于是,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求天下太平、安定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地名中表露出来我国的许多地方以“太平”、“永安”、“永定”等类似的词语作为地名,表达人们盼望和平、安宁的愿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人民群众都希望拥有平安的生活因此,人们在命名时总少不了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在全国的分省地图集所标地名中,取名“太平”的有54处,取名“永宁”的有26处,取名“昌盛”的有25处,取名“兴隆”的有24处

另外,我国还有大量以祈祷河、海安定为特色的地名如北京的永定河,从前叫无定河,常常泛滥成灾,人民深受其害,为使它安定下来,康熙皇帝把无定河封为永定河又如,河北有一条瀑河,河水湍急,对当地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人们希望河水能流得缓慢一些,因此把“瀑河”改名为“徐水”类似这样的地名很多,如宁波（浙）、镇海（浙）等

吉祥、幸福的生活是人们的追求,并把这种愿望显露于语言符号上地名便承载了人们的这种期望人们在地名中广泛使用“吉”、“寿”、“康”、“福”、“禄”、“昌”等字眼儿,寄寓良好的心愿这类地名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比如带“寿”字的地名有：寿宁县、永寿镇、长寿路、万寿山等人们借助语言来满足趋吉避邪的心理,有时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这也反映在地名中,比如有的人定居某地以前往往要看看自己的姓和地名的对应关系,如果二者和谐,就住在这里,如不和谐,要么迁居,要么更名像姓“于”的愿意住在地名中带有“沟”、“河”、“渠”的地方,因为“于”和“鱼”谐音,这样好比鱼儿得了水,日子会越过越好

三、地名与审美情趣

地名往往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中国人崇尚对称和谐,把成双成对的现象看作是美的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送礼要送双,办喜事选日子喜欢选双日子,结婚要贴双喜等等都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受这种心理的支配,人们选词用词时也喜欢成双成对的格式汉语词汇在音节方面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是单音节词汇比重下降,双音节词汇逐渐增多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汇已占有绝对优势,约占70%左右地名作为词汇中的一员,也以双音节为主

《马氏文通》中说：“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峙者,较单辞支字,其辞气稍觉浑厚”前辈学者已体会到双音化与辞气有关在地名中,为了满足语流对音节的要求,有时加人助词来凑足音节,如《山海经》中凡“某某山”、“某某水”大都称作“某某之山”、“某某之水”但“某山”、“某水”从不称为“某之山”、“某之水”,“之”字的双音化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沿用至今的“句吴”、“句容”、“赞潜”则是加人发语词“句、龄”以达到双音化的目的现代汉语地名,如果专名是双音节的,在称说时往往省略通名,如河南（省）、北京（市）、唐河（县）、南阳（市）等；如果专名是单音节的,在称说时一般不能省略通名,如淮河、叶县、襄县等

汉民族常常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把原来俗陋不堪的地名改得比较文雅据明、清有关史料记载,北京一些胡同是以生理缺陷的人的特征、牲畜的某个部位、服饰、器物等命名的,如狗尾巴胡同、小羊圈胡同、大墙缝胡同、母猪胡同等这些胡同的名称,多半是由于其时其地有这样的人或物,邻里相传遂成地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代谢,这些地名变得十分庸俗,迎合不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的需要,人们利用谐音,使原来地名获得了新义,上述胡同分别发生了如下变化：狗尾巴胡同—高义伯胡同,小羊圈胡同—小杨家胡同,大墙缝胡同—大翔凤胡同,母猪胡同—墨竹胡同

人们还利用谐音字更改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如山西北部长城脚下有一个关隘重地,叫“杀虎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里是各民族争夺的古战场,中原汉族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当汉族地主政权占领了这里时,为炫耀胜利,便改其为“杀胡口”后来,胡汉民族对抗的历史结束,人们用谐音字“虎”代替了“胡”

四、地名与信仰

信仰分为实物信仰即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这两种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到处都留有印迹地名中对这两种信仰有广泛的反映远古时代的氏族社会,人们对雷、电等自然现象还不能充分认识,由此产生一种恐俱、敬畏的心理,把自然界的一切都视为神灵,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乞求于这些神灵每个氏族都把其中的一种神灵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蛇、虎、鹤、鱼以及虚拟的龙、凤等形象都是人们崇拜的图腾图腾文化在地名中也有所体现中国人在远古时代就把龙作为祟拜的图腾,在古人的心目中,“龙”是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神,是汉民族的祖先因此,中华民族喜欢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成为地名,最早见于（春秋·成公二年》：“齐侯伐我北鄙,围龙”杜预注：“龙为春秋时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自春秋以来,各地都有带“龙”字的地名,如辽宁的龙首山、福建的龙海市等1983年版的《中国地名录》收词32000条,以“龙”字起首的地名就有330条如龙井（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山中的名泉,附近产龙井茶）、黄龙山（在浙江省湖州市北）、九龙（现在香港北区）、龙门（洛阳市郊,以龙门石窟闻名）“风”是神话传说中的神鸟,风有美丽的羽毛,历来是祥瑞的象征带“风”的地名也不少,如“风阳”、“凤县”等今福建省简称“闽”,与当地对蛇的崇拜有关《说文》中指出：“闽,东南越,蛇种”古代闽地多蛇,对蛇颇为敬畏故以蛇为图腾,并用来作为地名又如重庆市巴县,古时为巴国,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可见巴国的名称也来源于对蛇的祟拜虎和狮一向被称作“兽中之王”但在汉民族的心目中,老虎才是百兽之王人们在画虎时往往要在虎的额头上描画一个“王”的字样,人们在为地方命名时也多用“虎”字,如虎门（广东省珠江口）、龙虎山（江西省贵溪县）、虎牢关（河南荣阳）等

宗教对人们影响很大,也给地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道教产生于中国,它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而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道教崇拜仙人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九仙山、万仙山、仙居山等

佛教宜扬人生皆苦,世界皆空,只有信佛,熄灭一切欲望,抛开烦恼,才能进人极乐世界地名中活跃着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如南京市的清凉山来自佛教的教义（佛教把断除各种烦恼而获得安适、宁静的境界称为清凉）,和尚源（陕）,阿育王山（浙）是以佛教信徒或僧侣命名的

中国的地名浩如烟海,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地名反映了人们的心理文化特征地理区域本无名,是人们主观赋予的因此,地名自产生之日起就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海及南海诸岛地名很早就出现于古籍。谢承《后汉书》说“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徼外人乘大舶，皆以铁锢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 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引三国吴康泰《扶南传》：“涨海中到珊瑚洲”。“涨海”之称一直延续到南北朝，而《梁书》卷54《海南诸国列传》：“干陁国在南海洲上”(干陁国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已开始使用“南海”名称，至唐宋时期“南海”之称渐多，初唐被流放越南的诗人沈佺期有“身投南海西”的诗句(《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以上引述说明，远在1500年前我国人民已经认识南海和南海诸岛，把南海称为“涨海”、“南海”;南海诸岛泛称“涨海崎头”、“珊瑚洲”;而以“磁石”指称暗礁暗滩，其含意是南海暗礁暗滩多，来往船只搁浅难脱，象被磁石吸住一样。

《琼州府志》在解释“涨海”的含义时说：“南溟者天池也，地极燠，故曰炎海;水恒溢，故曰涨海。” 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也有类似解释：“炎海善溢，故曰‘涨海’。”反映我国古人对南海潮汐现象的认识。南海在古代除了称为“涨海”、“南海”、“炎海”之外，还有“朱崖海”(晋郭璞注《山海经》：“(离耳国)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水中”;又唐李善对晋左思《吴都赋》注：“朱崖海中有渚……”)、“大洲洋”、“琼洋”(《崖州志》：“州东接大洲洋，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琼洋最险之处”，《琼州府志》同此)、“琼海”(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琼州府志》：“则琼之海，其涨海乎”)等。对南海诸岛的称呼，除了上述“涨海崎头”、“珊瑚洲”之外，还有“木饮州”(前引唐李善对《吴都赋》“饮木”一词的注：“朱崖海中有渚，东西五百里，南北千里，无水泉，有木斩之，以盆瓮承其汁而饮之”，按“饮木”当指饮椰子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木饮州，珠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等。其中康泰《扶南传》关于“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对南海诸岛珊瑚岛礁成因作出的科学说明。

随着生产发展，航海事业进步，南海诸岛的地名从整体泛称而逐步深入到群组命名。北宋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载有“王师出戍”至“九乳螺石(州)”(即西沙群岛，主要指永乐群岛一带)，这不仅是首次出现群岛名称，也是西沙群岛的首次命名。宋吴自牧《梦梁录》及以后许多典籍把西沙群岛称为“七洲”，其海域叫做“七洲洋”(主要指宣德群岛一带)。《宋会要辑稿》“占城国”条载，宋天禧二年(1078)占城人来中国时“或风漂至石堂则累岁不达”;又“真理富国”条载，自其国出发到中国来，途经波斯兰、真腊国、宾达椰、占城，再经过南海：“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首次出现“万里石塘(堂)”之名，且指出了方位在占城(越南中部)的东南，这是南沙群岛的开始命名。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南海有“长沙、石塘数万里”。首次以“长沙”、“石塘”分指西沙和南沙两群岛，即以沙岛为主的是“长沙”(西沙)，以环礁为主的是“石塘”(南沙)。南宋义太初作序的《琼管志》：“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南宋赵汝适《诸蕃志》、王象之《舆地纪胜》和祝穆《方舆纪胜》均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分别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床)”。

从汉、晋至宋所载南海诸岛地名中可发现：从概念性的泛指，发展到群岛的命名，地名相对稳定，西沙群岛几乎都用“千里长沙”，南沙群岛一直用“万里石塘(床)”;地名更具科学性，如前述“长沙”、“石塘”分别所指沙岛为主与环礁为主的地理实体可知。海南渔民王安庆说，南沙比西沙大6倍以上，所以用“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分别名之，也是符合客观的。

南海诸岛地名到了元朝，特别是明清两代变化较大。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载：“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原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文莱)及古里地闷(今帝位岛)，一脉至西洋，还昆仑之地。” 这里“万里石塘”泛指南海诸岛不是本意，“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联四大群岛，又“石塘之骨”和“地脉”、“由潮州而生”，把南海诸岛同大陆构成一整体才是原意。

明茅元仪《武备志》转载1430年成图的《郑和航海图》，其中有绘在东边的“石星石塘”，绘在西边的“石塘”，而“万生石塘屿”则绘于两者中间偏南，面积比“石塘”大。按三者位置关系及所使用的符号形状、大小来考证，“石星石塘”应指中沙群岛(编者注：石星石塘除指中沙群岛外，从其点圈符号分布的范围看，可能亦包括东沙群岛)，“石塘”指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编者注：应作“万里石塘屿”)指南沙群岛。故此《郑和航海图》已将南海诸岛明确划分成3个群岛。

明顾山介《海槎余录》载：“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万里长堤出其南。”从崖县旧治崖城到西沙永兴岛直线距离约760华里，到盘石屿也是此数，因此“千里石塘”应指西沙群岛一带岛礁，而“万里长堤”当指南沙群岛。万里石塘说成万里长堤，按“塘”、“堤”义同，改变说法是自然的。另据林金枝考证，明顾山介以后的著作多把东沙、中沙、西沙称为“石塘”，南沙称为“长沙”。

清代《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和《万州志》都有“长沙海、石塘海，俱在(万州)城东海外洋”的记载，长沙海和石塘海分别指西沙和南沙所在海域。觉罗保满《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东洋南洋海道图》都以“气”指东沙，“长沙”指西沙，“石塘”指南沙。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载：“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古为落漈”，“气悬于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石娄 古石，至七洲洋，名曰千里石塘”。此处“南澳气”，古为“落漈”，今为“东沙”。《海国闻见录》附图《四海总图》标绘有“气沙头”、“长沙”、“七洲洋”、“石塘”四个地名，此处气沙头指东沙群岛，长沙指中沙群岛，七洲洋指西沙群岛，石塘则指南沙群岛。南海诸岛分成四大群岛之概念已经形成。

清代谢清高《海录》载：由广东前往爪哇有两条航线，其中“外沟”线由西沙东侧航行，“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行约四五日过红毛浅，有沙坦在水中，其极浅处，止深四丈五尺”，“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万里长沙在其西”。按方位、行程和水上情况等数据判断，“红毛浅”是指整个中沙群岛，“沙坦”指暗沙群。汪文泰《红毛番口英 口吉 口利 考略》中也把中沙群岛称为“红毛浅”。《海录》又载船由吕宋来，“西行五六日，经东沙”，“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万山东，故呼为东沙”。此处把东沙群岛名称的含义，实体的方位、成因都记述得很清楚，为以后四大群岛的命名提供了范例。

1842年清郑光祖《醒世一斑录》中的《中国外夷总图》，以“落漈”标注东沙群岛、“东沙”标注中沙群岛，“西沙”标注西沙群岛，“石塘”标注南沙群岛。1887年徐家干《洋防说略》载广东海道，万里长沙“自万州迤东直至南澳”，千里石塘“自万州迤南至七洲洋”。此处“万里长沙”似指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千里石塘”则指南沙群岛。1909年5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官兵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3艘军舰到西沙巡视，查勘岛屿15座，并逐一命名。现仍沿用的岛名有3个，即甘泉岛、珊瑚岛、琛航岛。

1935年中国政府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等派人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地名132个。当时群岛名有东沙岛(今之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之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之南沙群岛)等。同年5月，广东省政府指令建设厅准在东沙岛批商承办设处管理，“建字第1703号”文明确将东沙岛名称改正为东沙群岛。1947年12月1日，中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地名172个。群体名称有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之总称)、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1935年称“南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35年称“团沙群岛”)等，且大群体下又分小群体，层次较多。

1983年4月24日，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共287个。这次比1947年增加地名115个，其中，东沙群岛地名由4个(1947年)增至7个，西沙群岛由33个增至52个，中沙群岛由30个增至34个，南沙群岛由97个增至193个。此次命名，除对岛、沙洲、礁、暗沙、滩和石命名外，首次为“水道”(渔民称为“门”)正式命名。

海南文昌、琼海等县许多去西沙、南沙捕鱼作业的渔民及其后裔保存下来的《更路簿》，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航行水路记录得很清楚。《更路部》所记载的南海诸岛地名为海南渔民对群岛岛礁的命名，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古地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