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熟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小注。只要囫囵吞枣的念，囫囵吞枣的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怎么说将来用得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1313年）起的。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①。《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有关中《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②。关于《大学》的著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这些著作并不曾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③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④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⑤，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⑥，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他注《中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所以这两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的注，却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⑦。但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⑧。照近人的研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五伦”等。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膈起来的，这里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著者大约是一个孟子学派。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 “阙疑”、“好三”、“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辩“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⑨，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咄逼人。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辩”，他自己也觉得的⑩；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亚圣”，次于孔子一等⑾。《孟子》有东汉的赵岐注。《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的见于魏何晏的《集解》里。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称为重，但《论》、《孟》词意显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定《大这·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欺呢。《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西元1174——1189）。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四书五经”的“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四书”与“五经”之合称。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朱熹，五经之名则早始于汉武帝之时。向为历代儒学子首要研学之书经。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春秋》盖由微言大义，故常与其注书《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合集。

朱熹分别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

四书五经的价值

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以上内容参考-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指的著作如下：

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历代儒客学子研学的核心书经,其中记载了我国早期的思想发展史,包括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

是历代儒客学子研学的核心书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四书五经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

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四书五经指的是四书和五经,四书之名始立于宋代,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五经之名始称于汉武帝时,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四书五经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极高,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也是历代儒客学子研学的核心书经。在我国古代的历代科举选士中,四书五经也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四书五经中不仅记载了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更记载了我国早期的思想发展史,包括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现代人仍旧具有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

四书或问

《中庸或问》原来与辑略一起附于章句之末，《论语》、《孟子》则各自为书。后来四种书合为一种刊行。四种书中朱熹于《大学或问》用力最久，也最为满意，称其“比旧时已极详密”。他对《中庸或问》不太满意，称“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见《朱子语类》)至于《论语或问》和《孟子或问》，则与集注和语类之说颇多抵牾，后人或遂据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朱熹对或问也并不满意，并且也不讳言或问、集注前后不相应。或问成书后原来并未发表，书商私自刊行，为此曾请官府追索书版。有清刊本传世。

四库是指《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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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并不是指哪四本，而是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完备。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

该书著录了清乾隆以前包括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而且写有内容提要和评论，为学者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一部翔实的书目。

扩展资料：

《四库全书》的成因：

1、安定的社会环境

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2、统治者的重视

《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

3、雄厚的资金来源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4、严密的组织系统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

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5、破格录用人才

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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