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但是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这一事实，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过分偏重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层面，并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也都纳入到政治和伦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死气沉沉的模样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

一、在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步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其父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是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安邦治国，他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而由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谈也标榜以道家学说统摄各家。他认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道家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然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但接着他又说，十家中“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去小说家），而各家则都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他同样也引用了上述《系辞》的话，不仅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而且还强调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当时社会已以儒学为上，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认为儒学“于道最为高”。（《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和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大力提倡道家黄老之学。此时的道家黄老之学，处于社会文化思想的代表和指导地位，所以他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各个不同文化思想学派的关系问题。社会对思想文化的需要是多样的、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然而诚如许多中国思想家所说的，这种多样性又需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即需要有一个为主的指导者。不过，这种“统”和“会”绝不是以一种样式去排斥或替代其他的样式。因为，如果把其他样式都排斥掉了，只剩下了自己一种样式，那也就不存在什么“统”和“会”的问题了。汉初道家黄老之学，正如司马谈所描述的，它广采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合的精神，使得道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融摄的。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张。其实，这是很不全面，也不十分准确的。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同前《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同前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拙（曲），无见于信（伸）”（同前《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主术训》）“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修务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而不应当以社会礼法等种种规范去干预和束缚个人的行为。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同前三十八章）这是说，老子把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归结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这里包含了一种原始素朴的“异化”思想。老子的理想是，希望人们通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少私寡欲”（同前十九章）等去克服和阻止“异化”，以期达到反朴归真，复其自然。庄子认为，任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都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挥的桎梏，因此必须予以彻底破除。他以“天”喻人的自然本性，以“人”喻社会的制度规范，用寓言的形式，借牛马作比喻，通过北海若之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不要用社会礼法制度规范来磨灭人的自然本性的思想。庄子向往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而当他的向往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时，他就教人们以“齐物论”——相对主义的方法，从认识上去摆脱一切由于分别善恶、是非、利害等等而带来的种种纠葛和苦恼，然后借以获得主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

四、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如袁宏在《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卷十）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其间，姚秦时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经，以译文传意达旨，译笔优美通畅，而广为传颂，影响至今尤存。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里所说的佛、道冲突中的道，已不单是指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它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而且从形式上来看，更多地是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然也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盘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佛教中人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这四次灭佛运动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的，但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在两教争正统的斗争中，双方都编造了不少荒诞的谎言来互相攻击，抬高自己。如，道教编造《老子化胡经》等，谎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佛教也如法炮制伪造各种文献，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没有什么价值。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不合国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如东晋著名高僧慧远就申辩说：“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一”）这是说，信佛教者是把奉亲敬君放在第一位的，如果得不到君亲的同意或信任，则要退而反省自己的诚意，直到双方都觉悟。这也就是佛教对于民生、治道的禆益。他还说，出家人虽然在服饰上、行为上与在家人有所不同，但他们有益民生、孝敬君亲，与在家人没有两样。所以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同前“出家二”）

从理论方面讲，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梁武帝肖衍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立神明成佛义记》的论文来发明此义。他在文中说：“源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妙果体极常住，精神不免无常。”这里所谓“神明”，指人的灵魂；“不断”，是不灭的意思；“妙果”，则即指成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灵魂要修炼到不灭，才可称作“精”；这种“精”的“神”，最终必定成就佛果。佛果为彻悟之体，所以永恒不变；精神则尚处于过程之中，不能免于流动变迁。沈绩对这句话注解道：“神而有尽，宁为神乎？故经云：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他引经据典地说明了“形坏神不灭”的论点。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特别是讲三世报应，这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一致的。佛教的业报，强调自已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有的现世受报，有的来世受报，有的则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然后才受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所以，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里，我们首先从佛教方面来看一下这种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此即所谓“格义”的方法。如，以无释空，以三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拟三归（归依佛、法、僧），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喻五戒（去杀、盗、*、妄言、饮酒）等。这种借用现象，在对外来文化的传译初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举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当时般若学中的心无义曰：“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唯无乎？”然后评论说：“此正与上引《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易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之旨相符合，而非般若空宗之义也。”陈先生的评论是很深刻和正确的。

如果说，这种初期的融入尚是不自觉的话，那末后来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来，则进行了自觉的、主动的融合。首先在译事方面，佛教学者总结了“格义”法的缺陷，以及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等问题，主动积极地吸收和提倡玄学“得意忘象（言）”的方法，以领会佛典所传达的根本宗旨和思想精神。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高僧传》卷七）又如，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当然，反过来佛教对于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两晋之际，玄学家以佛教义理为清谈之言助，已在在皆是，所以玄佛融合成为东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正是经过这些众多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与此同时，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佛老。也就是说，这时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想真正了解和把握东晋南北朝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了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佛教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

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发展，此后道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道教是在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基础上，附会以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所以，就这方面来讲，道教与道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人们平时所称的儒、释、道中的道，一般都是含混的，并不严格限定它是专指道家还是道教。

其实，道家与道教是有根本区别的。简而言之，道家是一个学术流派，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先秦道家，尤其是老子倡导的自然无为主义，在描述道的情况时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而在称颂道的崇高品德时则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同前六十四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等等。这些论述，在当时来讲更是具有一定的反宗教意义。即使在道教问世之后，道家与道教无论从形式上或理论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如魏晋玄学家王弼、嵇康、阮籍、郭象、张湛等人所发挥的老、庄、列思想，人们绝不会说他们讲的是道教，而必定是把他们归入道家范畴。反之，对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所阐发的老庄思想，则一定说他们是道教，而不会说他们是道家。这倒并不是因为葛洪等人具有道士的身份，而主要是由于他们把老庄思想宗教化了。具体说，就是把老庄思想与天尊信仰、诸神崇拜、修炼内外丹、尸解成仙等道教的种种宗教寄托和目标融合在一起了。而这些在玄学家所发挥的道家思想中是找不到的。以此为基准去判别汉末以后的数以千计的老、庄、文、列的注解释义著作，那么哪些应归入道家，哪些应归入道教，应当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当然，这种分辨并不涉及这些著作的理论价值的高低评价问题。事实上，在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下，道教理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少道教著作在一些方面对道家思想有很多的丰富和发展，有的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总之，所谓儒、释、道中的道，包括了道家和道教。即使当人们把儒、释、道称为“三教”时，其中的道也不是单指道教。（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中国传统上所谓“三教”的“教”，其含义是教化的教，而不是宗教的教。）所以，当我们总论“三教”中的“道”时，既要注意道家，也要注意道教，不可偏执；而当我们研究和把握某一具体的著作或思想家时，则应当分清它究竟是道教还是道家，不可笼统。

儒家思想理论在佛教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如上面所提到的，东晋以后佛教思想就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出入于佛老，这些都还只是现象上的描绘。其实，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对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深入探讨。与佛教相比，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于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其中虽也有一些形上学的命题，但并没有着意去加以发挥。所以在形上理论方面，原始儒家甚至还不如道家。佛教传入后，它那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和刺激，一度还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深入佛门，去探其奥秘。而且，确实也由此而涌现出一批积极探讨形上理论的儒家学者。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在评论韩愈的排佛论时说，韩愈给佛教所列的罪状，都是佛教中的一些表面东西，至于佛教内所蕴含的精华，他根本不了解。所以说：韩愈完全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实际上，“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段话表明，柳宗元透过儒、佛表面的矛盾，看到了佛教理论有与儒家思想相合之处，其见地显然高出韩愈一筹。其实，韩愈虽强烈排佛，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佛教的影响。他所标举的儒家道统说，与佛教的判教和传灯思想不能说全无关系。

人们常把宋明理学的萌发，推求于韩愈及其弟子李翱。韩愈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主要在他所标举的儒家道统说。而李翱对宋明理学的贡献，则在于他指出了一条探讨儒家心性形上理论的途径。在韩愈那里，还是遵循比较传统的儒家思路的，即更注重于具体道德原则的探讨。如他在《原道》一文中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对佛、老的去仁义而言道德大加批评，流露出了他对探讨形上问题的不感兴趣。然而，他的弟子李翱则对探讨形上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受佛教的影响，作《复性书》三篇，以探求儒家的形上理论。他在说明他作此文的意图时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那末，他所发掘出来的发挥儒家性命之道的书，是些什么书呢？从他在《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看，主要是《易》和《中庸》。以后，宋明理学发挥儒家性理之学以与佛教抗衡，其所依据的基本经典主要也就是《易》和《中庸》等。开创理学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进一步通过系统的阐发，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提到了儒家阐发“性命之道”的基本典籍之列。所以把宋明理学的萌发追溯到唐代的韩、李是很有道理的。

六、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所以，当人们随口而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佛、道二家的文化，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说，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培育下形成的，这话绝无夸张之意。

　　中国上古神兽的资料

　　青鸟是日本的一种传说中的鸟，象征着幸福。

　　就像中国的龙一样，只是龙象征着高贵和中国人。

　　日本的传说中，如果有人能够能够看到青鸟。那么就会幸福一生。

　　只是那是传说，不是真实的。

　　从前有一种神鸟，据说它有悦耳动听的歌喉，五彩缤纷的羽毛，能给人间带来幸福。可当人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它时，却发现它不过是一只长着青色羽毛的普普通通的小鸟……

　　青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黄帝和西王母的使臣,天之色青,所以青鸟即是天鸟。

　　在中国文化中，青鸟是比凤凰更古老的一种称谓，代表吉祥幸福，传说青鸟是王母娘娘

　　身边传递佳音的使者，她的使命是帮助人类寻找幸福、纯洁、自由快乐的天堂。

　　比较喜欢的关于青鸟的诗词是：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蛟

　　一般泛指能发洪水的有鳞的龙。相传蛟龙得水即能兴云作雾，腾踔太空。在古文中常用来比喻有才能的人获得施展的机会。关于蛟的来历和形状，古典文献中说法不一，有的说“龙无角曰蛟”，有的说“有鳞曰蛟龙”。而《墨客挥犀》卷三则说得更为具体:蛟之状如蛇，其首如虎，长者至数丈，多居于溪潭石穴下，声如牛鸣。倘蛟看见岸边或溪谷之行人，即以口中之腥涎绕之，使人坠水，即于腋下吮其血，直至血尽方止。岸人和舟人常遭其患。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周处入水三天三夜斩蛟而回的故事。蛟可能是鳄鱼。

　　夔龙

　　想象性的单足神怪动物，是龙的萌芽期。《山海经·大荒东经》描写夔是：“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但更多的古籍中则说夔是蛇状怪物。“夔，神魅也，如龙一足。”（《说文解字》）“夔，一足，踔而行”。（《六帖》）在商晚期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装饰上，夔龙纹是主要纹饰之一，形象多为张囗、卷尾的长条形，外形与青铜器饰面的结构线相适合，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具有古拙的美感。

　　虺 （hui）

　　是一种早期的龙，以爬虫类——蛇作模特儿想象出来的，常在水中。“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是龙的幼年期，曾出现在西周末期的青铜器装饰上，但不多。

　　虬

　　一般把没有生出角的小龙称为虬龙，是成长中的龙。故古文献中注释：“有角曰虬，无角曰龙。”另一种则说幼龙生出角后才称虬。两种说法虽有出入。但都把成长中的龙称为虬。还有的把盘曲的龙称为虬龙，唐代诗人杜牧在《题青云说》诗中就有“虬蟠千仞剧羊肠”之句。

　　蟠螭（panchi)

　　是龙属的蛇状神怪之物，是一种没有角的早期龙，《广雅》集里就有“无角曰螭龙”的记述。对蟠螭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的无角龙，另一种是指雌性的龙，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就有“赤螭，雌龙也”的注释，故在出土的战国玉佩上有龙螭合体的形状作装饰，意为雌雄交尾。春秋至秦汉之际，青铜器、玉雕、铜镜或建筑上，常用蟠螭的形状作装饰，其形式有单螭、双螭、三螭、五螭乃至群螭多种。或作衔牌状，或作穿环状，或作卷书状。此外，还有博古螭、环身螭等各种变化。

　　角龙

　　指有角的龙。据《述异记》记述：“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角龙便是龙中之老者了。

　　应龙

　　有翼的龙称为应龙。据《述异记》中记述：“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应龙称得上是龙中之精了，故长出了翼。相传应龙是上古时期黄帝的神龙，它曾奉黄帝之令讨伐过蚩尤，并杀了蚩尤而成为功臣。在禹治洪水时，神龙曾以尾扫地，疏导洪水而立功，此神龙又名为黄龙，黄龙即是应龙，因此应龙又是禹的功臣。应龙的特征是生双翅，鳞身脊棘，头大而长，吻尖，鼻、目、耳皆小，眼眶大，眉弓高，牙齿利，前额突起，颈细腹大，尾尖长，四肢强壮，宛如一只生翅的扬子鳄。在战国的玉雕，汉代的石刻、帛画和漆器上，常出现应龙的形象。

　　火龙

　　是以火慑势的龙。全身有紫火缠绕，凡有火龙经过之处，则一切物体均被烧焦。

　　蟠龙

　　指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作盘曲环绕。在我国古代建筑中，一般把盘绕在柱上的龙和装饰庄梁上、天花板上的龙均习惯地称为蟠龙。在《太平御览》中，对蟠龙又有另一番解释：“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有毒，伤人即死。”把蟠龙和蛟、蛇之类混在一起了。

　　青龙

　　为“四灵”或“四神”之一，又称为苍龙。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将天上的若干星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区，即二十八宿，用以观察月亮的运行和划分季节，并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鸟、虎、玄武（龟蛇相交）四种动物相配，称为“四象”或“四宫”。龙表示东方，青色，囚此称为“东宫青龙”。到了秦汉，这“四象”又变为“四灵”或“四神”（龙、凤、龟、麟）了，神秘的色彩也愈来愈浓。现存于南阳汉画馆的汉代《东宫苍龙星座》画像石，是由一条龙和十八颗星以及刻有玉免和蟾蜍的月亮组成的，这条龙就是整个苍龙星座的标志。汉代的画像砖、石和瓦当中，便有大量的“四灵”形象。

　　鱼化龙

　　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这种形式我国古代早已有之。《说苑》中就有“昔日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的记载，《长安谣》说的“东海大鱼化为龙”和民间流传的鲤鱼跳过龙门，均讲述了龙鱼互变的关系。这种造型早在商代晚期便在玉雕中出现，并在历代得到发展。

　　龙生九子

　　囚牛

　　囚牛,是龙生九子中的老大，平生爱好音乐，它常常蹲在琴头上欣赏弹拨弦拉的音乐，因此琴头上便刻上它的遗像。这个装饰现在一直沿用下来，一些贵重的胡琴头部至今仍刻有龙头的形象，称其为“龙头胡琴”。

　　睚眦

　　睚眦，是老二，平生好斗喜杀，刀环、刀柄、龙吞口便是它的遗像。这些武器装饰了龙的形象后，更增添了慑人的力量。它不仅装饰在沙场名将的兵器上，更大量地用在仪仗和宫殿守卫者武器上，从而更显得威严庄重。

　　嘲风

　　嘲风，形似兽，是老三，平生好险又好望，殿台角上的走兽是它的遗像。这些走兽排列着单行队，挺立在垂脊的前端，走兽的领头是一位骑禽的“仙人”，后面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和行什。它们的安放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只有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才能十样俱全，次要的殿堂则要相应减少。嘲风，不仅象征着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的含义。嘲风的安置，使整个宫殿的造型既规格严整又富于变化，达到庄重与生动的和谐，宏伟与精巧的统一，它使高耸的殿堂平添一层神秘气氛。

　　蒲牢

　　蒲牢，形似盘曲的龙，排行第四，平生好鸣好吼，洪钟上的龙形兽钮是它的遗像。原来蒲牢居住在海边，虽为龙子，却一向害怕庞然大物的鲸鱼。当鲸鱼一发起攻击，它就吓得大声吼叫。人们报据其“性好鸣”的特点，“凡钟欲令声大音”，即把蒲牢铸为钟纽，而把敲钟的木杵作成鲸鱼形状。敲钟时，让鲸鱼一下又一下撞击蒲牢，使之“响入云霄”且“专声独远”。

　　狻猊

　　狻猊，形似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囚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部装饰就是它的遗像。相传这种佛座上装饰的狻猊是随着佛教在汉代由印度人传入中国的，至南北朝时期，我国的佛教艺术上已普遍使用，这种造型经过我国民间艺人的创造，使其具有中国的传统气派，后来成了龙子的老五，它布置的地方多是在结跏趺坐或交脚而坐的佛菩萨像前。明清之际的石狮或铜狮颈下项圈中间的龙形装饰物也是狻猊的形象，它使守卫大门的中国传统门狮更为睁崃威武。

　　霸下

　　霸下，又名赑屃，形似龟，是老六，平生好负重，力大无穷，碑座下的龟趺是其遗像。传说霸下上古时代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河湖海里兴风作浪。后来大禹治水时收服了它，它服从大禹的指挥，推山挖沟，疏遍河道，为治水作出了贡献。洪水治服了，大禹担心霸下又到处撒野，便搬来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上面刻上霸下治水的功迹，叫霸下驮着，沉重的石碑压得它不能随便行走。霸下和龟十分相似，但细看却有差异，霸下有一排牙齿，而龟类却没有，霸下和龟类在背甲上甲片的数目和形状也有差异。霸下又称石龟，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它总是吃力地向前昂着头，四只脚拼命地撑着，挣扎着向前走，但总是移不开步。我国一些显赫石碑的基座都由霸下驮着，在碑林和一些古迹胜地中都可以看到。

　　狴犴

　　狴犴，又名宪章，形似虎，是老七。它平生好讼，却又有威力，狱门上部那虎头形的装饰便是其遗像。传说狴犴不仅急公好义,仗义执言，而且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再加上它的形象威风凛凛,囚此除装饰在狱门上外，还匐伏在官衙的大堂两侧。每当衙门长官坐堂，行政长官衔牌和肃静回避牌的上端，便有它的形象，它虎视眈眈，环视察看，维护公堂的肃穆正气。

　　负屃

　　负屃，似龙形，排行老八，平生好文，石碑两旁的文龙是其遗像。我国碑碣的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它们有的造型古朴，碑体细滑、明亮，光可鉴人；有的刻制精致，字字有姿，笔笔生动；也有的是名家诗文石刻，脍灸人口，千古称绝。而负屃十分爱好这种闪耀着艺术光彩的碑文，它甘愿化做图案文龙去衬托这些传世的文学珍品，把碑座装饰得更为典雅秀美。它们互相盘绕着，看去似在慢慢蠕动，和底座的霸下相配在一起，更觉壮观。

　　螭吻

　　螭吻，又名鸱尾、鸱吻，龙形的吞脊兽，是老九，口阔噪粗，平生好吞，殿脊两端的卷尾龙头是其遗像。《太平御览》有如下记述：“唐会要目，汉相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厌火祥。”文中所说的“巫”是方士之流，“鱼虬”则是螭吻的前身。螭吻属水性，用它作镇邪之物以避火。

　　其它

　　椒图,又作铺首，形似螺蚌，性好闭，故常装饰于门上的衔环。

　　坐龙

　　坐龙呈正襟危坐的形式，头部正面朝向，颏下常设一火球，四爪以不同的形态伸向四个方向，龙身向上蜷曲后朝下作弧形弯曲，姿态端正。坐龙一般设立在中心位置，庄重严肃，上下或左右常衬有奔腾的行龙。在封建社会中，坐龙是一种尊贵的龙纹祥。

　　行龙

　　行龙呈缓缓行走状，整条龙为水平状态的正侧面。行龙常常作双双相对的装饰，构成双龙戏珠的画面，常装饰在殿宇正面的两重枋心，器皿的狭长形装饰面上也常常用到。倘以单相出现时，龙的头部常常作回头状，使画面更显生动。

　　升龙

　　升龙的头部在上方，奔腾飞舞，呈升起的动势。倘若龙头往左上方飞升，称“左侧升龙”，龙头往右上方飞升，称“右侧升龙”。升龙又有缓急之分，升腾较缓者，你“缓升龙”。升腾较急者，称“急升龙”。头部在上的升龙又作往下的动势，称为“回降龙”。

　　降龙

　　降龙的头部在下方，奔腾飞舞，呈下降的动势。倘若龙头往左下方俯动，称“左侧降龙”，龙头往右下方俯动，称“右侧降龙”。降龙又有缓急之分，下降较缓者，称“缓降龙”。下降较急者，称“急降龙”。头部在下的降龙又作往上的动势，称为“回升龙”或“倒挂龙”。

　　云龙

　　泛指奔腾在云雾中的龙。龙和云是结合在一起的，云，是产生龙的基础。而龙嘘出的气便成了云。云龙纹就是云和龙的共同体，将龙的头、尾、脚“打散”又和抽象的云融汇在一起，显示出一种似云非云，似龙非龙的神秘图案。

　　草龙

　　是一种含有龙形象的卷草图案，又叫“卷草缠枝龙”。头部有明显的龙头特征，而身、尾及四肢都成了卷草图案。整体往往呈现出“S”形的主旋律，并将“S”形继续延伸，产生一种连绵不断、轮回永生的艺术效果。头部与卷草曲卷的丰富变化，形成动静参差、相互呼应、层次丰富的画面。在构图上，采用均衡的形式，讲究曲线美，富有动律感。在表现形式上，则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带有吉祥含意的“如意纹”内容，综合到一个画面，给人以想象的余地。卷草缠枝纹常应用在建筑、家具和器皿的装饰上。

　　拐子龙

　　拐于龙源于草龙，又脱胎于草龙，形成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拐于龙的线条装饰显的挺拔、硬朗，转折处呈圆方角。龙的头部也呈方圆形，整体协调一致，简洁、明快，又有一定的装饰意趣，常用在家具、室内装饰及建筑的框架上。

　　团龙

　　把龙的形体适合为圆形称为团龙。它源于唐代，明清时运用较为普遍。“四团龙”、“八团龙”等团花定为当时的冠服制度，即一件服饰上有四个或八个团龙是最尊贵的。后来发展为十团、十二团、十六团、二十四团，数量越来越多，使用范围也放宽了，织锦、刺绣、陶瓷、建筑、家具等装饰上都有团龙，团龙适用性强，又保持了龙的完整性，装饰味也很浓，运用十分广泛。团龙的表现形式也很丰富，有“坐龙团”、“升龙团”、“降龙团”等。团龙的圆边还装饰有水波、如意、草龙等图纹，使团龙纹华丽而又丰富。

　　双龙戏珠

　　双龙戏珠是两条龙戏耍（或抢夺）一颗火珠的表现形式。它的起源来自天文学中的星球运行图，火珠是由月球演化来的。从汉代开始，双龙戏珠便成为一种吉祥喜庆的装饰图纹，多用于建筑彩画和高贵繁华的器皿装饰上。双龙的形式以装饰的面积而定，倘是长条形的，两条龙便对称状地设在左右两边，呈行龙姿态。倘是正方形或是圆形的，（包括近似于这些形态的块状）两条龙则是上下对角排列，上为降龙，下为升龙。不管是长条形的，还是块状形的，火珠均在中间，显示出活泼生动的气势。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

　　囚牛，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

　　睚眦，平生好杀，金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

　　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

　　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

　　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

　　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是其遗像；

　　狴犴，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

　　负�，平生好文，今碑两旁文龙是其遗像；

　　�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

　　之二：

　　赑屃(音毕喜),最喜欢背负重物,所以背上驮一块石碑

　　鸱吻(音吃吻),最喜欢四处眺望,常饰于屋檐上

　　飸餮(音滔帖),最贪吃,常饰于鼎的盖子上

　　睚眦(音牙自),嗜杀喜斗,常饰于兵器刀环,剑柄

　　狴犴(音毕岸),最憎恶犯罪的人,所以常饰于监狱的门楣上

　　狻猊(音酸泥),性好烟火,常饰于香炉盖子的盖钮上

　　[足八][虫夏](音八夏),最喜欢水,常饰于石桥栏杆顶端

　　椒图,最反感别人进入它的巢穴,常饰于大门口

　　蒲牢,最喜欢音乐和吼叫,常饰于大钟的钟纽上

　　红龙，第二卷第一话《dragon》中首次出场，因为“爸爸是D伯爵，妈妈是刑警先生”……以及受到别的影响，所以是三头龙，拥有三重不同的性格，全称是南海龙王赤安洪圣济王敖润公主朱香·润丽·华南。和刑警先生的弟弟克里斯是好朋友。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大的神物，《易·乾》中：“飞龙在天。”而几千年来，龙没有一刻离开过中国人的生活，不论朝野士庶都将它尊为动物之长乃至万灵之长。

　　《管子·水地篇》中：“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函于天地，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而《说文解字》上也有类似的记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以看出，自古时起，人们就已认为龙是具有玄妙神力的动物，故在上古时代，龙就被人们奉为神物。龙纹亦成为数世纪青铜艺术表现的主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其神力的信仰之隆，尊崇之深。

　　有的典籍所叙述的龙的特异之处更加突出，它不仅是鳞虫之长，更俨然是动物始祖。《淮南子·卷四地形训》上写道：“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鳞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

　　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

　　龙的形象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现在所常见的模样，而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不同时

　　代的龙的形象也不尽相同。商代的龙构图简单：头方正，无胡须，有四肢，爪为三爪；战

　　国时期的龙，头较扁，身体变长，已有潇洒的神采；汉代的龙开始丰满起来；唐代的龙，

　　身材短胖，龙角分叉；宋代的龙，身材修长，头部更为复杂；明代的龙，爪为五爪（代表

　　五行俱全）只限皇帝使用，其他人只能是四爪（代表四季）或三爪（代表三才）；清代的龙

　　与今天所见的相去无几；至于商代以前的龙，争论较多，同一造型，有人说是龙，有人却

　　认为是其他的动物。古人有“三停九似说”。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二八》引汉王符语云：

　　“王符曰世俗常画马首蛇身以为龙，，实则有三停九似说。谓自首之膊，膊至腰，腰至尾，

　　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疑为‘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

　　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在古人的观念中，龙是一种性情良好，温和仁慈的神物，它具有很好的德行，诸如龙

　　眼识宝，龙行有雨，龙行熟路等。《龙经》云：“夔龙为群龙之主。饮食有节，不游浊土，

　　不饮温泉，所谓饮于清、游于清者。”而正因为龙是极不平凡的神物，身为“四灵”之一，

　　最大的灵物，龙也就成了神学政治最重要的工具。旧传有“河图洛书”之说，河图亦称“龙

　　图”。《宋书·符瑞志》云：“赤龙、河图者，地之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河出龙图。”《尚书》孔颖达疏谓：“凤见龙至，为成功之验。”龙是天上神物，只有在国君德政清明时，才兆瑞祥。后世尊最高统治者为“真龙天子”所谓“飞龙在天，犹圣人之在位。”有关君王的种种，从容颜到骨相，从居处到行走，从言谈到文书，都被冠以“龙”字。与此相对应，普通民众也视龙为神物、灵物、吉祥之物。在中国，龙的形象更是应用极广，从飞檐到丹陛，从壁画到染织，从服饰到车辇，从衾被到画稿……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

　　龙的种类很多，三国魏张揖撰《广雅》云：“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还有，“未升天者为蟠龙，好水者为晴龙，好火者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蜥龙。”之说。此外，也有分为四类的说法：天龙代表天的更新力量，神龙能够兴云布雨，地龙掌管地上的泉水和水源，护藏龙看守天下的宝物。

　　而在几千年的岁月中，龙从通天、降雨的神兽，逐渐被人格化，出现了龙王。

　　其实，中国龙王的形成与佛教的传入、道教的附会有关。佛教中的龙是佛法的护卫者。而“天龙八部”是佛教中护法神鬼的总称，因其分为天众、龙众、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瞰罗迦八部而得名。龙在八部众中位置仅次于“天”，具有相当大的神通。它们居于大海、池沼和空中，能兴云布雨、降福消灾。《法华经·序品》云，云中有八大龙王：难陀龙王（Nanda）、跋难陀龙王（Upananda）、娑加罗龙王（Sagara）、和修吉龙王（Vasanki）、德叉迦龙王(Taksaka)、阿那婆达多龙王(Anavatapa)、摩那斯龙王(Manasvln)、优钵罗龙王(Utpalaka)。而众多佛经中龙王名数并不一致，还有五类龙王（《大集经·须弥藏品》）、七龙王（《最胜经》）、八十一龙王（《名义大集》）、一百八十五龙王（《大云轮请雨经》）等这些龙王及其所在的“天龙八部”均受佛之教化，以护持佛法、保护众生为天职。

　　但是，龙王在佛教中的地位却并不高，佛教崇拜的大致分为佛、菩萨、罗汉、诸天、鬼神等级别，天龙八部只属于最后一级。

　　而在道教中，龙王主要有东、南、西、北四海龙王和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五方龙王，除此之外，尚有名数繁多的各种龙王，从大地龙王到法海龙王，从日月龙王到星宿龙王，还有深林神龙王、花流神龙王、多善神龙王等等，甚至还

　　有什么“三十八山神龙王、二十四向龙王、天星八卦神龙王”。

　　自佛、道两教广泛传播之后，人们受其启发，将传统的神龙尊奉为龙王，于是中国大

　　地上江、河、湖、海、渊、潭、溏、井，凡是有水处莫不驻有龙王。《历代神仙通鉴》称东

　　海龙王为沧宁德王敖广，南海龙王为赤安圣洪济王敖润，西海龙王为素清润王敖钦，北海

　　龙王为浣旬泽王敖顺。采用这个典故的，除了秋乃**之外，最有名气的该是田中大神，

　　他的《创龙传》中的主人公龙堂四兄弟，就是分别是四海龙王的转生（现在已经是12卷了……田中大神什么时候才会写完呢？？？）

　　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中之王，亦称“凤凰”，其雄性叫“凤”，雌性称“凰”，总称叫“凤”或“凤凰”。据《雨雅释鸟》所记载，凤凰的形体为“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是一个集众多动物于一身的神鸟，象征吉祥和永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它与龙并驾齐驱,被人们世代敬仰、崇拜，从而创造出丰富灿烂的龙凤文化。

　　据载，周文王时期，在陕西凤翔、岐山一带，就有“凤凰集于岐山，飞鸣过雍”，自此周朝遂兴的传说。

　　据汉代刘项《列仙传》载，春秋时，有一华山隐士叫萧史，善吹箫，能以箫作鸾凤声。偶遇秦穆公之女弄玉，恰好弄玉也十分喜爱吹箫，知音相遇，喜结伉俪，住在凤台，每日由箫史教弄玉吹凤鸣之声，终于引来凤凰一群，箫史和弄玉双双乘鸾跨凤，升天而去。从此萧史弄玉吹箫引凤的故事世代相传，成为夫妻美满婚姻的象征。

　　唐安史之乱之时，唐时皇李隆基被迫出逃蜀地，长安邻近诸郡告危。雍城因年久失修，城墙坍塌，守城太守心急如焚，动员全城百姓筑以新城进行防御，无奈新城筑起就塌，无法筑成。

　　这一夜，天降瑞雪，皑皑一片 。一只凤凰驾着祥云悄然落在雍城，在城西北角的三眼清泉边，引颈品饮清冽甘爽的清泉水，过后，踏雪绕城行走数里，一声长鸣，振翅而去。

　　清晨，有人将此事禀报太守。太守忙率人前往察看，果然有凤足印迹绕城一周，太守大喜，认为这才是新城理想的选址，忙组织人力筑之。新筑之城果然一牢永固，不再倒塌。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继位，为纪念凤凰栖落之地，遂将雍城改名凤翔，沿用至今

　　以下是西方神话作者：九月火凤凰

　　出处：菊斋文苑。

　　九月火凤凰

　　在世界还是神的时代，天上有两只凤凰，他们相亲相爱，过着幸福的日子，他们是神鸟，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每天在神殿上愉快地歌唱。但宙斯凭借这他手中的雷电，打败了他神的叔叔和兄弟们，并在人间爱过了好多女子，生下了许多后代。他夫人赫拉认为这扰乱了天上，地下，和人间的秩序，发动了一场战争。凤凰由于孔武有力的翅膀，快速地飞翔，也被卷如了这场战争。但在同人类英雄赫拉克勒斯作战的过程中，赫拉受伤，其中一只凤凰也被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射死。大战结束后，只剩下一只凤凰，孤独地生活，他再也不会唱快乐的歌，在神殿上彻夜哀鸣。直到宙斯的耳朵都出血了，这是宙斯才良心发现，决定赐于凤凰荣誉，权力和富贵。但凤凰不要这些，他只要他爱的人活过来，可惜这一点宙斯也无法办到。于是他说：“

　　你可以让你的爱人活过来，

　　但你必须付出你的代价。

　　你从此必须老去，

　　失去你美丽有力的翅膀，

　　失去你洪亮的歌喉，

　　你的身体从此虚弱，

　　你将忍受孤独，寂寞，病痛和恐惧，

　　你将面对死亡，

　　而你必须保持一颗空灵的心，

　　不能有一点怨恨，和哪怕一点的杂念，

　　最后，你还要到涅盘的烈火中，

　　忍受最难忍受的焚烧，

　　焚毁你的一切的一切，

　　只剩下你的心。

　　假如你的心里是空灵的，

　　你的爱人就能活来，

　　而你将从此死去。”

　　凤凰接受了这个条件，从此孤独地衰老，病痛，最后投入了熊熊烈火。复活的是他的爱人，她同样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世上就有了永生的火凤凰。但火凤凰永远生活在寂寞和痛苦中，因为相爱的人永远不能在一起，这是怎样的悲哀！

　　故事讲完了，这就是火凤凰的来历，涅盘是太阳神阿波罗点燃太阳的地方，所以凤凰永远向太阳飞去。

　　凤凰是传说中的一种瑞鸟，是四灵之一，百禽之王。《大戴礼·易本命》云："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长。"《毛诗陆疏广要》释之云："龙乘云，凤乘风，众鸟偃服也。"它和龙一起构成了龙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凤凰和麒麟一样，是雌雄统称，雄为凤，雌为凰，其总称为凤。凤凰齐飞，是吉祥和谐的象征。

　　凤凰身怀宇宙，非梧桐不栖。关于凤凰的生成，《春秋演孔图》中："凤，火精。"《春秋元命苞》曰："火离为凤。"也就是说，凤凰是五行中的离火臻化为精而生成的。

　　关于其形象，按照古人的描绘，凤凰类似孔雀，但又杂糅其它动物的特点。据《太平御览·卷九一五》中描摹，凤凰头像天，目像日，背像月，翼像风，足像地，尾像纬，但所言抽象难明。另据《宋书·符瑞志》中较为具体的说法，它是"蛇头燕颌；龟背鳖腹，鹤顶鸡喙，鸿前鱼尾，青首骈翼，鹭立而鸳鸯思。"《韩诗外传》亦云："凤象鸿前而鳞后，蛇颈而龟尾，龙文而龟身，燕颌而鸡喙。"总之，是一种杂糅许多动物的特点，想象而来的飞禽。

　　凤凰色泽五彩缤纷，羽毛均成纹理，《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礼，背文曰义，膺文为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凤凰的身体为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美德的象征。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