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出现过古人完美控制疫情的事件吗?
我们都感觉到了这2020年,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一年。新冠病毒一直到了下半年在其他的一些国家,还有蔓延的现象出现,可以说这是1960年起到现在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但我们人类并没有被打倒,还是积极的与病毒作斗争。那么在古代古人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自然灾害,从古至今几百年的历史上,人类遇到过许多瘟疫,有几个是比较严重的比如:“欧洲发生了几百年才治好的黑死病、让印第安人几乎都已经消失完的天花。”古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一、想办法治疗。因为古代的医学、科学并不发达,也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病、会不会带有传染因素,所以一旦发病古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看病治疗。根据史料记载,天花不只是在印第安蔓延,在清朝时期也出现,而且出现的也十分频繁。我们所熟知的清朝君王:康熙,他就是在得过天花全面康复以后,才让他坐上王位,生怕天花没好传染到了更多的人。在清朝时期一直都流行着一句话:“孩子生下来不算生完,要等天花出现好了以后,才算孩子生完了,月子也做完了。”由这,我们可以知道在天花在清朝是有多严重,也是让清朝的人民非常惶恐。
二、将病人单独隔离起来。虽然古人在医学方面不太发达,但是古人在疫情严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将这些病人单独隔离起来。在西汉时期因为蝗虫大量爆发的原因,导致许多人都被传染上了瘟疫。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西汉时期的政府部门,为了防止瘟疫的再次蔓延,感染到更多人。就决定将得了瘟疫的人专门安排一座很大的空房子,派专人看守,每天准时准点给这些病人送一些免费的药物,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不得不说,我们古人,在古代对于病毒就有了危机意识。看情况不对,就把这些患病的人集中在一起,防止病毒的蔓延会感染上更多的人。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新年本该普天同庆,而今年这只突如其来的年兽却让人们感到揪心,相信科学的力量加上华夏儿女的众志成城,这头猛兽很快将成为历史。不过回首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古人同样面临着它们的威胁,在没有科技的时代,古人对抗这头无情凶兽的办法却让人又喜又忧。
文字记载最早的古代疫情发生在周朝,鲁庄公二十年的时候齐国有一次大灾,《公羊传》解释为大疫。此后疫情的记载便时有发生,根据《中国救荒史》的大致统计为“周朝1次,秦汉时期约13次,魏晋及隋唐时期各17次,而两宋之间增加到了32 次,元朝约20次,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多达64次及74次,而疫情最大的一次则发生在公元1232年金朝的汴京,《金史》载五十日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由此可见古代没有科技相助的环境下,疫情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势不可挡。
疫情巨大的危害是历代统治者心头挥之不去的大山,为了有效地避免与防控,古人对疫情的研究更是从未停止。但历史局限无法逾越,在先秦时代人们普遍将其视为瘟神作祟或者阴阳失调所致。直到宋朝病气说的提出,人们对疫情开始有了质的飞跃。
**《大明劫》中吴又可的原型便是病气说的提出者吴有性,他总结疫情传播的途径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的膜原之处。而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样的认识在无疑是推陈出新的一大步。
除此之外,与日俱增的流动人口也是疫情的诱因之一,《宋史》记载公元前1164年的南宋“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随后便是疫情惊人的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面对疫情的巨大危害,数千年间人们的防治措施也在不断更替,大致有以下六种措施:
一、顺时守节
古人最初认为疫情的产生是由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只有顺应节气的规律作息才能避免。而与此相关的记载共有两处,除了《礼记》中记载“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之外,汉末曹植更是将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惨状写入了其《说疫气》之中。
二、封建巫术驱疫
我们都知道先秦古人尚巫,他们认为疫情的产生是额项死去的三个儿子中其中的一个化成瘟鬼,所以我们时常在书中看到古人请巫驱邪的荒诞情形。尤其是后世人尽皆知的滩戏便是此种荒诞行径的演化,《周礼》中有“方相氏四狂夫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的记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跳大神了。不仅如此,民间还有诸多送瘟的习俗,在那个条件极端落后灾疫横行的时代,人们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是值得庆幸的。但事实证明疫情面前,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努力换来的只有消逝,两两相较悲从中来。
三、公共防治
这个略显现代的词汇在古代却格格不入,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更替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疫情与公共卫生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依旧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却开启了先河。南宋名臣真德秀就曾因为当时泉州的臭水沟而发文《开沟告诸庙祝文》称“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燕为病疫”随后便组织清理。
四、朝廷无偿巡诊
即便是诸多的影视剧中也很少见到所谓的无偿巡诊,其实在先秦时期的《周礼》中就有一个专门的官职来做此事,“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可见当时君主对百姓疾苦并非视若罔闻。此后历朝历代每逢疫情发生都会有类似的派遣,除此之外还会协同民间药局携手共济。
五、掩埋尸体
作为病毒细菌寄生的主要载体,尸体的处理往往时关系疾疫流行的重中之重。而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朝代争相效仿。《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睑,以防传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来招募僧人专门负责掩埋尸体,后续更是设立漏泽园制度。
六、隔离病患
关于隔离的最早记载是《汉书》中“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足见汉朝已经开始重视疫情的传染问题。直到晋朝六疾馆的出现,开启了朝廷成立专门养病馆的先河,往后历代效仿并加以扩展,著名词人苏轼也曾在杭州亲自营建“安乐坊”以专门隔离病患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不过到了元明清时期,除了药局得以保留外朝廷再无其他机构可言,虽然民间慈善开始兴起但对于生存环境恶劣的古代仍然显得杯水车薪。从古代记载的疫情伤亡来看,几乎每次疫情都会夺去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在科学没有产生且人治泛滥的古代,这六个办法仍旧难以阻挡疫情的肆虐,念及于此总让人难掩悲伤。但值得高兴的是无论是人祸还是天灾,传承千年的炎黄子孙总能众志成城化险为夷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创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迹,而这次也不例外。
时疫,指一时流行的传染病。
见《温疫论》。因疠气疫毒从口鼻传入所致,有强烈传染性。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
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
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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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疫”的分类,一般而言可以分类为:暴发型时疫,迁延型时疫,季节型时疫,地域型时疫,高毒型时疫,低毒型时疫,年龄型时疫,特异型时疫等等。在疫病中,“暴发型时疫”中囊括了西医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的学说。各种急性流行传染性感冒,同样归属于这一类之中。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重点讨论“暴发型时疫”,以利于举一反三,从道医学的分析中掌握各种类型时疫的病机、气机原理。运用道医学术观,兼容并畜于中医和西医的学说,完整而执两用中地认知疾病。
“时疫”中的流感,是疫病中最典型的一种流行传染病。20世纪以来,流感已经有五次造成世界性大爆发的记载,即1900年、1918年、1957年、1968年和1977年。
其中,1918年的大流行中竟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惨剧。这场流感在美国被称为“西班牙女士”,但它却首先起源于美国,有可能也是从猪流感异变而传播的。在那一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导致50多万人死亡,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
猖獗一时的“萨斯SARS”流行暴发,以及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开来的“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都属于“时疫”疾病中的“暴发型时疫”。
-时疫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的有云南鼠疫、香港鼠疫和东北鼠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一、云南鼠疫
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耶尔森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鼠疫杆菌。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1898年,爆发于印度孟买的大鼠疫,使上千万印度人丧生。
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当全球死亡人数少于250人方才正式结束。
二、香港鼠疫
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逾千万人。其中,印度最严重,20年内死亡102万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
三、东北鼠疫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发生鼠疫。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死亡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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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的传播和预防
一、传染源
为感染动物和肺鼠疫患者,宿主动物常见有啮齿类动物和野生食肉动物,如灰旱獭、红旱獭、喜马拉雅旱獭和长尾黄鼠等。
二、传播途径
1、蚤叮咬的传播方式为鼠-蚤-人,即跳蚤叮咬病鼠后再叮咬人,或剥取染疫旱獭皮或剥食其它染疫动物,此类传播方式常引起腺鼠疫或败血型鼠疫。
2、人-人传播方式,即健康者接触患有肺鼠疫的病人后,经呼吸道吸入感染,此种方式感染的主要为肺鼠疫。
三、易感人群
人对鼠疫普遍易感。疫区从事野外工作的人或猎杀、剥食旱獭的猎人、牧民接触染疫动物可能性大,感染的可能性高于一般人群。
古代时候有了疫情以后消失的方式一般有三种:
第一种:及时研究出来了防疫药物。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一旦爆发了严重的疫情肯定是会引起君王的注意的,这个时候君王如果不作为的话肯定会引起民愤的,所以君王一般会要求皇宫里面的御医们要倾尽所有来研究防疫的药物,当然当时还是以中药治疗为主,同时君王还会要求全国的郎中和医生全部都来帮助,药物都是试验出来的,如果幸运的话短期内就会控制住。
第二种:封村,任由感染的人自生自灭。
其实这种做法跟现在隔离封闭是很相似的,只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就更残忍一些,因为对于疫情肯定是没有治疗方法的,而且要研究出治疗的药物耗时比较长,很多感染的人等不到就死了。为了避免这些感染的人会继续造成大面积的传播,对于病毒的发源地的村落会有军队负责把守。村子里面的人不允许出来,村子外面的人也不允许进去。
虽然这个时候肯定也有医生在研究药物,但是如果说村子里面的人等不到了,那么当时的政府就秉承着”牺牲小我,拯救大我“的原则,也就是这一小部分人的牺牲如果可以拯救其他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也是在所不惜的,因此感染的那些人能够扛过去就活下来了,扛不过去也只能认命了。
第三种:火烧。
古代的时候由于信息的传递是非常慢的,所以很可能疫情爆发几个月以后朝廷才能获得这个消息,然后在治理的时候消息也无法及时的传递,所以当时掌权的君王对于疫情的了解和掌握情况还是有限的。当发生了这样的严重疫情的时候,当地的官员为了立功表现,就会尽快的解决疫情的问题,那么把整个村子一把火烧了就是最简单的。
患者和病毒都在这一场大火中消失殆尽,疫情自然也得到了控制。所以说当时有一些朝廷官员为了突出表现就会使用这种极端的方法。
历史上出现过古人完美控制疫情的事件吗?
本文2023-10-06 02:53:53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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