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古籍书名写作《水经注》）是用来注释《水经》的一本书。《水经》全书一万馀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是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共四十卷（原书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乃经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水经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在后世散失了，所以保存了许多资料。

作者：《水经注》的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水经注》对中国的河流考查比《水经》清楚得多。《水经》记载的河流仅137条，大量的支流被忽略了；《水经注》则记录更小的支流，所以《注》里记述的大小河流竟多至1252条，是《水经》的10倍，此外还有五百多处湖泊和沼泽，二百多处泉水和井水等地下水。而且观察得也很仔细，有些地方详细记下了河谷的宽度、河床的深度、水量和水位的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等。

《水经注》不仅讲河流，还详细记载了河流所经的地貌、地质矿物和动植物。后世可以从中了解古代的耕作制度、古代植物种类和植被分布，动物的地区分布及其活动的季节怙，以及古人如何利用它们取得经济效益。《水经注》还载录了不少古代的陵墓以及墓前碑刻。

郦道元写景文字，遣词精当，「片语只字，妙绝古今」。唐代李白、杜甫的诗篇里，都吸收了《水经注》的艺术滋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章实脱胎于《水经注》。宋朝苏轼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

《水经注》不同版本中，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笺》、《七校水经注》、《水经注释》、《水经注武英殿聚珍本》、《合校水经注》及《水经注疏》为最著名。胡适先生曾经用二十多年的光阴研究《水经注》，亦是收集《水经注》版本的专家。

《水经注》简介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在后世散失了，所以保存了许多资料。

郦道元介绍

郦道元（466或472--527）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也先后在平城（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市）和洛阳担任过御史中尉等中央官吏，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并且爱好游览，足迹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地，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并且阅读了大量地理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他认为，地理现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过历代的更迭，城邑的兴衰，河道的变迁和山川名称的更易，地理著作必须不断充实完善。他参阅了437种书籍，通过自己的实际考察，终于完成了《水经注》这一地理巨著。本书共40卷，记述了1252条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古河道变迁等情况，同时还记载了大量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资料，以及城郭、风俗、土产、人物等。《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深厚的文笔，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川。他为官“执法情刻”、“素有严猛之称”，颇遭皇族、豪强忌恨。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汝南王元悦乘雍州刺吏萧宝夤企图反叛之机，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去作关右大使。途中，萧宝夤派人把他和他弟弟道峻及两个儿子一同杀害。

早期在平城（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担任中央官员，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一生足迹遍及中国北方。他为官“执法情刻”、“素有严猛之称”，得罪不少皇族、豪强，在东荆州刺史任上，威猛为治，被百姓上告，因而免官。在京期间专心撰写《水经注》。

北魏汝南王元悦是男同性恋者，其得宠的男宠丘念因弄权纵恣被郦道元逮捕，元悦找灵太后恳求特赦，郦道元干脆赶在圣旨到达前处死了丘念。自此元悦与郦道元结下深仇。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元悦乘雍州刺史萧宝夤企图反叛之机，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去作关右大使。萧宝夤果然反叛，派人把郦道元和弟弟郦道峻及其二子在阴盘（今陕西省临潼县东）驿亭一同杀害。魏收修撰《魏书》，将郦道元列入〈酷吏传〉。

郦道元一生勤于读书和著述，《魏书》卷89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代表作有《水经注》。道元写景文字，遣词精当，“词组只字，妙绝古今”。历来研究《水经注》称“郦学”。唐代李白、杜甫的诗，都吸收了《水经注》的艺术滋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章实脱胎于《水经注》。宋朝苏轼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有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刘熙载亦云：“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州游记，此先导也”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称郦道元为“中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著作另有《本志》、《七聘》，均已失传。

《水经注》影响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这方面错误也较多些。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

1楼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名著。它和《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并称北魏三大奇书，与《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并称三大名注，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北史》、《魏书》均有传。他的生年史无确载，大约是北魏和平六年（公元４６５年）或延兴二年（公元４７２年），卒于孝昌三年（公元５２７年），享年六十二岁或五十六岁（见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载《禹贡》半月刊１９３７年４月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郦道元出身于世宦之家，少年时随父宦游山东，博览群书，并对“访渎搜渠”有极大兴趣。他有著述多种，今只存《水经注》一书。

　　《水经注》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公元５１２—５２５年）年间，是给《水经》一书作的注。《水经》是一部专记河流水道的地理书，旧题桑钦撰。桑钦是西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家，对《尚书》名篇《禹贡》有深入研究，《汉书·地理志》及《说文解字》都多次称引其所得，但收罗宏富的《汉书·艺文志》中却不见《水经》之名。《隋书·经籍志》始记“《水经》三卷，郭璞注”，《新唐书·艺文志》更干脆说《水经》是郭璞所撰。但郦道元撰《水经注》时，只是称引郭璞的《山海经注》，却从未提及郭璞撰《水经》。据清代学者考证，《水经》的作者是三国时人，托名桑钦，以重其书。

　　《水经》记述中国河流水道一百三十七条，一万余字，分为三卷，十分简略。而郦道元的注，记述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注文三十余万字，分为四十卷。记述的地理范围扩大了，准确性提高了，内容更详尽、更丰富了。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原书，实为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的宏篇巨制。

　　郦注在内容编纂上的特点是“因水以证地，即地以从古”（见王先谦合校本序）。这就是说，它不象《水经》那样单纯地记述水道的流域，而是以水道为纲，记述沿流的土地物产、城邑沿革、聚落兴衰、民情风俗、山林水泉、交通道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形胜等等，熔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为一炉，熔历史与地理为一炉，内容丰富而纲目清楚，堪称一部综合性的史地名著。

　　郦注的文笔清丽简约、生动具体，每条注文几乎都可以作为独立成篇的优秀散文，其中已被选进现行中学语文课本的《三峡》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因此《水经注》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散文有过积极影响。郦注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和他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郦道元曾亲自探访山川名胜，广采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这给他以丰富的实地感受。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感情和实践活动，所以在他笔下，写景则情景交融，状物则绘声绘色，叙事则使人如同亲历。

　　郦道元不但注重实地考察，而且注重使用古籍。注文从地理情况到史实、传说，都称引古书作旁证，引书多达四百三十七种，还辑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这些古书和碑刻大多失传，因此《水经注》在保存文献及文物资料方面的功绩也是不能低估的。

　　作为一部全国性的地理著作，《水经注》还反映了郦道元对中国疆域范围的看法。郦道元虽然生长在北魏，正值南北朝对峙时期，却排除了分裂政治局面的影响，仍然把统一的两汉疆域作为记述的对象，把中国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和当时修史者各以自己所在地区为对象，以致不曾出现过一部南北朝合史的情形相比，郦道元的这种统一观点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远见卓识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统一观念的反映。

　　综上所述，《水经注》的成就和价值远远超过了《水经》原书。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注文的价值全面超过原书的，除了《水经注》，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例了。

　　当然，《水经注》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除了郦道元本身的诸多条件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魏、晋以来，尽管战乱频仍，分裂代替了统一，但南北地区的经济仍在战争的间隙中有所恢复、有所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劳动人民加强了对南方的开发，荆、扬、益、广地区尤为显著。北方受战乱破坏严重，但北魏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后，经济依旧有所恢复，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迁都洛阳、推行均田制后，经济更有较大发展。分裂并未断绝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南北方的对外贸易也超过前代，南方的番禺、广陵已成重要外贸口岸，北方的洛阳南郊则有四夷馆、四夷里、四通市，“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卷三“龙华寺”条）。随着外国商队的到来，印度、中亚的佛教僧侣也从海陆来到中国，传播佛教文化。外商、胡僧还把异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知识带到中国，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伴随经济、文化、交通的发展，地理著作便应运而生。

　　《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了《山海经》等几部不成体系的地理书，而且没有单独分类，只是附录于术数略之中。《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中单列了一个地理类，著录了一百三十九种，一千四百三十三卷，蔚为大观。从中看到：在《水经注》之前，已有晋挚虞的《畿服经》一百七十卷和齐陆澄的《地理书》集一百六十家之说。这些大部头著作为郦道元提供了范例和素材。郦注撷英而成，而又高出前人，故能流传后代。

　　同许多古代学术名著一样，《水经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当时南北分裂，郦道元未曾亲到江淮以南地区考察，同时也没有到过塞外，因此对这些地区的记述，难免有一些袭谬沿疑之处。此外，郦注引书，也有剪裁、改写不当的情况。至于在长期传抄中造成的讹误，亦复不少，以至经与注互相混淆，好在经过明清以来几十家学者的考证、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点。清代学者全祖望、赵一清师生二人分辨经、注，成《水经注释》四十卷；戴震详考水地，著《校水经注》四十卷，他们的研究成果都超过了前人。王先谦荟萃诸家之说，潜研三十年，写成《水经注合笺》四十卷，更是后来居上。清末民初的学者杨守敬和他的学生熊会贞又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撰《水经注疏》八十卷，对郦注所引之书，皆注其出典，所叙之水，指详其迁流，集中了《水经注》各家纂疏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