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特点：为了体现皇权为核心的等级观念一般采取严格的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方式，“左祖右社”的格局，“前朝后寝”两大部分。但总的来讲，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比较尊重自然，体现中庸思想，特别重视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

古代寺院建筑的特点：主要是以佛教建筑为最。而现存佛寺多为明清建筑，其特点是多采用庭院式布局，主要殿堂仿宫殿府第式样，一般建筑则参照民居式样。伽蓝七堂以禅宗为例：山门、佛殿、法堂、僧堂、厨库、浴室、西净

一、社会发展概况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大丞相杨坚篡周夺取政权，建立隋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至隋朝得以完成，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各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隋文帝（杨坚）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两大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户口与财产都有巨大增进。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状态，创建了继秦汉以后的第三次大统一局面。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隋王朝制定《开皇律》，继续推行均田制等发展措施，使社会经济和文化出现短暂的繁荣，隋王朝和琉球等周围各族的联系加强，并和日本、朝鲜等国家开展友好往来，然而，隋后期政治昏朽，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游山玩水、并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社会矛盾尖锐化。618年，隋王朝在农民纷起抗隋的反对浪潮中垮台。

公元617年，乘隋末大乱之机，李渊起兵入长安，618年自称皇帝，创建唐王朝。628年由其子李世民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隋亡为鉴，重用贤能、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并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和科举制等，使唐朝社会走向安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旺局面。

唐太宗以后，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诗歌、绘画以及医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伟大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到唐玄宗开元时，国内一片繁荣发达景象，被誉为“开元盛世”。

唐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叛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此后，唐朝内则宦官专政、朋党争斗，外则藩镇割剧，国无宁日。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至衰亡，经历290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层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124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六年）至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公元907年（唐昭宗天佑四年）凡87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经济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

公元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五代十国开始。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小朝廷。建立朝廷的人，都是武夫，非常好战好杀。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北方遭受将半个多世纪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河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不幸病死。公元960年周为宋代所取代，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

二、医学教育的发展]

在祖国医学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口授及带徒实践。那时，收他人做弟子的医生认为，从事医生职业是救人救世的神圣事业，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选择弟子时，都比较严格。《灵枢·官能》载：“得其人乃传，菲其人勿言”，希望被选的弟子德才均优，以继承神圣的事业。如东汉初针灸学家涪翁，精通脉诊，针灸技术尤其高明，往往手到病除，且不分贵贱，悉心救治，不图报酬，受到群众的爱戴。涪翁的弟子程高，程高的弟子郭玉也擅长针灸，并精于脉诊。东汉和帝让郭玉试诊，郭玉切脉，众皆叹服。

这种选择他人作弟子的形式可择优为徒，大大胜过单纯家传，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种带徒的形式在古代医学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形式由于老师本身条件，使学生的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伤寒论·原序》载：“各承家传，始终守旧”。使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发展受到了阻碍。

南北朝刘宋王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所秦“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是我国官方创办医学教育机构之始。《魏书·官氏志》载：“公元484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北魏官制中已明确设有“太医博士”，官八品下，“太医助教”官九品，“按摩博士”官从九品，教授医学知识。专职教官的地位比南朝的明确。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以后，国家的医政管理及医学教育都有进步。政府设立了开端于南北朝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管辖。此时的太医署为国家最高的医疗行政管理兼医学教育机构。隋太医署中有固定的人员编制，设置太医令2人，太医丞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学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师2人，祝禁博士2人，共计有215人。隋著名医家巢元曾在太医署任太医博士。

唐朝沿用隋制，医学教育除继承传统的家传师授的带徒方式外，于公元624年（唐高祖式武德七年）正式设立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署中中行政、教学、医疗、药学四科人员组成，规模较大，且设备充实，教育制度比隋朝健全。并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隆勒诺医学校开创的时间早200多年，而且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较完备，在世界上有着较大的影响。

太医署中有行政管理人员16名。其中太医令2名，为署内最高官员：太医丞2名，作为太医令的助手；以下有医监4名，医正8名。太医署除行政管理外，设医科与药科。医科为四部：医师、针师、按摩师与咒禁师。每一部门都由博士1人，正八品上，助教1人，从九品上，负责授课。

医师部门范围最广，分科系统而精细，有利于专科向纵深发展，。各科共同必修课程有：《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甲乙经》、《脉经》等。然后，分别学习有关临床5个专业的课程。学习年限也有明文规定，体疗（内科）学期7年，疮肿（外科）学期5年，少小（儿科）学期5年，耳目口齿科（五官口腔科）学期4年，灸法（火艾烧灸治病）学期3年。太医署除注重理论学习外，还重视临床实践。要求学习《本草》时，必须认识药形，深明药理，熟悉产地等；学习《明堂》是，必须检图即能指出孔穴；学习《经脉》时，学生之间互相诊候，了解四时及浮沉滑涩的脉候；学习《黄帝内经》时，必须做到深刻理解，融汇贯通。

针师部门，由针博士1人，从八品上，助教1人，针师10人，从九品下，教授《明堂》、《脉诀》、《流注图》等。先学习经脉、孔穴、九针。再学习辩证方法及用针手法等。

按摩部门，由按摩博士1人，按摩工9人辅助掌管按摩师部门，教授“消息导引之法”。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运用传统的导引、按摩、正骨等疗法以治疗风（伤风）、寒（感寒）、暑（中暑）、湿（胀泻）、饥（胃病）、绝（昏晕）、劳（劳力过度、逸（缺乏运动或积食不化）等。此法运用活血通络的方法，使体内雍滞的经脉，随导引而畅，使疾病消失。

按摩师部门还兼管正骨科教学，要作损伤折跌等伤科的处理。如对一般骨折，主张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注意关节活动；对肩关节脱臼，采用“椅背复位法”等正骨技法。

咒禁部门有咒禁博士1人，从九品下，掌教祈祷咒禁的方法以驱除邪魅，这是从印度传来的原始方法，带有迷信色彩，渗入医学领域中，使医学教育中出现了唯心教育的误导。

药学部门于京师设置药园，专门培养药学人才。招收庶人16至20岁的为药园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升药师，即为医师助手。设药园置府2人，吏4人，掌固4人，负责药物保管及管理杂务；另主药8人，药童24人配制药物；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栽培药材。

太医署对学生要求严格，除入学经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医博士主月试、太医令丞主季试、太常丞主年终试。各科学习除测试医学知识外，还结合临症实际评核成绩。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始规定登用如国子监，按成绩高低及治愈率多少分别选用，定为医师、医正、医工等。公元760年（唐肃宗乾元三年）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人，自今以后，各试医经方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以下放”。根据通七以上留的原则，安置时也有区别，通常上选的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如考试成绩欠佳准许补考。唐朝限定医学必须在9年内学成，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不准行医。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开始，唐政府在各州相继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各州添设助教。公元724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各莞��栌幸窖Р┦浚��萄�猓�乒苤莞�搅剖挛瘛Q�J揭窖Ы逃�又醒肜┱沟降胤剑��菡��笮。��璨┦俊⒅�碳罢惺詹煌�耸�难���涫倍越淌Φ难≡穹浅Q细瘛N夜�糯��⒁窖Ы逃��⒍擞谀媳背��了宄�蹙吖婺＃�教瞥�比照橥晟疲���艘桓雎�さ姆⒄构�獭＠��醭��臧竦奈闹危��偈挂窖Ы逃�乱档慕�徊椒⒄梗�丛炝擞欣�跫�br>

公元514年，南朝·梁武帝应朝鲜（百济）国的请求，派医师赴朝鲜诊疗与讲学，由此祖国医学发展到国外。公元608年（隋炀帝大业四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惠日、福音等来我国留学，学习中国医学。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学成回国，并将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正式采用我国医事及医学教育制度，制定有医药职令《大宝律令·医疾令》，明确规定学医者必读《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决》、《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籍。公元693年，朝鲜置博士，开设“中国医学”。其学制仿效唐朝，并以《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为教材。公元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日本荣睿、普照等来华留学，10年后即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荣、普两位日本学问僧专程赴扬州邀请高僧鉴真赴日，于是鉴真率领弟子数十人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及佛教界的盛大欢迎。此后，他在日本传授中国医药学，对日本医学发展贡献很大，日本人民尊称他为“过海大师”。

由于我国历代医家的卓越成就，使医学成熟较早，医学教育也具有特色，对世界医学教育影响很大。

三、古代医院类别和称谓

隋唐时期医院的设立更为广泛，除京都外，地方也建立了病坊。但二者的性质、内容截然不同，京都的病坊是宫廷医院，而地方则是专收贫孤残人，兼收乞丐。

《隋书》载：“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直到病愈才召其亲属接走，类似一种临时性的时疫医院。公元588年（隋文帝开皇八年），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收容病人于厅事。公元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由于佛教盛行，一般病坊多设在寺庙之中称悲田坊，兼收无依靠的乞丐，由僧尼主管。《高僧传》载：“唐释道宣，收养疠疾，男妇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另一唐僧，丹阳沙门释智岩，先在白马寺，后往石头城（甘肃武威东），住入疠人坊，为病人说佛法，还为病人洗涤脓血、喂饭、送药、无所不为。公元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卒于该“疠人坊”，该“疠人坊”为世界上较早建立的隔离病院之一。

公元712年（唐玄宗开元元年），玄宗李隆基接睿宗皇帝位后，进行较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中一项内容为“淘汰僧尼，压抑佛教”，勒令二万多僧尼还俗，禁止新建佛寺，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没收寺观法外占田。因此，僧尼还俗参加农桑生产，“悲田坊”即出现无人经管的局面。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云：“今缘诸道僧尼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致困穷，臣等商量，将出自佛教语‘悲田坊’改名为‘养病坊’。祈两京量给寺田十顷，大州镇给田七顷，其他诸州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取利，最为稔便”。自此，京中与各诸州一律拨给寺田5至10顷作经费，该恒产以其田租由各本管之地，选派乡绅耆老一人主持。由于政府的重视，已设立的病坊、养病坊全部取消原名“悲田坊”，将收治麻风病人的“福田院（佛教语）改称为“疠人坊”。唐末，有专为病僧而设的“延寿察”，是一种安养、疗病机构。公元931年（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二年），“敕诸道州府各置囚院，并委派随处长吏经心管理，遇有病囚，及时差人疹候疗理。

在封建社会，帝王首先重视宫廷医药组织，并有专人负责，至隋唐逐渐完备。如属太常寺的“宫中患坊”即为宫廷医院。《唐书·百官志》载：“官方患病，有药库监门”，并且“医师、医监、医正别一人莅坊”，这可算为最早的官员疗养院。

根据敦煌遗书可见，其医卷、医画以及有关资料反映出隋唐时期敦煌的医事活动。沙洲和中原一样，也设有养济院，收留病人，这即是沙洲医院。我们依据《唐玄宗·天宝年代，敦煌群会计牒》所载“病坊”会计单名目及其数字，推知该“病坊”大约设置5至10张床位，医院总资产130贯又72文，另杂药950斤20枚，用于病坊正常运转；其住院部所使用的杂什物品94件，既有食堂炊具，也有病人日用必备品，还有临床制药工具等。这所病坊似乎为州立医院。

以上资料表明，在些期间，医院基本是以病坊形式存在和命名的。

四、急救医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在急救方面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通过手法或借助器物进行抢救，多获良效。

（一）人工呼吸法

在公元3世纪，东汉名医张仲景急救自缢者时，创造性的应用了人工呼吸方法。

这些人工呼吸抢救法到东晋时期已有进一步的改进。东晋医家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载：“塞两鼻孔，以芦管内其口中至咽，令人嘘之，有倾其腹中袭袭转，或是通气也……”。南北朝时，梁朝姚僧垣的《集验方》中加进改进方法，强调“仰卧，以物塞两耳，……以两竹筒内死人鼻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傍无令气得出。半日，所死之人即噫噫，勿复吹也”。这种应用器具吹气的方法，可防止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古代急救学如此符合科学，实属难能可贵。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前辈医爱所使用急救工人呼吸法的继承和发展，则倡导沿用“以筒内口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旁无令气得出，半日，死人即苏，可勿吹也”。这种急救法可以说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急救法的开始，以后普及民间，向口内痛吹气时，将气全部吹入。此法广泛应用至今。

孙思邈除用人工呼吸法外，还运用灸法，灸病人胸内，四肢大节陷、大指等各七壮。孙氏还用鼻孔灌药法，“捣韭汁灌鼻孔中，末伏龙肝吹鼻中，末皂夹吹鼻中，嚏则气通，起死人”。

（二）溺死的急救法

古代医籍中有不少记载。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为最早提出。南北朝陈延之所撰《小品方》中亦有论述。尤以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所载：“肘后疗溺死一宿者尚可活方，取瓮倾之，以死人伏瓮上，令口临瓮口，燃以芦火二七把，烧瓮中当死人心下，令烟出，小入死者鼻口中，鼻口中水出则活，芦尽更益为之，取活而止。常以手候死人身及瓮，勿甚热。冬天当令火气能使死人心下得暖”。“若卒无瓮，可就岸穿地，令如瓮烧之令暖，乃以死人著上”，也可“用车彀为之，当勿隐其腹，乃令得低头，使水出。并熬灰数斛以偻身，湿即易”。陈延之的《小品方》载：“疗溺死若身尚暖者，掘地作坑，中熬灰数斛，内坑中，下死人复灰，湿彻即易之，勿令灰热烙煿人，冷即易之，半日即活。

（三）尸厥、脱气的急救

古籍出现卒死、昏沉、昏绝等名称，是描述现代称之为休克的病名。《内经》中载：“针过其日数则脱气”及“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尺厥。”脱气是一种轻型的休克，尸厥则是休克严重的病例。其急救的方法有针灸、按摩、热熨、吹耳、热汤药等。如《史记·仓公传》载扁鹊在诊断虢国太子病时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扁鹊抢救虢国太子时，乃使其弟子子阳“厉针砥石，取三阳、五会”。顷刻太子复苏，又使弟子豹，“为五分之熨，熨两肋下，再熬以汤剂调理，二十余天而愈”。

晋代葛洪等在抢救卒死时，还强调了保暖的重要性，用铜器、瓦器盛热水或茅草火灰，隔衣熨贴腹上，器皿冷却后则更换热汤，维持温度。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卒死者采用热瓦熨心；灌服汤药不易时，可用“口噤不开，去齿下汤，汤入口不下去者分其发左右踏病人引之，药下复增而取尽一升，须臾立苏”。孙氏同时也用灸法治疗，“卒忤死，灸十爪下各三壮、灸人中三壮，又肩中百壮，间使七壮、巨阙百壮”。孙氏利用综合疗法急救卒中，有一定疗效。

敦煌医卷载：“治人卒死，其脉如常，取皂荚末吹耳鼻中即瘥……无脉者真死”。可见隋唐医家已能认识休克，并能区别临床死亡与生物死亡，并提出卒死病人急救的方法。

（四）咽喉异物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中载：“今吞针哽在喉中，若含磁石口中，或吸针出耳”。再用，误吞金属钗等物，哽于咽喉而不出，急救法是：“取韭菜暴令萎，煮使熟勿切食大束”，钗即随韭菜之纤维和粪便而出。至今小儿误吞钉或曲形针之类，亦用此法排出。《外台秘要》中载：公元四五世纪，僧人用琥珀珠巧取误吞的鱼钩，具体方法是以琥珀珠“贯着钩绳，推令前入，至钩处又复推，以牵引其出矣”。孙思邈则用鹿筋条揉作球状物以线网之，另一头留在口外，令病人将鹿筋团吞下，使铁杆异物入团内以提出。在古代，对咽喉，甚至食道异物剔除的方法和使用的器械是多种多样的，技术高明而科学。

（五）鼻卒衄方

用压迫止血法，“若洒渍棉塞鼻孔”。应用烧烙止血法，在秦汉时已相当普遍。《外台秘要》中载：“便烧铁篦烙之”。孙思邈在论述牙齿涌血不止的治疗时，强调烧钉赤，炷血孔中而止“。古人用金银打成烙铁，每用艾火燃烧通红，乘热烫患处，再燃再烫，用于止血，效果可靠。

（六）尿闭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方》中载：“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许水解之，筒中吮下部，取通”。孙思邈则进一步改进，《千金要方》强调：“凡尿不在胞中，如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用葱叶导尿，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急救方法。

葛洪撰写的《肘后救卒方》，后改名为《肘后备急方》共八卷。被历代认为是一本古代急症手册。书中载有不少急救内容，明确指出救急措施必须与病因治疗相结合，急则治其标，症状缓解后，辩证施治，消其根源。他非常注重临床实践，重视急症的症状与鉴别诊断，在该书卷一中，以“脉扰动”、“股间暖”来区别“尸厥”和死亡。他在治疗学上也有很多的创新，是前人所未曾应用的。葛洪在治疗急症时倡导具有便（疗法简便）、廉（药物价廉）、验（选方切合实用、效果可靠）特点的方法。

孙思邈勤奋钻研，四处寻求采访流传于民间的医疗经验，“以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他的医疗思想、临床实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均为历代所称道，他在急救医学方面所做的突出的贡献。邻人注目。

五、专科医学发展与护理实践

（一）专科医学发展

唐朝的临床医学分科十分明确，在官办的太医署里，分医科和药科两大类。医科又分医师、针、按摩与咒禁四大部分。而医师又细分为五大科，分别是体疗、少小、疮疡、耳目口齿、角法。由此可见中医原本无“内科”之称。传统概念中，除特殊标明而独立的专科，如妇、儿、口齿耳目、正骨之外，其它的病症几乎都属于体疗（内科）内。

专科医学的发展日益趋向成熟，一般认为从远古至公元前三世纪，是我国医药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221年至220年秦汉时，是中医奠定基础的时期，公元265至960年，晋随唐五代时是中医大发展的时期。

1体疗科

(1)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隋政府组织医学家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中医学论述病因、证候及疾病分类的专著，书中把疾病分为67门，证候1739种，这是以往医籍均未达到的规模。

从深度上看，《诸病源候论》一书对许多疫病的病因、病机、病变、分型、鉴别等各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如对消渴、癫病、虚劳、脚气、丹毒、破伤风的描述详细而精确。对疾病分类方面，�毙匀炔》治�撕� ⑹逼� ⑷炔 ⑽虏 ⒁唣莶‖謇唷6源�拘匀炔〉牟∫颍�岢霾∪艘蚪哟ァ俺遂逯��倍�貌。�笔倍灾虏≡�蛴幸欢ǖ娜鲜叮�缛衔�择ю莺凸钦簦ń岷耍┪��础br>

陈延之撰的《小品方》中亦强调：“天行瘟疫”与“伤寒”的不同。“经心录”中把热性病分为伤寒、热病、风湿、湿病、阴毒、阳毒、热毒、瘟疫、天行节气九种。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

（2）疾病认疗方法的进步

诊断学：孙思邈的诊断学见解是“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他认为诊察病人的时间应选择在早晨，因为早晨饮食还未进，阴气未动，阳气未散，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精取其脉，知其逆顺。因此，孙氏提出“非其时不用”。再指出“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孙思邈认为不可只凭脉断病。

治疗学：孙思邈对临床治疗主张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他列举很多治疗良方，如水肿病属难治之症，认为盐与水肿有关，应注意忌盐。他对甲状腺肿有一定了解，用容易推广含碘的羊靥代替南北朝时深师采用的鹿靥治疗甲状腺肿。用槟榔治疗绦虫病，用麻黄平咳喘，用乌豆和谷白皮治疗脚气病，用白头翁、苦参治疗痢疾等。

（3）由“辨病论治”向“辩证论治”过渡

唐朝时诊疗倾向于汉朝张仲景奠定的“辩证论治”，主要表现是证候组合。如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医籍中，出现在每个病名之下，都列举了大量方剂，这些方剂都是根据不同的证候组合、分类列举的，可以看出逐步由“辨病论治”过渡到“辩证论治”的原则。

2外科

中医的疮疡科就是中医的外科，古代时称为疡医。疮疡科临床掌肿疡、溃疡、金疡与析病。治疗未溃肿物、已溃疮疡、刀枪箭伤与骨伤。正骨在隋唐时期由按摩博士等直接负责教学与医疗，外科手术中较为进步的是正骨科。唐朝骨科医家蔺道人，是一位精通骨科医学的道家。他撰有《仙援理伤继断方》一书。倡导骨伤治疗常规中，强调正骨麻醉，清洁伤口，检查诊断，牵引复位，敷药固定，定期复查等。他在治疗技术上，已能应用手术治疗粉碎性骨折，在改进骨折固定的方法与原则中，强调有效固定与不发生骨折再移位的前提下，患肢应作适应运动，这些治疗与护理，可促使加速愈合与减少伤后病残的发生。

《诸病源候论》中提到，将原属内科杂病的“肺痈”列入外科病证，对恶性肿瘤已有记载，描述“离疽”和“杼疽”的证候特征。此二证均可在半月左右致人于死，揭示这些病的外观主证及预后不良。这是中医对恶性肿瘤的较早记载。

3针灸科

针灸疗法，是我国中医学中一个重要学科，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编著了《黄帝针灸甲乙经》，书中基本内容是按照脏腑、腧穴、气血、经络、病机、刺灸法及禁忌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厘定腧穴的总数是654穴，比内经书上多189个，其中有单穴48个。提出禁针穴8个，不宜深针穴4个，禁灸穴31个。

孙思邈则重视药物和针灸的配合治疗。他提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尢非良医，知针知药，固是良医”。又提出：“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他最早提出“阿是穴”的名称和作用，据此后世才有天应穴、不定穴的痛点论述和应用。

王焘的《外台秘要》阐述“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的观点，因此王焘只录灸法，不录针法，着重介绍明堂灸法。

4按摩

按摩术是一种古老的疗法。隋唐时期，按摩药法盛极一时，《唐六典》载：“风入肢节脏腑积而疾生，宜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生，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外台秘要》中载“手当千遍，药力才行”等。总之唐朝的医学发展是辉煌的。

（二）护理实践

隋唐时期，专科医学得到很大的发展，护理实践也相应地丰富起来。

1,外科

《诸病源候论》中对外伤引起肠断急救时说：“肠断裂若一断端不见者，不可救，若两端可见者即可缝合”。并详细说明断肠“

没归纳,里面找吧

佛教的建筑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

佛教建筑包括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建筑在初期受到印度影响的同时，很快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

明、清佛寺的布局，一般都是主房、配房等组成的严格对称的多进院落形式。在主轴的最前方是山门——整个寺院的入口。山门内左右两侧分设钟、鼓楼。中央正对山门的是天王殿，常做成三间穿堂形式的殿堂。穿过天王殿，进入第二个院落，座落在正中主轴上的是正殿，常名为“大雄宝殿”。正殿对于整个佛寺建筑群体是中心建筑物，它不论在建筑体积和质量，都在其他单体建筑之上。正殿左右配殿或作二层楼阁形式。正殿后一进院落，常建筑二层“藏经楼”。另外，多在主轴院落两侧布置僧房、禅堂、斋堂等僧人居住的房屋。北京的大型佛寺，如西四牌楼的广济寺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小型的寺庙，一般只有一进院落——进山门迎面就是大殿，两厢为僧房。

佛寺建筑群组中常布置一系列附属建筑，如山门前的牌坊、狮子雕刻、塔、幢、碑等。

北京现存的佛塔都是砖石建造的。著名的有广安门外辽代建造的天宁寺塔（斗栱密檐型）；阜成门内元代建造的妙应寺白塔（ 屠坡型）；阜成门明代修建的慈寿寺塔（斗栱密檐型）；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印度金刚宝座式）；卧佛寺 在西山余脉聚宝山（寿安山）南麓，寺首创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原名兜率寺，或名寿安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称十方普觉寺。因寺内有元至顺元年——二年（1330—1331年）铸造的一躯释迦牟尼涅盘铜像，所以一般叫卧佛寺。

碧云寺 在西山东麓，各组殿堂成阶梯状层层上升；始建于元代至顺年间，初名碧云庵，明代正德年间（十六世纪初）扩建；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在原有基础上大规模扩建。

天宁寺塔 在广安门外，是我国现存的密檐式砖塔中比较典型的一座。此塔隋代已有，现存的这座塔是辽代建的。

在印度，早期佛教并无寺院。佛教徒按照佛陀制定的“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的制度，白天到村镇说法，晚上回到山林，坐在树下，专修禅定。后来摩揭陀国的频毗沙罗王，布施迦蓝陀竹园，印度佛僧才有了第一个寺院。印度人称佛寺院为“僧伽蓝摩”，略称“僧伽”。僧伽蓝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精舍式，一是支提式。精舍式的僧伽，设有殿堂、佛塔，殿堂内供奉佛像，周围建有僧房。支提式僧伽，是依山开凿的石窟，内有佛塔和僧侣居住处、

这两种式样的僧伽，先后传人了我国。

印度“精舍式”佛寺传人我国后，很快与我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相结合，成为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佛教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已采用中国传统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重，层层深入。到了隋唐时期，供奉佛像的佛殿，成为寺院的主体，塔被移到殿后，或另建塔院，这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已有很大的不同。

“寺”最初并不是指佛教寺庙，从秦代以来通常将官舍称为寺，在汉代则是朝廷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汉书·元帝纪》注)。汉代中央各行政机关的九个官署，就合称为“九寺”。九寺中的“鸿胪寺”，即接待印度高僧居住的地方，类似现在接待国宾的礼宾司和国宾馆。因此，“寺”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中国人为尊重佛教，对佛教建筑的新称呼。将称朝廷高级官署的“寺”，用来称呼佛教建筑，足可以说明统治者对佛教的敬重了。

中国佛寺采用传统宫殿建筑形式。寺院一般以殿堂(又称正殿、大殿或大雄宝殿)为主体。殿堂建筑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传统建筑风格和特点。

殿堂的屋顶，较多地采用庑殿、歇山、重檐、悬山、硬山、卷棚等样式。屋顶，无疑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正视、侧视、俯视，它的立面平面都是曲线。曲线优美的屋顶，尤其翼状起翘的“飞椽”，轻巧活泼的动人形象，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

“斗拱”是中国建筑独有的奇特构件，常被用来代表中国建筑，兼具结构、造型、装饰多重功能，十分独特()…斗拱由多种形状各异的木块重叠装配而成，位于柱顶、额枋、梁枋与屋顶之间，它的使用可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还兼有装饰作用并表现尊贵等级。使用斗拱的木构架，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

大殿一般采用梁柱结构。其梁柱做法，是沿进深方向在石础立柱，柱上架梁；梁上又立短柱，上架一较短的梁。这样重叠数层短柱，架起逐层缩短的梁架。最上一层立一根顶脊柱，形成一组木构架。每两组平行的木构架之间，以横向的枋联结柱的上端，并在各层梁头和顶脊柱上，安置若干与构架成直角的檩子；檩子上排列椽子，承载屋面荷载，联结横向构架。这种木构架，是用中国传统工艺做成，可抗地震的破坏。

从建筑格局上看，我国建筑群体的平面布局，多为均衡对称，设计时以纵轴为主，横轴线为辅，通过暗示、烘托、对比等手法，使建筑间含有微妙的虚实关系，从而体现了中国建筑“含蓄”的美学特征。一般佛寺的建筑，也以中间一条南北向纵轴线为主，主要建筑都位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次要建筑安排在轴线的东西两侧。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山门的正面为天王殿，天王殿后面是大雄宝殿、法堂，再后面为藏经楼。

唐宋时代，禅宗兴起后，提倡“七堂伽蓝”制，即建有七种不同用途的建筑物。到了明代以后，七堂伽蓝已有定式，即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和藏经楼。东西配殿则为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东侧为僧人生活区，包括僧房、 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茶堂(接待室)、职事堂(库房)等。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接待四海云游僧人居住。

近代佛寺的基本部分，主要为两组建筑：山门和天王殿为一组，合称“前殿”，大雄宝殿为一组，为佛寺主体建筑。有了这两组建筑，方可称为“寺”。庭院布局以四合院最为典型，从表面看，四合院是一个封闭型较强的建筑空间，但实际上，宽大的庭院，使用中灵活多变，适应性很强。所以宫殿、衙署、佛寺、住宅等建筑，都普遍采用这种布局形式。

中国古代建筑，还十分重视色彩，特别是重要建筑，往往是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建筑色彩艺术，这一特点在佛寺建筑上也同样得到体现。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於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五八九－六〇〇)，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馀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於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太宗则於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後，於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馀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於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於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後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著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後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於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著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韩、日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韩国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韩、日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於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八四五)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馀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馀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後，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後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著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後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於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九五五)，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著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著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著。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

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几乎都是在隋唐时期开创或得意发扬光大

1、天台宗：

天台宗因开创者智者大师居天台山而得名。此宗依《法华经》的教旨而建立思想体系，又名法华宗。

本宗教门义旨，以《法华经》为宗旨，以《大智度论》为指南，以《大般涅槃经》为辅助，以《大品般若》为观法，援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

论及天台宗的历史传承及思想渊源，应远溯自印度龙树菩萨所撰的《大智度论》、《中论》。此二论传入我国，经鸠摩罗什翻译弘扬，此後，得北齐慧文、南岳慧思两大师的传承，及至智者大师的发扬，创立教观双美体系，成为天台教学的基础。

慧文，北齐人，因阅读《大智度论》，至卷二十七，恍然大悟，证得「一心三智」的妙旨。又读《中论》时，於「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之偈，顿悟空有不二的中道义，因而成立空、假、中三谛一心，也就是「一心三观」的观法，其後传法给弟子慧思。

慧思承慧文面授观心之旨，昼则尽职僧事，夜则坐禅修定。一日，於放身倚壁的一刹那间豁然开悟，明达融通「法华三昧」大乘法门。一生主张《般若》、《法华》是理论与实践的双轨，奠定了天台教学「教观二门」的基础。 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承袭慧思的禅法，以一心三观、十如是，发展为「一念三千」与「三谛圆融」。天台宗遂据此为基础，而形成独特的性具思想。

智者大师承继南北朝时期各家的教相判释，独创天台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五时，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是佛陀化导众生的次第。八教，是为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化仪四教，是佛陀化导众生的方式，即顿、渐、秘密、不定；化法四教，是佛陀教化众生的内容，即藏、通、别、圆。此五时八教的教判，是以《法华经》为圆教立场而施设的，将佛陀一代时教分门别类，适应各种不同众生的修持，并依修行次第、证道果位，加以分析比较。

智者大师一生曾多次入住天台山及庐山，致力於著书立说，勤於修持禅定。也曾多次入宫为陈後主说法，为隋炀帝授菩萨戒，又至金陵弘法度众，可谓是禅教一致，行解并重，悲智双运，福慧双修，是大乘的菩萨行者，同时也是将佛学中国化，使天台宗具足中国佛教思想特色的第一人。

灌顶，慧解超强，一生记录整理智者大师的法华三大部等著作，撰述《涅槃玄义》、《涅槃经疏》，编有天台宗史《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对巩固天台教团很有贡献。灌顶以後有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溪玄朗。玄朗示寂後，湛然继其法席，一生致力於弘扬天台教观，讲说撰写，著作丰富，有《金刚錍论》、《止观搜要记》、《法华文句》等多种。时人赞叹说：「荆溪不生，则圆义将永没矣！」

湛然之後，因会昌废佛及唐末五代的战乱，典籍、章疏大多散佚，天台宗再度衰微。直到赵宋时代，清竦的热心护法，吴越王钱俶的大力支持，天台宗风才又重见曙光。清竦门下有义寂，探索天台典籍、讲演天台教学；义寂门下有高丽谛观送天台典籍回中国，其後四明知礼复兴宋代天台大业，被尊为天台第十七祖。

天台宗在南宋以後，随著国运的衰微，亦逐渐式微，明末有智旭，自称「私淑台宗」，著《法华会义》等书，对天台教观颇有发挥。民国以後，有谛闲大师创「观宗研究社」，为作育天台学者的专门学府，後付法倓虚。在香港先後有倓虚、乐果、显慈、定西、洗尘、觉光、大光、智海、永惺等法师弘扬天台；台湾有斌宗法师继天台衣钵，门人慧岳法师，承其法系至今。

天台宗的教理门有：一念三千的性具思想、五时八教的教相论、三谛圆融论、五重玄义的经典解释论，及圆教的六即佛论等。实践门有：渐次止观、不定止观、圆顿止观，内含四种三昧、二十五方便、十乘观法等。在中国八大宗派中，由於它的义理组织严密，使天台有「教、观」二门互照、「教观双美」的称誉；同时也显现其教观兼备，事理圆融，解行并重的独特风格。

2、律宗

唐初有终南山道宣律师，广事著述，以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为《四分律》的集大成者。他著作「南山五大部」，为後世研究律宗的重要典籍。其中，《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为千年来我国律学行事的指南。

《行事钞》将「戒」分成四科，即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其中以戒体最为重要，为戒律的根本，「戒体论」乃成为律宗的主要义理中心。道宣将佛陀一代教法判为「化、制二教」，以定慧法门为化教，戒学为制教，提升了律藏的地位(占佛陀教法的一半)；又融小归大，使律宗具有大小二乘互摄互通的特殊意义，奠定他在八宗的地位与发展基础，贡献卓越。

道宣律师久居终南山弘化《四分律》，因其学养深厚，严持净戒，律学大彰，世称「南山律宗」。道宣的弟子秀(周)继嗣法统，成为南山律宗二祖，其後法脉不绝。

3、唯识宗

唯识思想的发展，在佛教教理史上是一大迈进，从阿含、般若、中观乃至瑜伽，逐渐开展，这是印度佛教思想愈趋缜密、圆融的过程。在西元四、五世纪，无著的《摄大乘论》和世亲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为唯识思想的代表著作。主要说明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意识，并非实存的「境识俱空」，又称为「真实唯识说」，由真谛三藏传到中国，形成摄论宗。另外，主张「境空识有」的「方便唯识说」由陈那、无性、护法等唯识论师的传承，经由玄奘大师传到中国、日本，才有现今的法相宗。

西元七世纪间，我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曾在那烂陀寺从瑜伽论师戒贤受学五年，传承《瑜伽师地论》及十支论的奥义，开创了中国的法相唯识宗。玄奘大师归国後，住持长安大慈恩寺，在弟子窥基的协助下，以护法的注释为主，融合印度十大论师之说，综合而成《成唯识论》，此论为唯识宗的百科辞典，加上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是研究法相宗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窥基大弘法相唯识学於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故本宗又名「慈恩宗」。

4、三论宗

三论宗以龙树菩萨的《中论》、《十二门论》与提婆菩萨的《百论》开宗立派，宣扬空、无相、无所得、八不中道等义理，是具有浓厚印度传承特色的宗派。以其著重阐扬诸法性空，故又称法性宗，别称空宗、无相宗、中观宗、嘉祥宗、提婆宗、般若宗等。

西元三世纪初，龙树菩萨作《中论》、《十二门论》，倡导中道正观要义、缘起性空之旨，而开本宗之基，即中观学派。龙树之後有二支派，一是龙智，一是提婆。龙智下传清辨，清辨传智光，智光传师子光。提婆传罗睺罗多，罗睺罗多传须利耶蘇摩，须利耶蘇摩传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於姚秦时代传译三论入中国。

中国三论宗思想的形成，溯自早期般若思想与玄学结合，形成六家七宗格义之学，开启本宗思想发展契机。继由罗什大师译三论，奠定我国三论基础。罗什门人僧肇作《肇论》，确立空有无碍的般若思想体系，开中国三论宗思想的先河。罗什门下僧叡等多弘法江南，僧肇等则宣教关中，形成三论宗南北二大学派。南朝刘宋时期(四○一－四八○)，北派因法将欠缺而渐趋消沈，南派亦受成实宗的影响而未能发展。

六世纪时，高丽僧朗以其卓越识见评破《成实论》，得梁武帝敬信，稍振三论之势。僧朗之後，僧诠继起，门下有法朗、辨公、慧勇、慧布等四哲，其中尤以法朗为俊杰，奉陈武帝之诏，驻锡京都兴皇寺，大张讲席，常随众千馀人，门下有二十五杰出传人，以嘉祥吉藏最为特出。

吉藏大师为隋代三论宗集大成者，精研大小二乘玄旨，三十三岁驻锡嘉祥寺，大阐三论，著《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大乘玄论》、《二谛义》、《三论玄义》等重要钜著，融摄《涅槃》、《法华》大乘要旨，建立「不著二边」，「即假即空」的中道理论体系，三论宗思想由此建构完成。 吉藏以後，虽有智凯、知命、智实、寂师、慧远等高足继起，然因思潮变迁，法相宗、禅宗盛行，唐代中叶以後，本宗遂告沈寂。

5、华严宗

华严宗系依据《华严经》而立名。杜顺大师作《法界观》一卷，总括华严奥旨而开宗。唐代贤首国师撰《探玄记》及章疏多种，华严法门因而大行，所以本宗又称贤首宗。又本宗以四界说明法界自在无碍法门，亦称法界宗。後以现今通行的《八十华严疏钞》是清凉国师澄观所作，故亦名清凉宗。

《华严经》是佛陀成道第二七日所宣说的自内证法门。佛陀入灭後六百年顷，龙树菩萨於龙宫中发现这部经典有三本，以上、中非凡力所能持，乃诵出其十万偈四十八品，即为後世流传的《华严经》。在中国有三种梵文译本，即：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六十华严》、唐代实叉难陀译的《八十华严》、般若三藏译的《四十华严》。

唐初，杜顺大师将华严高深的理论融贯为禅定的观门，创出「真空绝相、理事无碍、周遍含容」的「法界三观」，是一位融理论实践於一体的大德。他一生中神异事迹很多，比方说，有聋子、瞎子拜见他以後，能听能见。有一次涉水过河，河水忽然断流，等过岸後，才又水流如故。他所著述的《五教止观》、《华严法界观门》，为开展华严思想的根本要典，被尊为华严初祖。

二祖智俨，二十七岁撰《华严经搜玄记》，记述《六十华严》的纲要，成一宗的规模。智俨一生著述弘法，以教育徒众为职志，不求名闻，风范清高。

三祖贤首法藏融和杜顺、智俨思想，集其大成，完成华严教观双门的组织系统，并判释如来一代教法为三时、五教、十宗，以《华严》为别教一乘的圆明具德宗。他所撰述的《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五教章》、《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等，都是华严宗的重要著作。法藏一生宣讲《华严》三十馀遍，常有瑞应，或有光明从口而出，或见五彩祥云凝空，或感大地震动。尤其善用实物譬喻，尝於长生殿为则天皇帝讲《华严经》，以殿前金狮子为喻，解说法界构造、六相、十玄的意旨，使茫然不解的皇帝因而欣然了悟。又曾为理解力迟钝者立十面镜子，分列上下及八方，面面相对，於中央置一佛像，其後燃一炬照之，以此光影互相映现，阐释「重重无尽」的法界缘起。

四祖澄观每日必诵《华严》，一生宣讲《华严经》五十遍，身历九朝，先後为七位皇帝讲经，唐德宗曾赞誉道：「听大师讲《华严经》，心里很清凉。」因此受封为清凉国师。澄观秉承杜顺的法界三观，而述说「四法界」，以明示法界之相有三，而总具四种之理，撰《八十华严疏》。有「华严疏主」美称，又此疏与法藏所撰《探玄记》，被誉为华严双璧。

华严宗至五祖宗密，首倡禅教一致，并作《华严原人论》，立足华严，会通三教，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哲理化产生重大影响。

华严宗经过五位杰出祖师的推弘，完成精深的思想体系，和天台宗同为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二大圭璧。

6、真言宗

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元八世纪)，密法从印度传入，密宗才正式在中国发展开来，成为八大宗派之一。

我国密宗尊龙树为初祖，龙树传两部密法给龙智；八世纪初，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乃至不空皆曾於印度得其真传(传说龙智活了七、八百年)。唐玄宗时，善无畏与金刚智先後将胎藏部、金刚部密法传入中国，奠定密宗基础。不空依止金刚智出家，尽得其密法，其後遵奉金刚智遗命到南印度广求密教经典，回中国後专志翻译，被尊为四大翻译家之一。

中国密宗在不空的发扬光大下，顺利扩展，玄宗、肃宗、代宗及德宗太子皆受其灌顶，礼为帝师；不空派弟子於五台山造金阁寺、玉华寺，流传至清末，五台山均为密教重镇。

唐代的密宗祖师还有一行、惠果。其中，惠果为不空的传法弟子，受金刚界密法，系密教付法第七祖。他从善无畏的弟子玄超受胎藏及蘇悉地诸法，并融会二法，建立「金胎不二」的理论。此金胎不二的理念，由弟子空海带回日本，成为东密开祖。

7、禅宗

禅宗的「禅」，溯源自印度释迦牟尼佛於灵山会上的「拈花微笑」，发扬光大於中国唐朝的惠能大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禅」，由此逐渐形成为「五家七宗」的庞大宗派－－禅宗。其後再陆续传到日本、韩国、越南，乃至近代普遍传至欧、美、澳、非等世界各地。

禅宗尊奉北魏时来华的菩提达摩为始祖。达摩以四卷《楞伽经》传给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令人从「藉教悟宗」澄观静虑、止息杂念的「理入」，或从以德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的「行入」，以求得精神解脱。四祖道信「择地开居，营宇立象」，接引道俗，举扬禅风。其禅法以一行三昧、五门禅为特色。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是依道信的一行三昧为基础发展而成，东山法门承继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重视达摩的领宗得意，形成中国禅学的主流，在当时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

六祖惠能大师为禅宗之发扬光大者，和武则天为同一时期。他和弟子在南方传法，称为南宗，禅法主张顿悟。唐中期以後，南宗逐渐成为禅宗主流。

六祖大师门下衣钵弟子颇多，得法者如：永嘉玄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南阳慧忠、菏泽神会等均是一代宗师。中国佛教之后的建丛林和立清规的制度，都是源自于他们的再传弟子，其中以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黄檗希运、赵州从埝、南泉普愿更是千古称道的祖师大德。

8、净土宗

净土宗是以往生极乐净土为目的的宗派。因为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结白莲社，取义生西方净土者皆由莲花所化生，而极乐国土亦名莲邦，所以又称莲宗。本宗特别以称念佛名为主要修行法，藉弥陀本愿的他力，祈获生於西方极乐净土，故又称念佛宗。

净土思想广见於大乘诸经。净土，是指清净国土，也就是以清净功德所庄严的处所。其中极乐世界弥陀净土自古以来即被视为诸佛净土的代表。

弥陀净土思想乃依据《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三经所成立。《无量寿经》主要叙述阿弥陀佛成道的本缘、四十八大愿，广宣秽土五恶、五痛、五烧的剧苦，劝修往生法门，及揭示三辈往生的条件。《阿弥陀经》以阿弥陀佛的西方胜境为主体，以往生不退为宗，以「净土三资粮」－－信、愿、行为用。《观无量寿佛经》则陈述往生西方的净业正因「三福行」及「十六观行」法门。四世纪间，世亲菩萨造《往生论》，力劝往生西方。此「三经一论」先後传入中国，成为净土宗成立的重要典据。

东晋弘扬弥陀净土最力者，是庐山慧远大师。他在庐山与大众共修念佛三昧，据《般舟三昧经》修行，以期能往生见佛，是我国「结社念佛」的始祖，也是我国净土的主流。

北魏永平年间，菩提流支来华，授昙鸾《观无量寿佛经》，传承完备的净土经论，使中国净土法门有划时代的进展。昙鸾依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明示难、易二道，他力、自力的差别，主张依靠他力本愿为五浊恶世中修行的易行道，并专重持名念佛，以求生净土。其後，道绰著《安乐集》一书，开示末世众生的要路，依难易二道的说法，立圣道、净土二门的教判。至唐代善导大师集其大成，立正行、杂行，撰有《观无量寿佛经疏》、《净土法事赞》及《往生礼赞偈》等，甚受净土宗重视，故经其阐扬而确立的净土宗，特称善导流，对净土宗影响至钜。

唐开元初，慧日大师自印归国，见当时禅家视净土为引导愚心的「方便说」，於是提倡念佛往生的必要，主张戒净并行、禅净双修、教禅一致，以一切修行皆回向往生净土。於是中国净土宗在唐代形成三种教系，即：慧远系统、善导系统、慈愍系统。

其後，三祖承远大师承慈愍慧日三藏之说，专修净土，营立「弥陀台」，远近皆附。四祖法照大师於南岳般舟念佛道场勤修般舟三昧，禅定中感应弥陀亲授五会念佛方法，乃创「五会念佛」法门。五祖少康大师於乌龙山建念佛道场，率众日夜行道唱赞。

隋唐时期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寺院的封建经济，其来源除官私布施外，地产与高利贷是寺院经济的两大支柱。　　佛教寺院经济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寺院经济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律寺为代表的役使净人、奴婢的生产体制由盛而衰；二是封建国家与佛教寺院在经济上的提携与争夺，经历了多次的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