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在宋代始提倡,成为中国绘画的新生力量,元代以后逐渐成为传统绘画的主流,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近现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美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以往之研究者,大多从单纯的艺术史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偏重于作品、风格、作者的现象历史的具体研究,而忽视了士大夫集团这一文人画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性格的分析,因此,虽然有些成果非常令人瞩目,但因为没有揭开文人画与其创作主体——士大夫集团的真实关系,则往往仅得其皮毛,而不能揭橥其深层意义。

所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 。文人画最初的定义是封建士大夫的戏笔之作，以此来区别于宫廷画师和民间画匠 。娄宇在《文人画的审美价值取向——论文人画对“逸格”境层的审美追求》一文中提出文人画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地讲，它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有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画家之画；狭义地讲，文人画以“士气”标举，以“逸” 为宗旨，多取材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意韵，重视画中意境的构造等等。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其概念内涵却比较模糊，人们对它的理解也有分歧。当前的绘画研究界对文人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界定：第一种观点：从中国绘画发展全局和中国绘画特有的品质来考察，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中独具特色的风格样式或风格体系，发轫于宋而大成于元，其艺术特质是注重笔墨趣味，不求形似，诗、书、画、印合璧。 [1] 第二种观点：以画家身份为标准，认为文人画即文人之画或士人画或士大夫画。第三种观点：以董其昌“南北分宗说”为基础，认为文人画就是南宗画。

中国绘画发展到宋、元之际，发生了一次明显变化，这就是出现了较之唐代以来流行的精谨风格的绘画显得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新画风，并且很快在士大夫文人中流行开来。这种画风出现以前，绘画一技主要由专业画工掌握，因此较有社会地位的文人大都对之持看不起的态度；而这种新兴画风出现以后，最初掌握这种新画风的人则大都是一些著名文士，后来的文人们也就竞起仿效，反而无不以能绘画为文人的风雅。因此，后人称这种由文人鼓吹、提倡并身体力行的画风为文人画文人画出现以后，对它有不同的称呼。宋人康与之所谓“隐士之画”，刘学箕所谓“画士”之画，苏轼所谓“士人画”等。从其作为与传统的“画工之画”相对应的概念来看，都是指文人画。

文人画与传统绘画比较起来，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便是强调作者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这是以绘画的形式来进行的一种抒情活动。因而，将文人画与传统绘画比较，从描写的“物象 ”来讲，前者多是山水花鸟，后者多是人物故事；从创作手段来讲，前者多是简括的即兴式的书法式的，而后者多是精细的再现式的工艺式的。文人画之所以会采取上述的手段，描写上述的内容，主要便是文人画的作者希望通过绘画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情思，其目的并不止于绘画本身而是超乎其上，所以才使用了这些对创作约束力较小的艺术手段和对思想约束力较小的绘画内容。

北宋以前的绘画主要还是画师的专业，而画师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因此，绘画这种传统上被视为当然应由工匠掌握技巧的艺术，在北宋初期仍受到士大夫的鄙视。直到苏轼出现以后，这种现象才发生改变。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发展和普及，与苏轼的极力推崇和亲身体验和成就是不可分的。

苏轼认为，绘画作为艺术，应当是与作为艺术的诗有着相似的创作规律、相似的欣赏原则，当然也就应当有相同的地位。“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这样，便使唐代阎立本为之叹息的“以画见名，与厮役等”（《旧唐书》卷100）。宋人认为“文未尽经纬而书不能形容，然后继之以画”郭若虚：《书画见闻志》卷2。的这种工匠的技艺一跃而与在士大夫的传统艺术中占有最高地位的诗歌创作平起平坐了。认为“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苏轼：《次韵吴传正枯木歌》。这位非同一般(俗)、绘画的“妙想”与诗相同的画师，指的便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苏轼认为，诗人王维也可以看作画家王维：“诗人与画手，兰菊芳春秋。又恐两皆是，分身来入流。”《次韵黄鲁直书伯时画王摩诘》。

在北宋初年兴起的这种新画风很快在士大夫中流行开来。北宋中叶以后，绘画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画家，而他们几乎都与苏轼有一定的关系，这或许并非是历史的偶然。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诗》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在这段最为有名的论述中，对于文人画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就是“画中有诗”这四个字。所谓 “画中有诗”，实际上就是明确提出文人画应当具有超乎于绘画之上、在所描绘的有形之物内蕴涵有更为丰富的无形的内容；就是明确提出绘画与诗歌一样，不仅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且还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也就是后世文人画重意境、重格调、重作者学养的发端。由于文人画强调“画中有诗”，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技巧上的变革，使文人画具有一套与传统绘画很不相同的技法，最后甚至影响到文人画使用的工具材料如纸、笔等也渐与传统绘画产生了区别。因而，理解苏轼“画中有诗”这一理论的内容，就成了了解文人画这种艺术形式的前提。

严格地讲，绘画艺术不可能同时就是诗的艺术。苏轼大约有两层意思：一是画家在进行绘画创作时注入了诗的情感：二是绘画作品启发了欣赏者的情感。这两层意思，苏轼在其他地方都有明确的表示，而且都对文人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苏轼说：“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绘画使用笔墨的技巧当然与诗歌使用语言的技巧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那么，在“摹写物象”这一点上，何以画家“略与诗人同”呢问题在于画家在对自然界的观察与体验上，是否注入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情感。在苏轼看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二，自然界的一切物象在诗人眼中无不具有独特的情调，以这种满怀诗意的心境来进行绘画创作，便会“旧游心自省，信手笔都忘”《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其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作者的诗意了。

这样一来，绘画艺术便成为一种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与“ 诗言志”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所以苏轼才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才会提出“画中有诗”。画中是否有诗意应当在于画家是否有诗情，是否有非以绘画形式表达不可的情感的波澜：“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丫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二》。“高情不尽落缣素，连山绝涧开重帷”《题王维画》。使用绘画这种形式来表达情感，在苏轼看来与使用文字的诗具有同等价值：“但当与作少陵诗，或自与君拈秃笔。”《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于是，这种“森然欲作不可回”的绘画，与 “好诗冲口谁能择”《重寄孙侔》。的诗文一样，都成为诗人寄托情思的方式了。

“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次韵水官诗》。既然绘画是文人心中“风流文采”与“诗”的外发，“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与诗争妍”，从这种立场出发，这种看法的要义在于：诗、画等艺术创造的规律与其所描摹、反映的对象之间没有直接的、绝对必然的关系，这种以创造者为中介的创造活动，其结果完全以创造者对对象的折射方式为转移。由此，“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的著名文人画理论。这并不是说绘画形象不需要自然对应物，而只是“不求”，不要让自然形象来限制绘画形象。文人画理论与实践中所提倡的“不求形似”与引书法入画，都对后来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成了文人画的基本原则。

北宋，表现在山水画中的文人墨戏，最典型的形式莫过于米芾、米友仁父子创立的“米点山水”了。后人遂将米芾称为"大米"，将米友仁称为"小米"，画史上称为"二米"。“二米”的米点云山对后世文人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是文人士大夫进一步参与山水绘画的结果 。“二米”的画法属于水墨写意山水，这种以点代皴，积点成片的技法，画史称其是“以点缀以成形”。米点山水的创立是审美意识从具象到抽象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因此，米家父子将文人画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宋代是宫廷美术、民间美术、文人美术三家开始分野的重要时期,同时又是文人画理论形成期这个时期"文人"作为一个概念明确地提出来,苏轼将"文人"称为"高人逸士"、"名卿士大夫",画工则被称为"俗人",两者社会地位和身份是截然不同的文人士大夫和画工在对待艺术态度上也有区别 北宋文人的画既有行家画,又有文人与院体结合的一类,而典型的文人画则以文同、苏轼、二宋和米芾为代表他们兼有诗文与书法之长,文名与书名多在画名之上文、苏的竹石,除士气外,还因或有比兴寄托而具文学意味;二宋和米芾的山水,不求形似,与行家的山水画相异,而有特殊的意趣

元明时期是中国文人画发展的最高峰时期,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工"趋于"写",由"收"趋于"放";重笔法的同时注重墨法,为后继者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格调

元代绘画是整个中国绘画史的分水岭，文人画开始成为画坛主流。文人画逐渐融入书法的笔意，开始强调画家的个性抒发。诗、书、画的结合，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艺术表现力。 元代绘画在继承唐、五代、宋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其显著特点是"文人画"的兴起。与宋代文人画相比，元代文人画有四大特征：其一，绘画题材由简单的枯木竹石、梅、兰等扩展到山水，并使之从此以后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永恒主题和无限象征。其二，画法较宋人的墨戏更为严谨。其三，重视绘画中的书法趣味，要求"以书入画"。其四，在画面的意境构成上追求以诗题画，讲求诗情画意的相得益彰。 元初钱选和赵孟頫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开元画之风气，继之而起的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被称为"元四大家"。 他们的艺术成就，体现了中国画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对明清两代绘画理论和创作，均起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所以宋代文人画压倒院体画并取得优势地位，一个重要因素是文人在宋代地位空前的提高，许多地位极高的官员都是文人，他们大都诗词书画，样样精通，他们政务之余醉心于书画。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赵令穰、王冼等是文人画倡导的代表。他们所宣扬的文人画在功能上是为了“自娱”，取乐于画；在艺术要求上是不拘形似，而求得之象外，抒发主观情思；在境界要求上是萧散简远、澹泊清新，反对剑拔弩张。“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顾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相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而，非精鉴者之事也。”3欧阳修的一段评论告诉我们，宋代文人欣赏的是“萧条淡泊”的境界，反对远近重复的画工画。苏东坡曰：“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翎谢笼樊”。4诗中明确告诉我们被尊为画圣的吴道子虽绝妙，但与得之象外的王维相比要逊色了。欧阳修、苏东坡、文同等一大批文人登上画坛形成了一股势力。于是逸品作为一个品评标准重新被提出并抬到最高的位置。苏辙在《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有这样一段，说：“余昔游成都，唐人遗迹遍于老佛之局，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格有四，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有史料为证，先蜀之老也即黄休复，黄在朱的基础上按排列顺序既是逸格、神格、妙格、能格。他所著的《益州名画录－品目》中对四格都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论逸格曰：“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挫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这里所谓逸格当然包含着朱之逸格的认识，同时又把逸格的表现具体化了。这里逸格有这几层意思：一逸—是一种至高境界，难于匹敌；二是脱略规矩方圆，超越一般的艺术表现程式，进入一种审美创造的自由天地；三是鄙视彩绘精研，主张用笔简率；四是得之自然，无可仿效。这就从各种角度全面地揭示了逸格的规定性。逸格的这几种特征，恰恰是文人画的突出特征。由此可知，逸格是伴随着文人画运动，作为文人的批评标准而被提出的。

到这个时候文人画运动已经取得了胜利，难怪宋徽宗赵佶主持宫廷画院时否定了黄的排列顺序，以神逸妙能为次序立即遭到别人的反对。

“艺术批评、艺术欣赏、艺术创作存在着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关系，艺术批评促进创作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5逸格的提出和其地位的至高无上是文人画发展中的大事，对以后宋元明清的画论和创作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逸品作为一个绘画批评的概念，实际上没有如西方画论中的风格、典型、个性等概念具有一种明确的图示所指，其作为中国古典画论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展开了庞大而又模糊的运思空间。”6第一，为水墨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神品也讲笔墨，但神品的笔墨是在形的基础上使用笔墨，使笔墨为形，为神服务，其仍受着形的束缚。逸的笔墨是超出形似之上，是一种自由的挥洒，一种感情的喷发。于是皴法的美学性质却发生了蜕变，逐步由写实变为写意，皴法遂由描摹物态变成一种程式化的形态结构—符号化。第二，对题材的选择侧重于山水，花鸟，忽略人物画。人物画创作需要较多的绘画技法和实践经验，这对于以画自娱的文人来说，时间和精力都难以达到，加之人物画传统以情感教化为主，这也与以画为寄，写胸中逸气的文人思想相排斥。“从创作实践中看，伴随逸在绘画品评中最高地位的确立，以情感教化的作品内容和社会事功的作品主题为特征的人物画，开始将画坛主宰的位置逐渐让给了山水画。人与社会的外在化的成教化，助人伦的现实功用关系，向人与自然内在化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心灵内省转移。”7第三，诗书画结合。逸是一种超逸、清逸、雅逸，艺术家在创作完作品后还有未尽之意，这样再以文字表述其上，诗歌又是文人们的长项，这样带来了诗画的结合。这与李成，范宽等职业画家单提人名是大不相同的。其实宋代画院也很重视诗画结合，但诗歌对画院画家们来说具有题目的性质，有先发性的特点，它制约着一幅画的完成。但逸品的题画诗就不同了，它是对画的补充，对画的画龙点睛，作品的升华。第四，崇尚简、淡、清、远。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淡远无尘、清墨涩笔以及创作出来的超然、冷寂、澹泊的境界，是逸的真实表述。逸的境界，应来自平出、淡出和浅出，但正是在平淡之中，引发想象，回味无穷。明代恽向说“至平、至淡、至无意，而实有所不尽者”。元代画家倪瓒遁迹太湖，寄情山水诗画，他将自己孤寂的生活境遇，无奈的思想情绪，凝聚在山水笔墨对简逸、幽淡、萧散的精神追求中，发展了简逸的理想境界。八大、弘仁、髡残以及近代的齐白石同样莫不以简为尚。

元代（1279年—1368年）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央政权的封建王朝，由于元初蒙古贵族废除科举制度，又将百姓分为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南人最贱，从而造成江南文人“学而优则仕”美梦的破产。为吐露胸中的不平，文人以画寄托思想成为风尚，给元代绘画带来了以文人画为主流的重要转折。同时，元代南北一统，疆域扩大，各民族间的美术交流日益频繁，涌现出一批酷爱中原传统书画的少数民族美术家。

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回族）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在文人画兴起的元代，绘画已发展成为文人寄托情趣的艺术。才气横溢的文人除画物寓意外，还写诗填词于画上，解释画意，抒发情感，典雅含蓄，意趣无穷；有的画家更为直露，索性摆脱诗词格律的束缚，信笔在画上题句跋文，直抒胸臆。书法或奔放，或秀逸，或朴拙，或工整，与绘画笔墨风格相融，起到图文互补、增强艺术效果的作用。此时治印多用圆珠文；闲章、名印，或白文，或朱文；形制或方或圆，或长或扁，或肖像，或形物；有的押脚，有的起首，在素纸绢绫上与书法黑红相映，虚实互见，赏心悦目，给绘画增添了妙趣不尽的书卷之气。

梅、兰、竹、菊“四君子”与松、石也成为文人画家喜爱的题材。梅花凌寒而开，兰花香而不艳，竹子四季长青，菊花傲霜吐香，松树挺拔常绿，石头坚硬难犯，它们皆被文人画家用作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尤其在民族矛盾较深的元代，更成为画家借物抒情的画题。许多画家擅长“四君子”与松石，如王冕的墨梅、管道升的兰花、李士行的竹子、钱选的菊花、曹知白的松树、倪瓒的秀石，都较为著名。在当时的文化界中，这些作品都有不言而喻的效果。此种风气绵延多年，以至形成传统，虽然历代寓意有所不同，但以梅兰竹菊松石象征高风亮节的风气，至今不衰。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 ”。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 ”。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窦淝夷信�ㄓ谩D媳背�保�狈缴偈�褡迦胫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哑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足穿笏头履、高齿履(一种漆画木屐)，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服饰（581～907）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947～1368）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则流行花冠和盖头。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于延钓元年(1314)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 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元代纺织物有纳石矢金锦、浑金搭子、金段子、兜罗锦、三棱罗、大绫、小绫、南绢、北绢、木锦布、番锦布……种种名目。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

明清服饰（1368～1911）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披。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擞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 ，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宋代戏曲史和元代戏曲史的差异：

　　宋代戏曲史中南戏，是中国戏曲最早的表现形式，它形成于南北宋之交的浙江温州（古称永嘉）一带的民间，时称捻兰卧泳鐢。它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融和南方民间小曲、说唱等艺术因素形成的。以体制庞大、曲词通俗质朴为其特点，已粗具戏曲的基本艺术特征。剧目多表现民间故事。宋代戏曲史是中国戏曲的成熟时期。

　　元代戏曲史是中国戏曲史的一种重要时期，它以其元曲闻名于世，而元曲中影响最著者，唯北杂剧（亦称元杂剧）。北杂剧之文学，以质朴自然胜，后世戏曲文学无有出其右者；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杂剧作家，使北杂剧成为一代之文学。北杂剧之表演则显示出戏曲在形成之初的朴实和浓郁的民间气息。元代戏曲史是中国戏曲的繁盛时期。

　　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很多市民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有了综合的趋势，出现了“宋杂剧”。金代，在宋杂剧基础上，北方出现了“金院本”，南方出现了“南戏”。元代，北方形成“北杂剧”，南方南戏进一步发展成熟，戏曲形成。

这要分开来说

服饰（相关详细内容，请参考百度文库里的中国各朝代的服饰文化）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男服服饰：

冕服：天子衮冕服。

皇太子衮冕服。

公服：行礼时百官所穿的。

常服：元代上层主要服装。

饮食

宋代饮食

一、饮食品种

（一）五谷：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宋代尚无玉米、白薯之类作物，因地制宜，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方人的粮食以稻米为主。

面食的品种最为繁多，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但由於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南迁，长江流域一带的稻麦两熟制更加普遍。

（二）蔬菜：蔬菜在宋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称“蔬亚于谷”。宋时的蔬菜品种已十分丰富。

宋代经济繁荣，饮食行业发达于雅俗间变化。并且附庸风雅，宋时喜欢对各种食肴取以美名，在前已引证不少，如《山家清供》中有黄金鸡、玉灌肺、神仙富贵饼、脆琅、东坡豆腐等，豆腐以文豪苏轼的号命名，也独具特色。相沿至今，对食肴取以美名，已成为中华饮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

蒙古人不食谷物，而食羊肉牛肉，野味有兔、鹿、黄鼠、野猪、野马等，饮料是马乳和牛羊的酪，烹调法以烧烤为主，调味品只有盐。移都中原后，北方人多半将谷物和乳、肉一起煮成肉粥，饮料如山西的葡萄酒等也大受欢迎，另外，枣、桃等水果也丰富了饮食生活。这些在当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写的《东方见闻录》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江南地区饮食生活就大为活跃。远非北方可比。据马可·波罗的叙述，江南的名产有砂糖、酒、盐、生姜、高良姜等，家畜不饲养羊，而饲养牛、豕、乌骨鸡等。而据明初小说《剪灯新语》中反映的元朝饮食生活情形看，浙江湖州居民逢到有客人来访时，尽管措手不及，无从准备，但还是以吴兴的香糯为饭，以苕溪的鲜鲫鱼为羹，并用乌程的美酒劝客等，饮食生活的丰富活跃由此可见。

　　乳类饮食物元朝蒙古人的乳类饮食，无非是他们所饲养的牛、马、羊、骆驼等家畜的乳类加工的饮食物。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写到，当时蒙古人的饮食物为 马乳与牛羊酪马湩是元朝蒙古人最主要的饮料，牛、羊、骆驼乳次之。还有牛、羊、驼乳加工的乳制品，也是他们的补充食品。

　　酒类元朝蒙古族喜爱饮酒，其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使之然。据文献记载，元朝蒙古人有四种酒。一是蒙古人自己酿造的马奶酒——忽迷思。其它三种为米酒、葡萄酒和蜂蜜酒。蒙哥汗宫廷中有一精美的酒具，平时把这些酒装在里面，以备饮用。

　　饮宴礼俗是元朝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宫廷和民间饮宴习俗。由于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帝国，因此在饮宴习俗中包含着许多蒙古族的礼俗成份。

　　此外，元朝汉族的饮食同样继承了中国古代饮食习俗的主要传统。保持定居农业民族饮食文化的各种特征。但由于蒙古、色目各民族大量移居内地，带进了他们各自饮食风习，对汉族传统饮食习俗产生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元朝宫廷饮食习俗的影响日甚。

明代

是我国历史上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虽然由于历史发展阶段、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以及其它诸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致使各地区民族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但明代的膳食结构仍可划分为两大类：中原汉族的膳食主要以粮食、菜蔬为主，肉食为辅，其中北方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人则以米食为主；而分布于广大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主要以肉食为主，菜蔬为辅，或有的就没有菜蔬，这与历史基本相同。

这是构成明代饮食文化内容的两个核心部分。若按民族划分，则明代的饮食文化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系列。按照礼制的要求，明代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的包含消费标准、等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与限制，不许僭越违制，否则严惩不贷。因此，明代宫廷帝后、王公贵胄、缙绅阶层以及地方民间士庶等的饮食规格、规模与饮食器具的使用，都必须遵循法定的条文，并由此来区分各阶层的尊卑贵贱以及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从明代饮食发展情况看，可以明代嘉靖朝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嘉靖以前，明代社会各阶层成员的饮宴等日常生活的消费标准，均遵循封建王朝礼制的严格定规和限定，很少有违礼逾制的情况发生；但是到了嘉靖、隆庆以后，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各式商品的渐趋丰富并具诱惑力，从而启动了社会久遭禁锢的消费和享受欲望，冲破了原来使社会窒息的禁网， 敦厚俭朴 风尚向着它的反面 浮靡奢侈 转化；而且这股越礼违制的浪潮，来势凶涌，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就使得明初统治者法定的社会各阶层成员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消费标准，遭到了破坏，各阶层在饮宴生活方面的违礼逾制行为尤为严重。如嘉、隆间人何良俊在记述当时苏（州）、松（江）风气时称他幼年见人家请客，只是 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 有一士夫请客，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 奏牍另一士夫请客， 肴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对此何良俊感叹道： 尝作外官，囊橐殷盛，虽不费力，然此是百姓膏血，将来如此暴殄，宁不畏天地谴责耶？然当此末世，孰无好胜之心？人人求胜，渐以成俗矣。 （《四友斋丛说》卷三四）《留青日札摘抄》卷二记载京师有一蒋揽头，请八人赴宴， 每席盘中进鸡首八枚，凡用鸡六十只矣。 席间一御史喜食鸡首，蒋氏以目视仆， 少倾复进鸡首八盘，亦如其数，则凡一席之费，一百三十余鸡矣，况其他乎？ 万历间人王士性也说，杭州 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淆酒，夫妇团醉也后已。 （《广志绎》卷四）崇祯《郓城县志？风俗》载云： 迩来竞尚奢靡 ，齐人的 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 胥隶之徒亦华奢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 可见，明代后期这种饮食生活等方面的 奢侈 风尚，是以新、奇为特征的。从客观的标准来看，它包含着正当消费的合理要求。因此，它对明代前期严格等级的礼制规定，停滞、凝固的社会风气的冲击；对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助长了人们的物质享受欲和财富占有欲，这就必然加剧封建统治者的腐化以及各种社会弊端的滋长。然而无论如何，从明代社会生活的总体方面来考察，明代饮食文化的发展的确有它丰富的内容，具有很显著的时代发展特色，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

这些在史书上都一零星记载，可适当翻阅参考。

　　鉴定方法如下：

　　（一）造型：

　　各个年代的瓷器造型，都有当时的历史印迹，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如元代的青花瓷器,体型硕大, 胎体厚重,这是由于大量出口, 胎体厚重便于长途运输，不易破损的原故。（图样）又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清代以后，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 “棒槌瓶”、“花觚”、“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

　　（二）胎釉：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其胎釉的成份和烧造工艺上都有比较显著的差别，可代表当时的风格。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原始青瓷，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元代、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元代釉质肥厚，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元代晚期和明代宣德年间的瓷器，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元代晚期和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元代晚期和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图样铁锈斑）。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三）工艺：

　　不同地区、不同窑口，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常常采取不同的制瓷工艺。烧造方法不同，烧造温度和燃料不同会在器物上留下不同的特征。以烧造为例，潮州窑器物一般采用垫饼或垫环装烧，故底足无釉。盆类器皿中有的采用叠烧法，盆内底留有支钉痕，一般为5个支钉痕。又如，以拉坯为例，古代瓷器是靠工匠手工拉坯成型，而现代小作坊生产是靠模压成型(精仿除外)，或者高速机器旋转生产，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可以生产出大批量的新工艺品。手工拉坯纹，每件瓷器的内部，都有不规则(注意，是不规则)的手工拉坯纹，康熙立件口部(可以仔细观察）哪怕一件盘子，都有手工拉坯留下的一圈一圈，不规则的，深浅不一的拉坯纹。现代机械拉坯瓷器上的拉坯纹是细细，密密麻麻，一圈一圈规则的，好像是被尺量过的拉坯纹，而且深浅一致。如果是模压成型，此件瓷器上找不到任何拉坯纹。

　　（四）纹饰：

　　不同时期的纹饰，均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以龙的图象为例，各代不同。宋代龙凶恶、粗壮；元代龙瘦细、矫健，三趾多、五爪少；明代龙种类多，飞翼龙，长翅膀。香草龙，尾卷曲如草。正面龙，龙头形似壁虎；清代龙，柔和、呆板、图案化。总之，时代不同，画风、画法、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元代的青花精品瓷器多是历史人物故事，在南京地区发现的元青花尉迟恭救秦王人物故事罐，表现了隋朝末年，唐将尉迟恭舞着单鞭，飞马救秦王李世民的故事。（图样）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仙人朝圣图，书写回文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五）寻找瓷器样本，掌握各种特征：

　　找到准确的比对样本，是正确比对的前提。同样找到准确的比对样本，掌握各种特征是确保瓷器鉴定正确的基础。现在市场上有一些瓷片都是假的，书本上的一些资料又朦胧不清，失去正确比对的基础。如果没有见过准确样本，千万不要冒然下鉴定结论，更不要轻易购买。否则，必将吃亏上当！

　　（六）研究岁月痕迹，判断瓷器新旧：

　　瓷器的造型、纹饰、款识等外观的部分比较容易模仿，但古旧瓷器经过一年又一年岁月的洗礼，留下的岁月痕迹，造假者无法模仿。借助放大镜观察瓷器表面可见以下岁月痕迹：

　　1、釉面有氧化层。

　　2、釉面厚实的瓷器有通透、层次感；

　　3、青花瓷器气泡大小不一，但大小间比例相差不大，约1/2或1/3左右。

　　4、气泡如夜晚星星，疏朗，通透。

　　5、釉面与胎结合处发黄，并在露胎逐步变淡。

　　6、釉面特薄处也可观察到油脂样发黄点、发黄块。

　　7、露胎处有氧化层，呈灰黑色，成色自然。

　　8、人为磨去光泽的“古旧”瓷器，透过釉表可见釉面受到破坏，气泡或被磨破或细小呈针尖状，不通透。以上特征传世品反映明显，出土品反映较弱，但只要仔细观察，仍可发现端倪。

　　（七）研究细小痕迹，找出作伪破绽： 瓷器上细节特征常被造假者忽视或无法模仿。研究样本瓷器上的细节特征，找出破绽，是一般收藏者鉴别瓷器的重要方法。

　　例举几个细节特征介绍如下：

　　1、溢红：溢红是瓷器的胎和釉发生化学反应而出现的红色现象，红色主要出现在胎和釉交界处，年代越久远，颜色越深沉。溢红俗称火石红，在元、明瓷器上出现校多，有专家认为是元、明瓷器胎土淘洗不净，含铁较多所致。借助放大镜观察瓷器真正的溢红可见以下特征，①红色呈点状、线状斑块，似在有油的表面上刷漆，有光芒，看似浮于瓷面。②溢红上有过渡色。③在棕眼等露胎处的溢红，其周围有油脂样发黄痕迹。

　　2、龟裂：龟裂是瓷器蜕变过程中出现的开裂现象。年代越久远，龟裂越明显，不同窑口、不同瓷器或同一瓷器不同部位，其龟裂程度不同，近代瓷器在放大镜下也可见龟裂现象。龟裂与开片不同，开片是瓷器出窑前后由于釉面与胎体膨胀系数不同或冷热不一致，引起的釉面开裂现象。

　　3、磨伤：磨伤是瓷器与人体、物体接触、磨擦、碰撞时留下的伤痕，它是岁月的年轮在瓷器上的一种直接反映。磨伤主要表现为与人体接触的细微使用痕，与尖硬物磨擦的划伤痕、与硬物碰撞的崩口、崩裂、缺损等。

　　4、瓷沁：瓷沁是瓷器被外界物质侵蚀而缓慢发生的一种风化现象，瓷沁的浓淡深浅取决于受沁时湿度、温度和外界物质种类。如水碱沁，是瓷器长期接触碱性湿土，因盐碱浸蚀，使瓷器表面呈白灰色的点片状腐蚀。又如，水锈，是瓷器长期受水浸蚀，使一些物质成份粘附于瓷器表面。再如，土沁，、土锈沁、是瓷器长期接触泥土，因泥土浸蚀，使器物表面失去原有光泽，甚至局部粘有凝固的土疤的现象。

　　5、棕眼和凹眼。棕眼是釉面气泡爆破后，没有被釉水熔融覆盖而形成露出胎体的孔洞。凹眼是釉面气泡爆破后，孔洞被薄薄的一层釉水覆盖而形成的凹陷的小孔。瓷器的棕眼和凹眼是探测“古旧”瓷器的重要窗口，因为胎体与釉面接触会发生化学反应，因而留下某种印迹，年代越久远，印迹越明显。如棕眼内的露胎处应有氧化痕迹，棕眼或凹眼有油脂样发黄、发红痕迹，成色自然。

　　（八）利用文检知识，研究瓷器款识：瓷器上带有款识的为纪年瓷器，纪年瓷器有本款，如康熙年造的瓷器写“大清康熙年制”，也有后代仿造的，叫托款。如清康熙年造的瓷器写“成化年制”。还有旧瓷新款，用古旧瓷器添加新款。明清瓷器各代款识千差万别，在研究各代款识风格的基础上，运用文检知识，从研究笔法入手，结合实物照片，相互比对，是鉴别瓷器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