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五言诗》是吴昌硕创作的一幅中国书画。

款识：甲寅初秋，饮秦录事家赠金粟香分得风字，吴昌硕。印鉴：俊卿大利（白）、昌硕（白）题盒：缶翁篆书五律。此帧是缶翁七十一岁时所作之物，诗见于《缶庐集》卷三。癸卯王正月，后学小林庸浩。印鉴：庸浩（白）、斗盦（白）说明录文：世事瘖何补，人情媚益工。冯君搜野史，游屐趁天风。帘浅通花气，杯深语醉翁。

苦无商略处，阜帽忆辽东。小林斗盦题盒。小林斗盦（1916-2007），又名斗庵，本名庸浩。日本埼玉县人。日本书法家及篆刻界名人。当代日本书法篆刻艺术泰斗，与梅舒适齐名，各占日本半壁江山。生前任全日本篆刻联盟会长，中国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日本艺术院会员，日展顾问，日本北斗文会会长。

篆体，为汉字古代书体之一，也叫篆书，是对古文字的统称。“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古人认为篆书为仓颉所造，其实是不可信的。一种文字的产生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酝酿发展过程的，不可能由一个人在短时期能完成。广义上的篆体包括隶书以前的所有书体以及延属，如金文、石鼓文、六国古文、小篆、缪篆、叠篆等。

1 古代文字小篆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有感于全国文字的繁杂和书体的不一，于是提出“书同文”，文字统一，书体统一。秦始皇命令擅长书法的李斯去做这项工作。因此小篆又被称为“秦篆”。 另有一个原因是为了改变原先那种弯弯曲曲的笔划线条，整理出一种笔画匀整，便于书写的新字体。小篆的制定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的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

2 什么篆体字,谢谢

篆书 汉字古代书体之一。

近人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认为："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属，外官有诸曹掾吏，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

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篆书，广义包括隶书以前的所有书体以及延属，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六国古文、小篆、缪篆、叠篆等等；狭义主要指'大篆'和'小篆'。

篆书变体，极为繁伙，。古人认为篆书为苍颉所造，但不可信。

周宣王太史籀著《史籀篇》，汉人名为'大篆'，详'大篆'条。其后列国分治，诸侯力政，文字异形，至秦相李斯乃同一之，汉人称为'小篆'，'详小篆'条。

篆书字划圆转，结构依六书之义，故唐孙过庭谓："篆尚婉而通"2大篆编辑汉字古代体之一。其名始见于汉代著作，与'小篆'对称。

广义指'小篆'以前的文字和书体，包括甲骨文、钟鼎文、籀文和六国文字等；狭义专指周宣王太史籀厘定的文字，即'籀文'。'大篆'的代表作品，有《石鼓文》和《秦公簋》铭文等。

籀文（籀书）[1]周代文字，一般认为即'大篆'。或谓与大篆不同，名之'籀篆'，甚至视为'奇字'。

从广义来说，'籀文'包括大篆、小篆、、古文等；从狭义说，仅指《史籀篇》文字，即宗周之书。秦李斯据以制'小篆'，遂以籀文为'大篆'。

籀篆实同'籀文'，即'大篆'。但唐张怀瓘《书断》卷上分列'籀文'和'大篆'，认为'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

明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上《权与一》亦持此见，以为篆书中'一曰《籀篆》，《诅楚文》，《钟鼎识》、及《啸堂录》，以至杨氏《书统》所载及古篆诸韵，取其合于许氏所取作"籀书"者采焉。一曰"大篆"，《石鼓文》是也。

'据此，则赵氏所言'籀篆'多同'金文'。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叙》注中曾力辨其谬，认为'籀篆'实即'大篆'也。

近时学者折中两说，以为从字体上说，'籀篆'与'大篆'（主要指《石鼓文》）尚有差别。故如赵宦光等分列'籀篆'于'大篆'之外，其说亦通。

3古籀编辑'古文'、'籀文'的合称。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4萧籀编辑汉丞相萧何所作，一作'秃笔书'。元·郑杓《衍极》卷四《古学篇》刘有定注："萧何作未央宫，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

何用秃笔书，时谓之'萧籀'。金文殷、周青铜器上铭文的统称，旧称'钟鼎文'、'吉金文'、'款识文'。

属大篆系统，包括了小篆以前的大部分篆书形体，是研究古代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近人容庚撰有《金文篇》，较为完备，收可识知金文一千八百九十四字，另附录约一千二百余字。

钟鼎文即'金文'。上古青铜器一般可分为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尊，乐器以钟为多，故以'钟鼎'为青铜器之代称。

'钟'，经典多作'锺'。青铜器上的铭文，统称为'钟鼎文'。

《文选》卷五十五《刘孝标广绝交论》："书玉牒而刻钟鼎。"李善注引《墨子》："琢之盘盂，铭于钟鼎，传于后世。

款识文即"金文"。"款识"者，青铜器上所铭之文字也。

《史记·孝武本纪》：“鼎大异于众鼎，文缕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鼎大异于众鼎，文缕，无款识。

"注："韦昭曰：'款，刻也。音式志反。

'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

'"《通雅》引《卮言》谓：'款'为阴文，凹入；'识'为阳文，凸出。《博古录》谓：'款，在外；识，在内。

'凡石、砖、瓦、金等上所刻文字皆可泛称为款识，而狭义专指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元·吾邱衍《学古编》八《字源七辩》以之为六国古文："七曰款识。

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

"草篆草率急速写就的篆书，故名。有省简结构、纠连笔划的特点。

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乙亥鼎铭》："草篆。可识者惟'王九月乙亥'及'乃吉金用作实尊鼎用孝享'等字，其余不可尽识，则以其恣意简损之故耳。

"古篆有两义：（1）泛指"古代篆书"如清桂馥《续三十五举》："宋人间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变态。"（2）指上古文字，如明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上《权舆一》论'九体书'："二曰古篆，三代之书，目见（左目右见）于金石款识。

"古文（古文篆）有三义：（1）广义，从文字学的角度说，泛指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古陶文、古泉文和小篆，是为'古文'系统，与秦、汉后以隶、楷为主的'今文'系统相对称。（2）指殷、周或更前的上古文字。

（3）专指晚周、六国所用文字。小篆篆书之一，与'大篆'对称。

亦称'秦篆'，意指秦始皇统一天下文字而命李斯所制也。小篆笔划圆转流畅，较大篆整齐。

秦时刻石如《泰山》、《峄山》、《琅琊台》等，传为李斯所书，为小篆之代表作品。唐李阳冰、五代徐锴与清代的邓石如均是小篆大家。

玉筋篆笔划丰腴如玉筋的篆书，指'小篆'。筋，一作'著'，即筷子。

'玉筋篆'的代表书家，有秦之李斯，唐之李阳冰。铁线篆笔划纤细如线而刚劲如铁的小篆，如唐·李阳冰《谦卦碑》。

'铁线'之名，一说取象于'铁线草'。其叶柄细长而黑，有光泽，似铁为之。

夏篆传说中夏代的文字。一般以为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始为篆字，此'夏篆'所言之'篆'，泛称也。

从考古实物来看，尚未发现确切。

3 有关小篆的文字

小篆

「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例如：

口 米 龟 雨 耳

小篆又名秦篆，指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所用的书体，汉代沿用。后世称篆书，一般皆指小篆。秦代小篆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以及无数秦量、秦权、诏版。文字已规范化，偏旁都有固定的形式和位置，形体竖长方，其空虚不足之处尽量用笔画填满

篆书分为大篆和小篆。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文”。“籀文”乃据古文而作，是在古文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故其与古文或同或异。今其文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之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亦亟待统一。乃命臣工创新体文字。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就大篆省改、简化而成。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笔致遒健之意而名之。

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4 请问：篆辞、象辞、《文言》分别是谁写的

《十翼》？是指孔子为易经所作的《篆》（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文章，又统称为《易传》在目前《易经》通行本中，把《篆》和《象》打散，逐条编入六十四卦卦辞和爻辞之后（其中，只有卦辞后有篆辞和象辞，而爻辞后只有象辞）《彖》是专门对易经卦名和卦辞的注释《象》是对易经卦名及爻辞的注释《文言》对《乾》、《坤》二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旧说它们是孔子辅《易》之作近代学者多认为它们非一人一时之作，杂出于战国、秦汉间人手。

最经典的隶书篆书如下：

一、经典隶书

1、《乙瑛碑》，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原石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与《礼器》、《史晨》并称“孔庙三碑”，历为书家所重。

清杨守敬评：“是碑隶法实佳，翁覃溪（翁方纲）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溢美，但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这正讲出了该碑的微妙处。临写此碑要特别注意波画的“逆入平出”，尤其是起笔处的逆势不能形迹外露。

如“蚕头”的逆势形迹向上作侧锋外露，就流于了唐隶“蚕头”起笔侧露的庸俗风气。

2、《礼器碑》汉永寿二年（156年）刻，藏山东曲阜孔庙。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勑等九人题名。碑阴及两侧皆题名。收于《金石萃编》卷9。

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经典之作。

3、曹全碑（国宝级文物）汉中平二年（公元185）高272厘米，宽95厘米。明万历初合阳县莘里村出土，1956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立，明万历初年在陕西省郃县旧城萃里村出土，现在西安碑林。

内容为王敞记述曹全生平。此碑是汉碑代表作品之一，是秀美一派的典型。其结体，笔法都已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清万经评此碑：“秀美生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二、篆书

1、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2、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3、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它的金文排列方式与字形处理方式显然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文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

比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单独性。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而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的追求，有些钱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大家惊讶于西周金文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中国各朝代的印篆

一、先秦印篆

目前西周和春秋的印章实物还没有发现，但从文献记载看，西周和春秋时期有印章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

战国时期，印章的发展已相当充分。战国古玺可分为三大类，即官玺、私玺和吉语玺。战国古玺以凿刻为多，其中有十字界栏或中分界栏。

此外，各国、各地区的官印也有其独特的程式，姓名私玺小于官玺，

形状则有方、圆、长方和不规则几何形等，十分丰富、章法绮丽、疏密自然。由于文字异形，往往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因此玺印布局松而不散、舒展自如、无拘无束。

官玺则气势雄健挺拔；

小玺却另有一股清丽之气；

朱白均多为铸印；

朱文玺阔边细文；

白文玺多有边框，制作精巧、布局生动和谐、章法奇特多姿、形制多样，

反映了当时印工们的艺术构思。

战国吉语玺也十分生动，当时已能成批翻铸生产，以供人们佩带，其印文大多是“敬重”、“正行”、“福星”、“宜有千金”、“千秋万世昌”之类的吉祥用语。

二、秦汉印篆

秦印与战国玺印相比较，面貌相差很大，这显然与秦王朝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有关。

秦代用于治印的文字称“摹印篆”，较之六国文字规范而方正，用这一特征的文字治印显得平稳、安详。

秦代官印还继承了战国玺印的某些特征，白文凿印多有边栏，并加添十字界栏，使印文在田字格中更适合方形的需要，寓变化于归整之中，以达到一种和谐之美。

秦代低级官吏取方形之一半，而成为“日”字形的半通印，风格一如

方形官印。

秦私印则方圆各具，由于文字使用小篆，又多受民间秦隶的影响，

或匀停、或婉丽、或浑朴、或稚拙，多姿多彩。

秦印较之战国玺印，变奇崛为平正，但较之汉印显得灵动，具有战国玺印向汉印过渡的特征。

汉代的印章无论数量、制作工艺、品种和风格的多样化都大大超越前代。汉印使用的文字从秦摹印篆发展而来，称为缪篆。缪篆字形更趋方正，饶有隶意，与当时通行的隶书接近。

官印除西汉初期似秦印较难区别外，以后多不用框。西汉的官私印多为凿印，东汉官、私印多为铸印，也有玉印。

这类印，规矩中求流动，笔划质朴而又匀称。

汉官印用特殊的雕刻工具徐徐磨琢碾成，故匀净而典雅，线条光洁而流动。但不论以何种制作方法完成，汉官印的总体特征可以用“平正方直”四字概括。

汉代的私印包括姓名印、表字印和臣妾印。

私印中有一种满白文，在文字安排上笔划尽量粗放，甚至笔划接近合并，

这样处理笔划少的字空间特别明显，是以前印章中少见的。

在汉印中，开始出现了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绕于印文四侧的四灵印，用作于为辟邪的“黄神越章”和殉葬祝辞的成语印。

还有一类鸟虫书的印章，这类印文上的笔画刻写为虫、鸟、鱼、龙等形态，绸缪缭绕，丰茂铱丽。

汉代的印章除镌刻文字印外，还有一类铸刻人物、舞蹈和搏击等的图案印，形象刻划生动简括。

三、魏晋印篆

东汉末年，战争连绵，群雄割据。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印章依旧是汉印的格局，但毕竟高峰已过，宽搏、雄浑之风渐衰。

今人根据一些印章所刻的魏晋时期的地名、官名，将它们从汉印中捡识出来，魏晋官印虽不如汉印精致，但也别具一格，文字刻划瘦挺、章法错落、自然随意。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别致的用“悬针篆”入印的印章，多见于六面印上。

每字的竖笔都引长下重，末端突细，如针悬空的模样。

由此可见同期书法对印章的影响。这时的印章虽然不乏精彩之作，但多数线条逐渐变得单薄，制作也从精巧变为简陋。

另一方面，由于纸张的大量使用，印章赖以生存的简牍封检制度发生了

变化，封泥时代宣告结束，这是实用印章转入低潮的重要原因。

四、唐宋印篆

唐宋时代的实用印章是向文人篆刻艺术的过渡期。印章用于纸上，脱离了封泥的轨道，其印完全采用朱文，尺寸愈变愈大。

隋代起至宋代，官印的尺寸多在5—6厘米见方，所用文字以小篆为基础，印文屈曲填满，线条反复折叠，次数无定则，但古代以“九”表示为数之多，所以有“九叠篆”之称。

唐宋时代的文人渐开好印之风。由于朝野均有收藏，书画上大量出现上自唐太宗自篆的“开元”印；

南唐内府的“建业文房之印”；

宋徽宗的“大观”、“宣和”、“政和”印；

宋高宗的“绍兴”、“御书之宝”印——至书画家周昉、钟绍京、褚遂良、欧阳修、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等都有用于书画的鉴藏印。

由于这种风气的延伸和发展，首先在书法作品上出现了款印。款印中有名印、字号印、斋馆阁印等等。

到了宋代，书画上还出现了寄情舒怀的闲章；

例如：

欧阳修有“六一居士”印；

黄山谷有“山谷道人”印；

苏东坡有“雪堂”斋馆印、“东坡居士”字号印和“赵郡苏氏”籍贯印；

米芾有：“宝晋斋”印等。受李阳冰篆书风格的影响，出现了笔势圆转流畅、线条干净利落，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圆朱文”印，

对后世刻印者颇有影响。

宋代的私印除了采用篆体外，还有“押”付之刻印的。所谓“押”，是代表签名的特殊符号。

五、元代印篆

元代是印章艺术觉醒和飞跃发展的时代。赵孟在《印史》的序言中提出了印章重汉魏的审美观点。

与赵同时的吾丘衍也是提倡汉印的杰出印学家、理论家。赵孟、吾丘衍的理论为明清文人流派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赵孟畹挠≌伦髌范嘤闷涞溲诺男∽。怀莆霸仓煳摹薄R蚱浞绺裨沧鞒⑶逍略媚浚指挥个性，所以元代士大夫竞相模仿，其影响延至明清和近代，在历史上形成继古玺、汉印以后又一崭新的格局。

由于在书画界举足轻重的书画家赵孟睢⒖戮潘嫉仍谑榛髌飞舷埠糜糜。⑶沂纸簿浚杂≌掠书画的关系更加紧密，书画家自篆自刻印章的欲望日趋强烈。在汉印审美的影响下，大约在元代中期后，出现了集写刻于一身，并以汉印风采为追求对象的文人篆刻家，其中杰出的代表是王冕和朱珪。

在元代，文人印章也有发展，官印则多承袭前朝形制，特殊之处在易“九叠文”为“八思巴文”。

民间的花押印章也有所突破，故有“元押”之称。现在能较多看到的“押字印”是长方形的，上端刻

楷书姓氏，下端刻一花押。图形押印上的花鸟、人物、鱼虫皆有生气，押印上的汉字也天然生动，疏宕有

奇气。

六、明清印篆

由于石质印材广泛用于治印，及以汉印为主要内容的集古印谱大量刊行，印学理论不断发展并形成高潮。

其间代表人物是文彭，他是流派印章史上开门见山的“鼻祖”。

文彭所用的印章由自己篆刻，风格也多为元人的两种格局

——圆朱和汉白文。他的印章曾经影响了王谷祥、许初、何震等印人，

从此以石治印的风气风靡开来。

这时著名的篆刻家还有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等。

明代文人流派篆刻艺术的创作特点是充分汲取古人（特别是汉印）的养料并出新意，这为后世印坛开辟了丰富多彩的前景。

清代前期，由于受明代篆刻的影响，篆刻艺术有所发展，主要流派有皋派、云间派、虞山派、莆田派等，但影响最大的是徽派（又称皖派、北宗）。徽派的重要篆刻家有程邃、巴慰祖、邓石如等。

浙派是晚于徽派而活动于杭州的另一文人篆刻流派大系，它的风格延续性强，而且有封闭性倾向，代表人物是丁敬。

丁敬之后，杭州籍印人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先后各领风骚于浙杭，延续近两个世纪，被后世称为“西泠八家”。

他们的作品沉稳严谨，师丁敬而又各有风貌。

蒋仁继承了丁敬晚年较为明显的朱白文形式，并使之趋于统一，以涩刀碎切为刀法，黄易、奚冈是其实践者，并使这种典型风格基本定型。

陈豫钟和陈鸿寿创作了许多典型的浙派味印章。

赵之琛流于精熟巧媚，并使浙派步入僵化的阶段。钱松虽大多呈浙派风貌，但常突破框架，形成浑厚、雄强、古拙的风格。

晚清时期，浙、皖二派高潮已过，此时篆刻家有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

赵之谦，字益甫，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浙江绍兴人。他天分很高，诗、书、画、印皆精，而且于诗坛、书坛、画坛、印坛各领风骚，实在是一位绝世才子。

他的印章初从浙派入手，后于古玺、秦汉印、

宋元朱文印下力极深，又从巴尉祖、邓石如那里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尤其是他以“印外求印”为宗旨，广泛地借鉴清代晚期日渐增多的出土金石文字资料用以入印，使其印构思新颖、面目众多。

此外，他大胆以汉画及六朝造像文字刊刻边款，使边款开拓出新的天地。赵之谦开拓的印外求印之路，使晚清印坛形成新的格局。

清代以后，近代印坛的杰出代表齐白石称得上是印章流派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他是继吴昌硕之后历史上又一位书、画、印皆绝的巨匠。

他的篆刻最初从浙派入手，又受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影响，

定居北京后与陈诗曾相识，过从甚密，相互启迪很深。

他在其《白石印章》中自述：“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他印风粗犷、汪洋恣肆，喜用单刀侧锋冲刻，多具急就趣味，与其大写意花鸟画融为一体，章法大起大落，

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称为齐派。

1书道中兴编辑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理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1] 。

2客观原因编辑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1] 。

3顺治康熙年间编辑

清代前期，国势初平，百废待兴，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二是传统书风，三是篆隶初兴。

(一)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王铎、傅山、朱耷、许友等

这些书家，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有的(如王铎)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有的(如傅山)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2] 。

王铎

行书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渔隐、兰台外史、烟潭渔叟、痴仙道人等，洛阳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享年61岁。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观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但他的临帖，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汇集成书，其中著名的有《拟山园帖》、《琅华馆真迹帖》等。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

王铎楷书，主要渊源是唐，特别是颜柳两家，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爱用异体字、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因而气息古朴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

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晋唐宋兼综，融汇极广泛，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行书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其书点划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有时用涨墨法，形成浓重的墨块，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结构茂密雄放，或紧结蹙缩，或开拓纵逸，跌宕多姿，无不如意。

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用意精到，因此脉络清晰，但又绝不安排，总能以意驱笔、因字造型，故浓淡枯湿、随手生发，疾迟衄挫、取次相从，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无不能顺势调整，宛如宿构。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倪后瞻说他“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紧，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神妙夭矫，不可端倪，有气贯长虹之势，无轻媚流滑之弊，古韵今情，和合一体，令人目眩神驰、胸豁气畅，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

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明自嘉靖以后，士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废之。”近代以来，更是驰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虽是过誉，但是可见他的影响[2] 。

傅山

草书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号侨山、啬庐、公之它、真山、浊翁、石道人、老檗禅、侨黄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刚烈耿介，有义士之称。虽自幼聪颖博学，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明亡后，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获救后隐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却坚辞不入，终未应举。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长于医术，尤精妇科。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

傅山工书，与其为人一样，反对矫饰造作，“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字训》)，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有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儿孙》)，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总结，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实践，楷书学颜真卿，得其厚密朴质；行草受王铎影响，同时深研阁帖，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因而气势更加饱满、风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时也涉猎篆隶，虽然尚未得法，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2] 。

朱耷

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宁王朱权后裔。号雪个、雪衲、八大山人、个山、驴屋、人屋、何园、书年、驴汉、刃菴、破云樵、驴屋驴等，明亡后为僧，以享名于世。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侧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响，得其灵动秀美之致。60岁前后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用笔凝练如篆，泯去起收形态变化，代之以圆浑含蓄，行笔以中锋圆劲、婉转流动为主，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展蹙的诸多变化，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简而势满，神清而意长，意境高远，气质浑穆，与其绘画同一机杼，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 。

许友

清初人（约1620年－1663年，生卒年说法各异，约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前后在世。）诸生。原名采，曾名宰。父许豸，因闽音宰与豸同，有忌者称许友改名宰犯家讳，以不孝责之，遂更名友，字有介，又更名为眉，字介寿、介眉，又名友眉，号瓯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明崇祯间举孝廉，以诸生终，入清不仕。

许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三绝”的草书、山水和诗文。书少师倪元璐学。晚慕米芾为人，构米友堂祀之。他的草书清逸超隽，山水松竹挺拔不群，诗文词赋清旷脱俗，钱谦益尝录其诗于《吾炙集》中。王士祯、朱彝尊亦称赏之。书法风格近于王铎。其书在笔力上不如王铎的雄健，而妙在其章法的借鉴。其作品传世不多，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所藏之《七绝二首诗轴》是其代表作。此作就妙在章法的的奇崛：七行书大小错落，布白空间聚散如山水画般曲折有致，真有“岩花生得山斋满”之生趣盎然，为书法的章法布白开了一个新生面。

(二)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董、赵书风的笼罩

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爱董其昌书风；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欢赵孟頫书风。由是，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多数都受董、赵书风的笼罩。

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姜宸英、沈荃、孙岳颁、查升等。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或过于拘谨，或过于软弱，气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

(三)篆隶书法

清初的篆隶，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声势渐壮。除傅山外，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实绩渐有可观[2] 。

王时敏

王时敏(1592 - 1680) , 字逊之，号烟客等，江苏太仓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善绘事，隶书点划工整、结构沉稳，气息渊静古穆，颇有魄力[2] 。

郑簠

郑簠(1622 - 1693) , 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终生未出仕，主业行医。学汉隶垂30年，得《郑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参以行草笔法，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汉隶之学复兴”的首要功臣[2] 。

朱彝尊

朱彝尊(1629 - 1709) ,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隶书主要得力于《曹全》，临习之功极深，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非常难得，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曹全》的规范，稍嫌板滞[2] 。

4雍正道光年间编辑

乾隆、嘉庆前后，董、赵的影响渐弱，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

(一)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

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赵为主的，但更多的则是向宋、唐、晋的大师们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梁巘、翁方纲、钱沣、永瑆、铁保等，其中翁、刘、梁(同书)、王有“清四家”之称(亦有一种说法是翁、刘、成、铁)[2] 。

刘墉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岩、勗斋、东武、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学政、内阁学士、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他的书法由董、赵入手，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融会贯通，自成格局。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细劲处含而健，对比强烈；结字内敛拙朴，而决不拥塞，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章法轻重错落，舒朗雍容。整体风格含蓄蕴籍，精气内敛，浑若太极，貌端穆而气清和，有硕儒老臣的持重，无恃才傲物的轻佻，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洵然可敬。因为喜用浓墨，时号为“浓墨宰相”[2] 。

王文治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读等，以事被黜，执教各地书院。擅诗文，著有《快雨堂题跋》等。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侧锋取妍，笔致翩翩，结构舒展秀逸，纵横挥洒，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因喜用淡墨，与刘墉恰成对照，故时称他“淡墨探花”[2] 。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忠叙、彝斋、覃溪、苏斋等，北京大兴人。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和刘墉齐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考证和题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等诸多著作。在书法学习上，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一生致力于欧阳询，严守法度，以精工为尚。其楷书，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而乏其清新精巧；行书稍活泼，而仍然过于拘束，缺乏逸韵高情。严格地讲，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

(二)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

在篆隶与北碑领域，情况却有所不同。经过书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总体上看，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有不少画家，如名列“扬州八怪”的郑燮、金农、汪士慎等人，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艺术思想、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在书法上，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2] 。

金农

漆书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耻春翁、寿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饭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等。精诗词、鉴赏，喜收藏，绘画为一代宗师。于书专攻《华山碑》，后自出机杼，不受束缚，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宽阔笔作横、细劲笔作竖，号称“漆书”，古拙朴厚，时涉谐趣，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2] 。

郑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道人、风子、樗散人、红雪山樵等，江苏兴化人，著有《板桥全集》。他以画竹著称于世，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满于此，而有意以篆法、隶书、楷书与行草杂糅，自称“六分半书”，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因而板桥的作品，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故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他的影响，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2] 。

丁敬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研林外史、梅农、丁居士、龙泓山人、孤云石叟、胜怠老人、玩茶叟、玉几翁等，浙江钱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领袖，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风格古朴雅致，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2] 。

钱坫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自诩二李之后一人，其篆书专攻铁线，出规入矩，确有古人风范，晚年右手病废，以左手作书，结构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就铁线篆来说，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2] 。

桂馥

桂馥(1736～1805)，一作(1733～1802)，一名复，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老苔、老菭、渎井、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他博涉群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著述宏富，为“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说文义证》。亦工诗书画印，所辑《缪篆分韵》一书，为学习汉印之必备。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笔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结字方严广博、朴质端谨，气势雄伟浑穆、堂堂煌煌，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博大饱满的精蕴。只是稍有习气，未能尽善[2] 。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他生于乡鄙，终生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汉印颇工，至南京梅镠家，居八年，遍临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隶、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刘墉延为宾客，声振当代名公。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又出以隶笔，遂使篆法活脱生动，摆脱了铁线的拘滞，不唯字形阔大磅礴，而且笔势丰富多姿，墨色流溢灿然，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结体疏宕俊逸，用墨苍古，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康有为、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集篆书大成等。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融会的真正的开始[2] 。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宁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他能诗文、绘画、治印，但以书法为最著名，工小楷，行书、楷书均宗颜真卿，通篆法，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其隶书从《衡方》等碑化出，笔划含凝厚重，波磔不显，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颜真卿气度，因而形成气势磅礴、拙朴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隶书浑厚一路，无出其右，康有为许为“集分书之成”，不为过誉[2] 。

5咸丰清朝末年编辑

嘉庆、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兴碑学，从理论上鼓吹秦汉北碑传统在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时显学。但深入实践的许多书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长，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融合之道，使两大传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晚清书家，大体可分作三类。

(一)以晋唐传统为主的书家：林则徐、翁同龢等[2]

邓石如篆书作品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篆书文轴、篆书中堂、游五园诗。邓石如，名琰，字石如、顽伯，号笈游道人、完白山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清代著名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

邓石如篆书特点风格评价

邓石如广泛地学习石鼓文、汉碑额等，叉得史籀纵横阖辟之妙，进而形成自己的风貌。邓石如的篆书，峭拔遒劲，肉腴血畅，圆润相兼。在结构上，变秦篆偏方结体为狭长，改上下均匀为上紧下松，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在用笔上，以隶法作篆，铺毫直行，裹锋而转，杀锋以取劲折，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按起倒变化，一改数百年来截毫写篆以求平整的传统。

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

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