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创始人是张道陵。

另外，道家创始人是老子，道教的名称来源，一则起于古代之《易经》；二则起于《老子》的道论；不过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区别在于道家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哲学学派，而道教是一种宗教信仰。

扩展资料：

张道陵，初名张陵，后改今名。本是太学书生，性好学，博五经，邃于黄老之道，七岁即能通道德经及河洛图讳之书，皆极其奥。长为博学之士。后弃官学道。创立了正一盟威道，简称正一道。

汉顺帝时永寿元年在鹤鸣山创建正一盟威道，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自称“三天法师正一真人”，并纂道书24篇。汉桓帝时在四川苍溪县境的灵台山(又名天柱山)飞升，传说时年123岁，道教称为“祖天师”。传说第1代天师张道陵跟太上老君学道得老君亲授，得天独厚，道法高强。

祖天师所创道派，称正一盟威道，简称正一道。但因奉其道者，须出五斗米，当时又有称五斗米道（编者按：实际上多用是蔑称，但是初中课本称之为五斗米道张道陵除书符治病、驱邪禳灾以外。

在巴蜀地区建立起二十四个宗教活动中心，即二十四治。道民定期赴治学道，祭祷。其孙子张鲁在东汉末，三国时期，拥有一支军队，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并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正一道的一些社会和宗派主张。

比如，对犯有罪过的人，不是用严刑惩罚，而是原谅三次后再加以刑罚，那刑罚也比较轻，一般是让他去修路。同时在路上设义舍，里面放米肉，路人可以量腹而食。

这些措施对于天下大乱形势下的民众，营造了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因此得到了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后来,张鲁投降了曹操，割据政权也就不得再存在。曹操将天师道的力量迁移到北方，但是让正一盟威道教却得到了保留，并向内地传播。

参考资料：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儒家，道教，佛教，三者主要有如下七点区别：

一、文化主旨。

儒家文化——积极进取的文化。儒家倡导知识的获取和品德的培养，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

道家文化——遵循规律的文化。道家遵循自然规律，提倡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是一种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的文化。

佛家文化——无私奉献的文化。佛家思想中蕴含了慈悲和福报论，是一种无私奉献的文化。

二、做人标准。

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对于做人标准要求很高，共九点。仁是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礼是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智同"知"，是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恕是指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是指与人交往中的老实忠厚。孝是对父母的尊重。悌是对兄长的敬爱。

道家文化——领悟道法，淡泊名利。“道”是道家文化的核心，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世界本源，天地万物都有道而生，同时道也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普遍法则。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相互转化都是由道完成的，只有领悟了“道”，才能更好的顺应自然。

另外，“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也是利用了转化思想完成的，淡泊名利，不争也是争。

佛家文化——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佛家文化中，因果轮回观深入人心。做善事有善报，干坏事便要尝坏果。所以佛家倡导信徒慈悲为怀，多积善果。

三、人生观。

儒家文化——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论语·为政》中有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就是对儒家人生观的最佳阐释，人三十当立，该当建功立业。

道家文化——顺其自然、自我完善。道家的顺其自然观念就是要掌握道的法度，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绝非简单容易之事，想要掌握道的规律就需要多思考观察和学习，自我完善。

佛家文化——慈爱众生、无私奉献。佛家文化中有业报观，讲求对世间万物都报以同等的慈悲，无私奉献，超凡脱俗。

四、世界观。

儒家文化——世界是展现才华的舞台。儒家文化重视人才，鼓励人们追求知识。孔子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也是为了给有思想有才华的人提供知识基础，让他们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才华。

道家文化——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重视自然界规律。道家顺其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思想很大一部分就是仰仗着自然界自身所拥有的一套平衡系统，所以要重视自然界的各种规律。

佛家文化——相由心生，心中即世界。佛家文化偏向于唯心主义，相由心生，所以佛教强调心灵的纯净，只要心灵纯净，那么所看到的世界也就变得纯净。

五、价值观。

儒家文化——不断提升自己实现人生价值。我们创造物质财富额精神财富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儒家倡导提升自己的才能和道德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身价值做服务的。

道家文化——以自身的完善促进社会的和谐。道家在治国思想上的无为而治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治国方式，所以这就对人民的素质提出了很大的要求，注重自身的完善，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和谐。

佛家文化——在为他人献爱心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为他人献爱心、做好事是主张慈悲为怀的佛家最提倡的，在献爱心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和灵魂都会得到升华，获得真正的快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六、哲学倾向。

儒家文化——入世哲学。儒家文化是三家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一种文化，追求知识，培养道德，积极向上等等，都让我们“入世”，让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和生活。

道家文化——出世哲学。道家的很多思想都是偏理想化的生活，超脱凡尘俗世，不计较得失，顺其自然，淡泊名利，这些都是能让心灵沉静的思想。

佛家文化——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佛家文化具有超逸的处事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有了超脱凡世的思想。佛家又倡导入凡世做好事，帮助他人。

七、物质食粮对精神食粮的比喻。

儒家文化——主食，不吃就会饿。儒家文化适合当做自己主要遵循的信念，他贴近生活，只要努力和坚持就能够达到。按照儒家思想去行动后，你能有效感受到思想给自己带来的提升和帮助。

道家文化——副食，不吃没滋味。道家文化适合取里面一些观念遵循，要完全掌握道家文化十分困难，顺其自然对于改善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好处，能有效增添生活中的幸福指数。

佛家文化——水果，不吃不甜蜜。佛家文化想要完全学习也很困难，可以学习其中的精神，不惧于奉献，乐得奉献，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甜蜜。

扩展资料：

儒家，又称儒学、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

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儒家是中国古代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与其它诸子百家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中国人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中国人基因中的责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的也积极发展。

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直到汉朝后期才有教团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老子李耳（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唐代尊封老子为大道元阙圣祖太上玄元皇帝。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

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佛教诞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

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错觉，这让尼泊尔民众一向不满。佛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觉者”。佛又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

佛教信徒修习佛教的目的即在于依照悉达多所悟到修行方法，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

佛姓新称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旧称瞿昙；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

儒家 

道教

佛教

据墨子的说法，儒这种术士，是操办红白喜事的专家：“富人有丧，乃大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历史学家冯友兰的说法较温和：“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和相礼等为职业之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的一个学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两者不是一回事”，“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乃是儒家的创始者。” 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贱”是出身低贱，因为孔子是父亲叔粱纥与颜氏少女“野合而生”的私生子。孔子出身没落的贵族，春秋时贵族才有姓，“百姓”为贵族，并非平民。孔子二十岁当上了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担任管理仓库、牛羊的差使。孔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曾担任过鲁国的官职，司空（掌管工程），司冠（掌管刑狱），但任职时间很短。孔子三十岁就招收学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孔子十分热衷于政治，总想当官，他周游列国，希望得到各国国君的赏识，然而他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怀才不遇，于是，他把郁积在心中的政见通过讲学的办法抒发出来，他的学生们把它记录成书，这就是影响中国两千年的《论语》。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的政治主张。孔子十分崇拜西周建立起来的礼乐文明，对社会秩序被打乱的“礼崩乐坏”现像十分不满，当齐景公问他治国之道，他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强调的是维持贵族贵贱尊卑等级制度的“礼”。晋国铸造刑鼎、依法治国，在孔子眼里是“贵贱无序”。鲁国大夫季氏使用周天子的乐舞，孔子也认为是“僭越”。季氏征收土地税，孔子认为违反了“周公之典”，因为井田制是“籍而不税”。孔子这种捍卫周朝礼乐文明的复古主义政治观点知思想方法，成为后世儒家坚信不移的教条。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礼法的运用，贵在恰当。为和而和，没有礼法制约，是行不通的。现代某些传统文化人认为，孔子的“和”，就是“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然而，孔子的“和”或“和谐”思想，是为了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与追求人人平等的现代和谐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有教无类”。现代学者胡适认为，“孔子是了不得的教育家”，“他提的教育哲学可以说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学，将人看作是平等的”。其实，“类”很有限，庶民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而教育的目的，正如后世儒家所说，是从“士”中培养选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材。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籍，即《六经》，成为儒家经典。孔子整理这些古籍，为传承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然而，孔子整理古籍，根据自己的喜好有所选择，据《史记》，“古者《诗》有三千馀篇”，经孔子之手只保留了305篇。“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子徒不能赞一辞”，因此孔子曰：“后世知丘者《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孟子是孔子弟子子思的再传弟子，被后人尊为“亚圣”。与孔子一样，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王道--仁政。当齐宣王听了他的“仁术”，先是和颜悦色，后是勃然变色：“王顾左右而言他”。他劝说滕文公“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必须恢复井田制。然而时代变了，孟子兜售的这套仁政，是徒劳的。 孔孟之道当时并不时兴，没有成为官方钦定的御用学说，直到孔子死后500年，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

上帝

1、我国古代指天上主宰万物的最高神。

2、基督宗教所崇奉的神，认为是万有的创造者、宇宙的统管者、真理的启示者、选民的拯救者和罪恶的审判者。

一、中国书籍中的上帝

上帝一词其实并不是专指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一词之中文翻译，既不是形翻更不是音译，上帝一词乃是源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中的历史记载。史书中最早出现“上帝”一词的记载的书籍是《尚书》和《诗经》。

《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昊天上帝（尚书）或皇天上帝（北京故宫供奉的牌匾）是上天、天帝、天父（与“地母”相对）、皇天（与“后土”相对）、老天爷等的正式称谓。上帝在中文的本意为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自古就在中文中出现。明代利玛窦将天主教传至中国，为了便于传教，便将拉丁文“Deus”翻译成中文古已有之的“上帝”。（中国伊斯兰教也有相似之词，即真主，意思相当于上帝。）但是信仰的不同，其“上帝”的含义也不一样。

中国先秦上古时期的“上帝”，全称“皇天上帝”，又称“昊天”、“天帝”，和道教所谓“玉皇大帝”不是同一位——皇天上帝指天上主宰宇宙万物的最高神；而玉皇大帝的信仰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神仙谱中排名30位之后。根据基督宗教教义，皇天上帝的信仰是华夏先民在上帝普遍恩典中对上帝普遍启示的认知和回应，玉皇大帝的信仰则属于拜偶像。

二、基督宗教中的上帝

初期的《圣经》思想将上帝认为是以色列民族的上帝或是守护神，而以先知以赛亚为代表的后期《圣经》思想认为，上帝平等地对待世人，应该作为全人类的礼拜对象。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承认。

到了公元前550年，“惟一上帝”理论出世了。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主人、拯救者和世人的统率者这样说：“以我为始，以我为终。除我之外无神灵存在。” 犹太教礼拜的恭听篇这样引用《希伯来圣经·申命记》：“听啊，以色列人！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我们惟一的上帝！”这个祈祷应该是在耶和华被作为惟一上帝确立之后才有的吧。

历史上，这种“惟一上帝”的理论曾经得到深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十分明显的“惟一的上帝”的色彩。

最初，上帝现身在摩西面前的时候，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犹太人因此称上帝为“雅赫威”，由于当时希伯来文献只标记辅音，所以用拉丁语字母来表示这个单词就是YHVH。平时犹太人用“主人”（adonai）这个单词的发音来诵读YHVH，只有每年犹太历七月初十日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才能在约柜前说出这个单词的正确发音。历史上圣殿多次被毁，祭司血统混杂于其他家族中，这个单词的发音因此失传了。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将圣经从原语种翻译成德语，必须解决YHVH的发音问题，所以他很有想象力地把adonai的元音嵌入YHVH中，成了YaHoVaH，英语即为Jehovah，这就是中文“耶和华”的来历。现代随着希伯来语的复兴，圣经考古学发现了YHVH的正确发音及其真意——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主宰。

而希伯来语“上帝”（Elohim）这个词是“神明”这个词的众数形式——希伯来语单词分单数、双数和众数三种形式——顾名思义，上帝是“创造诸神明的大神”。圣经认为，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宇宙的统管者、真理的启示者、选民的拯救者和罪恶的审判者。这也是《圣经》的解释，所以《圣经》不承认在万物创造以前，除了耶和华还有别的上帝存在。

根据《创世记》中的典故，上帝先在黑暗和混沌中创造了光，接着创造了天地、生物和人。根据埃及和希腊的神话传说，宇宙中最初只有一个上帝，而后诞生了很多上帝，分别创造自己的天、地、水、风、云、山和河流等自然事物，而宇宙是在诸上帝诞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而已。虽然诸上帝们能够决定人和自然，但他们也只是包含于宇宙的一种存在。根据这种认识，宇宙也会被上帝认为是永远存在的事物。相反的是，《圣经》认为上帝是超越虚无和万物的惟一创造者。

《圣经》的思想在当时多神教的社会中也称得上“极具想象力”。我们不能否认，“创造诸神明的大神”这种说法所带有的形而上学的色彩使得“惟一上帝”论的发展成为必然。

三、拜上帝会的上帝

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宣称上帝名为“爷火华”，育有众子，长子“爷苏”，次子洪秀全，拜上帝会的其他会员为他俩的弟弟妹妹；后来拜上帝会揭竿而起，即太平天国。

玉皇大帝，居于太微玉清宫，全称“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究其名号，据《玉帝圣号同异考》说：“玉帝圣号，崇自牿劫前，中古复尊上，重称赞耳。世主好道，感玄恩，各就所见闻，所皈重，随其彰著，敬上诸神之号，以定称谓。玉帝有四：一太微玉帝，汉武帝上太微垣星主号也，二梵天玉帝，汉宣帝上天市垣帝主号也，三焰华少微玉帝，汉哀帝上先天定位号也；四紫微玉帝，汉光帝上后乾号也。皆非此玉帝。此玉帝号昊天金阀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又曰玄穹高上玉皇大帝，是帝宰

诸天，永不毁沦。”宄其信仰，缘于古代宗教，古时即有支配日、月、风、雨等自然变化和人间祸福、生死、寿天吉凶等人生命运的最高神“帝”和“上帝”的说法。西周以后又称“皇天”、“昊天”、“天帝”等。南朝时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已有“玉皇道君”、“高上玉帝”的称呼，排列在玉清三元宫右第十一和第十九的位置。隋唐时，“玉皇”信仰普遍盛行，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梦仙》诗中就有“仰谒玉皇帝，稽首前至诚”的诗句。诗人元稹《以州宅夸乐天》一诗中亦有“我是玉皇香案史”之句。大约在唐宋之际成书的重要道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详细叙述了玉皇的出身和来历：很久以前，有个光严妙乐国，国王净德和王后宝月光老年无子，于是令道士举行祈祷，后梦太上道君抱一婴儿赐予王后，梦醒后而有孕。怀胎一年，于丙午岁正月九日午时诞生于王宫。太子长大后继承位，不久舍国去普明香严山中修道，功成超度。经过三千劫始证金仙。又超过亿劫，始证玉帝。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7年)八年(1105年)，尊玉皇上帝圣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宋徽宗政和(1111—1118年)六年(1116年)，又尊玉皇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

道教认为玉皇为众神之王，在道教神阶中地位极高，神权最大。道经中称其居住昊天金阀弥罗天宫，妙相庄严，法身无上，统御诸天，综领万圣，主宰宇宙，开化万天，行天之道，布天之德，造化万物，济度群生，权衡三界，统御万灵，而无量度人，为天界至尊之神，万天帝王。简而言之，道教认为：玉皇总管三界(天上、地下、空间)，十方(四方、四维、上下)，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天、人、魔、地狱畜生、饿鬼)的一切阴阳祸福。

每年的腊月廿五，玉皇要亲自阵圣下界，亲自巡视察看各方情况。依据众生道俗的菩恶良莠来赏善罚恶。正月初九为玉皇圣诞，俗称“玉皇会”，传言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在这一天都要隆重庆贺，玉皇在其诞辰日的下午回鸾返回天宫。是时道教宫观内均要举行隆重的庆贺科仪。

附注：玉皇和西王母并非夫妻。

化身

玉皇大帝是三清之化身。三清与玉皇，犹如先虚无而后妙有，先无极而后有太极，先无为而后有为。故玉皇为三才主宰，总执天道，掌天地人之均轴。玉皇大帝遣紫微北极大帝掌天地经纬，遣勾陈上宫大帝掌天地人三才，主人间兵革，遣后土皇地执掌阴阳生育、大地山河。天地万物、阴阳造化无不在玉皇大帝所掌之中。

文献记载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梦仙》诗中就有“仰谒玉皇帝，稽首前至诚”的诗句。诗人元稹《以州宅夸乐天》一诗中亦有“我是玉皇香案史”之句。大约在唐宋之际成书的重要道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详细叙述了玉皇的出身和来历：很久以前，有个光严妙乐国，国王净德和王后宝月光老年无子，于是令道士举行祈祷，后梦太上道君抱一婴儿赐予王后，梦醒后而有孕。怀胎一年，于丙午岁正月九日午时诞生于王宫。太子长大后继承位，不久舍国去普明香严山中修道，功成超度。经过三千劫始证金仙。又超过亿劫，始证玉帝。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7年)八年(1105年)，尊玉皇上帝圣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宋徽宗政和(1111—1118年)六年(1116年)，又尊玉皇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

宗教信仰

道教认为玉皇为众神之王，在道教神阶中地位极高，神权最大。道经中称其居住昊天金阀弥罗天宫，妙相庄严，法身无上，统御诸天，综领万圣，主宰宇宙，开化万天，行天之道，布天之德，造化万物，济度群生，权衡三界，统御万灵，而无量度人，为天界至尊之神，万天帝王。简而言之，道教认为：玉皇总管三界(天上、地下、空间)，十方(四方、四维、上下)，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天、人、魔、地狱畜生、饿鬼)的一切阴阳祸福。

每年的腊月廿五，玉皇要亲自阵圣下界，亲自巡视察看各方情况。依据众生道俗的善恶良莠来赏善罚恶。正月初九为玉皇圣诞，俗称“玉皇会”，传言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在这一天都要隆重庆贺，玉皇在其诞辰日的下午回鸾返回天宫。是时道教宫观内均要举行隆重的庆贺科仪。

玉帝来历4大传说

一

据《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中记载：至昊天界，有国名光严妙乐国，其国王名净德时王，妻宝月光王后，惟以仁慈侧隐加之国人，躬行五岭未尝少懈，直使民安物阜灾害不兴。但以年老无子为不足。二真一入其境即知其诚心向道。勇猛黄老(即中黄子，初开天地时五老之一)曰：因缘在是矣。元始曰：若以清虚至真之气投圣德仁厚之身，托孕成胎必生神明之子，定为三才之圣，上真以为如何黄老点头，即将碧玉瑶光如意吹口真气此乃天外灵宝，遂变一婴孩身。这时净德时王在寝室中忽见祥光照耀宫殿，作百宝色。有许多仪仗，护一九龙辇，浮空而来，中坐二翼人皆施法象，上首高真抱一小儿面园耳大，眉清目秀，遍体毫光罩定。国王与王后心甚欢喜，恭敬接礼长跪道前。二真曰：下愚无嗣愿乞此孩为子，伏惟哀润听许。黄老曰：此子根器不凡，必证无极高上之品，汝善育之，国王上前拜领，二真从宝椅中托出递给，国王双手来接，重如山岳，挣出一身大汗，恍然而觉，是一梦，急召王后言之，所见相同。至此后，国王精神倍长，三年后王后生下一圣明王子。自幼即舍国修道，经三千二百劫，始证金仙，号曰：清净自然觉王。又经十万劫，方证玉帝，总执天道之神。

二

玉皇大帝是天庭的最高领袖，相当于地上的皇帝，但地位低于三清。后来与四大天王平起平坐，儒教则称昊天上帝。在古代神话小说《四游记》中记述了玉皇大帝有三魂，其中一魂投胎做普通的凡人，如何经过几世的修炼达到正果，成为北方真武大帝的故事。

三

据明刻本《搜神记》载：“按圣纪所载云:往昔去世有国名号光严妙药,其国王者名曰净德。时王有后,名宝月光。王乃无嗣,常因每日作思惟;我今将老而无太子,身若崩灭,社稷九庙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敕下诏诸道众,于诸宫殿依诸科教悬诸盖,清净严洁广陈,供养六时行道,偏祷真圣,已经半载,不退初心。忽一夜,宝月光皇后梦太上道君,与诸至真金姿玉质清净之,驾五色龙舆,拥大景旌施荫,明彩霞盖。太上道君安坐龙舆,抱一婴儿,遍身毛孔放百亿光照,诸宫殿作百宝色,幢节前道,浮空而来。是时,皇后心生欢喜,恭敬接礼,长跪道前曰:君言今王无嗣,愿乞此子为社稷主伏,愿慈悲哀愍听许。尔时道君答皇后曰:愿特赐汝。皇后礼谢。道君后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从梦中归觉而怀孕一年,于丙午岁正月九日午时诞于王宫。当生之时,身宝光穆,充满王国,色相妙好,观者无不赞赏。

太子长成,才智敏慧而性慈善,于其国中所有库藏一切财宝,尽皆散施穷极困苦,鳏寡孤独,无所依怙饥馑残废一切众生。仁爱和逊歌谣,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从归仁太子。父王大加庆赏。

尔后,王忽告驾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敕大臣嗣位,有道遂舍其国于普明秀岩山中,修道功成,超度过是劫,已历八百劫身,常舍其国为群生;故割爱举道。于此,后经八百劫,行药治病,亟救众生,令其安乐。此劫已尽,又历八百劫,广行方便,启诸道藏演说灵章,恢宣正化,敷扬神功,助国救人,自幽及显过。

此已后再历八百劫,亡身殒命行忍辱。故舍已血肉,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征金仙,号日清净自然觉王如来。 ”

四

据明代神话小说《 西游记》推断，玉皇大帝当出生于中生代的三叠纪，(距今约2268亿年)，见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 ‘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 （三叠纪(Triassic period)是中生代的第一个纪。始于距今25亿年至203亿年，延续了约5000万年。）

五

平民升天说：根据欧阳飞编著《诸神传奇》，玉皇大帝生前原是一个寨主，名叫张友人，又称张百忍。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地间一切祥和，后来诸神开始争斗，人间荒*无度，使得天地三界大乱，太白金星因此下凡寻找才德兼备之人来做三界大帝。太白金星化身成为乞丐，四处寻找，后来到了张家湾，发现人称“张百忍”的张友人将寨内治理的非常和睦，并且为人和善慈悲，因此带回天庭做了玉皇大帝。后来三界众神仙纷纷陈请共同推崇张百忍为“终身天帝”，共称“玉皇”，又因玉皇是三界的总皇帝，因此加称为“玉皇大帝”或“玉皇上帝”。

奉祀

玉皇大帝神诞之日为正月初九日。道教宫观要举行金箓醮仪，称「玉皇会」。参加醮仪的道士和道教信徒都要祭拜玉皇大帝，行「斋天」大礼，以祈福延寿。福建和台湾省民众称玉皇大帝为「天公」。正月初九要「拜天公」，一家老小，斋戒沐浴，上香行礼，祭拜诵经，有的地方还唱戏娱神。中国北方过去还有举行玉皇祭，抬玉皇神像游村巡街的习俗。十二月二十五日传称是玉皇大帝下巡人间的日子，旧时道观和民间都要烧香念经，迎送玉皇大帝。

三教：儒教，道教，佛教。

儒教：或称孔教、名教、礼教或先王之教。儒教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经为宗教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宗教组织，以天坛、宗庙、孔庙、泰山为宗教场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宗教仪式。而狭义上则是指民国初年以来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运动。儒教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经和灵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宗教，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得道成仙、救济世人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主要经典。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现代世界也有着一定影响性。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但直到汉朝之后才有教团产生，其个别派系为奉老子为道德天尊，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包括道家、术士等）被认为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佛教：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