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庚午年是指哪一年

一、审案审出了凶杀案

乾隆庚午年间（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官库失玉器”，官吏们便对住在官库附近的园林工人逐个审问，轮到一位名叫常明的人时，官吏还没提问两句，忽然发现常明的神色有些不对，脸色惨白，目光呆滞，嘴角了几下，忽然发出一种只有才能发出的声音说：“玉器不是常明偷的，但人却是他杀的，我就是那个被他的人的！”

官吏吓坏了，两旁的衙役也一片大乱，毕竟那是个每个人心上跑神的年代，居然真的看到，都哗然起来，主审官好不容易才稳定住局面，觉得这等诡案，自己这衙门万万不了，于是立刻移送刑部。

刑部委任了新的主审官，“姚安公时为江苏司郎中，与余仪等同鞫之”——这个姚安公不是旁人，正是纪晓岚的纪容舒，纪容舒做过云南姚安知府，所以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都称他为姚安公。姚安公和余文仪到任后，对那个身是常明、不知名的人进行了审理。那人继续用的声调，讲述了一件离奇的凶杀案：“我名叫二格，今年十四岁，家住在海淀，名叫李星望。去年的上元节（正月十五），我去街上观花灯，路遇邻居常明，他跟我一同玩乐，夜深人静的时候相伴回家，在路上，常明突然开始我，并对我动手动脚的，我一边抗拒，一边叱骂他，并告诉他回到家要把他对我做的事情告诉我，常明一听，顿时目露凶光，把我拖到一个僻静的小巷子里，用衣带将我勒死，埋在河岸下面。找不到我，十分着急，打听到观花灯时常明曾经与我在一起，怀疑是常明把我起来了，就向巡城御史告状，连刑部都惊动了，派出人仔细查访，却没有结果，只好以缺乏证据，别缉真凶来搁置此案，两位大人请替我伸冤啊！”说着那人啼哭起来，哭声依旧是个没开嗓的音。

纪容舒依然不敢相信，想了一想厉声：“你先不要哭泣，倘若所言不虚，本官自然为你做主，既然是去年的案子，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告状呢？”

“大人明鉴，我含冤在身，无处，变成了野，便日日跟着常明，想附在他身上，然后投奔衙门告状，但每次到离他四五尺的地方，就觉得炽热好像烈焰烧烤一般，不得接近，后来热量稍微减轻了一些，我能接近他二三尺左右了，慢慢地又渐近到一尺左右……昨天突发发现他身上热力全消，又赶巧衙门审玉器失踪的案子，他自己 在公堂前，我正好于他。”

余文仪还是不敢相信，：“那你还记得去年你被害后，刑部提审常明的日期吗？”

那人立刻说出了一个日期，“按所言月日，果检得旧案”。这一下，不相信也不行了，两位主审官问其尸骸所葬何处，那人便准确地说出了在河岸的第几棵柳树旁，派了衙役去挖掘，果然发现了一个少年的，尸身还没有完全腐烂，“呼其父使辨识，长恸曰：吾儿也。”

二、两份记录的相同与不同

此案轰动京城，很多看热闹的人都去河岸边看“现场”，指着那个挖出二格的尸坑吐沫星子横飞，而在朝，也引起轩然，“以事虽幻杳，而证验皆真”。

官府的审理还在继续，受审者也依然处于一种极端不正常的状态，“讯问时呼常明名，则忽似梦醒，作常明语；呼二格名，则忽似昏醉，作二格语”。最神奇的是，还出现了两种声音互相辩论的情状，偶尔“又父子絮语家事，一一分明”。

虽然这个人到底是常明还是二格还是一个谜，但常明二格一事，确属无疑，刑部以实情上奏乾隆皇帝，乾隆下令处死人犯。谕旨下达的那一天，那人身上二格的灵十分高兴，二格生前是个走街串巷卖年糕的小哥，竟高唱起卖糕时的吆喝声来，他的听了放声大哭，说很久没有听到儿子的吆喝声了，他问儿子的，说：“我也不知道，保重，我去也！”从此，便仿脱离了常明的身体一般，“自是再问常明，不复作二格语矣”。

此案之诡奇，就是今天听了也不免令人瞠目，上述案例记述于《阅微草堂笔记》之中，读者诸君可能会觉得，没准儿又是纪晓岚打着他老爸的旗号胡编乱造的故事，但是无独有偶，中国文化史上另外一位巨人——袁枚，在《子不语》中也记述了此案，而且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从邸抄上看到的——乾隆年间的《邸抄》类似今天的内参，专门向外官传达皇帝谕旨、朝廷政事或机枢动态，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将袁枚的记录和纪晓岚的记录相比对，就会发现这一诡案更多的历史细节。

按照邸抄上的报道，玉器失踪的地点更加详细了，“景山遗失陈设古玩数件”，而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挑土工人，“召执役数十人立而讯之”，一个名叫赵二的工人忽然跪倒，自称名叫常格，年十二岁，在到市场上买东西的路上，为工人赵二图奸不遂，用刀，埋于厚载门外堆炭地方，“求大人掘验伸冤”。

可以看出，无论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名字，受害者的年龄、受害经过、埋尸地点，全都与纪晓岚的记录不，但是除了这些元素外，这一主要案情是确凿无疑的，案件移交刑部后，捕役在厚载门外堆炭地方挖出了常格的尸骨，“尸伤宛然”。刑部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主要纠结在赵二是否算“自首”上，“赵二自吐案情，迹似自首，例宜减等，但为冤所凭，不便援引此例，拟斩立决。”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准奏。对比纪晓岚的记录，袁枚的记录案情相对简单，没畏惧凶手身上的炽热之气等细节，平铺直叙，可信度却更高。那么，真的吗？

事实上，这一案件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是同一性质，医学上叫“性状态”，表现为一个人突然改变了性格特征，在语言、姿态、声音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现代医学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性状态与幻觉是同样普遍的精神异常，根本原因是潜意识的爆发性表达，患者往往因为长期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有强烈的潜在诉求，但在日常生活中倾诉无门，长期的压抑和扭曲，导致一旦遇到某个突发，而这一又恰好是加在患者沉重心头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时，疾病就会发作。

比如乾隆年间的这起“奇案”，就是作案人因为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少年，而长期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总怀疑受害者的围绕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一年后，当内务府审讯一桩古玩失窃案时，他误以为东窗事发，再也撑不住了，用受害者的声音和举止讲出了自己的罪行。

三、运河上突现

类似附于正凶身上揭露凶杀大案的事例，在古代笔记中并不多见，偶尔见之，也多记载在演绎多于史实的笔记里，而在严肃的史料笔记中则十分稀罕，所以，明代文学家沈德在《万历野获编》里的一则记载，就非常引人瞩目了。

隆庆（明穆宗年号）初年，有个在苏州当兵的人姓丁，曾经因为小过失被收押在里，等出狱后，突然暴富，被提拔为负责漕运的卒长，运粮入京。完事之后，他和手下人坐着船回苏州，正饮酒作乐，“忽作异方语，瞪目改容，切齿恨骂，将自戕”。众人赶紧把他的刀夺下，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丁某说：“我是个盗贼，在苏州的大牢里曾经与丁某同处一室，私下里跟他说：‘我犯的案子太重了，必定会被处以，断无生理，我以前偷盗过的宝物，分别在几个地方，我把地址告诉你，你去取了财宝，尽可享用，只求你帮我收尸埋葬，并拿出少许金银送给我的老婆孩子，足矣！’丁某答应了，可是等他被释放后，把所有的钱全部取走不说，一个子儿都没有给我的老婆孩子，还买通了狱卒将害，此仇实不可解，我今天绝不放过此人！”说完开始自己狠狠抽自己的耳光，“狞恶不可制”。

众人一听，才知道是了，苦苦哀求道：“你说得甚是，但我们一起运粮入京，回去时候少一个人，且死因说不清楚，何以自白啊，既然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想必也不必急于这一两天，能否等回到苏州之后再向他啊？”那个附于丁某身上的道：“言之有理，我就让这厮多活两天。”说完，丁某“昏卧若沉醉者”，等到他慢慢醒来，对自己此前“”的事情浑然不知。

众人一想到同船有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浮现的，就毛骨悚然，又怕路上再出什么事情，促船家把船划得再快一些，很快就到了苏州。

很快，丁某被冤的事情传遍了整个苏州，大家都来看丁某，那个也是人来疯，偏偏在这时上了丁某的身，“则复理前说而加详焉”，说到极痛恨之处，自己动手挖自己的双眼，拔出自己的舌头，然后满脸是血地在荒野中哀嚎奔走了好几天，终于死在街衢之间……

为了证明此事的真实性，沈德在这则笔记的结尾还特地加了一句：“吴中张伯起目睹，为予言甚详。”古人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性状态”，在这一类故事中，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终有报”的世界观。面对与不公，在欧洲古典文学作品之中，戏剧也好，塞万提斯也罢，我们看到的多是拔剑相向，而在中国古代笔记里，我们看到的多是“以待来生”，前者最终让走向了法治精神，而后者则让我们长期陷身于阿Q精神……如果今天还有人面对不为和不义之举，抱着“忍他、让他、避他、由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的态度，那可真是连古代笔记中的都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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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古籍馆共收录古籍60387种，689761032个字

若是真品 就是价值连城 起码上亿 而且非卖品 一当贩卖会立刻以贩卖国宝判死刑 而且乾隆到至今已有数百年 而且当年纸张为宣纸 基本无法留存至今 如今收藏博物馆的文献也是与帝王或达官显贵陪葬的陪葬书及历史文献 基本已成石化纸 换个想法 以现在科技购买的宣纸在书法完后也难以保存超过三十年 除非完全真空 乾隆年间不具备如此技术 除非楼主的文献是盗墓得来 而且盗的是御医的墓 那就如我第一排所述 是国宝 留也不是卖也不是 留着弄坏了 要是被政府知道 也相当麻烦 若是卖 不被抓到倒好 数千万乃至上亿如账 然后去国外 要被抓到 死罪难逃 所有亲戚入党 进国企 已经名牌大学无望 甚至会有别的麻烦

所谓的乾隆年间就是指是乾隆元年（1736年）到乾隆60年（1795年）这段时期，在1796年时乾隆退位，改年号为嘉庆。

如果从乾隆元年开始计算，到2018年一共有282年。乾隆帝在位共60年，从1736年到1795年。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嘉庆四年（1799年）2月7日，卒于紫禁城养心殿，享年89岁，庙号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葬于清东陵之裕陵。

乾隆皇帝在朝期间，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促使了社会局面的稳定，形成了一片祥和的社会风气。

扩展资料：

乾隆，爱新觉罗·弘历，25岁登基，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任三年零四个月太上皇，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1799年乾隆皇帝在睡梦中离开人世，享年八十九岁。乾隆帝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六次下江南，文治武功兼修。他修建了壮丽宏大的圆明园，并且当时文化、经济、手工业都是极盛时代，他在发展清朝康乾盛世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庙号清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葬于清东陵，清裕陵。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