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通州海门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常乐镇）。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南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复旦大学、东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创始人。

扩展资料：

公元前123年，张骞以校尉的军职，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一路上，由于他熟悉匈奴的地理形势，知道水草的所在地，使汉朝的人马不缺乏水草，因此，汉武帝又封他为博望侯。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加强汉朝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带了三百多人，还带了大量金帛货物，到了西域的乌孙。接着，他又分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了汉朝，被任命为大行。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张骞死后一年，他派出去的副使也陆续回来了。许多国家派使臣随同汉使到汉朝来答谢。从此，汉朝同西域的往来十分频繁，西域出产的葡萄、苜蓿、石榴、核桃、胡葱等植物，逐渐传到中原，并在中原栽培起来；汉朝的丝绸等物品也向西域逐渐输出，并经过西域传到了欧洲。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参考资料来源:—张謇

出处一

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真的有个仙人居住的地方，她就是今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仙居是一个古老的县，仙居县名的由来和一个成语或者传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很大的关系。相传宋朝时在台州府仙居县城关西郭垟清水塘的地方有一口水井，水质很好，喝了它五脏六腑倍感清凉。清水塘附近有一个酿酒师傅名叫王温,为人忠实厚道，手艺很好，他用这口井水酿成的酒，又甜又香，人人爱喝，生意十分兴隆。

一天，王温正在卖酒，忽从店外进来二人，衣衫褴褛像乞丐一样，全身生了疥疮癣毒等病，愁眉苦脸地呻吟，表情十分痛苦。王温问道：“两位表兄身子不舒服吗？”二人叹口气说：“我们前世不知作了什么孽，全身的疮又痛又痒，没钱医治，等了三年啦，昨夜梦见一位仙翁，告诉我们说，括苍山顶有股水是仙水，流到永安（今仙居）清水塘村，如果喝一口泉水酿的酒或洗浴一番，就能三天不痒不痛可治愈恶病。”

王温听后二话没说便舀了两碗酒递给他们，说：“你们喝吧，不要钱。”二人连声道谢，接过一饮而尽，停一会，二人都笑着说：“老师傅你真好，我们喝下后舒畅多了，疮也不痒不痛了！不过，仙翁还有一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王温说：“说吧。”俩人又说：“要是能在酒缸里洗浴一番身上的疮，就能完全痊愈，可是我们哪能开得了口啊。”王温听到这里也确实感到为难，要是答应请他们洗，一大缸的酒就全部糟蹋了，如果不答应，他们一辈子痛苦啊！想到这里，王温咬一咬牙便点头答应下来，把他们带进内室走到一口大缸前说：“洗吧！只要能治好你们的病，就算我的一缸酒坏了也没关系。”那二人在酒缸里躺了半天，从屋里笑吟吟地走出来。王温一看，惊呆了。几乎完全认不出来 了，只见他们全身皮肤雪白光洁成了英俊少年。他们笑着说：“老师傅你真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大善人，咱们后会有期。”说完忽然不见了。

王温遂将此事告诉老婆说：“可能是仙人试探我们吧？仙人洗过的酒，就是仙酒，我们全家都喝一杯，说不定能长生不老。”王温遂舀 起四杯酒，递给家人喝下。顿时香透心肺，浑身轻松双脚不觉飘飘悠悠离开地面，四人又笑又叫，互相扯衣角，不一会飞上天成了仙。王温家的狗、鸡舔了地上的几滴酒也一起升天了。不久，这事便传到京都，当时皇帝宋真宗知道后感到十分惊奇，觉得永安县是神仙居住往来的宝地，于是宋真宗下了一道圣旨将永安县改为仙居县。

出处二

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汉·王充《论衡·道虚》）

出处三

据陈显远先生著《汉中碑石》载，汉灵帝熹平至元和年间（168—184），人们为成固（今城固县）“唐公房拔宅升天”建庙、立碑，对这位仙人顶礼谟拜。该碑镌刻着一个神奇而动人的故事。

其碑文称，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今城固县许家庙有一个名叫唐公房的人，在汉中郡（治西城，今安康）衙做官。一天在城固老家遇到一位修仙得道的真人，他拜这位真人为师，并给师傅送去鲜美的甜瓜品尝，真人感其诚心，让他到婿谷口山上赐给其仙丹。公房服了仙丹后，能辨别鸟兽语言，行走如飞，数百里外郡府转眼即到，乡亲们和郡守都十分惊讶。汉中郡守老爷遂跟公房学道，始终不得其法。以为公房留有一手故意不教，欲加害于公房和家人，命手下人去城固捉拿唐妻及子女。唐把这一情况告诉师父，真人说不必惊慌，他有一种仙药服后即可飞天而去，逃离厄运。唐妻留恋房舍及禽畜，仙人又给房屋涂上仙药，全家人和禽畜都服了仙药：“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房屋、六畜，倏然与俱去”。于是“鸡鸣天空”、“狗吠云中”。[3] 这就是该碑记载的唐公房全家“白日升天”和“拔家飞升”的故事。这通有名的汉碑于1970年由城固调往西安，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三展室。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地理巨著《水经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欧阳文忠集》中，也都载有这个异闻。

唐公房举家飞升后，当地百姓建“灵寿宫”祭祀唐公房得道全家飞天。该宫后改名为“唐仙观”。据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城固县志》载：“唐仙观，（县）西北二十五里。汉居摄二年名曰：‘灵寿宫’，因唐公房升仙改今名”。又据1994年版《城固县志》载，唐仙观址在今城固县许家庙唐广初级中学内。

后来，人们依据这个美丽的传说归纳出几个有趣的成语：“白日升天”或“白日飞升”，比喻突然平白升官，而且官位升得很高；“拔宅飞升”或“举家升天”，形象一人当了大官，全家大小都随之得势，享受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一人得道，鸡犬皆仙”，讽刺那些依附权势而升官发财的人。也有人讥笑那些靠裙带关系无真才实学而仕途得意者为“公房鸡犬”。

出处四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汉景帝年间，有一个姓张名百忍的人，很是积德行善、把方圆数十里的地，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时仙界出现混乱，无人治理。经赤脚大仙等上仙寻觅到了张百忍觉得此人很适合打理仙界，和几位上仙商量，让张百忍做玉帝。当他们找到张百忍说了此事，张百忍很抠，什么都要带上，连鸡狗都带上了天，猪贪玩，升天的时候跑出去玩了。所以没有带上天，之所以我们用猪头祭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出处五

刘安(约公元前179─前122年)是古代中国著名的道教信徒，出身于汉王朝的皇室贵族，喜欢交际。由于他为人慷慨大方，所以笼络了很多人才，被皇帝封为高爵位，后又晋升为"淮南王"。不久，由于谋反暴露，他被迫自杀。

　　据说刘安喜爱读书鼓琴，做官时候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他还招揽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纂《淮南鸿烈》(又名《淮南子》)，该书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著作，其中《内篇》有21篇，《外篇》33篇，《内篇》流传至今。

　　另外，人们还传说刘安不是自杀而死的，而是他长期修炼丹药，终于获得了成功。一天他吃下丹药，其中一些散落在地，被他家里的鸡、狗吃了，结果刘安和他的鸡狗一起都飞到天上成了神仙，所以中国有句成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出处六

晋代著名道家人物许真君，姓许名逊，字敬之，曾任蜀郡旌阳（今四川德阳县）令，所以又称族阳先生。他居官清廉，为民兴利除害，后弃官东归故里，在新建县西山修身炼丹。

许逊精于医道，为人治病，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蜚声远近。时值南昌洪水患滥，据说当时有一条蛟龙经常翻云覆雨、兴洪作浪、为害人民。许逊用神剑将蛟龙擒住锁于八角井中，从此水平浪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据传1500年前，东晋宁康二年（公元374年）农历八月初一，许逊活到136岁时，在西山得道，“举家四十余口，拔宅飞升”，连家禽家畜都带去了。136岁的许真君及全家42口人一齐升天，连房屋和鸡犬也一起飞去。并说当时有人看见还落下了几块瓦后人因此称之为落瓦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便出于此据记载。

后人为纪念许逊，遂在其飞升遗址处修建道观，最终形成万寿宫，后成道教净明忠孝道发祥地。

出处七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笃信修道炼丹，一次遇到八个鹤发童颜的老翁，拜他们为师，学习修道炼丹，丹药炼成后，汉武帝派人来抓他，他情急下喝了丹药，成仙升天。他的亲友也赶紧喝药成仙。刘家的鸡狗因吃了炼丹锅里的丹药也成仙了。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此处由来。

博望侯封泥长22厘米、厚04厘米，方形，出土于张骞墓。张骞墓历史上被多次盗掘毁损，地面残留文物都是清代人所建，到底这座馒头状的土堆是不是张骞墓，没有确切的考古依据。

1938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考古委员会对张骞墓进行发掘，在甬道内清理出了这块刻有“博望□造（或铭）”的封泥。张骞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正是这块封泥，确认了张骞墓的所在。

2014年11月06日，大型文物展览“丝绸之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丝绸之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展览。博望侯封泥在1938年出土之后，首次公开展览。 张骞墓东西两侧有两尊汉代石刻，整体呈“S”形，细腰、昂首、卧姿，两尊石雕形制相似，用料为石灰石，采用圆雕手法，雕刻粗犷，风格抽象，是古代雕刻工匠卓越的艺术创造，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两尊汉代石雕，名叫石虎、雄奇。当地百姓缅怀张骞，赋予石虎神话色彩：传说他们是张骞犯错时所得天宫织女的一对支机石，解放前，这一对石虎一直是当地百姓祷病乞嗣求雨的神灵。

然而，这两尊神兽因头部及四肢均不存在，仅剩下躯干，这也让文史专家学者对神兽的称呼起了争议，到底是老虎、狮子还是天马，年代是西汉还是东汉，都没有定论。

据专家分析，从神兽造型相对写实的情况来看，与西汉较为抽象的霍去病墓前石刻相差较远，故专家多认为是东汉时代的石虎。

专家介绍，首先当地人称其为石虎，是因为其原来置身之地被称为“石虎田”，在《汉中府志》、《城固县志》中，均称呼为“石虎”。其次，在古代陵寝文化中，老虎是辟邪除祟、保护死者的灵魂和尸体不受鬼魅侵害的神兽，尤其是带有翅膀的神虎，从而侧面印证了神兽为虎的实质。另外，也有专家认为，墓前神兽的雕刻尺寸接近真实的老虎，在雕刻细节上，体现出写实，能从中体会到石虎紧收的腰腹部位，肋骨隐约可见，让观者感受到石虎雄健外张的力量感。 1938年7月，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对张骞墓进行增修式考古发掘，“墓侧原有缺口，稍加清除”。

但此举引来张氏后人，认为这是在挖张家的祖坟。千余人手持锄头、头缠红布，赶到墓地。教授们最终停止了挖掘，改为增修墓道，除了发现陶片、五铢钱，尤其珍贵的是发掘出一块有汉隶字体“博望”的封泥，由此确定此墓为真。

张骞墓冢前树立着一块不多见的刻有民国国旗的石碑，由联大教授黎锦熙书丹，记述了此次增修、发现的过程，碑文中多次出现“西北联合大学”字样，这是城固如今为数不多的与联大有关的碑刻。

联大教授对张骞墓的增修，是对城固最重要的贡献，不仅验证了张骞墓是真，还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城固钟楼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城固钟楼位于城固县博望镇钟楼街，原城固县城东、西、南、北大街的交汇中心。2008年9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城固钟楼通高20米，为砖木结构，由台座与楼构成，内有陡梯可通顶层。台座为砖砌，其平面为方形，边长75米，高6米，下有“十”字券洞，可穿行。楼为三滴重檐亭阁式建筑。楼为木结构，平面方形。底层每面三间四柱，通面阔气55米；二层平面亦为方形，每面仅一间，四周绕回廊，通面阔42米；三层平面为六边形，每边长145米。屋顶为六角，攒尖盔顶，宝顶为铁铸宝珠。各层均施腰檐，老角梁下原有风铃。

一、二层外檐斗共作五踩双翘，单拱计心造，当心间平身科出斜共做如意斗拱。三层外檐科拱作三踩单翘。外檐斗拱布置疏朗，升拱做法正规。底部无幽，出翘卷杀弧度较长。平板枋和栏额断面窄扁。

据清代《城固县志》记载：城固钟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后因兵祸焚毁，重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1956年在进行全面维修时，发现在一些梁上有“大清光绪二十四”墨书的记载，说明钟楼重建于大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城固钟楼为当时全城司晨报晓、定位的建筑之用。它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使用了最好的建筑材料，设计建造而成，是当时城固县城最豪华、最雄伟的建筑之一，也是当时城固县城一个标志性建筑。当时汉中地区流传着“城固有个钟鼓楼，半截戳到云里头”的顺口溜，由此可见城固钟楼在汉中地区的地位。因此它显得特别珍贵，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十大陕西风俗习惯

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蹲起来、唱戏吼起来。陕西十大怪其实是一种独特的生活。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在陕西这块黄土地上，由于气候、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陕西人（关中人）在衣、食、住、行、东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方式。外地人对此十分好奇，经过汇集称之为“陕西十大怪”（即“关中十大怪”）：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益、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蹲起来、唱戏吼起来等。

一、面条像腰带

“扯面宽得像裤带”。扯面也叫冰冰（读biang－－biang，现代汉语字典上没有这个字）面，正宗的关中人所做的冰冰面和通常城里人所吃的扯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正宗的冰冰面，一根面条宽度可达二三寸，长度则在1米上下，厚度厚时与硬币差不多，薄时却如同蝉翼。一根面条足够一顿饭，而对大饭量的关中人来说，一顿吃8 两、1斤也是轻轻松松的。

关中人吃面，喜欢将面和硬揉软、擀厚、切宽。这种面煮熟以后，捞在碗里，无论是浇臊子，还是泼油辣子，吃起来都很光滑、柔软、热火、有筋性。既可口又耐饥。人们脖子一伸一缩，呼噜噜吞进肚里，吃饱吃胀，饱嗝一打，顿时浑身上下都是力气，拉架子车、上山扛石头，五六个小时不吃不喝也不觉得饿。

二、锅盔像锅盖

相传在唐代修乾陵时，因服役的军人工匠人数过多，往往为吃饭而耽误施工进度，受到惩罚。于是，有一士兵在焦急之中便把面团放进头盔里，把头盔放到火中去烤，而烙成饼。现在算起来锅盔在陕西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做锅盔，面要和得很硬，硬得用手都揉不动，要借用木杠来压揉，然后放在直径2尺以上的大锅中慢慢烤制而成。这样，烙成的锅盔外脆晨酥，清香可口，放上十天八天也不会变味。锅盔要数“乾州（今乾县）锅盔”好。

三、辣子是道菜

至于说辣子，一般人都以为是湖南人、四川人能吃辣椒。其实四川人只是把辣子当成一种调料，而在陕西“没泼辣子”却是一道正经八百的菜肴。就连西安城里家家户户前也是挂满一串串喜人的红辣椒。

“油泼辣子”看着红、闻着香、吃着辣，既能用来调面，又能夹馍吃。人们常说“油泼辣子冰冰面吃着燎（好）乍咧！”

四、泡馍大碗卖

“牛羊肉泡馍大碗卖”可称上是“陕西第一泡”、“西安第一碗”。到西安不吃牛羊肉泡馍似乎是白来一趟。而牛羊肉泡馍要数回民食品了。

关中人吃饭讲究实惠，肉是大块的肉，馍是硬梆梆的死面托托馍，碗是能盛6两8两的大老碗。刚端上来的羊肉泡馍很烫，呼呼地直冒热气，吃时用筷子从贴碗的四周往嘴边拨，边拨边吃。

羊肉泡的作法主要分煮肉、烙馍、熬汤、掰馍和煮馍。肉要煮得又酥又烂。馍要烙得又硬又黄，还要遇水不化、百煮不烂。汤用牛羊肉骨髓熬成。馍要掰得越碎越匀越好，然后将馍、肉、粉丝、葱、盐、味精等调料加入，在炒瓢内旺火爆煮。

由于烹煮的方法不同，羊肉泡馍为煮馍和小炒。加汤的多少不同，分为干泡（汤少）和水围城（汤多），吃得自有分寸。这种泡馍有干有汤，又热又香，很叫人开胃口。所以泡馍馆，便选用一种耀州（耀县）产的大瓷碗来装盛泡馍。

五、碗盆难分开

陕西人（老陕）吃饭，喜欢用一种耀州产的近1尺的白瓷青花大碗，当地人称为“老碗”。这种老碗甚至比小盆还大，所以往往碗盆难分。

在关中农村，每到吃饭时，村头、庄前、树下，男人们就端着大老碗（一碗汤饭外加两块馍足有六七两），蹲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边吃饭边啦着话，这就是有名的“老碗会”。

在农村，人们劳动强度大，干活出力多，吃饭也多，所以出门用老碗盛一下就够了，不用再回家去盛饭，省了不少麻烦。

六、帕帕头上戴

以前在反映陕西人生活的“西部片”中，经常看到戴羊肚毛巾、身穿对襟夹袄的老汉及老年妇女头上都戴着（顶着）一块黑色或白色的帕帕（手帕）。你如有幸到关中农村，这里的形，和你在**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的。

原来陕西地区盛产棉花，当地人习惯把用棉花织成的手帕戴在头上，它既可防尘防雨防晒，还可以擦汁擦手和用来包东西，真可谓既经济又实惠方便。

七、房子半边盖

无论是在西安城还是陕西农村，都随处可见“一边盖”的房子。何为一边盖？一般的房子房顶为人字形，可是陕西的房子却是人字的一撇。据说因为陕西干早少雨，所以这一边盖的房子能让珍跺的雨水全部流到自家的田地里，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又因，在近百年来陕西农业发展缓慢，人口却迅猛增加。农村中原来聚居生活的家庭，因土地面积有限，而人口众多，住宅紧张，于是便形成了房子“半边盖”的历史。

八、姑娘不对外

据说关中地区土地肥沃，所以极少有人为生存而奔波于他乡异地。因而有“老不出关（潼关），少不下川（四川）”的谚语，久而久之，不仅男人们不外出远行，就连姑娘们也不远嫁他乡。

九、不坐蹲起来

由于关中的男子们一日三餐都要蹲要一起开“老碗会”，贿一蹲就是一个多小时加之人们冬天喜欢蹲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晒暖暖”或者“丢方”、下棋。于是，关中人就养成了“蹲”的习惯。外地人说这是“板凳不坐蹲起来”。实际上是人们劳累后歇息的一种习惯。

十、唱戏吼起来

唱戏，指秦腔。其特点是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尤其是花脸的演唱，更是扯开嗓子大声吼，当地人称之为“挣破头”，外地人开玩笑：“唱秦腔，一是舞台要结实，以免震垮了；二是演员身体要好，以免累病了；三是观众胆子要大，以免吓坏了”。

吼戏者，脸红脖子粗，吼得“走火入魔”，但只要观众叫声“好”，这吼戏者的高兴程度不亚于获得什么大奖，人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秦腔，听起来“过瘾”、“解馋”、“燎得太（好极了）”。

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语本汉淮南王刘安举家升天的传说。汉王充《论衡 ·道虚》：“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於天上，鸡鸣於云中。”后用以比喻一人得势，与其有关者亦皆随之发迹。多含讽刺意。拼音:yī rén fēi shēng，xiān jí jī quǎn解释:用以比喻一人得势，与其有关者亦皆随之发迹。多含讽刺意。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出处:语出汉·淮南王刘安举家升天的传说。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近义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参考资料：

1662年大洪水的灾情部分重要记载已在雨情、水情两节中引用。在这样异常的暴雨和洪水袭击下，黄河中游主要支流、黄河北干流、黄河下游干流、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广大地区，以及淮河干流洪泽湖以南高宝湖至江苏里下河地区，都遭受严重水灾。由于特大暴雨笼罩地区尚不祗黄淮两个流域，所以汉江和漳卫河同时也有水灾记录。其中汉江灾情严重。黄河总督朱之锡在《河防疏略》卷十四中曾报告说:

今岁(康熙元年)阳侯(指水神)肆虐，自夏徂冬，北直、河南、山东、江南(今江苏、安徽)无时无地不以巨浸滔天，怀襄洚洞之势频呼叠告。臣数月以来，虽焦唇茧足，差檄四驰，而无如百川交涨，人力之经营已瘁，天河之泛滥无休。

首先，在黄河中游各主要暴雨中心地区，在长历时大雨和大暴雨的袭击下，出现了城垣、公署、佛寺(在黄土地区这都是最坚固的建筑物)和民窑“俱倾”即普遍倒塌的灾害。陕西、甘肃、山西多处都出现山崩地陷，井泉满溢，平地水涌，墙屋和桥梁倾记殆尽，漂没人家无算，人畜溺死者甚众的严重灾情。在这样情况下，人民或者僦居破庙，或者相率逃亡。由于禾稼尽伤，盐池被害(斗盐涨价至一两二钱)，确实无法生活。

大暴雨下势必产生异常的径流和洪水。所以诸谷皆溢，渰(淹)山走陆，河水泛滥，沃壤化为巨浸。经河、渭河等近河民田被淹，村庄被冲崩塌，河两岸交通断绝。一些河道流路迁徙。径、渭、北洛诸河都发生决溢灾害。汾河、沁河、涑水河、伊洛河也都泛溢。民居田禾大量受淹。山西徐沟县(今清徐县汾河左侧，在太谷县北)三河同时涨发，平地水深丈余，县城四门壅塞。灾情严重是为一例。

黄河北干流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河道向东摆动。自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北干流特大洪水，山西荣河县汾阴睢上建筑物受到破坏后曾有所恢复，历次河道变化虽遭冲蚀，但是重要建筑秋风楼及门殿一直仍在。及至康熙元年秋季特大洪水发生，这些遗存建筑物完全被冲没于黄河。荣河县旧址在今万荣县荣河镇，濒临黄河东岸，汾阴睢及建筑物今已不复存在

黄河干流决溢灾情极为严重，记载甚详。康熙元年夏季，下游已有多处决溢。至秋，曹县石香炉和中牟黄练集大决尚未堵复。八月特大洪水到来时，十七日又决曹县牛市屯，溃北堤东泛灌入鱼台县城，官署、民居尽多倾塌，沿途农田受淹。二十三日再决兰阳(今兰考)高家堂，水围县堤，四野泛滥。而曹县石香炉决口口门迅速扩大，大部分洪水由此泛溢。与此同时，沁河决溢，武陟、原武、阳武(今原阳)、东明等地平地行船，民居田禾淹没。汴水决溢，开封、陈留、扶沟等县城垣水浸，四野行舟，乡城楼房倾圯无数。黄河南北泛滥，淮河流域也同时出现大洪水，自河南西华、商水以下沿沙河向东，直至江苏淮、扬地区，黄淮交涨，一片汪洋。民间庐舍，漂没几尽，麦禾无收无种，灾情更为严重。

汉江也同时大水，灾情甚重。谷城八月大水至城门外。钟祥许家堤、草庙、真君庙、臼口四处八月溃决。潜江聂家滩溃。京山番林垸、聂家滩并溃。天门、汉川汉江溢，天门舟行城上(经实地调查考证及测量，1662年大洪水天门最高水位和1935年最高水位相近)。宜城、荆门、兴国、江陵、沔阳等江汉之间地区及对岸松滋都遭受水灾。黄河北面的漳卫河八月二十七日也大水平堤。

四、结论

根据大量历史资料，结合现代观测和实地考察综合分析雨情、水情、灾情、天气形势和气候变迁背景，并以邻近流域情况和现代的水文气象实测资料相验证，可以确知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发生了一次异常的特大洪水。

此次特大洪水，在夏秋季60天大雨的后期，为从八月初九开始、到二十五日为止共17天的大面积特大暴雨所形成。黄河的许多重要支流如渭河、泾河、北洛河、汾河、沁河、涑水河、伊洛河以及龙门以上的北干流都有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发生。潼关以下黄河出现特大洪水。

黄河下游自八月十七日开始，至二十七日止也有特大暴雨发生。现在北金堤滞洪区正笼罩在雨区之中，金堤河也有大洪水。黄河干流洪水，八月十四日到达河南开封，十五日到达山东曹县。高水位持续十五六昼夜。南北决溢泛滥，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广大地区严重受灾。

从降雨落区、雨区面积、降雨历时及降雨强度和洪水过程与决溢情况综合分析，这次洪水的总洪量和总输沙量，比以前做过较多研究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特大洪水和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特大洪水可能更大。

主要文献摘录

[1]康熙元年五月秦州属县大雨，至十月乃止，禾尽伤。两当县迅雷七日，暴雨山崩(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廿四)。

[2]康熙元年六月廿四日至八月廿八日*雨如注，连绵不绝，城垣、公署、佛寺、民窑俱倾。山崩地陷，水灾莫甚于此(康熙《永寿县志》卷六)。

[3]康熙元年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八月霖雨四十余日，渭水泛涨，水从平地涌出，井泉皆满，民田近漆、渭多没于水(雍正《武功县后志》)。

[4]康熙元年自三月至九月雨连绵不止，官署、民舍、县城、乡堡皆圮，河水泛滥，沃壤化为巨浸，漂没军民堡二，人畜溺死者甚众(乾隆《周至县志》卷十四)。

[5]康熙元年五月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八月又霖雨四十余日(乾隆《咸阳县志》卷廿一)。

[6]康熙元年八月大雨五旬，民居倾圮，泾河水涨，漂没人畜，绝渡者十日(乾隆《泾阳县志》卷一)。

[7]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清水河涨，诸谷皆溢(乾隆《三原县志》卷九)。

[8]康熙元年五月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八月霖雨四十余日，诸水泛滥，渭水冲崩南岸数村，绝渡半月(康熙《临潼县志》卷六、雍正《高陵县志》卷四)。

[9]康熙元年*雨七十余日(康熙《咸宁县志》卷七)。

[10]壬寅八月*雨如注，旬有六日。会省、郡、邑及村堡、民舍尽圮，而是城没于隍若干丈(乾隆《富平县志》卷八)。

[11]康熙元年大雨日夜不绝四十日，屋无新旧皆漏，灶底生蛙，驱之不绝(咸丰《澄城县志》卷五)。

[12]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平地水涌，漂没人家无算(雍正《渭南县志》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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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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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康熙元年六月大雨，渭水溢(乾隆《华阴县志》卷四、光绪《三续华州志》卷四)。

[14]康熙元年六月大雨，洛渭溢(道光《大荔县志》卷三)。

[15]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嘉庆《中部县志》卷二)。

[16]康熙元年六月大雨水(嘉庆《洛川县志》卷一)。

[17]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洛、渭皆溢(康熙《朝邑县后志》卷八)。

[18](康熙元年)题免延安府属之延长县逃亡并洪水推漂人丁六千零(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十三)。

[19]康熙元年六月延安*雨弥月(赵尔巽《清史稿》)。

[20]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嘉庆《略阳县志》卷五、光绪《宁羌州志》卷五、光绪《凤县县志》卷九、康熙《城固县志》卷二、光绪《定远厅志》卷廿四)。

[21]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诸谷皆溢(道光《宁陕厅志》卷一)。

[22]康熙元年大水(嘉庆《安康县志》卷一、乾隆《兴安府志》卷廿四、嘉庆《白河县志》卷十四)。

[23]康熙元年*雨(民国《镇安县志》卷十四)。

[24]康熙元年八月大雨弥月，二月中旬雨至九月中，无数日霁者，禾稼无成(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十四)。

[25]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康熙《汉南郡志》灾祥)。

[26]康熙元年二月中旬雨至九月中，无数日霁者(乾隆《雒南县志》卷十)。

[27]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合省皆然，泾、渭、洛涨，诸谷皆溢，渰山走陆，平地水涌，漂没人家无算，行旅皆绝，泾、渭绝渡者十日(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十)。

[28]康熙元年秋七月，大雨滂沱，连绵数月，民房城垛多有塌毁(康熙《吉州志》下卷)。

[29]康熙元年秋*雨四旬不止，庐舍倾圮十去八九(乾隆《稷山县志》卷七)。

[30]康熙元年七月雨至九月初方止，城中片溢，平地泉涌，城垣庐舍塌毁甚多(光绪《荣河县志》卷十四)。

[31]清顺治十二年，黄河肆啮，寝楼正殿，尽没洪涛，基址广袤，鲜有存者，只遗秋风一楼及门殿一座，诸文籍碑记悉沉溺残废不可考。至康熙元年秋，水灾滋甚，盖尽所为者而没之(民国《荣河县志》卷廿二)。

[32]康熙元年八月大雨霖，自初九至二十五大雨如注，昼夜不绝，墙屋倾圮殆尽(雍正《猗氏县志》卷六)。

[33]康熙元年八月大雨如注，连绵弥月(民国《闻喜县志》卷廿四)。

[34]康熙元年秋八月，大雨如注者半月，连绵四旬。城垣、庐舍十倾六七，盐池被害，斗盐一两二钱(康熙《解州志》卷十二)。

[35]康熙元年八月大雨如注者半月，墙屋倾圮强半，人多僦居庙宇(乾隆《安邑县志》卷十一)。

[36]康熙元年八月、九月大雨如注，连绵弥月，城垣半倾，桥梁尽圮，山有崩处，庐舍十坏六七，民有溺死者(光绪《永济县志》卷廿三)。

[37]康熙元年壬寅*雨四旬，山崩润徙，坏民舍(乾隆《平陆县志》卷十一)。

[38]康熙元年八月*雨两旬(乾隆《芮城县志》卷十一)。

[39]康熙元年八月*雨弥月(康熙《临晋县志)卷六)。

[40]康熙元年秋八月大雨如注，连绵弥月，城垣半倾，桥梁尽记，山有崩(雍正《临汾县志》卷五)。

[41]康熙元年秋八月*雨二十日，坏城垣庐舍无数(康熙《沃史》卷二)。

[42]康熙元年八月曲沃，太平大雨(乾隆《平阳府志》卷三十四)。

[43]康熙元年三河涨发，平地水深丈余，四门壅塞(光绪《徐沟县志》卷一)。

[44]康熙元年八月大雨弥月，汾水泛涨(道光《阳曲县志》卷十六)。

[45]康熙元年八月大雨伤稼，开封、归德、怀庆所属(同治《河南通志》卷五)。

[46]康熙元年秋*雨三十日(乾隆《灵宝县志》卷六)。

[47]康熙元年秋七月*雨四十日，沁河决，平地行舟，淹没民居田禾(乾隆《原武县志》卷十)。

[48]康熙元年八月沁河决，大堤南一带尽淹(乾隆《阳武县志》卷十二)。

[49]康熙元年秋八月雨六昼夜始止。沁水溢，河渠突涨，月余始涸(康熙《东明县志》卷七)。

[50]康熙元年秋八月大霖雨，河水泛溢(康熙《开封府志》卷六)。

[51]康熙元年八月初旬汴水溢，霖雨连绵，城垣水浸数尺，四野行船，乡城楼房倾圮无数(康熙《陈留县志》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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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康熙元年黄河水溢，遍野行舟，秋霖雨累月，禾大伤，至二年正月始种麦(道光《扶沟县志》卷十二)。

[53]康熙元年壬寅大雨水(民国《夏邑县志》卷九)。

[54]康熙元年八月*雨七昼夜(乾隆《洑州志》卷一)。

[55]康熙元年秋八月*雨，倾民房屋，八昼夜始晴霁(同治《清丰县志》卷二)。

[56]康熙元年八月十九日至廿五日*雨七昼夜(康熙《朝城县志》卷十)。

[57]康熙元年八月十四日后雨大河发，水与杞县堤平。本院力督官民，躬冒风雨，防守帮筑者十五六昼夜(指开封附近，(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六)。

[58]康熙元年八月十五日河水骤长，又兼十七、十八至二十七日*雨如注(指曹县附近)。大河白浪滔天，风狂漾涌，其汪洋澎湃之势较五月再涨之水更数倍矣(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五)。

[59]康熙元年八月内*雨连旬，民居衙舍半为倾倒(乾隆《长治县志》卷廿一)。

[60]康熙元年五月*雨至于秋九月，沙河决西华葫芦湾，商水杨家湾、平地水深丈余，民间庐舍，漂没几尽，无麦禾(宣统《项城县志》卷三十一)。

[61]康熙元年八月，黄河水溢，泛滥于南，与沙河堤平，西华河决葫芦湾，商水河决杨家湾，二水横流，漂民庐舍不可胜数，城不浸者三版，河水之决无大于此者(乾隆《商水县志》卷十)。

[62]康熙元年夏秋大水，八月颍水溢(民国《淮阳县志》卷八)。

[63](康熙元年)总漕林起龙疏称，秋雨连绵，黄淮交涨，洪水狂发，堤岸冲决。……至秋洪水陡发，淮扬竟成泽国，一望汪洋。无可收拾(康熙宋之锡《河防疏略》卷十六)。

[64]康熙元年六月河决黄练集，淹没田庐无算，城西南北三面皆水，兼*雨月余，城乡崩缺(民国《中牟县志》卷一)。

[65]康熙元年七月大雨，渭水没民田舍，汧水涨，绝渡十日(乾隆《宝鸡县志》卷十六)。

[66](康熙元年)五月初一日，巳时起至申时止，黄水陡长五尺五寸，又酉时起至初二日辰时止，又长三尺，共长八尺五寸，将旧时坍断，水入月堤之内……于新堤东头漫开水口一十八丈(指曹县石香炉)〔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四，又据《淮系年表》表十一(漫入微山湖)〕。

[67]康熙元年五月黄沁水溢，漂没东南田庐畜产无算(道光《武陟县志》卷十二)。

[68]康熙元年六月河决开封黄练口，淹祥符、中牟、阳武、杞县、通许、尉氐、扶沟七县(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表十一)。

[69]康熙元年六月河决清河县王家营颜河口(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表十一)。

[70]康熙元年六月河决祥符步李寨及中牟、阳武各处(光绪《开封县志》卷六)。

[71]康熙元年河决原武、祥符、兰阳县境，东溢曹县，复决石香炉村，之锡檄济宁道方兆及董曹县役，而赴河南督塞西阎寨、单家寨、时和驿、蔡家楼、策家楼诸决口(《清史稿》宋之锡传)。

[72]康熙元年七月沁水溢，灌入御河，浸没民田甚众(《豫河续志》)。

[73]康熙元年秋浮雨，河决杏树口，庐舍漂没(《通许县志》)。

[74]康熙元年决武陟之大村(《淮安府志》)。

[75]康熙元年单县决瞧龙寺，复决黑龙潭、黄冈等处(《行水金鉴》)。

[76]康熙元年河决睢宁孟家湾口入湖(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表十一)。

[77]康熙元年河溢宿迁下古城、茅茨湖淤塞(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表十一)。

[78]康熙元年八月河水泛溢，兼以大雨浃旬，大堤以北淹没秋禾数百顷(康熙《考城县志》卷四)。

[79]康熙元年八月十七日河决牛市屯口，水大至，溃北堤入城、官署、民居多圮(牛市屯在曹县)(乾隆《鱼台县志》卷三)。

[80]康熙元年壬寅河水围城堤，八月二十三日河水决高家堂，水围县堤(康熙《兰阳县志》卷三)。

[81]康熙元年河决归仁堤，入洪泽湖，南河分司吴炜擅开周桥，淮大泄，黄水逆入清口，旋冲决翟家坝，流成大涧九条，其水东注高宝湖，高邮堤决。阅十七载而后治(民国武同举《淮系年表》表十一)。

[82]按原武南岸小潭溪，康熙元年河患非常，河堤内外相平，小潭溪溃决距大河四里之遥，而河势正行，并无旁射，不过滚滩水为患耳(崔维雅《河防刍议》卷二)。

[83]武陟沁河之下封村，中牟黄河之黄练集二处，虽塞工易施，必须夫料辐辏，昼夜兼工方可尅期底绩(八月大水时，下封、黄练集两处决口均未堵复)(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四)。

[84]秋分以后，涨水非常，全河入决口者以十之八(八月大水时，石香炉决口仍未堵复，而且大量跑水)(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五)。

[85]南北两岸倾经秋水创残之后，河身改徙，新险倍增。……近又江南一带桃、宿、淮、扬所在漫溢(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四)。

[86]淮黄交涨，高过堤岸，不时西风大作，根脚酥软，以至漫卸。……水势异涨，南北湖、河内外交攻，不特土堤埽箇悉被冲蛰，即砖石崖岸亦也一处不漫激欹卸。……虽东堤一带泄水闸洞尽皆开通，无如水头日长，西风大作，沿堤而过，除先经搪御外，水落之后仍有缺口六处(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六)。

[87]秋雨连绵，黄淮交涨，洪水狂发，堤岸冲决。……季家堤等处冲决(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六)。

[88]今岁(康熙元年)阳侯肆虐，自夏徂冬，北直、河南、山东、江南(今江苏、安徽)无时无地不以巨浸滔天，怀襄洚洞之势频呼叠告，臣数月以来，虽焦唇茧足，差檄四驰，而无如百川交涨，人力之经营已瘁，天河之泛滥无休(康熙朱之锡《河防疏略》卷十四)。

[89]康熙元年七月淇县沁水溢，浸入民田甚众(同治《河南通志》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