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张维为教授与福山的辩论，是张维为教授的成名之战。在此之前张维为教授虽然作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与春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实际为春秋综合研究院主办)已小有名气，但真正使他全网知名的，其实是与福山先生的那场辩论。

弗朗西斯·福山师从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的作者，该书主要阐述并论证「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社会的终点与最终形式」，他的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作「历史终结论」。而与之相对的，张维为教授则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强调民主制度有其缺陷，并认为「中国模式」比民主制度更能推动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

在开始谈起两人间的分歧与具体的主张前，我们得先提及两人的共识。可能与许多人认知相反的是，福山与张维为的共识可能多于分歧。福山主张历史终结论，但他不赞成「为了民主而民主」而是主张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所以得采取民主制度，也即民主制度在福山看来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因此，张维为与福山的争论，更多是在讨论达到同一目的(在那场辩论中我们可以理解为现代化——或者更抽象来说是人民的幸福)的具体手段(政治制度)哪个更佳？而不是哪一个目的更好？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前提条件的成立，两人才有了辩论的可能——因为假使连这点前提共识都不存在，那两人必然不享有同样的评判标准，那辩论势必沦为宗教信仰传道式的教义之争而非实质意义的辩论。

福山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具备三大要件，分别是现代国家、法治以及问责机制。福山所指的现代国家，指的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科层式官僚制度，基于此福山认为中国自秦代以后发展出成熟吏治后已然接近他所言的现代国家——在那场辩论中他甚至直言中国是「第一个公认的现代政权」。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不少学者，尤其以秦晖为首的学者，他们把秦制视为中国帝制两千年的万恶之源。而相对的，福山反倒把秦制予以高度评价。

关于这点的区别，我们可以从前文提及的手段与目的之别来深入讨论。福山因为把民主制度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他对民主制度其实是以功能性在评价的，也就是说他将民主代议制度是最能够达到理想国家，即具备现代国家、法治与问责机制三大条件的一种政治制度。也因此，他对秦国的吏治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尽管秦国绝非民主制度，但在三大要件中在现代国家(科层式官僚制度)有了非常高程度的发展。

吏治以及之后的科举制度，在福山看来是打破了传统封建制度里强调血缘、身份的陋习，选择以基于理性的竞争性考试，以能力而非出身来提拔官员是伟大的进步——我们依稀可以从伏尔泰对中国的称赞中看到类似的观点。启蒙哲士们在传播思想时的阻碍是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封建制度，于是在他们看来破除封建制度的中国自然有其可取之处。

而秦晖则不然，秦晖认为民主就是现代化的象徵也即民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他在评价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时，他主要是基于能否推衍生出民主制度作为评判标准的，而以这种标准而言，秦国与法家思想自然是背道而驰的。于是自然的，秦晖会对法家与秦制会大力抨击，因为秦制所建立的科层式官僚制度，大大的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封建结构，不利于民主制度的产生或接收(用秦晖的说法，就是大共同体过于强大扼杀了小共同体的发展)。

秦晖对此有个很特别的观点，就是中国近代以来面对的问题和日本其实不同。近代日本德川幕府是一个类似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政权，因此他们现代化的阻碍是破除封建建立科层式近代官僚制度，于是他们在吸收国外学说时会着重于此。而中国面对现代化的阻碍不是封建制度的妨碍——反倒是大共同体或者说皇权太过于强大反倒侵占了私人空间与市民社会的形成。然而由于受日本影响，中国在接受西方学说时也着重于形成民族国家等加强大共同体方面——于是反倒造成中国难以现代化。

当然，福山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依然有批判——但他与秦晖不同，而是基于理想国家三大条件中法治和问责机制的缺失。而对于「中国模式」的质疑，显然也是集中于此。

福山认为张维为所说的「中国模式」在问责机制上的局限是官僚体制中上命下从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官员的责任主要是对其上级负责，而他对民众的责任却仅是道义上而非程序上。当然，对于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统治者对人民道义上的评价他是持肯定态度的——按照他的观点，近代以来能快速现代化的威权国家与地区不多，主要集中在东亚他举例时提到(韩国、日本、新加坡与台湾地区——还有中国大陆)，而他认为传统儒家文化在这方面有重大作用。

但他认为这种道义上却非程序的问责制度终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统治者对人民的责任仅是道德因素，虽然强调统治者应该提高自己的道德，但道德并不具备强制性更欠缺制度性——他是对个人而非对整体的约束。如此一来，福山提出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只注重促进就业却没在社会保障上取得相同的进展。而他在印度民主制度与中国模式的比较时，他强调印度经济发展不利正在用他们的政府很难不顾各方利益团体的反对而推行对整体有利的政策。而他对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局限虽不如印度般严重，但却也有类似的问题。看到这里，或许有人又会想起秦晖教授那句着名的「低人权优势」。

不过这里又能看出把民主当成手段与目的间的区别，如果将民主当成目的，在谈论这类问题时，秦晖会将此优势称作「低人权优势」。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人民相对过去的富裕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高过民主，因此这类优势不算是真正的优势。而福山则不然，他肯定民主就是基于民主能比其他制度更好的让人民相对过去富裕以及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因此福山对这类优势的反驳在于「可持续性」。

他首先承认了就局部来说，一批精英组成的统治机构在运筹帷幄经济发展上的确具备优势。但他质疑一个没有对人民问责机制的统治机构，是否能持之以恒的表现出这种优势？在这里福山以中国历代王朝轮回举例，在中国古代一个新王朝建立时，皇帝能力出众，他手下的官僚也奉公守法，于是国家便欣欣向荣快速发展。但到往常中后期以后，皇帝素质下降，连带的官僚机构也会开始腐朽败坏——而没有向人民直接负责的问责记者将很难扭转这种局面。

而张维为对此的反驳则是尖锐的指出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他提出的论据是美国金融危机造成数兆美金的损失，无数人民失业，但对于造成这一切的利益集团，民主制度的问责机制却难以追究。而张维为教授则表示，这就是法治与问责机制的局限性——在法律与制度之外缺乏弹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超越法律的政治问题)。

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中国与西方在个人权利尊重上的区别。张维为特别强调中国传统上是在集体出发保障个人权利，而西方则是以从个体出发保障个人权利。而张维为则将前者形容为中国***的做法，而后者则是特蕾莎女士在印度的做法。显然，张维为认为前者对后者有优势，因为可以超越狭隘的个体利益以全面战略作为发展规划。(这点就是福山在前文里承认但质疑不能维持的优势，也是秦晖所说的「低人权优势」)

其实，前文里对于民主制度下各大利益集团坚守自己利益而导致国家发展受阻阐述的人也有不少，其中最着名的莫过于黑格尔。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基于私利的批判，而他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国家。

由于实体性优先的原则，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国家并非但个人组成的，而是由超越性实体性意志组成。继承自柏拉图《理想国》观点的黑格尔，国家是伦理理念发展出的结果。而个体的自我意识，在这其中仅是作为一个环节而参与其中。于是在这里，国家就具备了超越个体自我意识的特性——于是国家就成为了具备「普遍性与神圣性」的「地上神物」。而由于实体性优先的原则，理所当然的「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如果用通俗简略的方法(但不准确)来说，我们可以粗暴理解为想要克服市民社会(民主制度)各方利益集团的狭隘观点，将国家(集体)至于个人之上，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而显然的，张维为教授的观点与黑格尔接近。

此外，对于福山以中国历史王朝轮回当作依据质疑「可持续性问题」，张维为的解释是中国模式下，官员的产生是处于政绩。最高***是从一批精英里选拔而出，并非古代王朝那般世袭统治，故而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轮回并不适用于中国模式。更进一步的，张维为以这为基础对福山民主制度做出了严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民主在问题决策上并不比专家更具优势，甚至大众民主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浪潮，短视近利的眼光反而对整个国家发展不利。

而对于张维为的批判，福山的解释是将「政策」与「体制」进行区分。福山认为民主制度并不与低能的***绑定，而非民主制度也并不与优秀的***绑定。此外，在非民主制度下，一位坏的***会对国家造成重大的破坏，而相对的，民主制度有效限制***能力，即使***是「坏的」，对整个国家影响仍然有限，因为民主制度同时具有纠错作用。并且，他还以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几个非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中东阿拉伯之春爆发国家)作为依据，展示出这些非民主国家的***治理国家时表现出的局限性。他认为这是因为非民主制度下，领导阶层缺少少了外部监督，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大腐败并导致领导精英阶层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大众利益之上的困境。福山对现代国家科层式官僚机制的肯定，就是建立在破除了私人亲属关系对体制运作干扰之上。基于此他肯定了破除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秦制，也同样是基于此，他认为民主制度优于非民主制度。

然而张维为则是以希腊的帕潘德利欧家族作为反驳的依据，帕潘德利欧家族连续三代经过民主制度选举当上希腊总理，治理国家却不尽人意——甚至爆发了希腊债务危机。而福山对此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区分「政策」与「体制」。同时，福山继续以「可持续性」作为基础衍生对张维为的「中国模式」提出挑战。他首先以日本与欧洲举例，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朝现代化进程前进时，在刚开始时会有一点经济发展期。而福山认为当时的中国就处于这一阶段，可是福山认为，当中国经过了农村人口解放步入工业化(其实就是人口红利期)之后要往发达国家迈进就会开始困难了。而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应对这种转型期的困难(我们可以理解为产业升级)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他认为民主制度对这样困难的具备优势。

他首先对张维为认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表演会引导政治观点极端化并导致民粹兴起做出回应(因为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下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能避免这点)。他认为中国模式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出在中产阶级，他以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其实就是那群中产阶级所引领的(而不是底层)。他认为民主制度下的中产阶级才是稳定的基石，而中国模式下，这群中产阶级会对反倒可能会是让中国动荡的根源。用他的说法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差不多每年都会产生600万到700万新的大学生，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并不是穷人，应该说更确切的是中产阶级，到底这个社会是否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值。」也就是说，在转型的阵痛期里，民主制度能有效的缓和中产阶级的不满而中国模式在这方面具备局限性——张维为用来批判美国的民粹问题反倒可能会在中国上演。

对于腐败问题，张维为和福山也进行了一番辩论。张维为认为民主制度下因为有监督，所以腐败问题能有效节制并不成立。他以亚洲四小龙举例，韩国、台湾地区、香港与新加坡里，经济崛起时的都并非实施民主制度(韩国军政府、台湾蒋家政权、香港港英殖民政府、新加坡李家威权)，而后来韩国与台湾地区转向民主制度而新加坡与香港则无，而以国际组织对腐败的衡量指标来看，转向民主制度的韩国与台湾比香港和新加坡腐败。

可以说到这里，两方的主要论点与互相辩驳已经基本清楚。在当时双方互相指责的问题，在十年过后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到比较清楚的综观。首先是民粹问题，特朗普的当选似乎契合了张维为对民主制度下民粹兴起的预测。而福山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预言(尤其是生育率方面)也可以说是相当精辟。就这点来看，两人的言论似乎都有一定道理。

由于阿拉伯之春后中东的战乱频繁，以及美国在新冠疫情下的应对危机的糟糕，福山已经基本放弃了他原先的论点。他曾经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中理想国家的要件加入「国家治理能力」来作为对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战乱频繁的解释，可是之后特朗普的当选给了福山重大的打击，逼迫他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下民主制度对于处理这类问题的局限性——但他反过来也不认为中国模式对此有解决能力。然而，最终张维和福山的辩论还是福山赢了

课程内容介绍

这是关于道德与政治哲学的一个入门系列课程。本课程共12部分，旨在引导观众一起评判性思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每周，超过1000位学生来听哈佛教授兼作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课，以拓展他们对于政治与道德哲学的认知理解，探究固有观念是与非。学生们同时还将接触过去一些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洛克。然后，应用课程去分析复杂多变的现代问题：赞助性措施、同性婚姻、爱国主义、忠诚度等。

桑德尔在教学中通过一些假设或真实案例的描述，置学生于伦理两难困境中，然后要他们做出决定：“该如何做是好？”他鼓励学生站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通常激发生动而幽默的课堂辩论。桑德尔然后围绕伦理问题展开，更深层次地触及不同道德选择背后的假设。这种教学法通常会揭示道德推论的矛盾本质。

2009年9月13日

第1讲：《杀人的道德侧面》

如果必须选择杀死1人或者杀死5人，你会怎么选？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教授Michael Sandel在他的讲座里提出这个假设的情景，有多数的学生投票来赞成杀死1人，来保全其余五个人的性命。但是Sandel提出了三宗类似的道德难题-每一个都设计巧妙，以至于抉择的难度增加。当学生站起来为自己的艰难抉择辩护时，Sandel提出了他的观点。我们的道德推理背后的假设往往是矛盾的，而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的问题，并不总是黑白分明的。

第2讲：《同类自残案》

Sandel介绍了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 Bentham（杰瑞米·边沁）与19世纪的一个著名案例，此案涉及到的人是4个失事轮船的船员。他们在海上迷失了19天之后，船长决定杀死机舱男孩，他是4个人中最弱小的，这样他们就可以靠他的血液和躯体维持生命。案件引发了学生们对提倡幸福最大化的功利论的辩论，功利论的口号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2009年9月20日

第3讲：《给生命一个价格标签》

Jeremy Bentham（杰瑞米·边沁）在18世纪后期提出的的功利主义理论-最大幸福理论 -今天常被称为“成本效益分析”。Sandel举出企业运用这一理论的实例：通过评估衡量一美元在生活中的价值来作出重要的商业决定。由此引起了功利主义的反对观点的讨论：即使当多数人的利益可能是卑鄙或不人道的时候也强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是否公平？

第4讲：《如何衡量快乐》

Sandel介绍另一位功利主义哲学家JS Mill（穆勒，也译作“密尔”）。他认为，所有人类的体验都可以量化，但某些快乐是更值得拥有，更有价值的。穆勒认为，如果社会重视更大程度的欢乐和公正，那么长远来说，社会整体终会有所进步。Sandel的检验这个理论的方法是，在课堂上播放了3个视频剪辑《辛普森》，真人秀《勇敢者的游戏》，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然后要求学生辩论：这三个体验里的哪一个应该被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

2009年9月27日

第5讲：《自由选择》

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最少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Sandel介绍自由主义哲学家Robert Nozick，他认为，每个个体都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基本权利。政府不应该具备权力来制定人们保护自我的法律（安全带法），不应该具备权力来制定把道德价值观强加给社会的法律，不应该具备权力来制定把富人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的法律。Sandel使用了比尔盖茨和迈克尔乔丹的例子来解释Nozick的理论：税收的重新分配是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

第6讲：《我属于谁？》

自由主义哲学家Robert Nozick举出了一个向富人征税的例子—房屋税，医疗保健，穷人的教育-这是一种强制。学生们首先讨论了支持重新分配税收的观点。如果你在一个具有税收制度较为进步的社会系统中，你是不是被强制交税？穷人到底需不需要那些他们已经获得的社会服务吗？他们值得享受那些服务么富人们是不是经常通过侥幸或家庭财产获得财富？在这个讲座里，一组学生（名为“自由意志队”）被要求为自由意志的反对意见辩护。

2009年10月4日

第7讲：《我的地盘我做主》

洛克（John Locke）既是自由意志论的支持者，也是它的批评者。Locke指出，在“自然状态”，在任何政治体制建立之前，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然而，一旦我们同意进入社会，就同意了受法律制度的约束。因此，Locke认为，即使政府干预了个人的权力，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赋予了它权力这么做的。

第8讲：《满合法年龄的成年人》

洛克谈到税收和同意的问题，他是如何面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困扰：1）他认为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2）政府通过大多数的条例- -未经个体同意，就可以向他们征税？难道这不等于未经他/她的同意，掠取他的个人财产？洛克的答案是，我们正在通过社会生活对税收法律做“默认同意”，因此，税收是合法的。而且，只要政府不是特意对某一群体征税-如果不是武断专横的-那么税收并没有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

2009年10月11日

第9讲：《雇枪？》

内战期间，男子被征召到前线作战-但新兵被允许可花钱雇人来顶替他们。Sandel教授问学生：这项政策是自由市场交易的例子么？或者这是某种形式的胁迫？因为较低的阶层去服役肯定出自更多的经济诱因？这引发了对战争和征兵等当代问题的课堂辩论。今天的志愿军真正是自愿的么？是否很多新兵都来自于不合比例的经济低下的背景？“爱国主义”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是公民的义务？公民是否该有为自己国家服兵役的义务？

第10讲：《出售母亲》

Sandel教授把自由市场交易运用到当代颇具争议的新领域：生殖权利。Sandel描述了现代的“精子和卵子捐赠”交易中那些奇怪的父母。紧接着Sandel把辩论引向深入，他讲到了“Baby M”事件，此著名案例曾引发“孩子是谁的？” 的问题和矛盾。事情是这样：80年代中期，Mary Beth Whitehead和一对新泽西的夫妇签订了一项合约，同意为他们做“**母亲”，条件是支付给她一大笔的费用。但分娩之后24小时，whitehead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于是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学生们讨论了出售生命的道德问题，争论点围绕承诺，契约和母亲的权利。

2009年10月18日

第11讲：《考虑你的动机》

Sandel教授在课程中这样介绍康德：最具挑战性和最有难度的思想家之一。康德认为，我们作为个体，是神圣的，是权力的享有者，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相反，理性和自由选择是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变得独特，使我们跟单纯的动物区别开。当我们将责任付诸行动的时候（去做正确的事），只有这样，我们的行动才有道德的价值。Sandel引用了一个例子：一名店主拒绝给一个顾客换零钱，只因他担心会影响他的生意。根据康德的理论，这不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他没有找到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

第12讲：《道德的最高准则》

康德说，就我们的行为的道德价值而言，赋予它道德价值的是我们超越自身利益和偏好，将责任付诸行动的能力。Sandel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13岁的男孩赢得一项拼字比赛的冠军，但随后他向法官承认，其实他把最后一个单词评错了。用这个故事和其他的故事，Sandel解释了用康德的理论如何来确定一项行动在道义上是否正确：在作出决定时，想象一下，你的行为背后的道德原则，是否能成为每个人都必须遵照的普遍法律。这个准则，是否能作为一个普遍规律，让所有人都受益？

2009年10月25日

第13讲：《谎言的教训》

康德的道德理论，严格到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情况，他认为如果说谎，即使是善意的谎言，都是对自己尊严的侵犯。用一个假设的案例来考验他的理论：如果你的朋友藏在你家，一个杀手敲你的门来问他在哪里，你会对他说什么--不要说谎--来救你的朋友？这引发了对“误导性的真理”的讨论-以及对克林顿总统利用精确的语言来否认与莱温斯基的性关系，而没有直接向公众撒谎的讨论。

第14讲：《协议就是协议》

Sandel介绍了现代哲学家John Rawls和他的“假定契约”理论。Rawls认为，实现最公正和公平的治理的唯一途径是，如果所有立法者都平等的站到谈判桌前。试想，如果他们都在“无知的面纱”之后 –在他们的个人身份信息暂时不公开（他们的种族，阶级，个人兴趣）的时候，他们必须就一系列法律达成共识。Rawls认为，只有这样，治理机构才能商定真正公平公正的原则。

2009年11月1日

第15讲：《什么是公平的起点？》

John Rawls把他的“无知的面纱”理论运用到社会和经济平等的争论焦点中，以及公平治理的问题。他问，如果每个市民都必须参与税收的再分配问题—在他们不知道最终会成为社会成员中的穷人还是富人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不是更喜欢消除金融风险并同意财富的公平分配么？

第16讲：《我们该得到什么？》

Sandel教授重述了三种不同的理论，涉及如何在生活中分配收入，财富和机会。他总结了自由主义，精英制度系统和平等主义理论，引起了对当今社会薪酬差别的公正性的讨论。Sandel比较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O’connor官（200 000美元）和法官Judy（2,500万美元）的工资。Sandel问大家，这是否公平？如果不是，原因何在？Sandel解释了John Rawls的观点-他认为，个人的“成功”往往是和荣誉无关的随机结果：运气，继承的财富，积极的家庭环境。但是，对于付出更多努力和更长时间去获得成功的个体-如何来衡量他/她付出的努力呢？

2009年11月8日

第17讲：《讨论反歧视行动》

学生们讨论反歧视行动和大学招生问题。学校在招生的时候考虑种族和族裔因素是否正确？是否侵犯了个利？是否和喜欢一个明星运动员一样平等和主观？这样的争论是不是倾向于把推行多样化变成合理的呢？这个观点应该如何来反对一个学生的努力和成绩更重要的观点呢？

第18讲：《目的是什么？》

Sandel介绍亚里士多德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理论，简单地说，是告诉人们他们该付出什么，该得到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在考虑分配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分配的目标，终点和目的。对他来说，这是关于一个人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发挥他的美德的事情。

2009年11月15日

第19讲：《好公民》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引起了有关高尔夫球的辩论，特别是高尔夫球的“目的”。学生们辩论美国PGA在这件事上的做法是否错误--不允许残疾人选手Casey Martin在职业巡回赛中使用球具手推车。

第20讲：《自由与适应》

Sandel指出了对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的观点最突出的反对声音—他为奴隶制的辩护。学生讨论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其他反对意见，并辩论他的哲学是否限制了个人自由。

2009年11月22日

第21讲：《社会的需求》

Sandel教授介绍康德和John Rawl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反对意见，亚里斯多德认为个体应该有自由有能力选择他的终极目标。这引来了关于主义观点的介绍。作为个体，我们该如何衡量我们对家庭的义务，对社会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义务呢？

第22讲：《我们的忠诚在哪里》

Sandel教授发起了一个讨论：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小到家庭这样的群体，大到社会，我们是否有团结协作的义务和成员的义务。针对不同的事件，学生们辩论忠诚是否比责任更重要，何时更重要。

2009年11月29日

第23讲：《辩论同性婚姻》

如果公正的原则取决于权利服务的终点是否有道德或内在的价值。社会怎样处理不同人对“好”持有不同的想法和观念？利用同性婚姻的例子，学生辩论是否可能把性的道德合法性从婚姻的最终目的中脱离出来。

第24讲：《美好生活》

Sandel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是否有必要找到美好生活的原因，以决定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民的权利？如果是那样的话，是否可以争论或者证明美好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学生辩论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在决定婚姻目的这个问题上的作用。Sandel作总结时指出，我们作为个体，可能永远不会同意许多道德哲学问题的争论点。不过他认为，一方面，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了解他人价值观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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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辩论家》是由丹泽尔·华盛顿执导，丹泽尔·华盛顿、福里斯特·惠特克主演的传记**，于2007年12月11日在美国上映。

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马文·托尔森教授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通过不懈努力带领着黑人辩论队员们进入哈佛大学最高辩论殿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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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辩手》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片中的最佳辩手詹姆法默确有其人，当时只有14岁，也算是一个小神童。片中的萨曼莎布科也的确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女辩手。

但《伟大的辩手》也有失真之处。比如，黑人辩手们不能称自己是胜利者，因为威利学院辩论队当时并不是美国大学辩论协会的正式会员，不可能是美国的最佳辩论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黑人辩论队才被接纳为美国大学辩论协会的正式会员。影片的高潮是威利学院辩论队击败哈佛大学辩论队，但也不是史实――1930年代击败哈佛大学的辩论队的是南加州大学的辩论队，南加州大学辩论队是当时全美大学辩论赛冠军。

《伟大的辩手》批评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但还是以美化美国为主，歌颂美国主流文化。黑人辩手踏进哈佛的殿堂之后，便对哈佛顶礼膜拜，完全臣服。尽管片中黑兄弟在辩论中击败了哈佛队，但得到哈佛的承认就是他们最伟大的胜利。简言之，他们接受招安了。《底特律自由媒体》的约翰莫纳汉便在其影评中指出:“那些严肃的**观众……有可能发现此片包装一流，但思想空洞。”

很遗憾，现实中的威利学院辩论队的光荣非但没有代代相传，而且辩论队本身都不复存在。还是丹泽尔·华盛顿向威利学院捐赠了100万美元，帮助学院重建辩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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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取材自真人真事，曾获得美国青少年观众票选大奖提名。上世界30年代的德州，黑人被剥夺选举权，并在就业、司法、军役、婚姻等各方面受到隔离和歧视。Mel Tolson（丹泽尔·华盛顿 Denzel Washington 饰）希望自己的同胞们做些事情。他在学校成立了黑人高 校的第一支辩论队。在仔细选拔下，四位学生脱颖而：Hamilton（杰梅因·威廉姆斯 Jermaine Williams 饰）、Henry（内特·派克 Nate Parker 饰）、Samantha（朱尼·斯莫利特 Jurnee Smollett 饰）和James（丹泽尔·惠特克 Denzel Whitaker 饰）。在辩论队成长的道路上，Mel不断的挑战着社会当时的传统观念。他反叛的精神和他激烈的教学方式也不断的被人们炮轰，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信念，最终和辩论队员们一起进入了哈佛大学的辩论殿堂。

一、巧克力之父弗斯·贝里一生几乎没进学校读过书，然而凭着灵活的头脑，他经营的乔治王巧克力公司，资产达98亿美元，在同行业名列世界第一。乔治王公司获准登陆中国时，消息一经发布，该公司在美国的总部信箱，便收到了来自中国的400多份自荐信—信件大多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发去的，他们要求进入中国分公司工作。

弗斯·贝里获知此事，非常高兴，可是当他阅读了这些信件后，却犹豫了起来。因为在这400多份自荐信中，有300多人的学习成绩每科都在90分以上，并且有80％以上的学生曾担任过学生会干部。从老师给他们写的评语看，每个学生的在校表现也都是尽善尽美的。

弗斯·贝里读完自荐信，没有对自荐者的诚信产生怀疑，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不过，他觉得仅凭这些还不能确定谁有资格进入他的公司。他想，要在这些好学生中选一位适合自己公司的人，还必须测试点其他的东西。于是，一份别具一格的问卷，以回执的形式发往自荐者的信箱。

回执是这样写的:请你用一句简洁的话，回答下面4位著名人士到底在说些什么

11954年4月2日，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邀请爱因斯坦回母校演讲。爱因斯坦在演讲中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学习成绩中等，按学校的标准，我算不上是个好学生。不过后来我发现，忘掉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剩下的才是教育。

21984年10月6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回母校清华大学演讲。在接受学生的提问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还没有一位在学校里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

31999年3月21日，比尔·盖茨应邀回母校哈佛大学参加募捐会。在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学习，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时，盖茨向那位记者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42001年5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返回母校耶鲁大学，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由于布什当年成绩平平，在被问到现在接受这项荣誉作何感想时，他说，对那些取得优异成绩的毕业生，我说“得好”；对那些成绩较差的毕业生，我说“你可以去当总统”。

接到回执的400多名同学，均发回自己的答案。不久后，乔治王巧克力公司中国分公司在北京开业，有一位学生被通知参加开业庆典他在邮件中是这样回答的:学校里有高分低分之分，但校门外没有，校门外总是把校门里的一切打乱重排。

二、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现担任日本软银董事、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兼全球董事会成员、华谊兄弟董事、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董事、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

高考考三次，第三次总分离本科线还差5分。由于英语专业招生指标未满，部分英语优异者获得升本机会，马云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