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姬昌

老子整部《道德经》都是对周儒的批判和对正统易经的暗示

古人对于经典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没有人敢于篡改经典,就算知道有文字上的错误,也只是做旁注,并不敢直接改动经文所以,今天的《周易》版本是可靠的而且,易学已经是一门高深的专门学问了,我们只要用心学习就是了,何必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疑心呢要知道,只有科学才讲求怀疑精神,传统学问却是非常讲究尊师重道的

《周易》注本，古今不断，多达千余种，影响较大的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程颐《程氏易传》，现代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金景芳的《周易讲座》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周易》认识不清，常把《周易》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_文学创作 (lamsrscn)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

作者:文学创作来源:文学创作发表于:2022-11-07阅读:115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

先秦文学的重要文学家及文学作品：

1《山海经》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 物等方面的资料。神话“鲧禹治水”、“夸父逐口”、“精卫填海”等就保存在《山海经》中。它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

2《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3《尚书》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 就是"上古的史书"。《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中的文诰都独立成篇，有完整的结构，文字古奥典雅，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4《春秋》

《春秋》，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史，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春秋》在语言上极为精炼，但又因为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现在能见到的，有《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前者以叙事为主， 后两者以解经为主、侧重阐发微言大义。合称"春秋三传"。

5《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左传》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在思想内容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在艺术方面，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6《国语》

《国语》，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 21 卷，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之《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的。

7《战国策》

《战国策》，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刘向整理并取名《战国策》，至此成为完整的著作。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

8《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 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以记言为主。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水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9孟子和《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市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孟轲及其门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经典之一，在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则基本上是对话体。《孟子》文章向以雄辩著称，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10荀子和《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荀况的著作集，今存32篇。荀况，赵国人。《荀子》一书既是先秦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全书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每篇都有题，作为各篇内容的概括，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六篇，疑为门人弟子所记。

11《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说《仪礼》的文章选集，又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12老子和《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老子》，相传为春秋末期老子所著。传世本《老子》共81章，分上下两篇，“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后世又称之为《道德经》，作为先秦道家的奠基之作。《老子》以“道”为核心，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哲学体系。相较而言，《老子》与《论语》，是先秦王官之学“六经”之外深刻影响中华文化基本性格的两部著作。

13庄子和《庄子》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庄子》为道家经典之一，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分内7篇、外15篇、 杂11篇。内篇的思想、结构、文风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庄周自著。外、杂篇则兼有其后学之作，思想观点与内篇有出入。

14韩非和《韩非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集，为法家重要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55篇。《韩非子》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5墨子和《墨子》

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 ，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墨子》是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的言行录，为其弟子及墨家后学所记。《墨子》虽不重文采，整体风格为“意显而语质”，但是在对话体的结构中，每一篇都首尾完备，条理明晰，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在记述有情节有人物的历史故事时，能通过情节以及人物的动作、对话，营造出戏剧性很强的叙事效果。

16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春秋末年兵家孙武及其弟子门人所著。《孙子》虽是实用的兵书，可它的散文艺术却不容忽视。其文字简练，多用 排比句进行铺叙，用生动、通俗的比喻解说用兵之道，力求委曲详尽，明晓易懂。

17《易传》

《易传》是《周易》的组成部分。《周易》除《易传》之外，还包括《易经》。《易经》部分，除卦名、卦象之外，还包括卦辞和爻辞。《易传》部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之为《易大传》，包括《彖》 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又称《十翼》。《史记》 认为《易传》出自孔子之手，现代多数学者认为《易传》当为战国晚期儒者所作。

18屈原和《离骚》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作于流放汉北期间。面对国家的衰弱，面对楚怀王的 软弱与多变，遭放逐而失意的屈原难平心中的忧愤之情，遂以“离骚”为诗题写下这首名垂千古的抒情长诗。全诗共 375 句，2456 字，可分为八个部分。《离骚》是一首极富有变化的诗篇，它把事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和幻想的描写等交织在 一起，波澜壮阔而又结构完美。

对于古籍的编排顺序

按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排列：《尚书》（上古时期），《易经》（夏商周时期），《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内经》（战国时期），《山海经》（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礼记》（西汉时期）

周易的起源与兴起：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

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扩展资料

《周易》的后世影响：

“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又为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

汉武帝“独尊儒术”，《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汉代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高于一切学术。中国历代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经列于首。《周易》为“六经”之首，自然也就是群书之首，即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影响极大。

历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契机亦多建基于“易经”，两汉经学自不待言，魏晋“新道家”谈玄，亦将其列为“三玄”之一。若无《易经》之启发，“北宋五子”的学问几乎不能成立。

《周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发生了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员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正如国学大师、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所言“：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

参考资料：

《周易》是中国古代占筮著作。又名《易》，汉人称为《易经》(包括《易传》)。《周易》编纂者至今无定论。

汉代司马迁、班固等认为伏羲画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王充、马融等认为文王演卦辞、周公作爻辞。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信从。理由 (1)爻辞《升》六四言“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言 “箕子之明夷”、《既济》言 “西邻受福”皆为文王后事。(2)《春秋左传》“韩宣子适鲁见 《易象》，云 ‘吾乃知周公之德’”。(3)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合《系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五四”以后，学界对传统说法提出怀疑，进行详尽考证，认为《周易》非一人而是几代人的集体创作。

《周易》成书时间亦有争议，有殷末周初说、春秋中期说、战国说及秦汉说等。关于《周易》一书记载，最早见于《春秋左传》，但只有筮例不见书之全貌。秦焚书，《周易》独存。到汉代有今文《易》、古文《易》两个本子流行，案《汉书》“刘向以中古文 《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 ‘无咎’、‘悔亡’。”当知今文《易》 与古文 《易》 无大差异。魏王弼传汉费直古文《易》，唐孔颖达用王弼本作《周易正义》定为一尊，自此王弼本流行。但现存最早最完整的 《周易》本子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周易》，该书抄于汉文帝初年。而比较好的版本有： 唐开成石经本，清卢见曾刻 《雅雨堂丛书》本，清阮元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等，通行本及通行注本为清阮元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古代对《周易》解释有两种：郑玄等人释周为“周普”，释“易”为日月阴阳变化之理，“易”含“易简”、“变易”、“不易”三义，故“ 《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易赞》)孔颖达、朱熹等人训 “周” 为周代，“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周易正义序》)“易”为书名。故 《周易》 与 《周书》、《周礼》类似为周书。

《周易》是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渊深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部经典，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周易》及其衍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和源头之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产生了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力不但涵盖了中国乃至东亚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也与中国乃至东亚传统的建筑、医学、音乐、绘画、日常生活等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现在的《周易》一书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

《易经》的作者与成书时间，历代多有争论。最早的有“伏羲始画先天八卦”的说法，后来的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后一种说法源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学著作《史记》，多为古人采信，所以历代多认同司马迁的说法，即《易经》是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位于今河南汤阴城北4公里处）期间的著作。现代人对此亦有持另种观点，认为《易经》并非由一人所著，而是出自于商周时期的一批巫官、史官与卜官之手，并参考了历代相传、不断积累下来的占筮资料、历史文书以及社会生活经验的点滴加工整理而成的，这个观点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易》帛书中得到了相应的印证，帛书《周易》与历代通行的《周易》有着相当的差别。尽管有着以上争论，不过，《易经》成书于商周时期应是确定无疑的。

《易传》是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据说源自孔子，由孔子的后学编撰而成，亦可以看作是一部指导人们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著作。《易传》由七篇文章构成，其创作时间离经文形成的时间不是很长（约五六百年），是解释说明经文的最原始、最权威的文字。这七篇文章分别是：《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其中，《彖传》、《象传》、《系辞传》三篇各分上下，加上另外四篇合成“十翼”。

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便是出自《易传》。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 语出《系辞》上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语出《系辞》下篇。而对于“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对于“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本文仅对《周易》进行了简单而粗浅的介绍，易学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历久弥新，其价值为古今中外所不能忽视。

一、《归藏》易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坤乾》的关系 记载了不同于《周易》的易占书《归藏》的权威文献是《周礼》。《周礼·春官宗伯》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有六十有四”。这就是说：《连山》、《归藏》、《周易》是三种不同的占筮方法，它们的共性在于：三者都是由8个经卦重叠出的64个别卦组成的。迄止三国时，人们对《连山》、《归藏》有确凿证据的了解，仅仅如此而矣。至于流传的《连》、《归》用七、八，以不变为占等，不过是后人依据《左传》、《国语》中的“遇艮之八”、“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筮例而作出的一种推测，至于汉人称《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黄帝易，更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揣度，于史无据。排除了南宋王应麟误将他人注语“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当作《山海经》正文辑入类书《玉海》而不能计外，《周礼》也是最早记载《归藏》的文献。大家知道《周礼》是西汉时晚出的古文经，它出自战国至秦时吸取了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追求“大一统”的儒者之手。因此其所称引的《归藏》必出现在先秦时。《礼记·礼运》篇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话：“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吾以是观之。”句中的“坤乾”绝非乾坤一词的倒置，也不能等同于“阴阳”，而是指以坤卦、乾卦为代表的卦书。孔子是说：“我为了考察殷代制度，所以去了宋国（殷人后裔所立国），但找不到足够的根据，只得到了殷代流传下来的《坤乾》卦书。”殷代的卦占之法可由此书得知。 春秋时孔子所得《坤乾》卦书是否就是《周礼》所称的《归藏》呢？史无明文言之。但按：（一）孔子由《坤乾》以观殷之道，可知该书所传承的卦占法历史悠久，当为宋人的祖宗殷人发明；（二）二者先后都流传于中原地区，看来春秋时宋国流行的《坤乾》与战国时《周礼》所称的《归藏》当有渊源关系，按照传统音韵学来分析，“归藏”很明显是“坤乾”的音转，所以前者很可能是后者的祖本。 二、西汉人不知有《归藏》，东汉人因《周礼》才知“三易”与《归藏》之名 西汉刘向、歆父子曾奉诏对朝廷所藏图书进行过一次全面地清查校理，在此基础上刘歆于哀帝时（仅距王莽代汉10年左右）编著出了朝廷藏书目录《七略》，除了未曾献上的民间藏书、朝廷的法律规范之文书、编目后才入藏之新书这三种情况外，西汉朝廷藏书，《七略》网罗殆尽。此书虽不存，但东汉班固以其为底本，作了少量增补和归类调整（班一一注明了）后，编写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此书至今完整无缺，成为后人考察西汉图书存亡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汉志》著录了《周易》等多种筮书、龟书、杂占书，却未收录《连山》、《归藏》；故后代学者普遍认为《连山》、《归藏》汉代已亡。当然也有人以《连山》、《归藏》虽未入录但西汉时民间尚存为辩。然而奇怪的是，西汉易学名家辈出、著作纷呈，却未见一人留下过一句所引《归藏》之文。笔者仔细清查过所能见到的各种汉代古籍和各种索引、引得，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西汉学者无一人称呼过《归藏》，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易”之名；东汉虽有少数学者如杜子春、桓谭、王充、郑玄等引称过《归藏》之名，却仍未能征引一句《归藏》之文，且能称《归藏》名者，都是古文经学者。下至三国末仍未见有一句《归藏》之语被人征引。这是何缘故呢？窃以为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周礼》一书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密切相关。 查《周礼》一书本名《周官》，据《汉书·景十三王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西汉河间献王以重金购得“先秦旧籍”《周官》古文经后，献给了朝廷。朝廷一直将其深藏于秘府，正如古文经大师马融在《周官传》中所言“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直到百余年后刘向、歆校书编目，《周官》才被《七略》著录，但除极少数可出入“中秘”者外，人们仍无从得见。直到王莽当政，《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其内容才被公开。东汉初刘歆弟子杜子春，设私校传《周礼》之学，此后郑兴、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竟相研习，其中多人为《周礼》作训诂，从而《周礼》才盛行于东汉古文经学派中。笔者认为：东汉人是因习古文经《周礼》而传“三易之说”和称引《归藏》之名的，西汉人无缘得睹《周礼》，故不知有《归藏》之名。可作为佐证的现象是：西汉人频繁征引《周易》及其《传》，通常只称“《易》曰”。假如当时《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行于世，他们怕不能把《周易》及其《传》文径呼为《易》了。 三、王充、郑玄、桓谭等东汉人见过《归藏》吗 如上述，东汉人因习《周礼》而知“三易”之说和《归藏》之名。杜子春称《归藏》名（见郑玄注《周礼·太卜》文），自在情理中。又如师从过古文经学者班彪的王充，曾在《论衡》书的《正说》、《谢短》两篇中，均提到《易》有三家和《连山》、《归藏》的归属问题。恰恰在这两篇中王充分别提到了《周礼》六典与《周官》之法，足见王充是据《周礼》言“三易”及《连山》、《归藏》的。然而郑玄在上举《礼记·礼运》篇引孔子言其之宋而得“坤乾”时注曰：“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乍看后一句，似可诠释为：殷代阴阳之书存在至今的有《归藏》。依此释，郑玄见过当时尚存的《归藏》易。其实，郑玄并未见过《归藏》，故他既不敢言《归藏》就是殷易《坤乾》，也不敢说《归藏》是由《坤乾》增删而成。他故意模糊其辞：用可包罗星象、龟筮、择日、形法、杂占等等在内的几乎与数术书同义的“阴阳之书”来把《坤乾》、《归藏》纳入同一类中。因此，郑注的后一句，似应诠释为：保存了《坤乾》那种殷代阴阳之义的书有《归藏》。由此看，郑玄只肯定了《归藏》对《坤乾》有继承关系，并不能说明当时有《归藏》存在。考虑到郑玄曾遍注《周易》与《易纬》，却未见引过一句《归藏》文。可见，“其书存者有《归藏》”，当以后一种诠释为当。 最使人诧异的是：两汉之际的学者桓谭之书《新论》中有这样三句话：“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其第一句话不过是照引《周礼》之文。但从第二句、第三句看，桓谭似乎仔细阅读过当时藏在兰台、太卜的《连山》易与《归藏》易。据《后汉书》中的《桓谭传》与《王莽传》记载：谭在西汉“哀平间位不过郎”，王莽居摄和新莽时，他先后升迁为谏大夫和掌乐大夫（相当于西汉太乐令）。入东汉后，由于桓谭批评、反对当时朝野盛行的神学图谶说，故而仕途坎坷，不断碰壁，只做过“议郎”、“六安郡丞”之类的小官，最后被贬出京。在东汉时，他根本没有入兰台、太卜查阅国家藏书的资格。他能入兰台、太卜，当在王莽朝任掌乐大夫时。因为太史、太卜、掌乐大夫（太乐令）同为太常（主管文化礼仪、教育的长官，相当于后世的礼部尚书）属官，兰台藏书正归太史所管。近水楼台不难得月。故《新论》所言兰台、太卜藏易书之事，必在西京之时。然而在此约十年前，刘歆校书编目，太史令尹咸分校数术书。兰台、太卜之藏书正在其列。若此二处藏有《连山》、《归藏》，刘歆、尹咸作为校书当事人岂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编本《汉志》焉能不载？笔者一点也不怀疑桓谭会凭空编造，谭是一个有气节的学者，其言之凿凿，又不象“戏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只能作如下解释：《连》、《归》究竟有何内容，当时大家都不得而知。谭又笃信新问世的古经《周礼》的“三易”之说。于是他便把当时兰台、太卜所藏的一种有8万字、一种有4300字的、皆是以64卦为载体的非《周易》的筮书——例如，录入《汉志·数术略·蓍龟类》中的《大衍筮》、《大次杂易》或录入《六艺略·易类》中的《古杂》80篇中的某些篇章——推定其为《连山》《归藏》而与刘歆相异。这种做法正符合其本传所说，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的学术个性。况且上引的三句话，均出自《新论·正经》篇。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谭是完全有可能这么做的。可惜，桓子《新论》除个别章、句外，全书早在五代时就已亡佚了，我们无从得知其认定《连山》、《归藏》之理由了。然而《汉志》的作者班固，则应该非常理解和熟悉桓子《新论》的。据桓谭本传记载，班固曾奉章帝诏续补过《新论》。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并撰《汉书》，他至少对汉代兰台太卜是否收藏过《连山》、《归藏》是了解的。然而班固宁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所著《汉志》中补入谭所指的《连山》与《归藏》易。可见，汉兰台太卜藏有《连山》《归藏》之说，只是桓谭个人标新立异之见，是不足为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