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苏辙 、包拯、张尧佐、王德用、王素。

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像这麼豪迈潇洒的气慨，不是每个人都发得出来的。它来自一颗被百般淬炼的灵魂。或许，您也耳闻过他的鼎鼎大名，不错，他就是自号「东坡居士」的大文豪－－苏轼。九百多年前，四川眉山住著一户姓苏的人家。也许是老天的「情有独钟」吧？这小小一户人家，竟然接连出了三位大文学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和东坡先生一样，也都各有一片文学的天空。一门三杰，传为文坛佳话。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西元一0五七年，二十二岁的苏东坡，参加礼部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这位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面对年纪轻轻的苏东坡，也不得不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那年，苏东坡踏上了政治旅途。

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欣赏的眼神」中，展现了另一种才华。神宗时候，宰相王安石创行新法，苏东坡认为新法不能便民，和他意见不合，闹得几乎水火不容。率性的苏东坡懒得做无谓的争吵，乾脆自求外放，被调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是东坡生命史上最浪漫的一页。他深情写著：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美丽的西湖之畔，苏东坡毫无保留的显露出诗酒风流的文人性格。他不但游山玩水，遍赏杭州美景，他更纳了侍妾「朝云」，陪伴他共赴未来的坎坷。苏东坡忠君爱国的心志非常强烈。只要看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便在诗文当中表现出来，终於为自己撒下悲痛的种子，伏下了日后贬谪奔波的命运。杭州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如此折腾下来，东坡已经四十四岁。湖州到任还不到三个月，苏东坡就因为「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是一场文字冤狱，史称「乌台诗案」。原因是有人为了抹黑他，故意把苏东坡所写的诗句，百般扭曲，大作文章。苏东坡被关进牢后，在身心俱受挫折当中，并没有被击倒。他从挫折中磨练自己的心志，提升自己的情感。那一身刺人的锋芒，那一些嬉笑怒骂，容易得罪人的锐气消失了。一种英华内敛、明净成熟的旷达胸襟，终於慢慢形成了。狱中百余日，苏东坡脱胎换骨。从此，现实的悲苦，难不倒他。从此，人生的困境，困不住他。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从狱中走出来，走向不怨不悔的人生。坎坷的际遇可以雕塑历史巨人，苏东坡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一桩冤狱的折磨，我们可能看不到那样旷达的人生态度，看不到文学史上顶尖的杰作。出狱以后，东坡被发放到黄州去担任团练副使，相当於现在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职位虽然低微，四十五岁的东坡先生却逆来顺受，因为，他的人生观已经超越世俗了。黄州五年，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捩点。在黄州那样僻陋贫瘠的寂寞之乡，苏东坡抚平了少年的激情和傲气。他的作品风格，也在忧患之中，有了深刻的转变。也因为有了高旷的人生境界，苏东坡虽穷，却不苦。他脚穿便鞋，头带方巾，和村夫野老打成一片。贬谪流放的郁闷，留给那些想不开的人吧！苏东坡早就打定主义，要面对现实，快乐的活下去。因为，一切都不算是苦，只是人生的一种历练而已。宋神宗元丰七年，苏东坡离开了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於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东坡的幼儿竟不幸夭折。在哀痛的心情下，苏东坡上书请求暂时先到常州居住。汝州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费已尽，希望可以不去，结果批准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哲宗登基后，秉承神宗爱才的心情，对苏东坡礼遇有加。

短短一两年之间，苏东坡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直上礼部尚书。这是他宦海一生的高潮。可惜好景不常。为了替百姓谋福利，苏东坡仍不时与人发生冲突。在火爆的政治气氛中，外调的念头再度升起。五十四岁这年，朝廷批下公文，准许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担任杭州太守。阔别十六年，苏东坡重返杭州的心情是欣喜的。而杭州百姓对老长官的再度光临，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才刚到任，苏东坡就为天灾人祸忙得不可开交。在杭州他曾有一项重大建设，那就是在西湖筑堤，世人称为苏堤，在防洪水利上有相当的贡献。后来，由於皇太后（英宗皇后）的眷顾，特别召他回朝。但是不久，就又匆匆外放颖州。东坡流放的日子，一直要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时才结束。但是，他的人生也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尽头。大赦的次年，东坡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官僚家庭。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24岁开始踏上仕途，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晚年他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书中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和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多条属于科技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梦溪笔谈》中还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著有关于农业的《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书。

沈括还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了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

在光学方面，他对中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梦溪笔谈》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 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 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 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宋仁宗（赵祯）大事：南蛮叛乱、交趾之乱、庆历新政、包公、狄青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藏文）、《劝诫亲友书注释》（藏文）、《御制表忠录》（满文）等。

《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由八邦寺噶玛才旺更却阿顿丹培整理完成于1774年6月14日，传记二十岁前部分由大司徒亲自撰写，1724—1734年间事实，根据司徒本人日记与采访事关人员进行编写。1734至1774年，又抄自大司徒的日记。为了文字结构一致，全传忠实原记录，可信度很高。

《劝诫亲友书》由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创始人龙树著，已有藏、汉译本。龙树一生中撰写了数目惊人的阐释三藏四续密意之论典，包括以理证之道宣说趋入佛法圆满精华大乘道之圆满菩提道次第等。

《御制表忠录》，满文本，清世祖（福临）辑，顺治十三年（1656）内府刻。该书所辑为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劝勉官员学做忠谏之臣。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中国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而由文化部拟定，经批准后公布的一份名录，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迄今中国共有11375部国家珍贵古籍，分别于2008年3月1日、2009年6月9日、2010年6月11日和2013年3月8日公布。2023年2月8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上线。综合应用了数字人文的多项技术，将珍贵古籍名录书目数据重构为知识库，以多维度知识图谱等多种可视化形式展示，以数字手段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王若飞、宁静、伊扬、刘婕、颜振豪、刘孜、何洁 ，聂远，舜天齐

杨粲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何腾蛟

何腾蛟(1592一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腾蛟稍长，便随父就读。父训课极严，有一天问书不解，父怒，举石砚击腾蛟的头，并责骂说：“子不受教，击死无悔。”于是腾蛟奋志不懈，考取了秀才，“岁试拔前茅”。但参加省里的乡试落第，在科试中，因文章刺伤时政，被置四等，父闻大怒，母亲廖夫人暗中使人报知，叫他不要回家。腾蛟于是躲在卖书的李静溪先生家含泪攻读。后前往内江投奔堂兄起蛟，想找兄长谋职。起蛟知道他的来意，想刺激他以求进取，便责令守门人不准他进门，送他一本《百中经》和铜钱一贯。腾蛟感到惭愧，便回到家乡，屏迹于郡郭外南泉山天香阁，刻苦攻读，昼夜不懈，磨练自己的志气。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才启程跋涉赴省会试，考取举人。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陕西大兴等县县令。腾蛟治理南阳，“土寇”作乱，他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由是知名。

崇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提拔他任兵部职方主事，晋升员外郎。十二月调山西口北兵备道。崇帧十五年春，奉命出任湖北郧阳兵备道。后“遭母忧”，辞官归里。孝服除后，起任淮徐兵备道。所在任内，皆以“才谞精敏”，廉明、勤政、爱民著称。

崇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督部史可法极力推荐，超拜他任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左师指左良玉，驻扎湖广的总兵官，手握重兵。当时湖北尽为农民义军所占领，仅存武昌一郡，左良玉大军素无纪律，将兵骄横。人劝腾蛟勿往，腾蛟说："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遂慷慨赴任。到任之后，他终日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而左良玉亦服腾蛟威望，倾心接纳，得以相安。次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得以稳定。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采取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迫使北京汉族居民迁离北京，并颁布圈地令、剃发令、逃人法，企图用暴力统治中国，因而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官僚地主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以“复故土以光祖业”相号召，抵抗清军南下。大江南北官兵纷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把恢复祖国的河山，拯救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但弘光朝廷内部腐化，福王只知享乐，封建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争，政权极不稳固。同年六月，福王诏书至楚，当时左良玉驻军汉阳府，拥有七八万军队，他的部下有异议，迟迟不肯开读诏书，有意东下干预朝政。腾蛟说：“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当以死殉之。”持一剑往良玉住所。当时左良玉的正纪官卢鼎也力陈国家祸福，对左良玉晓以大义，才如礼开读诏书，使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同年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待郎，兼抚湖南。冬十一月，复命腾蛟以原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不久，左良玉又以"清君侧"为名，拟出兵东下，诛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和兵部尚书阮大钺，发动内战，自相残毁。腾蛟为了顾全抗清大局，竭力劝阻。良玉不听，反而大肆掳掠，大杀城中人民，并胁迫腾蛟同行。舟至汉阳门，腾蛟乘机跃入江水，漂十余里，被渔船救起。远近人民认为腾蛟入水三昼夜不死，必有神灵保佑，由是人民更加信服他。后腾蛟绕道浏阳到达湖南长沙，召集部属，商议抗清战守之策。令堵胤锡为湖北巡抚，傅上瑞为湖南巡抚，章旷为总督监军……调副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所带士兵，先后聚集长沙，兵势稍振。而这时左良玉已在九江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后来降清。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同年四月，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号隆武。唐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以重任，加腾蛟督师的官衔。

这年四月，李自成遇害，农民军残余部分别由郝摇旗、刘体仁、袁宗第及李锦、高一功等领导。共约四五十万人，向荆襄进发。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骤然失去主帅，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农民军由岳州到湘阴，节节向南移动，距长沙百余里，不与明军争锋，并通知明军，愿归顺何腾蛟统帅，表示希望彼此团结，共御强敌。何腾蛟便派部将万大鹏带领数骑前往郝摇旗营中商量合作条件。摇旗等大喜，便带领5万农民军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并犒赏官牛酒。摇旗便召集袁宗第、蔺养成、牛有勇等率义军来归。腾蛟兵力骤增10余万，声威大震。

不久，李锦、高一功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堵胤锡接纳，安置在荆州。李锦从此一心跟随腾蛟，农民数十万大军悉归腾蛟节制。后又有明将卢鼎、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亦听命于腾蛟。诸军汇集，号称百万。唐王立拜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总督豫、楚、秦、蜀、粤军务，仍督师。并饬令先收复江西，然后收复南部。何腾蛟指挥农民军约10万余人，驻湖南各地，担负起抗御清兵进攻的重任。在湖广北部的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18营共30多万人，改名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把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由原来的农民军将领统率，分别驻扎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即人们所称道的荆襄十三家军。他们不久又和川东各地农民军紧密地联系，发展而为夔东十三家军，在抗请战争中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兵力。

荆襄十三家军与明军联合后，明军的声势突然强大。1646年春天，清政府派兵进攻湖广，何腾蛟领大军由长沙出发，大败清军于岳州，不久在藤溪、湘阴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能再向南侵入，隆武政权在福州得以从容立国。

何腾蛟镇守长沙三年，军纪严明，兵将不敢违抗。当时瘟疫流行，他"吊死问孤"、"博施劝谕"，百姓暂时得到复苏。而他自己吃粗粮、野菜，穿补缀的衣服。当时军饷不足，他委任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难能可贵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修建文场，开科取士，使两湖之地，不废弦歌，政局得以暂时稳定。

1646年8月，隆武帝及皇后在汀州不幸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消息传来，腾蛟大为悲痛，厉兵保境如平时。

当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梧州，广西巡抚瞿式耜等立即返回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号为永历，拜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军渐逼，退出益阳，还守长沙。这时腾蛟处境十分困难。

1647年2月，清兵逼广东，桂王自肇庆逃到梧州，清军迅速攻下梧州，桂王再奔至桂林。这时，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顽强抵抗，桂林才得以保全。当时湖湘一带，总督何腾蛟的部将及率领的荆襄十三家军与清军顽强的战斗起到了前卫作用。

这时，怀有野心的武冈总兵官刘承胤挟持桂王由桂林出走到全州，三月到武冈，由瞿式耜留守桂林。当时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军大举进攻长沙，马进忠、王进才等纷纷溃退。何腾蛟势孤，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俱失，五月腾蛟至永州，不久，退驻白牙市(今湖南安东县)。

八月十三日，清兵破武冈，刘承胤以城降。桂王携带官眷奔靖州，九月返桂林。而城中只有焦琏一军，腾蛟虑势孤，率赵印选、胡一青入城相助。正危急时，南安侯郝摇旗忽拥众万余至，上下震动。摇旗与焦琏部将角斗，恰逢卢鼎亦带兵至。腾蛟从中调解，使桂林得以安定。于是腾蛟派遣焦琏、郝摇旗、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各营分别守兴安、灵川、义宁诸州县，兵势稍振。

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共同御敌，亲自到营溶江口。次年二月，清军由湖南席卷而下，占领全州、兴安。郝摇旗败走桂林，挟桂王走柳州又奔南宁。三月，腾蛟在永宁闻讯，重返桂林。四月初六，腾蛟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腾蛟督诸军鏖战，居中指挥。胡一青率将士，挥戟冲锋陷阵，叱咤撼山岳，清军被击退。腾蛟尾随至岩关，身先士卒，大战于兴安的三里桥。清军列阵塘铺营，漫布山谷，以四股侵入，腾蛟命赵印选率五司将士奋勇当先，多有斩获。直至酉刻，胡一青仍率兵继续战斗，至三里桥，诸将踊跃，无不以一当百，清军再退至兴安。初八日，腾蛟督诸将前至凤凰坪距三里许与清军大战于松林。清军伏兵炮声隆隆。腾蛟令四路出击，命赵印选、胡一青率诸标镇往来冲杀，鏖战良久，望之如在奔雷急电之中。标镇周金汤、熊朝佐奉令从凤凰坪左山横击，清军大败，死者山积，鸾桥之水为之不流。十六日，清军退走。

五月十五日，腾蛟指挥三军进攻全州城，自辰至酉，炮伤敌副参顾有能等45人。二十六日夜令赵印选督全营攻北关，焦琏督全营袭南关，蒲镇一营攻西关。次日卯刻胡一青先登城，生擒清巡抚李懋祖，押送桂林斩首。各营相继攻入，悉斩清军精锐。这次战役，八次大战，五次进攻，收复了全州。史称"全州大捷"。六月，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广州的清降将李成栋先后反正，据地归附，声势复振。在湖南的清军逐渐退去。秋七月，腾蛟进驻全州。八月，桂王自梧州入肇庆。腾蛟再派遣曹志建、卢鼎、焦琏、赵印选等率军攻永州。围三月，大小36战，至十一月，攻占永州。接着不久，连克宝庆、衡州、常德，以前所失的土地，渐次恢复，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抗清声势为之大振。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义军都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

但由于永历政权内部党派纷争，矛盾重重，农民军也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以南明军中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将帅、士卒怯懦贪鄙，不接受何腾蛟调遣约束，各路军马各行其事，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以致在以后的争战中，马进忠烧常德走武冈，王进才放弃宝庆逃走，各郡邑守将闻风溃逃。腾蛟当时驻衡州，十分惊骇，看到千里一空，忧心如焚。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腾蛟檄召马进忠由益阳出兵长沙，并亲往忠贞营，邀李锦入衡州，其时只带随身30名士兵前往。然而李锦已往东开拔，腾蛟即尾随至湘潭。湘潭已是一座空城，李锦弃守离开了。腾蛟便进驻危城之中。是时诸将都去增援江西，金声桓、黄飞鸾又已调往全州。马进忠听到腾蛟轻身独往，随即遣将追护，但已来不及。汉奸孔有德探知腾蛟在湘潭空城的消息，昼夜兼程追至城下，派降将徐勇以轻骑突入湘潭。率众罗拜劝腾蛟投降。徐勇原是左良玉部将，曾追随过腾蛟，腾蛟见其为虎作伥，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举剑要砍徐勇，徐勇只好退避。十九日晓起，营垒皆空，腾蛟方巾便服坐堂上，流泪痛心地说："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结果落得这样地步，这难道是天意吗"清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簇拥腾蛟而去，将他安置在城外慧德庵中。明将宣威将军杨一营不知腾蛟去处，想寻找救护他，曾7次冒险单骑入危城寻访，终不可得，竞被流矢击中殉难。满洲贵族固山额真佟养和延请腾蛟谈话，劝他归顺清朝。腾蛟膝地而坐，一言不发。清军将他的家属40余口(包括他的继母孙大夫人及正妻徐夫人在内)带来胁迫他投降。腾蛟不动声色地说："老母耄矣，余无足惜，一惟命。"又强迫他投降，他说："我国不幸，大臣被掳，我肩负大明三百年纲常的重任，岂能以一身事奉两主我是个血性男子，百折不回，你们为何还吝惜一剑，不把我杀死"佟养和见他意志坚决，不可动摇，便退出。腾蛟居庵中，正襟危坐，谈笑自若，几次请他不去，几次馈送饮食不吃。有一天，庵中一僧将一钵清水献给他喝，他马上用手挥去说："烦劳大和尚，为我另取一壶江心水，饮了好上路。"僧人立即舀来一钵江心水奉上，腾蛟接过，望南流泪说："这江水自衡山流来，是桂王那里流来的水啊！这水可以洗涤我的肠胃，死了也好瞑目。"腾蛟饮了江水绝食七天没有死。佟养和再派人来劝降，他拒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衣带之遗，彼则行之，我则继之，吾志决矣，勿复多言。"佟养和叹息道："真是个硬汉，他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了。"又不忍心杀他，便给他一捆丝绳，一面汗巾，由他自裁。当时微雨初过，他从容慢步，一面以袖拂巾，一面吟七律(绝命诗)一首：

天乎人事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

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

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

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此诗表达了他悲亡国的沉痛心情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以及对祖国人民和三湘父老兄弟的深切怀念。

何腾蛟遂自缢于流水大埠桥边[时已丑(公元1649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终年58岁。举家40余口同时被残暴的清军杀害。腾蛟死难噩耗传出后，湖南各郡县的老百姓，莫不流涕哀悼。桂王闻讯，令三军缟素，望祭痛哭，三军皆哭，声闻数里。遂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号文烈，设位于肇庆天马寺，并授其子何文瑞为佥都御史，袭定兴侯。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廷表彰已故明臣，谥腾蛟"忠诚"，建祠于黎平城内神鱼井旁，名"何忠诚公祠"。次年腾蛟侄(起蚊子)往湘潭扶榇归里，安葬于黎平西门外之西佛崖。继后，几经修建，命名为"明谥中湘王何腾蛟陵园"，乡人题有联曰："大埠桥边，万古芳名同日月；西佛崖上，一抔黄土壮山河。"表达了乡人对何公的景仰与崇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一八九七年中举。一九○二年应聘主讲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四年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戊戍变法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改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随即徒家北京，住宣武门外莲花寺。民国初年，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嗣因军阀混战、政局紊乱，遂隐居破寺中，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书画和颖拓为生。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李瑞棻

(2003-08-18 22:14:19)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幼年丧父，由叔父京兆尹李朝仪教养成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人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