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尊女卑起源是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6浏览：7收藏

男尊女卑起源是什么？,第1张

男尊女卑应该是从母系社会转变到父系社会的产物。

在母系社会中，妇女从事的采集比男子从事的狩猎有更较稳定和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妇女作为劳动者更重要，地位也相对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社会地位渐渐提高，婚姻也由对偶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应该从父系社会便开始了(应该在夏朝以前就开始形成了)，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转向奴隶社会进而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得到强化。

在古装影视剧的耳濡目染下，我们对“壮丁”“人丁兴旺”诸如此类的词汇并不陌生，传宗接代、繁衍子嗣在古代家家户户都是头等大事。

即使是生活在思想开放的现代社会，不过就算是八零后九零后，我们在小时候还是或多或少有感受到自古以来“重男轻女”的风气。

比如说家中老人长辈会强调自己不像别人家那样“重男轻女”，未免有种“此地无银”的感觉，在偏僻乡村地区更有甚者会把刚出世的女娃偷偷扔掉，越不发达的地区越是如此，这样“性别歧视”的文化糟粕自古以来流传至今。

在落后封建的古代社会，甚至对于家中生男生女都有不同的称谓，生男孩叫“添丁”，生女孩叫“添口”，其实这种“男丁女口”的说法也是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一种体现。

一、“添丁”、“添口”

事实上在遥远的封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男人耕地女人织布，即“男耕女织”。因为生理结构的不同，女性生来力量就比较小，甚至成年女性也比成年男性弱，然而，男人生来就有良好的体力，承担着务农的任务。

在古代，生男孩被称为“添丁”，但是那些被称为“丁”的人必须是成年人，因为只有在成年之后，他们才能承担家庭的体力劳动，因此在古代，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被称为“丁”。

由于妇女在古代生产中从事纺织、烹饪和家务劳动，她们就不能胜任繁重的农业劳动，地位远远低于男性，也就是因为不能耕种农活，却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所以古时候出生的女孩被称为“添口”。

众所周知古代重男轻女，这是由于他们认为男孩的出生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而气力不足的女孩被认为只是多了个吃饭的“口”，而不能耕种土地，在古代家庭，生女孩被认为是“亏本买卖”。

二、与赋税徭役有关

“丁”与“口”的称谓与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汉以来，对土地、人口、户籍等征收赋税，包括实物、货币、劳力等，关于这一方面，秦始皇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命令地主和土地所有者按照法令中的规定申报土地持有并纳税。

到了汉代，政府不仅收田租，还输出赋，也就是说，政府以户口为标准，按人口数量计算人口税，按土地数量征收土地税，如果成年妇女没有土地，人口税收就会被征收，而不征收土地税。

除此之外，在汉代，除口赋外，还征另一种人口赋税，提供口赋的钱并不是人口赋税，自唐代以来，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税收算法，有田的男丁需要按时纳税。

隋唐时期，我国古代税收制虽然趋于完善，但也走了不少弯路。例如，在双税法之后，以丁户为基础的租金调整法不再适用，田赋的表达一度被称为胡赋，其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其中，耕地是指土地征收的地租，最初“赋”是由“军赋”基金转化而来的人头税，相当于不服兵役的补偿。晋武帝颁布《占田令》，规定丁男按五十亩缴纳田租，丁女按二十亩缴纳田租。

在古代社会，由于作为农民最大资产的土地相对稀缺，土地的分配多以男性数量为主。因此，它指的是可以作为劳动力的成年男性，这与当时的土地制度有关。

在宋代，丁口簿被用来登记二十岁到五十九岁男性的姓名，以分配徭役和税收；明代开始采用鞭法征收钱款和地租，人口赋税的色彩和个人依赖性逐渐减弱；清朝有一个过渡时期，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第五十年的丁数量为标准，对丁的数量不再征税，即使是添丁也不例外。

雍正还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改革，他将人口税和土地税合并成一个，并且废除前“人头税”，成为清朝统一的制度。

可以说，丁银与田赋的统一是以农地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征管程序，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活跃，土地税虽然数额仍然很大，但在清代财政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相对较小。

然而，这一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包括香港以前的房屋改革也深受影响。新界原居民的男性后代也被称为丁，“丁屋”由此而来，“丁”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在古代，男孩的出生称为添丁，女孩的出生为添口，都是在传统制度下的产品。

三、男尊女卑的思想

事实上，在一开始并没有男尊女卑的概念，而且女性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在旧日的母系社会中，妇女是主要的劳动力，男人常常在家里做一些家务。在那个时候，女性可以有很多男性伴侣，所以那个时候女性所生的孩子不能确定父亲是谁。

当时妇女是主要劳动力的原因是手工业在采集、捕鱼和狩猎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女性可以在劳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她们可以制作出更多精美的手工艺品，而且在采集中，她们的姿势也比较轻盈，技巧也比较灵活，她们还可以制作渔具。

在后期，农业和畜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食物不再主要是通过采集，而是种植和狩猎，因此，体力较强的男性成为劳动力的主体，逐渐形成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宗法社会。在这一时期，男性的地位逐渐高于女性，相关男性可以娶一个以上的女性。

数百年之后，小农经济的农业为主要方式，逐步产生和发展的男性主导地位继续和加强，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中国开始了悠久的历史。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一些古籍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到了秦汉时期，男尊女卑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对女性的行为产生了明确的限制，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用阴阳来联系和对应男女关系，董仲舒提出“丈夫虽贱，皆阳；女人虽贵，皆阴”，就这样，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建立了不可逾越的地位差距，不仅如此，董仲舒也明确分工的层次结构，并添加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同样在西汉时期，《礼记》中就明确规定，女人应该处于卑微的地位，像对待国王或大臣一样对待丈夫。对女人的行为有具体的要求，而这些要求都体现了女人的卑微地位，带来的影响是严重的，可以说是完全切断了女性独立的人格和经济自由的可能性，使女性想要生活在当时社会，必须依靠男人。

除了对丈夫的爱，女人在丈夫死后也要保持贞洁，特别是在西汉后期，贞洁和女强人得到了高度的赞扬，汉宣帝命令贞女服从等级制度，汉平皇帝命令所有的村庄提拔贞女，并免除她们的赋税和赋役。

在古代法律中，甚至有“男女有别”的规定。例如，明清时期的法律规定，丈夫殴打妻子，如果妻子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就不应该受到调查；而妻子殴打丈夫，直接棍百，造成重伤以上的人加常人三级犯罪。由此可见，古代男女社会地位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家庭中，还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共识”中，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不断被强化和制度化，越来越难以摆脱。在中国古代，妇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自知，甚至成为男尊女卑观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捍卫者，这种无知和自卑与古代妇女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有关。

随着教育水平的加深和教育的普及，男尊女卑的土壤将逐渐消失，男尊女卑最终将成为历史，“丁”“口”的说法也逐渐湮没在历史中。

结语

中华民族传统从封建帝制代代相传至今，虽说我们要敬畏历史，但历史未必都是正确的，不管是“添丁添口”、“男丁女口”还是“裹小脚”、“一夫多妻”之类的思想文化和政策制度，都是一种男尊女卑的错误思想，换句话说就是性别歧视。

古代生男孩被称为“添丁”，甚至还有各种祭祀之类的传统活动来宣告家族“添丁”了，生女孩的“添口”就不会有这样的待遇，一是与封建社会的赋税徭役制度有关，二是与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密不可分。

庆幸自己生在思想开放的现代社会，“添丁添口”的说法早已已经不复存在，现代女性不再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一方，而是比男性拥有更高的地位。因为现代人类不再仅仅把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手段，女性可以撑起半边天而不依赖于男性。

我们要用正确态度对待历史，历史既然已经发生我们就要承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战沙场的女将军、女扮男妆的出仕者。这里所要叙述的是后两种人。武都氐族人杨大眼妻潘氏是我们知道的早期协助丈夫领兵的将领。杨大眼仕拓跋魏，历官直阁将军、征虏将军、东荆州将军、武卫将军，屡次出征，与萧梁及荆州少数民族战斗。潘氏武艺高超，善于骑射，自行来到丈夫军中，身着戎装，当厮杀时和丈夫一起与敌军刀剑相交，当游猎时并骑出入丛林。战斗或打猎完毕，回到军营，夫妻同坐幕中，与部下将领、幕客随意交谈，笑声四起，杨大眼有时高兴地指着妻子对众人说：“此潘将军也。”可见夫妻情好之深，当众表现出来，不像后世人忌讳公开表达这种感情。他们生有三个儿子。后来杨大眼出征，潘氏留在洛阳，对丈夫不忠诚，被大眼杀死，与始初的情形迥异(《魏书·杨大眼传》、《北史·杨大眼传》)。

　　洗夫人(约512～602)，南朝高凉郡(今广东南部)人，家族世代为越族首领，少年时代就才华出众，协助长辈安抚部众，行军打仗。年长与高凉太守冯宝结婚。冯氏来自北方，这时已四世为太守，但治理仍不合当地民情，号令不行，洗夫人婚后与冯宝共理政事，处理刑狱，告诫洗氏宗族守法，有犯罪的严惩不贷，做到令行禁止。当侯景攻打台城，反对梁武帝时，高州刺史李迁仕伪称援助梁朝，召冯宝会师，洗夫人看出诈情，伪言贡献物资，率

　　兵袭击李迁仕，与陈霸先(后来的陈武帝)合作取得胜利。冯宝死后，洗夫人理事。陈朝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洗夫人儿子冯仆相助，洗夫人宁肯儿子被害，不从其乱。欧阳纥失败，陈朝因洗夫人功劳，封冯仆为信都侯、平

　　越中郎将、石龙太守，洗夫人受封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朝灭亡，洗夫人统辖广东诸郡，被尊为“圣母”，寻归顺隋朝，封为宋康郡夫人。王仲宣起兵反隋，围攻广州，洗夫人发兵与战，亲自披甲，乘马，护卫隋朝使者裴矩，抚绥四方，隋文帝以她“甚有大功”，封为谯国夫人。洗夫人又上书揭发番州总管赵讷贪虐害民，隋朝查实，处理了赵讷，洗夫人奉诏书，奔走十几个州，安抚民众（《隋书·谯国夫人传》、《北史·谯国夫人传》)。

　　平阳公主是第一个领兵打仗获得成功的妇女。她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隋时与柴绍结婚。李渊太原起兵时，平阳公主正在长安，柴绍对公主说：你父亲起兵将要打京师，我应当去出力，但我们一起走走不了，怎么办呢主很有主意地说：你快点放心走吧，我一个女子好说，自有走的办法。柴绍遂出走太原，公主到了户县，变卖家产招募人马，聚众数百人，树起反隋的旗帜，以响应她父亲。又派人联络当地小股反隋武装，占有户县、周至、武功等地，在军中申明纪律，禁止抢掠，老百姓高兴，很快众达7万，威振关中。隋炀帝的京师留守发兵攻打公主，公主屡次击败他们。李渊领兵渡过黄河，柴绍来迎接公主，公主率领精兵万余人，与李世民在渭北会师。在进军长安时，公主与柴绍各置幕府，继续统兵征战，她的部队称为“娘子军”。她曾驻军于山西平定地方的娘子关，这个地区因此而得名，成为后世的军事重镇。平阳公主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敬重，文人墨客不乏颂咏之作。明人王世贞《娘子关偶成》：“夫人城北走降氐，娘子关前高义旗。今日关头成独笑，可无巾帼赠男儿。”（《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十一）希望当时对瓦剌的斗争中也有平阳公主式的女英雄为国

　　立功。话说回来，平阳公主每战身着甲胄，或以军鼓指挥战斗，或执剑冲锋在前，大约是积劳的原因，起兵六年后公主亡故。对她的死，李渊极其悲伤，令丧礼加厚，送葬的仪仗队中要有羽葆(华盖)、鼓吹、大路(大辂，大车)、麾幢、虎贲、甲卒、班剑。羽葆是有大功勋的人才可能赐用的，李渊以此酬劳女儿助平天下的功劳，但是太常寺官员提出异议，说鼓吹是军乐，自古以来也没有用在妇人葬礼上的，不能用。李渊坚持原令，并开导说：像公主那样领兵征战，助建国家，古来也没有呀!用鼓吹军乐正合她的身份事绩。葬礼就按李渊的命令进行了(《新唐书·平阳公主传》、《旧唐书·柴绍传》)。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与丈夫的结合有一段传说故事。据说她当妓女时，看中穷困的韩世忠，给予资助，使世忠后日得以发挥才能。当宋室南渡，苗傅、刘正彦废高宗立太子赵时，韩世忠领兵进讨，苗傅将在杭州的梁氏及其子韩亮关押起来，寻又封梁氏为安国夫人，派她去招抚世忠，梁氏到军中，帮助世忠继续进兵，促成高宗复辟。随后世忠任浙西制置使，驻守镇江，与金兀术战于黄天荡，梁氏随世忠在军营，当战斗激烈时，亲自击鼓，鼓舞军士斗志和勇气，终于在将士通力奋战下打击了金军。世忠任宁武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开辟楚州，与士兵一同劳作，梁氏亲自织草帘子，以便建造房屋（《宋史·韩世忠传》)。梁氏贵为国夫人，从军打仗、生产，不畏劳苦，实有一番作为。她的生活，自会是充实的。秦良玉，四川忠州人，与石砫宣抚使马千乘结婚。石砫是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世袭，秦良玉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万历年间，明朝出兵攻打贵州播州少数民族，马千乘统帅3000人参加战斗。秦良玉文武俱能，善于骑射，兼通文词，见识高明，很有胆量，而且风度娴雅，见丈夫出

　　征，另外带领精兵500自备粮草从征，战斗结束，在川南的战功，他们夫妇数第一。马千乘死后，良玉代行其职。天启(1621～1627)时，明朝对辽东后金作战，秦良玉奉调领兵3000进驻山海关参战，以功受二品服，得封诰，又奉命回四川征兵，恰逢奢崇明、樊龙等在重庆、四川反明，秦良玉被委为总兵官，统兵讨叛，取得胜利。在战斗中明朝的官兵怯懦不前，未见敌即先逃遁，却嫉妒秦良玉的战功，秦良玉为此上书，指责那些人“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天启皇帝因而令文武大吏以礼对待秦良玉，不要因她是少数民族的土司而歧视她。

　　崇祯三年(1630)，明朝因后金占据永平等城，又诏秦良玉率师勤王，良玉捐家产助明朝，进京，受崇祯帝召见。后金军退出永平，良玉返川，参加对农民军的战争。川抚邵捷春不懂军事，良玉知道在他指挥下要吃败仗，但无力改变

　　他的军事部署，结果在一次战斗中三万人被张献忠打得全军覆没。秦良玉提出招兵二万，一半由自家供给的建议，未被采纳，遂回石砫坚守，后以年老病死。良玉统兵，号令严明，军纪严肃，其部在乡间称为“白杆兵”，很有战

　　斗力（《明史·秦良玉传》)。女将军之外，现在来看女扮男装的出仕者。

　　南朝时，浙江东阳女子娄逞，穿上男性服装诈称男子，她会下围棋，识字，能讲解书籍，凭借这些本事与官员交游，当官，做到扬州议曹从事。在这里，女儿身的真情被人发现，宋明帝刘撤掉她的官职，强令她返回原籍。娄逞没有

　　办法，只有穿上女子服装离去，临行时叹惜地说：像我这样有能力，却不能跟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活动，现在只好回家当老太婆去了，实在可惜呀（《南史·崔慧景传附传》）！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属下官员张

　　死了，其妻冒充是张詧的弟弟，接着做官，最后出任御史大夫。五代时蜀国女子黄崇嘏，改着男装，伪称为男人，也进入仕途，摄理司户参军，办事明快而有条理，又能作诗，受蜀相周庠的赏识，要把女儿嫁给她，她才暴露身份，被迫离开政府，回到临邛。

　　女子领兵和出仕的事实，向人们表明：第一，女子不甘心做家庭和丈夫的奴仆、生孩子的工具，要求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打入仕途，管理国家大事，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但是封建时代别内外的原则，不许“牝鸡司晨”的教条，把女子禁锢在家庭中、闺阁内，不许她们步入社会，进入官场。这就迫使一些有强烈斗争心并有才华的女子想方设法走向社会，女扮男妆的怪现象就是这样出现的。而她们的这一行动，竟被视为“人妖”，是不祥的兆头（《南史》)。那些女将军的出现，是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男子被迫不得不允许，是例外，战争一结束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从平阳公主的葬仪之争上看，男子歧视女子，不承认她们的功绩。

　　第二，女将军的战绩表明，女子聪明才智不让于男人，即使需要大智大勇的战争场合的要求，女子也完全能够胜任。洗夫人、平阳公主、秦良玉的才智，读者必会早有印象：绝不下于她们的丈夫。其实柴绍也是能人，《旧唐书》说他“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他去太原找李渊，路遇李建成，分析形势，急往太原，后在统一战争中立功，表现得很有智能，由此更可知平阳公主的能耐之大了。秦良玉敢于蔑视那些无能的明军将领，就在于她有勇有谋，智能在须眉之上。

　　第三，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女将领多，说明那时这些少数民族对妇女的压抑相对汉族少一些，尚能部分地允许女子表现自己才能。封建时代歧视妇女的才能，认为她们愚昧，见识少，所谓“长头发，短见识”。上述事实，驳斥了这种观点。女子的智慧、才能和男子是一样的，其实，根本的问题倒是社会对待男女不一样。由于男尊女卑，不允许女子发挥才能，说她们智能低下，不过是为说明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人的才能不是天生的，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进行社会实践提高的。但是女子普遍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从事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权利，以至处理家庭外部事务的权利，因而聪明才智得不到提高，在一些方面笨拙无力，这不能责怪女性自身，它应当由压抑女性的社会制度来负责。不明究竟，反而倒果为因，污蔑女子低能，更加说明那种社会制度要不得，应当彻底改造，使女子的创造力得以发挥，从而促进社会发

　　扮男装——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

　　与北朝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不同，盛唐时期从宫廷侍女到士流之妻，女扮男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本文在收集、整理、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图像的基础上，探讨这一社会风尚的原因、过程，并进而分析图像和文字背后所隐含的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

　　在中国古代的性别意识里，“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是天经地义的规范，妇女的主要活动被局限在家内、院内、宫内，象北朝时期的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非常举动，是极其少见的情形，因此，一曲《木兰歌》，被千古传诵。

　　然而，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得知，“武德、贞观之时（618-649），宫人骑马者，依齐、周旧制，多著羃离。永徽（650-655）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684-704），帷帽大行，羃离渐息。中宗即位（705），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离之制。开元初（713），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天宝中（742-756）〕，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旧唐书·舆服志》）可见，这一社会风俗从宫廷中开始，宫廷侍女由戴胡帽，乘马露髻驰骋，到穿男子衣，着男子靴。影响所及，天宝时已是内外士女，都可以穿男子的服装了。

　　这种社会风尚，在五十年代以来西安等地的唐墓考古发掘品中形象地展现出来。据笔者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统计，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的长乐公主墓，到天宝四载（745）的苏思勗墓，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几乎所有保存清晰壁画、石椁线刻图、彩绘陶俑的墓葬，都有女扮男装的形象发现。诚如前人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墓葬中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唐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墓室中的女扮男装形象，是唐朝前半期妇女社会风貌的真实体现。而且，考古发现更加丰富了我们根据文献记载所得的认识：1）从太宗贞观末期开始，女着男装的骑马俑，说明那时女子已着男子装，并乘马驰骋；2）在一个墓葬的侍女形象中，女扮男装的形象越到盛唐时期所占的比例越大，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流尚所趋，但天宝以后，这一现象立刻消失；3）女扮男装的形象，不仅见于唐朝京师长安所在的西安出土的唐墓中，也见于山西万荣、宁夏固原和新疆吐鲁番唐墓中，说明这种风尚广泛流行于唐朝社会当中。从墓主人的身份看，太子、公主、王公贵戚到胡人首领、隐士等各阶层都有，说明这种形象受到广泛的喜好；4）墓葬壁画和石椁线刻图表现的是男装侍女的宫中形象，从她们所处的位置和手中所捧的团扇、诗卷、包裹来看，应即《唐六典》所记的女性官员——宫官（六尚、六司、六典）的形象。5）与壁画和线刻画有所不同，陶俑中的骑马俑，则更能说明盛唐妇女的外部形象，如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和同类形象的男俑没有多少区别。

　　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前人已经指出的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受胡化影响、皇族有胡人血统、尚武风气等都有关系。从这种风气开始的贞观时期所发生的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来看，贞观初身着胡服的粟特男女大量进入中国，可能是男装，特别是男式胡服被唐朝妇女当作时髦装束的原因之一。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传说武则天在襁褓中时，就衣男子服，有天子相；太平公主也曾作武官装束，参加内宴。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是唐朝前期女性盛穿男服的另一个原因。

　　从总体上看，唐朝前期的社会选择，并不象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我们只要把唐朝前期这些女扮男装的图像，拿来和汉魏时期的最为流行的“贞妃烈妇”图或唐代以后闺门之内的妇女形象相比，就可以凸显出盛唐女子的社会风貌。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盛唐男女生理上的性别区分当然是无法泯灭的。因此，当时的女性在展现外部形象时，有时是用男性服装来改变自己的女性特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墓葬中都绘制有女扮男装形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盛唐时代某些社会选择的性别区分并不严格，不论是长安宫廷的妇女，还是边州吐鲁番地区的大女，她们本身恐怕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意识。

　　唐朝中晚期，传世的图像和考古资料都再也见不到女扮男装的妇女形象了。像才女李季兰、鱼玄机，无法充分舒展自己的才华，只能出家入道，或当情人，前者因为被迫写诗赞颂反叛唐朝的朱泚而被皇帝杖杀；后者则只能看着新进士的题名，“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了。

秦淮八艳

秦淮八艳指明末清初在南京秦淮河畔留下凄婉爱情故事的八位才艺名妓。

明末在秦淮一带的八个名妓，有两个版本：

顾横波马湘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卞玉京寇湄郑妥娘

李香君李贞丽王月寇湄陈圆圆杨宛王微柳如是

又称“金陵八艳”。秦淮八艳的事迹，最先见于余怀的《板桥杂记》分别写了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等六人。后人又加入柳如是、陈圆圆而称为八艳。

她们八人有几个共同点，首先都具有爱国的民族气节；秦淮八艳除马湘兰以外，其他人都经历了由明到清的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当时好多明朝的贪官贪生怕死，卖国求荣，而和她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淮八艳虽然是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却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然后呢，她们在诗词和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她们八人个个能诗会画，只是大部分已经散失，只有柳如是作品保留下来较多，她们创作勤奋，努力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

故宫博物馆曾展出了马湘兰的兰花长卷，无锡博物院也曾在南京展出了董小宛的蝴蝶图；最后一点就是她们对爱情和友谊十分忠诚。秦淮八艳都是被逼上青楼的。有谁想过这样的卖笑生涯呢？她们无不想找一位情投意合的如意郎君终生厮守，可她们的从良，总是以爱情和友谊为择偶标准，但是却历经坎坷。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妇女的悲剧，也体现了她们自身高尚的品质。

明朝末年，以色貌才气而名冠秦淮河的金陵八艳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文人墨客慕名而来者何止百千？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命运皆与她们有着重大关系。美女爱英雄，妓女爱才子。她们的艳丽不仅令凡俗之人动心，更令许多英雄才子为之神魂颠倒，乃至历史随之改变。

明末的秦淮河一派勾栏瓦肆，歌舞升平，笙歌彻夜的景象。其中青楼林立，尽是风尘女子的世界，俨然成为明代最为繁华的歌舞地。许多青楼都收留有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童女。她们教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舞。待其长成后便成为青楼中的招牌。金陵八艳柳如是、李香君、卞玉京、郑妥娘、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董小宛皆是由雏妓养成至秦淮河一“绝色”的。

八艳不仅个个相貌身材一流，而且诗词歌舞样样精通，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关心天下大事，与继东林党之后的复社文人来往密切，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当真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中的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与金陵四公子中的侯方域，方以智，冒襄的风流韵事被时人传为美谈。

岂知金陵四公子在当时文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成立的复社是继东林党之后又一重要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社团。金陵四公子均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之后，诗词文章一流。其中方以智文武双全，为大明朝作过很多贡献。他任崇祯帝翰林院检。明亡后他为光复明朝而奔走，任南明永王定王的讲官，永历帝的宰相。当清朝一统天下成定局之后，他又积极筹备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慕其名而投奔者成千上万，其孙方苞便是后来桐城派的鼻祖。

八艳中的柳如是，顾眉生，寇白门后来都从良跟随明末的历史名臣。明亡后，八艳中许多人都因政治原因而遭追捕。陈圆圆，董小宛也由此出现在当时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生命中。

当时明末将领吴三桂投在闯王李自成的麾下。他控制着长城要塞，抵御清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圆圆被献与吴三桂受尽恩宠。两人感情笃深。后来李自成麾下另一将抢夺陈圆圆。吴三桂迷恋与她，因此大怒道：“我手握重兵竟连一女子也保护不了！”将军一怒为红颜，自此吴三桂起兵投清倒戈相向。农民军毕竟难敌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清军入关，如风卷残云般将其歼灭。李自成功败垂成，成为历史上的悲剧英雄。清统一天下后，吴三桂因其功高而被封为西南潘王。若当时陈圆圆未被抢，吴三桂未必会倒戈相向，历史上是否真会有大清朝还未可知。

"董小宛与清顺治帝的爱情更是惊天动地。清军入关之时董小宛已从良嫁了冒襄。冒襄是金陵四公子之一，家财万贯，文章才貌都是无可挑剔的。董小宛本就可幸福安稳地度过一生，不想偏遇豫王多铎兵下江南。他早已听闻过金陵八艳之名。于是设法构陷冒襄，抢走董小宛。后又将董小宛献给顺治帝。顺治得了董小宛就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当真宠幸有加。竟在半年之内册封其为董鄂妃。岂知在当时由刚入宫到被封为妃子一般人至少需要三年。董小宛在半年内被封为妃在清史上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她对这一切却不怎么在意，只挂念冒襄。这反使顺治对她更着迷，不思朝政。豫王多铎怕董小宛得宠后伺机报仇，便先下手为强向孝庄皇太后参奏，攻击陷害她。孝庄皇太后终为所动，下旨令董小宛出家当尼姑。董小宛做尼姑后也不怎么悲伤，反倒清静自在。但顺治帝却难以割舍，思念日深。她病逝后，顺治便看破红尘，落发为僧。一代君王就这样做了和尚。若董小宛未被逐，那么清史又将怎样演下去呢？顺治帝自是不会出家做和尚的了。"

此系传说，不可信，请看董小宛的词条。

金陵八艳，色冠一方，她们的命运与帝王将相紧连在一起。许多历史事件的背后，帝王将相的许多令常人难以理解诡异出格的行为都可从她们的命运中找到答案。英雄爱美女，金陵八艳之艳，可谓艳之极至！

一、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名是，字如是，小字蘼芜，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她是嘉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

柳如是曾与南明复社领袖张缚、陈子龙友好，与陈情投意合，但陈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氏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最后于崇祯十四年她20余岁时，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钱氏娶柳后，为她在虞山盖了壮观华丽的“绛云楼”和“红豆馆”，金屋藏娇。柳氏后生有一女。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是来自柳氏的绛云楼。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并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郁达夫在《娱霞杂载》中录有柳如是的《春日我闻室》一诗。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这首。著名学者陈寅恪读过她的诗词后，“亦有瞠目结舌”之感，对柳如是的“清词丽句”十分敬佩。清人认为她的尺牍“艳过六朝，情深班蔡”。柳氏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6年钱氏去世后，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竟用缕帛结项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柳氏死后葬于虞山佛水山庄。

二、倾国名姬陈圆圆

陈圆圆本为昆山歌妓，曾寓居过秦淮，由于她色艺超群，更与重大历史事件相系，所以清人便将她列入了“秦淮八艳”之中。陈圆圆原姓邢，名沅，字圆圆，又字畹芳，幼从养母陈氏，故改姓陈。她殊色秀容，花明雪艳，能歌善舞，色艺冠时。

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威震朝廷，崇祯帝日夜不安。外戚嘉定伯周奎欲给帝寻求绝色美女，以舒解皇帝的忧虑之心，遂遗田妃的哥哥田畹下江南觅艳。田畹寻得陈圆圆后，被其姿色醉迷，遂私下占为己有。不久李自成的队伍逼近京师，崇祯帝急召吴三桂镇山海关。田畹对农民起义军整日忧心惶惶，便设盛筵为吴三桂饯行，圆圆率歌队进厅堂表演。吴三桂见圆圆后，神驰心荡，高兴得搂着圆圆陪酒。酒过三巡警报突起，田畹恐惶地上前对吴曰：“寇至，将若何？”吴三桂说：“能以圆圆见赠，吾首先保护君家无恙。”未等田畹回答，吴三桂即带圆圆拜辞。吴三桂在其督理御营的父亲劝说下，将圆圆留在京城府中，以防同行招惹是非让皇帝知道。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吴三桂的父亲投降了起义军，陈圆圆被李之部下所掠。当吴三桂答应投降李自成时，闻圆圆已被李之部将所占，冲冠大怒，高叫“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遂投降了清军与农民军开战。这就是吴梅村在《圆圆曲》中所曰：“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战败后，将吴之父及家中38口全部杀死，然后弃京出走。吴三桂抱着杀父夺妻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此时吴的部将在京城搜寻到陈圆圆，飞骑传送，自引吴三桂带着陈圆圆由秦入蜀，然后独占云南。吴氏进爵云南王后，欲将圆圆立为正妃，圆圆托故辞退，吴三桂别娶。不想所娶正妃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圆圆遂独居别院。圆圆失宠后对吴渐渐离心，吴曾阴谋杀她，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直至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

三、艳艳风尘董小宛

董小宛是明末有名的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莲，别号青莲女史，她的名与字均因仰慕李白而起。她聪明灵秀，神姿艳发，窈窕婵娟，为秦淮旧院女子中的一流人物。她的姿色曾引起一群名公巨卿、豪绅商贾的明争暗斗。但这个流落风尘的女子鄙视权贵，巧与周旋，勇于斗争。而明末四才子之一冒辟疆富于才气、风流倜傥，两人一见钟情。冒辟疆容貌俊美，风度潇洒，人称“美少年”，是复社中一位才子。

小宛入冒氏之门后，与冒家上下相处得非常和谐。马恭人（辟疆母）和苏元芳（辟疆妻）特别喜欢小宛，而小宛也很恭敬顺从，服侍她们比婢女还要用心。闲暇时，小宛与辟疆常坐在画苑书房中，泼墨挥毫，赏花品茗，评论山水，鉴别金石。小宛初进冒家，仿钟繇帖，学曹娥碑，每天写几千字，既不错字，也不漏字。

小宛还曾代替辟疆给亲戚朋友书写小楷扇面。从前在苏州的时候，小宛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绘画，能够画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动人。她15岁时画的《彩蝶图》现收藏在无锡市博物馆，上有小宛题词，并有二方图章印记，还有近人评价很高的题诗。小宛的画传世绝少，该图是一幅难得见到的佳作。到如皋后，她保持着对绘画的特殊爱好，时时展玩新得长卷小轴或家中旧藏。

小宛最令人折服的，是把琐碎的日常生活过得浪漫美丽，饶有情致。小宛天性淡泊，不嗜好肥美甘甜的食物。用一小壶茶煮米饭，再佐以一两碟水菜香豉，就是她的一餐。辟疆饭量喜欢吃甜食、海味和腊制熏制的食品。小宛深知辟疆的口味，她为辟疆制作的美食鲜洁可口，花样繁多。如酿饴为露，酒后用白瓷杯盛出几十种花露，不要说用口品尝，单那五色浮动，奇香四溢，就足以消渴解酲。在喝茶方面，小宛和辟疆有共同的嗜好。他们常常是一人一壶，在花前月下默默相对，细细品尝茶的色香性情。

小宛经常研究食谱，看到哪里有奇异的风味，就去访求它的制作方法，用自己的慧心巧手做出来。现在人们常吃的虎皮肉，即走油肉，就是董小宛的发明，因此，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董肉”，这个菜名虽然有些唐突美人，但和“东坡肉”倒是相映成趣。另外，小宛还善于制作糖点，她在秦淮时曾用芝麻、炒面、饴糖、松子、桃仁和麻油作为原料制成酥糖，切成长五分、宽三分、厚一分的方块，这种酥糖外黄内酥，甜而不腻，人们称为“董糖”，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也叫寸金董糖）、卷酥董糖（也叫芝麻酥糖）和如皋水明楼牌董糖都是名扬海内的土特产。有人把董小宛和伊尹、易牙、太和公、膳祖、梵正、刘娘子、宋五嫂、萧美人、王小余列为我国古代十大名厨，恐不为过。

月色如水，最为小宛所倾心。夏夜纳凉，小宛喜欢背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为领略月色之美，她常随着月亮的升沉移动几榻。半夜回到室内，她仍要推开窗户，让月光徘徊于枕簟之间。月亮西去，她又卷起帘栊，倚窗而望，恋恋不舍，还常常反复回环地念诵李贺的诗句“月漉漉，波烟玉”。“我和你一年四季当中，都爱领略这皎洁月色，仙路禅关也就在静中打通。”小宛就是这样在自然平实的日常生活中领略精微雅致的文化趣味，在卑微的生命中企慕超脱和清澄的诗意人生。

辟疆说自己一生的清福都在和小宛共同生活的九年中享尽。这清福也包括静坐香阁，细品名香。辟疆最欣赏“横隔沉”，这是一种内质坚致而纹理呈横向的沉香。小宛最珍爱东莞人视为绝品的“女儿香”，他们还蓄有不少“蓬莱香”。辟疆曾从江南觅得一种味如芳兰的“生黄香”，他拿了一两块给广东朋友黎遂球鉴赏，黎遂球叹为观止。小宛还用从内府获得的西洋香方子制作过百枚香丸。他们讲究品香时的情调。寒夜小室，玉帏四垂，点燃两三枝红烛，在几只宣德炉内燃沉香，静参鼻观，就好像进入了蕊珠众香深处。

四、侠肝义胆李香君

在明末那个非常堕落的年代，大部分的朝廷大臣麻木得已感觉不到他们所面对的局势，正日益变得内忧外患。而南京秦淮河畔，那一座座香浓衣翠的绣楼里，却生活着一群对明朝的前途甚感忧心的红尘女子。

位于钞库街中段的媚香楼，就是这些绣楼中的一座。它的主人歌妓李香君，是一个家喻户晓式的人物。其实，在当时的秦淮八艳中，李香君的名气并没有柳如是或陈圆圆那么大。而现在漫步秦淮旧巷，能找到的绣楼也只剩下这一座了。这是一座两层高的绣楼，楼梯狭窄，行走的脚步声，透过楼板清晰地向上传去。崇祯十二年的秋天，年仅21岁，但已名闻四方的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刚从河南商丘来到南京，便抛开即将开始的乡试，直接走上了这架暗红色的楼梯。

那一年，李香君正当十六岁花季妙龄，“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她坐在绣帘挂落的花格窗前，遥望着秦淮河，她在等待她梦中的爱情。当侯方域蓦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一定感觉到了她所期待的姻缘已经来临。这本应是一段才子佳人式的风花雪月，只是可惜选错了时代背景。随着满清铁蹄的入关，明朝大厦快速地坍塌。朱氏亲王仓皇南渡，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在南京匆匆地成立了南明政权。

复社的死对头阮大铖，抓住了这个机会，从金陵的深巷中走了出来。他投靠南明佞臣马士英，出现在政治舞台的前台。阮大铖本是一个被清流阶层所唾弃的人物，但他还是想改头换面。于是，他企图用金钱收买侯方域，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这一伎俩，很快就被才识过人的李香君识破。她坚决拒绝了阮大铖的金钱诱惑，并要求侯方域立即与之断绝关系，划清界限。老羞成怒的阮大铖，用卑鄙的手段进行报复。侯方域无奈，挥泪离开了南京，这段短暂的爱情也仓促地画上了一个伤感的句号。

不管侯方域后来的表现如何，应该说，李香君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是无可非议的。事后，她还是在这座绣楼上，对友人深深地感叹道：“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赞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对爱情的追求如此坚贞，且是发生在一个秦淮歌妓的身上，实属难得。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京失陷，南明成了一团历史中的泡影。对于李香君来说，她所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所追求的爱情最终也因侯方域的北返而破灭。这个在书本上被标榜为有报国之志的名士，曾经的官宦子弟侯方域，在政治气节上，并没有坚守多久，他于顺治八年又参加了由清朝组织的科举考试，结果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在爱情生活上，他也没有像《桃花扇》中所写，在栖霞山与李香君重逢。再翻读侯方域的人生历程，他应该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暮春，满树的桃花已经凋谢，落红遍地。李香君悄悄地合上了那把题有侯方域诗句的扇子，凄切地收拾好行装，与过去诀别。她独自来到栖霞山下，在一座寂静的道观里，出家为道士。史书言，李香君后不知所终。

五、侠骨芳心顾眉生

明末清初鼎鼎大名的“秦淮八艳”中，顾横波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她曾堂皇受诰封为“一品夫人”，柳如是陈圆圆亦有不及；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据说先有一位与她私订终身的才子由于她的背盟殉情而死，后来她那仕于明朝晚节不保的丈夫龚鼎孳每谓人曰“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俨然一个红颜祸水，不是害人性命就是毁人名节，与多数人印象中“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深明大义迥然有异。著名史家孟森先生尝作《横波夫人考》一文，对龚顾之人品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二人皆是势利无耻之徒，利欲熏心之辈。曾被誉为““礼贤爱士，侠内峻嶒”的横波夫人，真就如此不堪吗？

顾横波，生于1619年，本名顾媚，字眉生，又名顾眉，号横波，又号智珠、善才君，亦号梅生，人称“横波夫人”，婚后改名徐善持，上元(今南京)人。据《板桥杂记》记载，顾横波“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她通晓文史，工于诗画，所绘山水天然秀绝，尤其善画兰花，十七岁时所绘《兰花图》扇面今藏于故宫博物院中，十八岁与李香君、王月等人一同参加扬州名士郑元勋在南京结社的“兰社”，时人以其画风追步马守真(即出生较早的马湘兰，也是秦淮八艳之一，明代知名女画家，尤善画兰)，而姿容胜之，推为南曲第一。(南曲，泛指卖艺不卖身的江南名妓)又精音律，尝反串小生与董小宛合演《西楼记》《教子》。

顾横波居于眉楼，“绮窗绣，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时人戏称“迷楼”----有人谓“迷楼”系指顾横波风流迷人，访者无不神魂颠倒，实属望文生义。“迷楼”本系隋炀帝时建于扬州的别院，因该处“曲折幽深，阁楼错落，轩帘掩映，互相连属，如仙人游”，故名“迷楼”。以“迷楼”戏称“眉楼”，始作俑者的余怀系江南才士，当时又正对横波一往情深，所言当为褒意，指“眉楼”建筑巧夺天工，布置匠心独具，观之仿同仙境。此誉一出，即不胫而走，广为延用。顾横波个性豪爽不羁，有男儿风，在秦淮八艳中与柳如是较像，时人尝以曰“眉兄”呼之，颇似柳如是之自称为“弟”。但较之柳，又多几分任性嫉俗。

相传当时的理学家黄道周(后抗清殉节于江西）尝以“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自诩，东林诸生乃趁其酒醉时请横波去衣共榻，试试他是否真有柳下惠的本事。这个传闻未必尽实，却反映出时人眼中顾横波不以世俗礼教为意的作风。她的这种我行我素，毫不在乎世人眼光的作风，恐怕是她后来能与江左才子龚鼎孳缘定三生比翼齐飞的重要原因，然而她的备受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个性招来的恶果。顾横波才貌双绝，有“南曲第一”之称，自然广受风流名士们的青睐，以致眉楼门庭若市，几乎宴无虚日，常得眉楼邀宴者谓“眉楼客”，俨然成为一种风雅的标志，而江南诸多文宴，亦每以顾眉生缺席为憾。

六、长斋绣佛卞玉京

卞玉京名赛，又名赛赛，因后来自号“玉京道人”，习称玉京。她出身于秦淮官宦之家，姐妹二人，因父早亡，二人沦落为歌妓，卞赛诗琴书画无所不能，尤擅小楷，还通文史。她的绘画艺技娴熟，落笔如行云，“一落笔尽十余纸”喜画风枝袅娜，尤善画兰。18岁时游吴门，居虎丘，往来于秦淮与苏州之间，是明末清初的一位秦淮著名歌妓。卞赛一般见客不善酬对，但如遇佳人知音，则谈吐如云，令人倾倒。

卞赛曾与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吴梅村有过一段姻缘。崇祯十四年春，吴梅村在南京水西门外的胜楚楼上饯送胞兄吴志衍赴任成都知府，在这里他遇见了前来为吴志衍送行的卞赛姐妹，看到卞赛那高贵脱俗而又含有几分忧郁的气质，不由想到江南盛传的两句诗：“酒垆寻卞赛，花底出陈圆”。席间吴又对卞赛的文才进行了探试，令吴不由倾倒，以后二人交往频繁，感情渐深。后来吴在长干里寓所得到卞的一书简，知道卞想嫁给他，心里很矛盾。因吴听到一消息，崇祯帝的宠妃田氏的哥哥田畹最近来金陵选妃，已看中陈圆圆与卞赛等。吴在权势赫赫的国舅前胆怯了，只在卞赛的寓所吹了几首曲子便凄然离去。

二年后，卞赛嫁给了一诸侯，因不得意，遂将侍女柔柔进奉之，自己乞身下发，在苏州出家当了女道士，依附于70余岁的名医郑保御，郑筑别宫资之。卞赛长斋绣佛，持课诵戒律甚严，为报郑氏之恩，用三年时间为郑氏刺舌血书《法华经》

此时吴梅村当了清朝的官，心情颓伤。顺治七年的一天，卞赛在钱谦益家里看到了吴的《琴河感旧》四首诗，方知吴对她的思念。数月后二人在太仓终于相见，卞赛为吴氏操琴，吴感怀不已，写了《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赠之，诗中道出了卞在这十年中的情景，点出了清军下江南、玉京“弦索冷无声”，一派凄凉状况。卞赛后来隐居无锡惠山，十余年后病逝，葬于惠山柢陀庵锦树林。

七、风流女侠寇白门

寇白门名湄，字白门，是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之一。《板桥杂记》曰：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相知拈韵，能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正由于白门为人单纯不圆滑，而决定了她在婚恋上的悲剧。

崇祯十五年暮春，声势显赫的功臣保国公朱国弼，在差役的护拥下来到了钞库街寇家，几次交往后，白门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斯文有礼，温柔亲切，所以在朱氏提出婚娶时便一口同意。是年秋夜，17岁的寇白门浓妆重彩地登上了花轿。明代金陵的乐籍女子，脱籍从良或婚娶都必须在夜间进行，这是当时的风俗。朱国弼为了显示威风和隆重，特派5000名手执红灯的士兵从武定桥开始，沿途肃立到内桥朱府，盛况空前，成为明代南京最大的一次迎亲场面。

朱国弼实际上是一个圆滑狡黠的官僚，他迎娶寇白门是一时的需要，数月后他那儇薄寡情便渐暴露，遂将寇氏丢一边，依旧走马于章台柳巷之间。1645年清军南下。朱国弼投降了清朝，不久入京师，又被清廷软禁。朱氏欲将连寇白门在内的歌姬婢女一起卖掉，白门对朱云：“若卖妾所得不过数百金……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朱思忖后遂答允，寇白门短衣匹马带着婢女斗儿归返金陵。寇氏在旧院姊妹帮助下筹集了20000两银子将朱国弼赎释。这时朱氏想重圆好梦，但被寇氏拒绝，她说：“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当可了结。

寇氏归金陵后，人称之女侠，她“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幕，嗟红豆之飘零”。后又从扬州某孝廉，不得意复还金陵，最后流落乐籍病死。当时文坛祭酒的东林领袖钱谦益作《寇白门》诗追悼曰：“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

八、才华横溢马湘兰

马湘兰(1548——1604)可以称为明代的女诗人、女画家。据《秦淮广记》载，她名守真，字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著称。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马氏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连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诗，共7句，记载在曹寅的《栋亭集》里。《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在北京故宫的书画精品中也间杂着马氏的兰花册页，发着独异的光彩，她的绘画在国外一直被视为珍品。在文学上马氏亦颇具才华，曾撰有《湘兰子集》诗二卷和《三生传》剧本。马氏多才多艺，还通音律，擅歌舞，并能自编自导戏剧。在教坊中她所教的戏班，能演出“西厢记全本”，随其学技者，备得真传。

马氏生长于南京，自幼不幸沦落风尘，但她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挥金以济少年。她的居处为秦淮胜处，慕名求访者甚多，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她给王稚登的书信收藏在《历代名媛书简》中。在王稚登70大寿时，马氏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57岁。马氏死后葬在其宅第，今白鹭州洲公园的碧峰寺附近。

中国古代男尊女卑思想产生的原因

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掌握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逐渐的到了父系氏族时期，男性的养家糊口、耕种、渔猎等能力得以大大发挥，这时才有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出现。

我国封建社会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的经济以农耕经济为主，而且是落后的小农经济，主要依靠人的体力，或配以畜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主要靠力气，而男人和女人在体质和体力方面又确实存在自然差距，也就有了男尊女卑的反映。

男尊女卑是落后的农耕经济的产物，虽然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并不发达，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农业又落后，现代化程度低，这就是社会上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思想的客观原因。

扩展资料

男尊女卑思想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里的具体表现

1、女性在尚未出生时期即面临生命权的被剥夺困境

由于男尊女卑观念意识的深入，出于自身的香火传续等因素，很多父母通过所谓的“性别鉴定”之后，发现是女孩的，便会随即把孩子流掉，甚至在一些传统思想严重的农村或一些落后的山区，女婴出生以后被遗弃的现象时有发生，意识形态的某些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生命权。

2、女性在生命成长周期教育权利的被弱化困境

教育权利的被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女性到了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后随即被终止，比如在很多农村地区，女性念完初中或者高中以后随即终止教育并开始打工赚钱，甚至这种观念深入到女性本人；

（2）当一个家庭无力承担几个后代的教育机会的前提下，首先被放弃教育机会的大多数是女性家庭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