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

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典籍中，大多数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不用标点符号，不等于说不用断句。这个断句，是要读者自己来做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断句训练。

《礼记·学记》记载：“一年视离经辨志”，释义：学生入学一年就要考核“离经辨志”的能力。所谓“离经”，是指离析经文文句，也就是断句；所谓“辨志”，是指辨解文句内容。

其实，离经和辨志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标点文言文的过程就是提高阅读能力的过程。标点有误，反映出对原文的理解必定有错误。只有反复考察原文，弄懂原文的含义，才能正确地标点断句。

古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功夫，叫作“句读（dòu）”。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红笔断句，学生水平提高以后，不需句读，就能够通读文章。

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释义：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作“读”，用点来标记。古人常用“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我国也有一些古代的典籍，在抄写出来或印刷出来的时候，就把句读标出来了，这是说我国古代也有标点符号的原因。但是，这样的标点符号很不规范统一，随意性很大，而且使用得也很少。

扩展资料：

标点符号的流行只是近两三百年间的事情。标点符号其实是一个商业行为的结果。五六百年前，欧洲出现了古登堡印刷术，书籍出现并成为最古老的工业产品，进入市场成了商品。

出于成本考虑，印刷商也就是书商就想做大量印刷来摊薄成本，于是他们发明了标点符号，让书变得更容易读、读得更快。这还不够，还要分段。

古人的书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章节。今天我们看《论语》，一篇与另一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卷只是物质上的单位，竹简不够了，再换一卷继续写。中国古代的书是这样，印度、阿拉伯、欧洲的书也是这样。印刷术出来之后，出版商才开始给书籍做段落篇幅的划分。

我国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是在我国古代的“句读”“圈点”等标点和符号的基础上，再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标点符号，经过百余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外国的技术，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西洋标点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

清末的外交官张德彝，是我国第一个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人。张德彝随浦安臣使团出使欧美，1868-1869年写出《再述奇》(今名《欧美环游记》)记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国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见闻。其中有一段对西洋标点符号的叙述，是我们见到的最早介绍西洋标点的文字。

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著书立说的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严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了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异。1904年，他在所著的《英文汉话》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标点符号，这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而大张旗鼓地号召在社会上推广使用标点符号，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有不少文章、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民网——天津频道>>标点符号 五六百年前才出现

中国古代的标点符号一般简约概括为“句读”。句，标形如“○”，相当于今用之句号，有大中小之分；读（音dòu），标形如“﹑”，相当于今用之逗号。实际上，在中国的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上，前人用过的标点符号绝不止于这两种，但终究没有循序积累发展为一个统一规范的体系，甚至连“句、读”两种符号的分工亦无定规，甚至未必使用。现代的中国人，如果未经专门训练，捧起未经现代标点的古籍时，即便能凭工具书去认字，也很难过“断句”这一关，问题就出在没有或太少标点符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