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可以支持在线放大看的，包含不同年份的地图，你可以去看看，下面是截图：

南宋（1130－1309年）是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朝代。共九位帝王，享国一百五十二年。

南宋虽偏安于秦岭淮水以南，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王朝。南宋与金国、西辽、大理、西夏、吐蕃及13世纪初兴起的大蒙古国为并存政权。游牧民族对宋朝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打击，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从此逐渐转向衰落，最终没落于世界主流舞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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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北宋之后的朝代，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共九位皇帝，享国167年。北宋定都于汴梁（今河南开封），并设陪都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与东京开封府合称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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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圭简介

夏圭（生卒年不详），字禹玉，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南宋画家。“南宋四家”之一。早年画人物，后来以山水著称。他与马远同时，号称“马夏”。宁宗时任画院待诏，受到皇帝赐金带的荣誉。

他的山水画师法李唐，又吸取范宽、米芾、米友仁的长处而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虽然与马远同属水墨苍劲一派，但却喜用秃笔，下笔较重，因而更加老苍雄放。

用墨善于调节水分，而取得更为淋漓滋润的效果。在山石的皴法上， 常先用水笔淡墨扫染，然后趁湿用浓墨皴，造成水墨浑融的特殊效果，被称作泥里拔钉皴。

传世作品有《溪山清远图》《西湖柳艇图》《雪堂客话图》等。

夏圭风格特点

南宋以画“边角之景”而著名的画家，马远、夏圭。边角景构的特点是，主体形象少，画面简洁洗练，留白面积较大，多用“计白当黑”的手法，有效的利用边角相互呼应，利用对角线保持平衡感，虚实对比强烈，它在提炼景物时，求劲求少，以很少的景物来衬托意境而不是直接用景物去“画”意境。

在构图方面，夏圭更善于剪裁与美化自然景物，善画“边角之景”。对长卷画用概括的笔墨，写实的物形，巧妙的结构，大胆的剪裁等，是他的新创造。

从他的十二段长卷（今只存“遥山书雁”、“烟村归渡”、“渔笛清幽”、“烟堤晚泊”四段）中，完全全看到他这种成就。明人题这卷后说：“笔墨苍古、墨气明润、点染烟岚恍若欲雨，树石深淡遐迩分明”。

他糅合了李唐、范宽与米芾的画法，笔法苍老，墨汁淋漓。曾作拖泥带水皴，画风大体和马远相同，作楼台亭阁可信手而挥，突兀而奇特，气韵高拔。

夏圭善墨，善用秃笔带水作大斧劈皴，人称“拖泥带水皴”，“淋漓苍劲，墨气袭人”。在题材上，夏圭多画长江、钱塘江等江南水乡以及西湖景色，又喜欢画雪景及风雨气象。

夏圭的笔简意远，遗貌取神，应该很合乎文人画对“平淡天真”的追求。董其昌创为“南北宗”画论，简单地讲，就是提倡“文人画”，鄙视“画工画”；崇尚率真，反对写实； 注重笔墨情趣，轻视绘画技能。

这其实是由不同的绘画观念形成的两大流派，而被董其昌冠以地域倾向的“南宗”、“北宗”之名，就难免使人迷惑了。不能因为“马夏”出自画院，就贬为“画工”，不屑一顾。

历史上“画工画”与“文人画”虽有争议，但一直互相影响，取长补短。被标为文人画典范的元四家，就明显地承继了南宋画派崇简的画风。

如果说马远的刻画精细的人物、楼阁尚有过于雕饰之嫌，那么夏圭的极其简括的勾、皴，应该无悖于董其昌画论的核心—禅宗关于“脱落实相，参悟自然”的理念。

后人称夏圭为“夏半边”，而《溪山清远图》显然是全景，原图无款印，也许受了“半边”概念的制约，如此浩渺的江湖山色，竟被后人题称“溪山”。

夏圭的作品赏析

一、《临流赋琴图》

夏圭在进行山水画创作时，善于用焦墨皴擦表现淡雅而雄秀的景色，用类似焦点透视的平远法布局，大面积使用空白，极简约地在空白中描写远山和对岸的空旷隐约，形成空旷秀雅而又空灵的神韵。

《临流赋琴图》表现的是溪旁古树下一高士抚琴之状，笔法劲健， 墨色淋漓，观之如闻铮铮然弹琴之声。

二、《雪堂客话图》

此画设色画江南雪景， 笔法苍劲浑厚，山石多用小斧劈皴和线条丢笔直皴，从而取得了方硬奇峭、水墨苍润的艺术效果。

夏圭在画树干、树叶时多用笔随意点画， 笔法生动活泼， 人物、楼阁已不像马远那样工整细密，而是信手勾画。可见夏圭用笔刚劲而趋于含蓄，这一特点在此幅作品中表现得较明显。

全图设色淡雅，构图迂迥曲折， 疏密远近布置得当，为夏圭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三、《烟岫林居图》

夏圭作画善于用概括的笔墨大胆的剪裁，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水墨酣畅的艺术风格。此作圆形，原为纨扇，左上方画烟蔼远山，迷蒙深幽，下为林木坡石，后有茅屋两间，山涧溪水上架一木桥，一人弯腰策杖而行。

此画山石用笔劲峭，林木简练淋漓，构图独特，将所画物象集中于画面的左下方，这也是“夏半边”的体现。

看了以上的介绍是否对夏圭更加了解了呢，更多中国历史名人请关注中国历史栏目及历史人物专题。

“木偶戏”最出名的地方莫过于福建，当地又称木偶戏为“嘉礼戏”，古代又叫做“悬丝傀儡”。作为民间常见的表演游戏，出现在许多古籍、古画中。

其中就有一副古画在故宫沉睡多年，那就是《骷髅幻戏图》，它以木偶戏入手，只不过画的内容却让人细思极恐、不寒而栗。

其画风古怪、构图阴森，甚至被称为鬼画。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能看懂其“画中意”，这究竟是怎样一幅诡异的画作？

内容诡异

首先，从画作内容上来看，一位身份疑似艺人的大骷髅席地而坐，上下颌张开嘴巴微动似乎正在说话。

他右手提线以悬丝操纵一个小骷髅，小骷髅呈戏耍状，右足接地，左足抬起，双臂向前伸展。

小骷髅的对面是一个趴在地上的幼童，像是被小骷髅吸引故不理会身后焦急的母亲。大骷髅的身后是一位正在给婴儿喂母乳的妇人，目光安详，正在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切都显得无声无息。

背景呈黑白之姿，浑身散发死亡气息的骷髅，被重墨密线组成的格子中，显得拥挤狭窄，光线偏暗，与骷髅对面的背景颜色成鲜明对比。

幼童置身于简写的土地，背景大片空白，增强晴朗光明，新生之感。若以此情此景再配一段诡异哀转的音乐，大概会更加令人惊悚。

暗藏玄机

作家如此构图，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没有统一见解，归纳起来有两种说法最为可信。

第一种说法，这幅画要表达的是人世间的悲苦与亲情。大骷髅与身后的妇人乃是夫妻，因为某种原因丈夫去世，丈夫放心不下家属，便化身为骷髅返回阳间，以骷髅现身逗笑世人求得钱财养家糊口。

但更多的说法是，此幅画要表达生死转换以及因果轮回。将《骷髅幻戏图》一分为二，我们会发现画中景象生死各占一半。

画的左边，大骷髅头带冠巾身着透明薄衣，关节之间以线串联，明明是死物却像一个活着的艺人表演傀儡戏，暗含死意。画的右边，一幼童趴在地上仰面看着小骷髅，蹒跚爬行，暗含生机。

明明生死相隔，却又相互吸引。大骷髅戏弄小骷髅吸引幼童，他到底是要将此幼童带向死亡，还是仅仅只是表演游戏让人不得而知，充满遐想。整幅画名为幻戏，而画中又有骷髅表演游戏，可谓戏中之戏。

据专家解读，《骷髅幻戏图》其实暗含三重幻戏结构。一关乎操控，画中内容大骷髅对小骷髅进行操控，而大骷髅关节处皆有线条，可见又有人对大骷髅进行操控。

二关乎结构，整幅图画面不论是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似乎都可，交相生发的幻术结构让观图者会在不自觉中落入其中，本是图外旁观者，不经意间已成戏中人。

三关乎“背反”，所谓“背反”是指当局者与旁观者两方面转换，当局者迷但旁观者也不一定就清晰明了，让人难以忘怀。

画家李嵩

想要深入的了解一幅作品，探究它的深意，我们往往需要从它的创作背景以及创作者等多个维度解读。《骷髅幻戏图》的作者李嵩为南宋画家，是地地道道的浙江杭州人氏。

李嵩少年时本是个木工，后来成为画院待诏李从训的养子，跟随李从训学习画画，后来子承父业成了画院中的待诏。在众多画师当中，李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

造成他与众不同的原因很多，有出身因素，他出身贫寒，市井民间黑的白的，干净的肮脏的，他都见过。再加上李嵩活得足够久，历经三朝看尽人心。

想来，李嵩对这世间会有不少的感悟和感想，如何表达？只能画之。

画中之意为何？

结合李嵩的经历再谈这幅《骷髅幻戏图》到底要如何理解？元代画家黄公望为此画题词《醉中天》，词中写道:

“没半点皮和肉，有一担苦和愁。傀儡儿还将丝线抽，弄一个小样儿把冤家逗。识破个羞哪不羞？呆兀自五里已单堠。”

按照黄老先生的说法，他认为李嵩是为了表达民间艺人的凄惨现状，风餐露宿，饿成白骨，四处漂泊。

也有人称这是作者在抨击社会现实，因为当时靖康年间，南宋政权一味退让，天下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底层艺人难以生活等等。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

古籍可以看看这些：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马端临《文献通考》、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现代的可以看看《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南宋部分。

　　南宋皇城遗迹有哪些？

　　凤凰山麓的南宋皇城有正殿5座，后殿25座，楼、堂、阁、斋60余所，亭、台、轩、观百余所，寺庙、庵堂、教坊、酒库、御花园、御马院……几乎无所不包。这些均已在元代惨遭焚毁。现在能为人们凭吊遗迹、领略沧桑的只是数不尽的古遗迹、古建筑夯基、石刻造像、摩崖、碑碣了。南宋皇城遗址对于研究南宋的政治、经济及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OO一年被命名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凤凰山麓万松岭上，长眠着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革命烈士于子三。1997年4月，重修烈士墓并举行了隆重的揭碑瞻仰仪式。整个墓区松柏环翠，庄重肃穆，是杭州又一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同年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万松岭上的万松书院是明清时期杭城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浙江省文人汇集之所，造就了袁枚等莘莘学子，明代的王守仁、清代的齐召南、秦瀛等大学者也曾在此讲学。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在巡视江南途中专程为书院题写了“浙水敷文”、“湖山萃秀”的匾额。最让人增添神秘的是，在这“万株松树青山上”的万松书院上，曾演绎过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年同窗荡气回肠的精典爱情故事。

　　梵天寺原名南塔寺，位于凤凰山东麓。据载，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吴越国钱鏐为迎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塔，在杭州建塔珍藏。后此塔毁于火。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吴越国王钱弘俶重建寺庙，第二年建经幢于寺门。北宋治平年间(公元1064一1067年)改名为梵天寺。后寺院屡建屡毁，今寺庙已无，经幢尚存。据史料记载：五代吴越国当年号称天下佛国，境内佛寺众多，可惜年代久远，多已不存。虽经风吹雨打，日渐磨蚀，梵天寺经幢仍是吴越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结合的瑰宝。2001年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06年6月15日），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人。南宋著名诗人、大臣，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因宋光宗曾为其亲书“诚斋”二字，故学者称其为“诚斋先生”。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杨万里登进士第，历仕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国子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太子侍读、秘书监等职，官至宝谟阁直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开禧二年（1206年），杨万里病逝，年八十。获赠光禄大夫，諡号“文节”。

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传世作品有四千二百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创造了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诚斋体”。杨万里的诗歌大多描写自然景物，且以此见长。他也有不少篇章反映民间疾苦、抒发爱国感情的作品。著有《诚斋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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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绍 本名 ：杨万里 别称 ：杨廷秀、杨诚斋、杨文节、诚斋先生 字号 ：字廷秀

号诚斋 所处时代 ：南宋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吉州吉水 出生时间 ：1127年10月29日 去世时间 ：1206年6月15日 主要作品 ：《诚斋集》 主要成就 ：诗文创作，创“诚斋体” 官职 ：宝谟阁直学士 爵位 ：庐陵郡开国侯 追赠 ：光禄大夫 諡号 ：文节 地位 ：“中兴四大诗人”之一 人物生平,广师博学,千虑策论,治理奉新,历职内外,享庙之争,复召还朝,幽居不出,病逝家中,主要成就,政治,文学,个人作品,人物评价,亲属成员,史料记载,后世纪念, 人物生平 广师博学 杨万里生于宋高宗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1127年10月29日）。他在八岁时丧母。杨万里的父亲杨芾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在十年之内，积得藏书数千卷。在其父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曾从师于高守道、王庭珪等人。 杨万里头像 绍兴二十年（1150年）春，杨万里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杨万里进士及第。次年，拜刘才邵为师。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在赣州司户任上，其父杨芾又携领他去拜见谪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铨。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十月，杨万里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当时，主战派领袖张浚谪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谒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栻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 邹浩 ）、陈莹中（ 陈瓘 ）姓名与日月争光！”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此时正因罪谪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他“一日而并得二师”，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为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千虑策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高宗逊位于太子赵昚（ 即宋孝宗 ），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起用张浚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 隆兴元年（1163年）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隆兴二年（1164年）正月西归吉水。此年八月四日，父亲杨芾病故，杨万里在家服丧。 乾道三年（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谒见名臣陈俊卿和虞允文，并上政论《千虑策》。 《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三十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展示了杨万里的政治主张。 治理奉新 乾道六年（1170年），杨万里除任隆兴府奉新知县。恰值奉新县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杨万里在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 同年十月，因宰相虞允文的推荐，杨万里被召为国子博士，自此开始在京任职。 历职内外 乾道七年（1171年），张栻之前因反对宠臣近习执掌要职而得罪虞允文，于此年被排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为太常博士。 乾道八年（1172年），杨万里升太常丞兼权任吏部右侍郎。 乾道九年（1173年）四月，转将作少监。 杨万里画像 淳熙元年（1174年）正月，除知漳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孝宗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 淳熙四年（1177年）春，出常州知州。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 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同年冬，闽“盗”沈师进入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 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继母去世，杨万里离任服丧。 淳熙十一年（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入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 淳熙十二年（1185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宰相王淮问他：“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 《淳熙荐士录》 ），举荐朱熹等六十人。孝宗亲自将其升为东宫（ 太子 ）侍读，太子赵惇亲题“诚斋”二字赠给杨万里。 淳熙十三年（1186年），转任枢密院检详，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任秘书少监。 享庙之争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三月，孝宗采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相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因此惹恼孝宗。孝宗说：“万里以朕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 今江西 高安 ）。 复召还朝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于太子赵惇（ 即宋光宗 ）。杨万里于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入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疏远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四日亲君子，五日奖直言”（ 《第三札子》 ）。十月，除任秘书监。 绍熙元年（1190年），以焕章阁学士职充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命礼部郎官傅伯寿作序，杨万里于是自劾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本应由杨万里奉进，但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外调杨万里为江东转运副使，暂时代理总管淮西和江东军马钱粮。 幽居不出 绍熙二年（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任赣州知州，杨万里未就职，并请求任祠禄官，获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于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自此幽屏，便与世绝。 绍熙五年（1194年），光宗禅位于宋宁宗赵扩。宁宗即位后，召杨万里赴京，杨万里辞谢不往。次年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 杨万里 庆元四年（1198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 庆元五年（1199年），因已过退休的年龄，便请求致仕。三月，升宝文阁待制，允其致仕。次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 嘉泰三年（1203年）八月，进宝谟阁直学士，宁宗赐其衣带。 嘉泰四年（1204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 开禧元年（1205年），宁宗又召杨万里赴京，他再次推辞。 病逝家中 开禧二年（1206年）二月，升宝谟阁学士。同年五月八日（6月15日），杨万里逝世，享年八十岁。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朝廷追赠杨万里为光禄大夫。 嘉定六年（1213年）十二月，朝廷宣敕，赐杨万里諡号“文节”。 主要成就 政治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者，又是一位政治家。他力主抗战，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 《千虑策·国势上》 ）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 《千虑策·君道中》 ），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 《与陈应求左相书》 ）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 《千虑策·民政上》 ）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 《转对札子》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 《 鹤林玉露 》甲编卷四 ）。 杨万里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履，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官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置物，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缗，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隅，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投杨诚斋》 ），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文学 诗 主词条： 诚斋体 、 南宋四大家 、 中兴四大诗人 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 姜特立 《 谢杨诚斋惠长句 》 ）“四海诚斋独霸诗。”（ 项安世 《又用韵酬潘杨二首》 ） 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迓 使客夜归》 ）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 黄庭坚 ）陈（ 陈师道 ）篱下休安脚，陶（ 陶渊明 ）谢（ 谢灵运 ）行前更出头。”（ 《跋徐恭仲省干近诗》 ）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 《 宋诗钞 诚斋诗钞》 ），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五十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创造了他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檄风伯》：“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就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 明周臣绘《杨万里诗意图》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 周必大 《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 ）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 刘克庄 《江西诗派小序·总序》 ），“活泼刺底”（ 刘祁 《归潜志》卷八 ），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 《鹤林玉露》甲编卷四 ）。又如《戏笔二首》、《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 蒋鸿翔《寒塘诗话》 ），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一生留下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时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其一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其三 ），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 《 雪霁晓登金山 》 ）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像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 《 题刘高士看云图 》 ）他不仅有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还有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杲饮绝句》、《初九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 《 晚春行田南原 》 ）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还有《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都具有比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诗 散文 杨万里散文中亦不乏佳作，他为文兼擅众体，步趋韩柳（ 韩愈 、 柳宗元 ）。其作品中密栗深邃、雅健幽峭之处，尤与柳宗元相似，友人以此推崇杨万里，他也如此自认。 个人作品 杨万里一生写作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 包括十种诗集及各体文章 ），今存。并有《杨文节公诗集》四十二卷。另著有《诚斋诗话》一卷，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所作赋，以《浯溪赋》、《海赋》为有名。所作词今存仅15首，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 《诚斋集》（《钦定四库全书》版） 杨万里又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二十卷，以史证《易》，为经学家非议。 人物评价 虞允文：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 赵昚：仁者之勇。 杨万里塑像 项安世：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 姜特立：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 周必大：诚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出月胁之语。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 陆游：①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②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 罗大经：立朝时，论议挺挺。如乞用张浚配享，言朱熹不当与唐仲友同罢，论储君监国，皆天下大事。 严羽：其初学半山（ 王安石 ）、后山（ 陈师道 ），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 解缙：文章足以盖一世，清节足矣励万世。 蒋一葵：干、淳间，诗人称诚斋、范石湖（ 范成大 ）及陆放翁（ 陆游 ）为巨擘。 王夫之：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之流，亦铮铮表见，则抑文雅雍容，足以缘饰治平而止。 李纮：封事则胡忠简（ 胡铨 ）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 纪昀：万里立朝多大节。若乞留张栻，力争吕颐浩等配享及烖变应诏诸奏，今具载集中，丰采犹可想见。然其生平乃特以诗擅名。……方回《瀛奎律髓》称其一官一集，每集必变一格。虽沿江西诗派之末流，不免有颓唐粗俚之处；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为南宋一作手，非后来四灵、江湖诸派可得而并称。……南宋诗集传于今者，惟万里及陆游最富。……以诗品论，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以人品论，则万里倜乎远矣。 钱基博：①南宋诗集传于今者，惟杨万里及陆游最富。游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为媲于苏。万里清新刻露而特为生拗，则原出黄（ 黄庭坚 ）。……其为文章，含危仄于爽朗，以白俗为生拗，避熟而不避俗，涵今而亦茹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由黄庭坚以攀韩愈，诗如是，文亦如是。然诗特擅名。②万里善用其长，肆意有作；成大则避所短，敛手勿犯。陆游语多乐易；万里、成大意含怅惘。皆出入江西，而欲有所变以自名家者也。 钱钟书：放翁（ 陆游 ）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图画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亲属成员 儿子 ：杨长孺，原名寿仁，字伯子，号东山，官至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 史料记载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后世纪念 主词条： 杨万里故里 杨万里故里位于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湴塘村文物古迹较多，现保存古建筑120余处，杨万里墓、杨万里著作木刻板、南溪桥、御书楼等均保存完好。 杨万里墓

你的是铜镜——湖州真石三郎家照子，左边好像是：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

南宋湖州铜镜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后高宗即位，南渡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由于南宋偏安江南，大量人口南迁，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丝织、制瓷、印刷、冶炼、造纸等手工业行业也得到空前发展，不仅规模扩大，技术也超过前代。其中，湖州、饶州、临安府等地所产的铜镜也闻名全国，而湖州铜镜更是堪称翘楚。

南宋铜镜有官府铸造的，也有私家作坊所铸。以浙江发现的铜镜而论，前者如“湖州铸鉴局”造，“临安府小作院临造官王宝”镜，“婺州官铸造监”等。后者以湖州镜发现最多，此外还有“杭州真石大叔青铜照子”、“越州徐家铜照子”、“婺州承父李口二郎炼铜照子”等。从纪年墓出土南宋铜镜看，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 南宋湖州镜几乎都没有花纹，仅在镜背刻铸作坊主姓名等内容。这种招牌式的镜铭，是南宋私家铸镜的特点。形状有方形、圆形、心形、葵花形和带柄葵花形。早期质地比较厚实，如诸暨发现一枚“湖州真石念二叔照子”，直径达28．5厘米。

南宋湖州镜，从镜铭中看，以一家姓石的人家做得最多。镜铭中有石家、石小二哥、石二郎、石三、石十郎、石十二郎、石十三郎、石十五郎、石十五叔、石十八郎、石念二郎、石念二叔、石念四郎、石家念五郎、石三十郎、石四十郎、石六十郎等。此外，湖州还有李家、徐家、蒋家、石道人等所作铜镜。宋代男子称某某郎，妇女称某某娘，前面的数字则是同宗同辈按长幼排行的次序。湖州石家铸镜多为子继父业，世代传艺，不仅从以上诸多的石家名号中可以看出，四川温江发现“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萧山发现“湖州石十五郎男四十郎炼铜照子”，武义曾发现“湖州承父石家十二郎照子”等，从镜铭中更能找到实例。可能当时也有仿冒名牌店铺的行为，所以在铜镜上往往又加铸“真”或“真正”的字样，有的还标明价格。如“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由此可知，南宋湖州镜是按重量计价的。

从南宋湖州镜背面刻铸铭文看，其时对铜镜的称谓不一，或称“镜”，或称“监子”，或“镜子”、“照子”并称，而大多称“照子”。这是因宋人避讳甚严，赵匡胤之祖名“敬”，为避“镜”讳，改为“监子”或“照子”。其间，南宋绍兴三十二（1162年）朝廷规定“敬”字不避讳，而绍熙元年（1190年）重新颁布应避讳，如此，凡是铸刻“镜子”字样，或既铸“镜子”，又铸“照子”字样的湖州镜，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产品。

南宋湖州石家铸镜的作坊应当在湖州仪凤桥附近，有三枚镜子铭文可资佐证：“湖州低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湖州仪凤桥南石三郎青铜镜，门前银牌为号”。据嘉泰《吴兴志》载，仪凤桥在当时为闹市区，桥造得很考究。1956年曾在桥边河床泥土里找到许多铜渣屑，可能即与古代铸镜有关。

湖州镜产量很高，销路甚广。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也发现有湖州镜。北方发现的湖州镜，有可能是金兵掳掠江南财物时抢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