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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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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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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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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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隋文帝杨坚（公元541年7月21日－公元604年8月13日），隋朝开国皇帝，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鲜卑小字为那罗延（金刚不坏），鲜卑姓氏为普六茹，普六茹鲜卑姓氏是其父杨忠受西魏恭帝所赐的，后杨坚掌权后恢复汉姓“杨”，并让宇文泰鲜卑化政策中改姓的 恢复汉姓。

杨坚在位期间，军事上攻灭陈国，成功地统一了严重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击破突厥，被尊为“圣人可汗”；内政方面，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

1、早年经历

杨坚之父杨忠跟随北周文帝宇文泰起义关西，因功赐姓普六茹氏，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死后追赠太保，谥号桓，杨坚承袭父爵，他有“身在帝王边，如同伴虎眠”之感。

齐王宇文宪曾对武帝宇文邕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杨坚简介，请早除之。”本来宇文邕对杨坚早存疑心，听宇文宪说后，疑心更重。

但是否立即剪除杨坚还犹豫不定，于是便问计于钱伯下大夫来和，来和也说杨坚不凡，但暗中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便谎称：“杨坚这人是可靠的，如果皇上让他做将军，带兵攻打陈国，那就没有攻不下的城防。”为杨坚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宇文邕还是放心不下，暗里又派人请相士赵昭偷偷为杨坚看相，赵昭与杨坚友善，当着宇文邕之面佯装观察杨坚脸庞，然后毫不在意地说：“皇上，请不必多虑，杨坚的相貌极其平常，无大富大资可言，最多不过是个大将军罢了。”又使杨坚度过了一次险关。

这时，内史王轨又劝谏宇文邕说：“杨坚貌有反相”，言下之意是要及早除掉杨坚，因为宇文邕对相士赵昭的结论相信无疑了，便不悦地说：“要是真的天命所定，那有什么办法啊？”使杨坚再次化险为夷。

宇文邕死后，其子宇文赟即位，杨坚的长女杨丽华被封为皇后，杨坚又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

宇文赟对杨坚的疑心更大，他曾直言不讳地对杨皇后说过：“我一定要消灭你们全家”，并命内侍在皇宫埋伏杀手，再三叮嘱说：“只要杨坚有一点无礼声色，即杀之！”然后他把杨坚召进皇宫，议论政事，杨坚几经化险为夷，心中早有准备，不管宇文赟怎样激，怎样蛮，怎样讲，杨坚都神色自若，宇文赟无杀机可乘。

最后，杨坚想出了“两全”之策，通过内史上大夫郑译向宇文赟透露出自己久有出藩之意，这正合宇文赟的心意，当即任命他为亳州总管，这样宇文赟放心了，杨坚也安心了。

杨坚将任亳州总管时，庞晃劝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之业，杨坚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机还不成熟啊。”至此，杨坚取周自代的愿望溢于言表。

宇文赟是皇家世袭之君，不问朝政，沉溺酒色，满朝文臣武将敢怒而不敢言。

宇文赟不但不听忠臣劝告，反而觉得这皇帝当得太不称心如意，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逍遥自在的法招，将皇帝让给年仅6岁的儿子，自称天元皇帝，住在后宫，终日与嫔妃宫女们吃喝玩乐，荒*无度的生活使他年仅22岁就丧命了。

2、大隋开国

北周虽然灭北齐后国力兴盛，但是北周宣帝奢侈浮华，沉湎酒色，政治腐败，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外戚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

宇文阐（周静帝）即位，任命杨坚为丞相，周静帝即位时才7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所以杨坚就在郑译和刘昉的帮助下以外戚身份就控制了北周的朝政，杨坚当上丞相以后就开始了篡夺北周大权的计划，先是骗北周宗室五王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到长安，雍州牧毕王贤及赵、陈等五王一起被杨坚杀掉，杨坚又任用韦孝宽出兵打败了尉迟迥，消灭了对自己有威胁的政敌。

大象二年（公元580年）6月8日北周宣帝病死，刘昉、郑译矫诏以杨坚为总知中外兵马事，扶持年幼的北周静帝宇文阐，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与益州总管王谦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联合叛变反抗杨坚，但被杨坚所派的韦孝宽、王谊与高颎等人平定。

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登基为帝，即隋文帝，建国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北周覆亡。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

3、统一中国，建立隋朝

杨坚平定叛乱之后，统一天下的对手只剩下南方的陈朝和位于江陵一隅之地的西梁，开皇七年九月十九辛卯日（587年10月26日），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

开皇八年（588年），杨坚以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带领水军出永安，共五十一万八千大军，三路大军伐陈，八年十二月杨素沿长江击破陈的沿江守军，顺流而东，但因为施文卿、沈客卿等扣留告急文书，导致陈朝无法把大军从建康调出。

公元589年2月10日（开皇九年正月二十甲申日），陈将任忠引韩擒虎攻入建康城，捉住陈叔宝，陈朝灭亡。

不久，各地陈军或受陈后主号令投降、或抵抗隋军而被消灭，只有岭南地区受冼夫人保境据守。

公元590年（开皇十年）八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至此，天下一统。

4、开皇之治

杨坚建立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大兴城），开创了辉煌的“开皇之治”，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近300年的分割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又一次统一，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发展；他首次实行了一直沿袭到清朝的三省六部制；他开创了科举；他制定了当时最为先进并影响后世基本立法的律法《开皇律》。

开皇之治是隋文帝在位开皇年间时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隋文帝杨坚倡导节俭，节省 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政治方面，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由于他明白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之道理，所以由他辅政时开始，就提倡生活节俭，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

隋文帝曾想用胡粉和织成的衣领，居然搜遍宫殿，都找不到，这种躬行节俭，使人民的负担相应得到减轻，而且有利于各项措施的推行。

隋文帝任用官员不限门第，唯才是举，通过考试以取士，文帝本人又躬身节俭，整饬吏治，曾派人巡视河北五十二州，罢免贪官污吏二百余人，又裁汰地方冗员约十分之三，他还宽简刑法，删减前代的酷刑，制定隋律，使刑律简要，“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经济方面，仿北魏的均田制，实行均田法，定丁男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则分露四十亩，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役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等。

此外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以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为积谷防饥，故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

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学术文化方面，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他有鉴于长期战乱，官书散佚，所以下诏求天下之书，凡献一书缣一匹，经一、二年，图书大备，整理后凡得三万余卷，为广置人才，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为明全国教化，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文帝下诏制订礼乐，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

军事方面，鉴于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扰北周、北齐，故隋立国后，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后来更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彼此交战不已，隋则得以消除北顾之忧。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隋在文帝统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间，政治清明，人口增加，府库充实，外患不生，社会呈现了一片繁荣，历史称为“开皇之治”，开皇时期，政治清明杨坚简介，国力强盛，是隋朝的极盛时期。

5、杨坚去世

杨坚晚年颇受诸子的困扰，先是软禁三子秦王杨俊；接着在公元600年（开皇二十年），将长子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又于公元602年（仁寿二年），将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

公元604年（仁寿四年），杨坚病逝于大宝殿，在位23年，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杨陵区城西5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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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乖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

中国古籍很多例如：墨子白话今译 作者：

注释：

简介：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笏山记 作者： 蔡召华

注释： 本书依原东莞博物馆藏钞本之影印本标点。

简介： 其情节主线是一位叫颜少青的才子如何建立笏山王国，成为笏山王。笏山是小说虚构的一块与世隔绝的地域，说是在云南蒙化之西。

劫余灰 作者： 吴趼人

注释：

简介： 小说采用章回体，以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对青年情侣的惨痛遭遇，是对罪恶社会的血泪控诉。

隋史遗文 作者： 袁于令

注释： 《隋史遗文》十二卷六十回，传世的刻本仅有一种，即崇祯癸酉（1633）吉衣主人序本。

简介： 《隋史遗文》所演历史从隋文帝平陈开始，至大唐统一为止。小说为我们展现了隋末大动乱的历史画卷。

南史演义 作者： 杜纲

简介： 《南史演义》叙宋、齐、梁、陈四朝的兴亡，着力描述几个王朝的创业君主：宋武帝刘裕、齐高祖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其中刘裕宋朝的事迹最多。

北史演义 作者： 杜纲

简介： 写南北朝时北朝政权更替、群雄纷争故事，起自魏未，终于隋初，以北齐为主。

笔梨园 作者： 潇湘迷津渡者

简介： 小说叙述江南徽州府的江干城，经商落魄当佣工，偶嫖看楼妓女媚娟。媚娟不嫌江干城贫穷，慷慨侠义，历经坎坷，后做了夫妇，共享荣华富贵。

草木春秋演义 作者： 驷溪云间子

1、惧内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杨坚和皇后关系非常亲密：“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寝，相顾欣然。”

独孤皇后到了晚年时，杨坚想找一两个美人作为生活调剂，他试探性宠幸了宫女尉迟氏，却没想到皇后悲愤交加之下怒杀此女。杨坚一气之下感觉皇帝尊严受到打击，脾气暴躁的他负气离家出走。

孤独寂寥的老年杨坚虽然试图在陈、蔡贵人等青春美人那里找点人生欢乐忘却愁苦，但失去皇后的痛苦始终无法自拔，而且他也隐隐感悟到了对爱妻的伤害。

独孤皇后去世刚刚一年多，杨坚就一病不起，临终前对皇太子和负责山陵的官员说：“我的丧事你们商量着办吧。唉，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实在忘怀不了皇后，如果灵魂真有知觉，一定要让我们夫妻在地下团聚。”

2、两姑之间

杨坚还没袭杨忠爵位时，北周权臣宇文护欲笼络杨坚为心腹，杨坚请教父亲杨忠，杨忠说：“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意指杨氏效忠皇帝，不可在皇帝和权臣之间首鼠两端。于是杨坚拒绝了宇文护的要求，不久后宇文护及其党羽被北周武帝诛灭，杨氏因而得保荣华富贵。

隋文帝杨坚，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隋朝开国皇帝，开皇元年（581年）到仁寿四年（604年）在位。鲜卑小字那罗延，鲜卑姓氏普六茹，杨坚掌权后恢复杨氏。

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封为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北周宣帝继位，以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位望日隆。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杨坚受北周静帝禅让为帝，改元开皇。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开皇九年（589年），派晋王杨广南下平陈，统一南北。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圣人可汗”。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

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间，锐意改革、政绩卓著。但是在位晚期逐渐多疑，杀害功臣，并且听信文献皇后之言，废黜长子杨勇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埋下了亡国的祸根。仁寿四年（604年）在仁寿宫离奇去世。终年六十四岁，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葬于泰陵。

-杨坚

最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

深受前朝帝王三次禅让之恩，

杨坚最终成为大隋朝的开国皇帝。

开始了中国最伟大的皇帝，

隋文帝——杨坚波澜壮阔的一生。

灭西梁，

灭南陈，

统一江南，

北击突厥

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多民族的国家。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

内部：三省六部制；

潜心修订并颁布了最为经典的律法

——《开皇律》；

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

实行均田令；

设置粮仓；

改革币制；

倡导节俭；

发展文化经济。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

迅速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伟大国家，

成为千古传诵的开皇盛世。

进入了人类史上农耕文明的最高峰时期。

他打开了隋唐盛世的大门。

开疆扩土，

万国来朝，

被尊为“圣人可汗”。

他挽救了大汉族文化，

打压并遏制了周边民族的壮大与崛起，

开启了中国的大国时代，

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帝王业绩。

他创立了完美的律法《开皇律》，

最后又亲自践踏。

至高无上的皇权，

大帝国的大独裁，

对开国大臣的猜忌、残害，

就是曾经雄才大略的隋文帝

都没有跳出这个怪圈。

这大概就是帝王的规律吧。

是隋文帝，专情谈不上，母老虎，没办法，哈哈

关于丧妻后的隋文帝，史书浓墨重彩渲染他和两位南国佳丽之间的香艳放纵[37] 。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穿过一千五百余载的漫漫光阴，搜寻到被尘封在发黄故纸堆里的那些锥心泣血的爱恋吧。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古往今来最动人心魄的情语莫过于这一句。不是沧桑阅尽，不到晚霞朝露，又怎知情最难留、情之沉重？

自从开皇十五年岐州仁寿宫修成后，隋文帝夫妇就喜欢上了这座避暑离宫。从开皇十七年开始，隋文帝和皇后每年都是春天离开大兴去仁寿宫避暑，秋高气爽的九月底再回京城，甚至他们夫妇俩都是相继去世于此地。但皇后去世的第二年，仁寿宫空空荡荡，夫妇俩双飞双栖的情景已成往事。仁寿三年，文帝整年都呆在京城皇宫，不忍去爱妻离世之地触景伤情。这一年，也就是在史书记载所谓“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文帝为其“所惑”的时候，隋文帝却一反自己勤俭朴素的作风，为纪念笃信佛教的爱妻独孤伽罗，并为其祈祷冥福，耗费巨资修建了一座天下最大的禅定寺。由于该寺规模太过壮丽，一直到隋炀帝时期才完工。禅定寺占地900余亩，面积60多万平方米，现今的故宫面积也不过72万平方米，史料亦称禅定寺“周闾等宫阙”[38] 。根据《长安志》等文献记载，禅定寺有一座“骇临云际”、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的七层木塔。[39] “按唐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约合100米，周长一百二十步约合72米。对比现存至今的唐代砖塔大雁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结构塔高达百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40] 佛教典籍记载，禅定寺建筑“堂盘万础、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园林建设得“如天苑”，时论都认为隋文帝修建这座寺院“工费极殚”，实在是奢侈太过。禅定寺不仅在当时是“举国崇盛莫有高者”、“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直到两百多年后的唐宣宗，他仍然认为禅定寺的规模和气势是“天下梵宫，高明寡匹”[41] 。隋大业元年（607年），隋炀帝在禅定寺西为父亲隋文帝立大禅定寺祈福，规模建制与禅定寺完全一样，亦建有高度相埒之木塔。唐武德元年（618年），因为隋文帝曾自立法号称“总持”，又呼独孤皇后为“庄严”，故改二寺名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42] 。

隋文帝一边建设禅定寺为皇后祈福，同时下诏有司备礼，诏全国各地120个大德高僧及其弟子赴京入住该寺。这是佛教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交流盛会。据《续高僧传》载，隋文帝召入禅定寺的高僧有荣法师、昙藏、僧凤、慧超、昙伦、明驭、法喜、慧斌、慧继、保恭、志念、慧因、净辩等。因为全国各地众多高僧的汇集，禅法、三论等同时讲习，各派交融，学风浓厚，禅定寺俨然成为大兴城中一大佛学中心。

不久之后，隋文帝的爱孙豫章王杨暕把中国唯一一颗释迦牟尼佛牙舍利献给祖父，隋文帝又把其供奉到追念皇后的禅定寺[43] ，并且派高僧法喜负责保管：“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跑到蜀地之时，仍然不忘带上这颗佛牙舍利，其珍贵可想而知。佛牙舍利几经流离，现今保存于北京西山灵光寺，已经是世界级的圣物了。

宫里追念皇后的佛事活动仍然在继续，文帝不仅亲临，而且陪着僧人们进行完全程。根据《续高僧传》记载，在一次进行为皇后述忏的佛事时，在场的文帝想起爱妻内心伤痛，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44] 。

独孤皇后去世才一年多，丧妻后失魂落魄精神不振的文帝也一病不起了，临终前，时日无多的老皇帝温柔地抚摸着皇太子的头，对负责营建山陵的大臣何稠又似嘱托又似自白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曾经安葬了皇后，如今我也要死了，你同样要用心安置。嘱咐这么多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忘怀不了皇后啊！如果灵魂真的有知觉，一定要让我们夫妻在黄泉之下团聚。”[3]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去世后，根据其遗愿与皇后合葬。

世事几度变迁、千年风云变幻，满座的宾客早早散了、巍峨的宫殿已成废墟，煌煌帝业化作薄薄几卷残章，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只有关中平原一个寂寞的荒冢中，夫妻相守历历千年。一千四百余年前，英雄和美人热烈而真挚的爱，纵使青史成灰，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