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一、古书籍的收藏

古书籍的收藏要点：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旧刻或旧抄，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或者说：一是年代久远而具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具有学术资料性。# &

二、古籍书的种类

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古籍字体精美，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古书籍大致可分为12个种类：

1、竹简：在纸张发明之前，用笔写或用刀刻在竹片上的文字，然后以绳串起成卷的书。

2、唐写经：唐时的木刻技术还刚起步，故留传下的大多为手抄佛经。

　3、线装古书：一般多是自宋至民国的木刻本，亦有稿本、抄本、石印本，其中宋元版、明椠、清前三朝刻本及多色套印本、多插图本、活字本、红印本、蓝印本等版本。

　4、木刻印版：刻版以枣木为优，版面磨损少，未变形、开裂的较好。

5、碑帖：通常有钟鼎拓片、瓦当拓片、崖刻及秦、汉、魏、唐、宋、元、明、清的拓本，等原刻的早期拓本。民国时的珂罗版中之精品亦可。

6、诰命、圣旨：诰命、圣旨一类的文牍，其间不少资料可作为史学家的研究依据。

　7、信札：名人间往来的书信，既是书法艺术，又可从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史料。

　8、印谱：古今篆刻名家的手打印鉴册页，有边款拓印的较好。

　9、老期刊：自晚清至1949年9月间的期刊、杂志的统称。　

10、旧平装：在1949年10月1日前，除线装书外，无论精装和平装的洋装书，一概属旧平装范畴。从性质上讲，新文学版本，老区版本、重庆桂林版本、汪伪版本等；从形式上讲，毛边本、土纸本、道林纸精印本、伪装本、编号本、签名本等。

11、画报：民国画报、民国时期的**、时事、漫画、突发事件、民俗风情、名胜古迹等大型画册。

12、契约：1949年以前的地契、房契、卖身契和其他买卖合用，具历史意义及名人的契约等。

三、古书籍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描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较好。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或较为少见的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较少，如宋版书，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四、古书籍的鉴定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书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书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他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第二类是用“旧纸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书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书籍作伪的手法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书籍，注意去伪取真，使到所购古书籍物有所值。

定山堂古文小品  有光纸，一函二册 民国中华图书馆石印本。

古事比  有光纸，一函六册，民国十三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正续虞初新志  白纸，一函十册，民国二十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此三为手写体石印古籍的代表，唯书工的字体不同耳。

定山堂古文小品，清龚鼎孳的文章选辑。龚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文学史上有其位置。但龚鼎孳风评较劣，盖因“气节沦丧，风流放荡”之故。在仕途上，其侍明、侍闯、又侍清，历侍三朝，当然被认为气节有亏。在为人上，亦时有违反纲常道德之举，引人诟病。但观他与一个女人的故事，则其又是一个颇具男子气概的人物。他的不少选择，实与红颜知己顾眉顾横波有关。在那样一个时代，两人的坚持竟能善始善终，实为不易。顾横波与柳如是、董小宛诸女相比，是幸福的。龚鼎孳放浪的行为背后，有着怎样一颗灵魂，似乎并不能轻易下判断。

当然我对其人并无深入研究，这里只说他的古文小品。他的文字古朴静雅，才情深厚，语感与气韵俱佳，读来很是畅快。古文写得好的多，但读来竟如此酣畅的却少。此本虽是有光纸、手写体，但字号比一般石印本大，品相较佳，还是颇堪时时展读的。

古事比，清代方中德编纂的一部类书。方中德似乎不太有名，但其父方以智大大有名。本书辑录历代经史、艺文等典故，将历史上某一方面相类似的人、事，排比成篇。其序中说，“挟发古今奇疑光怪之事，勾稽前人瑰异诡持之事，聚而通之，符而合之，引其端而辨其绪，曰古事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四部之书，浩如烟海，轶闻琐记，仆数难穷，欲一数十卷书，一一比类而合之，不免自为其难，宜其顾此失彼耳”。这的确点出了其缺点，但也不免求之太苛。如将本书作为工具书或辞书来读，其实是饶有趣味，独具匠心的，于我们读书、作文、立身、治学颇有裨益。

此书石印本颇多，点石斋、宝善局、石竹山房、锦章书局、文盛堂均有，上海书局的这本算是较晚的了，巾箱小本，字略显小。好在品相尚可，价格实惠。

虞初新志，张潮辑。 虞初续志，郑醒愚辑。选的小品文颇有意思，可供闲读。但印得较差。小字密密麻麻，部分印刷不清，实在不利阅读，读几篇就不耐烦了，远不如读排印本。扫叶山房还是印过一些好书的，但此本实在不佳。而目前留存下来的民国石印本，此种最多，收藏价值甚小。

与虞初二字相关的书还有很多，上有虞初志、续虞初志，下有虞初支志、虞初近志、虞初广志等，选文形态类似。“虞初体”古文小说，可算一种独特的文体。虞初新志正好起了承上启下作用，选文自是最佳。手上尚有虞初近志，为民国排印本。如正续虞初新志这种较劣石印本，恐一般不会再买了。

晚清民国的话主要是线装书流通较多，平装书刚刚起步。所以首当是以线装书收藏为主，这时候的线装书依然有木刻本，且具有回光返照之精彩，许多木刻本不亚于康雍乾三朝精刻本，所以这时候的精刻本出版年份虽近，但价格堪比明清精刻！石印本也开始新起，但是石印本流通较大，现在的古书依然以石印本传世为多，所以要收藏石印本当然是需要它具有一定的独特之处，否则价值不会很大，书友不知道对古书收藏时候有所了解？如有不懂的古书专业知识可以看看书藏网、布衣里面讲解的最基本的古书常识知识。纯手打请理解。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