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

到现在都不知道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春秋三传》：是《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公羊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又叫做《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它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的简称，它是一部对《春秋》的注解，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文体是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研究的是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时期的演变。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简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

扩展资料：

读《春秋》，必须读三传，然三传文辞不加注解也读不明白。自汉至清，注解传文，或研究其要义者，多得不胜枚举，但基本的注解应该是十三经里的注疏。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三传注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经传，自得其便，但不能偏执一家，自以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杰作，孔子的学问包罗万象，春秋的含义何尝简单。所以，研读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应探求于易礼诗书，始能窥测圣人的真意。

-春秋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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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除了吕氏春秋

解析:

盗墓者名叫不准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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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现代的考古发掘现场

西晋初年，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结果发现了古书共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

汲冢书出土时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瓘《书断》也持此说。《史记·周本纪》正义“咸和五年”也应是“咸宁五年”之误。

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同此说，《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持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持此说，《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卷749、《北堂书抄》卷57引王隐《晋书》、《初学记》卷12引傅畅《诸公赞》也持此说。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一说法。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287），《尚书•咸有一德》正义有此说。

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也在这一带。这个地方战国时是魏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今人朱希祖以为也不能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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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竹简出土情况

汲冢书

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由于出土古文（当时也称为科斗文）的释读不易，众多的学者参与了整理研究。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也曾经研讨过汲冢书的内容，郭璞还为出土的《穆天子传》作了注。

据《隋书•经籍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据《晋书•束皙传》，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据是荀勖的《中经新簿》，部卷不同实际是因为这批书籍经过荀勖、束皙两次整理的缘故。这里就根据《晋书•束皙传》略述汲冢所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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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之纹饰

《纪年》13篇。内容束皙认为是记录夏以来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然后接以晋国历史，等三家分今，又以魏国史事接续，至安厘王二十年为止。束皙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呼应。但两者之间有大出入的，如根据《纪年》纪录：夏代记年多于殷代。益因为抢夺启的王位，所以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迥异于传统认为的和谐谦让，《纪年》记载的这些王位争斗充满血腥。自周受命到穆王是一百年，而不是周穆王百岁。周幽王亡国，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不是所谓的周、召共和，等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关于帝王之事。晋国纪年起自殇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编年相次。等到晋国灭亡，独记魏国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说明这是魏国的史记。《纪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竹书纪年》。《晋书•束皙传》所记有二个较大的错误：“13篇”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当是“12篇”；“安厘王”当是“襄王”。

《易经》2篇。这实际就是《周易》。

《易繇阴阳卦》2篇。内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辞》部分则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卦下易经》1篇。内容与《周易•说卦》略相似但有异。

《公孙段》2篇。这是公孙段与邵陟两人论《易》的书。

《国语》3篇。内容是关于楚国、晋国的事。

《□名》3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1篇。这是一本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抄集出来的书，“师春”大概是抄集者的人名。

《巢语》11篇。这是一本关于各国卜梦妖怪的相书。唐代的刘知己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这部书，认为它实际上有史书的性质，。

《梁丘藏》1篇。内容是先叙魏国的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2篇。内容是“论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历》2篇。大概是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

《穆天子传》5篇。是关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守，得盗骊、绿耳这样的好马，命造父为御手，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当时的大学者郭璞曾为这部书做注。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以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笔者浅见，《穆天子传》是战国初魏方士敷衍周穆王故事而成，虽非信史，却有本事。尤其是卷1、卷2，多可征信。历史上穆天子确有西行之事，但民国初年不少学者认为穆天子一直游历到了欧洲，恐怕也太过甚其辞。

《图诗》1篇。这是“画赞之属也。”

《杂书》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受命整理竹简者荀勖等认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纪年》的起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起于黄帝。”当时荀勖虽是领衔校理，但实际的工作恐怕和峤作的更多。和峤的这一意见很可能就是首次整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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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黄帝陵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并非没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隶定古文之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相当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很明显的例子是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而杜预平吴归来获睹汲冢书时，以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时，就认为《纪年》起自夏禹。

比起最初的整理者，卫恒是古文字专家，束皙能继承其业，也一定有这方面的学识。《晋书•束皙传》：“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析，皆有义证。”宋人高似孙《纬略》也说：“时束皙任著作郎，得竹书，随义注解，皆有识证。”在卫、束的整理中，他们也发现残简有不便理解处，所以“随义注解”。唐代陆淳《春秋炎赵集传篡例》卷1:“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 ’、‘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这种随义注解的痕迹即使在后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中还是可以发现。比如：“帝王之没皆曰陟。”显然，这是一句解释性的注文。这种“随义注解”或者在整理者只是作为附注而随文写入。但至少在唐代已经篡入正文而很难分别了。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热切的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这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就已经亡佚，但荀勖和束皙的二次整理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人如《四库》馆臣、钱大昕、崔述等指为伪书，1917年，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将今本作伪之来源一一指出，今本《竹书纪年》总体年代框架上是本伪作已成定案。最近有人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如四川大学的陈力先生和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夏含夷，但并没有构成根本威胁的有力举证。古人重新编定一本失佚的古书时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是在造伪，他会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构架安排千辛万苦找到的各种残文断简、吉光片羽。所以评价一本象《竹书纪年》这样的编年史是辑佚还是作伪，关键应该是看总体年代框架的可信度。

今本《竹书纪年》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清人姚振宗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但，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竹书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

可信的古史

被整理的汲冢书不止是一种，只有《穆天子传》至今完好存在。个中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穆天子传》并没有象《竹书纪年》那样为整理者看重，所以很多不认识的古字只是作了隶定而并没有改成今字，这些隶定不识的古字今天还全部保存在《穆天子传》，今人还可以继续对这些字进行释读（陈炜湛先生就作过这方面工作）。《穆天子传》只有郭璞一家之注，一直到清代才有了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如檀萃、洪颐煊、陈逢衡、郝懿行、丁谦等。

《竹书纪年》的情形完全不同，许许多多的晋代学者在竹简刚一出土就参与了整理研究，众多学者补足、纠正、注解了正文。并且就其中问题展开了争论，比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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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大禹陵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真正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史记》由于秦始皇焚烧了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所以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证明《史记》错误。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如：《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竹书纪年》：“齐人歼于遂。”《春秋•庄公十七年》同。《竹书纪年》：“惠公见获。”《春秋•僖公十五年》：“获晋侯。”《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定公四年》：“楚囊瓦出奔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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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商鞅戟

关于商周史实，《竹书纪年》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却和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相合。有些地方《竹书纪年》与传统记载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但传统史书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本着“为尊者讳”之类的精神而作过改动，反不如《竹书纪年》的记载来得可信。杜预曾就《竹书纪年》所记“太甲杀伊尹”事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将责任推给了传《尚书》的老博士伏生。

《竹书纪年》有关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与《史记•夏本纪》相合。并且，《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它书不载的夏代史事，如夏与诸夷的关系；所记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献更为详尽。

《竹书纪年》可以与不同来源的资料多方印证，说明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作为一本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珍贵无比。最近刚告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文献资料上很大程度上就依据了《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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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马画像砖（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

与《春秋》作比较

唐代刘知己《史通•申左》：“至晋太康年中，汲冢或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 取其文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籍为师范。”

“杜预申以注释”一语，于史实略有出入。杜预在太康元年（280）三月，平吴之后，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在《春秋经传集解》“始讫”，才在秘府得见汲冢竹简。杜预虽未就以《竹书纪年》来注释《春秋》经传，但对《竹书纪年》和《左传》作了比较，他的结论是：“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竹书纪年》与《春秋》相近，尤其是《左传》，这是最可宝贵的国史！

杜预还敏锐地发现了《竹书纪年》与《春秋》经传的差别。

春秋战国，各国都有史官记录的史书，如晋《乘》、秦《记》、楚《梼杌》，鲁国的史书是《春秋》。但今本的《春秋》和其他各国史书不同，有着义理的说教在其中，这是因为今天看到的《春秋》是孔子用作教材的改动过的《春秋》。孔子对鲁国国史《春秋》主要作了两方面的重要改动：起迄时间缩短在鲁隐公元年（BC722）至鲁哀公十四年（BC722），因为其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文字上进行了义理褒贬处理：“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者丘窃取之矣。’”对鲁国国史的义理化改动是件大事，所以孔子自己也心情沉重：“《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门传授的《春秋》是有义理褒贬的，《左传》大量归纳了《春秋》书法凡例的文字以阐发经义。比如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称”、“不称”、“言”、“不言”等。

《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鲁隐公元年》同样记载此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 周王室并没有封邾子克为公，所以不能以公这样的爵位来称呼他；但他毕竟是个尊者，所以贵称他为仪父。名实称谓事关礼制大事，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坏就坏在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不再被遵守了。正名分、寓褒贬，这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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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八年吕不韦戈（陕西三原出土）

《竹书纪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同样一件事《春秋》也记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但不说“会诸侯”而用了一个“狩”字。河阳这个地方属于晋的领地，其实不是周天子狩猎的地方。按照礼制，诸侯有朝觐周天子的职责，天子又岂能屈尊随便跑到诸侯国中去会诸侯。周天子去河阳会诸侯，是件大失体统的事。所以孔子用心良苦地选用了一个“狩”字，即反映历史的真实，又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左传》：“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所以，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可见，史官所记古史和孔门传授的《春秋》经传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即在于《春秋》经传担负着义理教化的责任，而包括《竹书纪年》在内的诸国史记只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杜预所敏感察觉的，就是刘知己、郑樵、章学诚所理论概括的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中国很早就有所谓记事的左史和记言的右史。但记言、记事的古史做的实际是实录记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档案，还不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撰述史学。

史学的独立

刘知己所谓“干宝籍为师范”，指出了《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影响的一个表征。这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出现，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进而更使晋代学术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根据金文资料进行的西周职官研究表明，周代史官实际分太史和内史两类，内史承担单纯行政事务的文字工作，而太史则掌各种文书典册和学术。太史记史也有义例惩戒的目的，但直接来源引申于其推定历法、颁历告朔的职使而获知的所谓“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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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兵避太岁”戈（湖北荆门车桥出土）

马王堆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所以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儒家的要求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孔子《春秋》对史官记录的史书进行义理化处理，正说明儒家关注的是与天理同数的人德，即政治、伦理等关系社会人事的一面。孔子作《春秋》，是为有意义有目的的撰述。其后的史学著作都强调有义理的撰述。

司马迁是世袭的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也讲“天数”。《史记》十二本纪，纪本自古史记注《竹书纪年》，十二纪之数仿《吕氏春秋》。《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十二诸侯年表》“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有十三国；《天官书》屡言十二星，而实际星数并非都史十二个，这些都是为十二这个“天数”。但司马迁作《史记》，有其撰述之志，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所谓“一家之言”，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若合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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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西汉动物纹臂甲（云南李家山出土）

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之后，“史官之废久矣”。儒家独尊的汉经学时代，儒家义理是根本要求，史学价值没有独立，始终只是经学的附庸。《春秋》被用来解说灾异，《春秋》之义成了政治原则，《春秋》还成了汉代议礼、决狱的依据。《汉书•艺文志》中史书被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下，即使是没有独立价值的史书的数量也少得可怜（《汉志》中《春秋》类一共才23家著录）。

东汉出生于古文经学世家的的荀悦对史学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第一个建议设置专职史官，而且还写了汉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汉纪》，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时人以“班、荀二体”来表明纪传体（班固《汉书》）和编年体（荀悦《汉纪》）这样二种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正是在《汉纪》中，荀悦提出了“典经”这样一个概念（从《左传》“言以考典，典以志经”中合成而来），经是儒家经书，典则是指史志。荀悦指出“立典有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这也就是荀悦“志”(意为记述)史的五条标准。儒家义理仍是史志的指导原则，但毕竟史志地位上升又成为了“典”。

《竹书纪年》的出现对晋代史学的独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出土古史整理研究热潮的直接刺激下，一下子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编年史著作，单就写晋代史言，就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附《晋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徐广《晋纪》、郭季产《晋录》、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王韶之《晋安帝纪》、刘道荟《晋起居注》，此外还有李轨及佚名的晋各朝起居注以及未明作者的《晋纪》遗文。大量编年史直接以“纪”、“春秋”、“阳秋”为名，表明是摹仿《竹书纪年》和《春秋》而作。

干宝的《晋纪》模仿《左传》、师范《纪年》，奠定了编年史在六朝史学中与纪传体史书并重的地位；干宝开一代史学之风气，其条例、谱注、书法、史论诸方面都对后来史家深有影响。一直到唐人重修《晋书》，仍有不少袭用《晋纪》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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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作为一个儒者，干宝继承了儒家“数达于德”的精神；而作为一个史家，干宝在实录编年史实的基础上，把自己史学撰述的目标定在了实现“德”的高度上，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史学理念。这样，干宝既切实提升了历史对现实政治义理借鉴的功用，又完完全全是立足于客观之史实的史学撰述。

具体而言，干宝完整提出了自己修史之标准和宗旨，即“五志”凡例：“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在体裁上，干宝对实录的编年体大加褒扬；同时又首创了“总论”这一体例，将史家对历史的看法评价集中表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晋纪•总论》是史学名篇，干宝在其中盛赞周初的政治兴盛，并认为其中关键在于文王修德，符合天道；而周公克守臣节、成王公正明道也是周初政治兴盛的重要因素；周人数百年十数代的修德始成王业，故有八百年之天下。干宝以周之兴起为证严厉批评司马氏根基浅薄、不修仁德以至西晋速亡。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后成为中国史学的根本宗旨。

当然，《竹书纪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臣瓒的《汉书音义》、徐广《史记音义》，采用了《竹书纪年》的材料；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驳难焦周的《古史考》122处不当，对于史学考据史料、辨伪考实都有很大的推进意义。但无可怀疑，认识编年体、反思古史记注的形式方法和实录的价值对其时史学的独立意义最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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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吴王夫差矛（湖北江陵马山出土）

从干宝及晋代众多史家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史书已经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和思想，史家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于此的史书撰述方法。与史学思想和撰史方法思考的日趋成熟相呼应，魏晋时大量史书涌现；纪传体、编年体以及史注、实录多种著述形式丰富；官家、私家修史大量出现；传记、谱牒、地志以及各类汇编、总集类的史料书籍盛行，中国史学终于独立。

负责整理汲冢书的荀勖是荀悦的族后辈，在荀勖为国家图书的编目《中经新簿》中，图书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荀勖的四部分类中，汲冢书和诗赋图赞同属丁部，表明这是按照图书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新近入库的汲冢书和有图的图赞被放在最末。）到了南朝刘文帝时，儒、玄、史、文四门学的设立，更表明在国家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史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竹书纪年》的发现促使了史学对于经学的独立，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晋代学术结构性变化的发生，而这种学术分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更是意义深远。

诸子百家简介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在周朝。

(一)春秋时期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孔子编辑。分风、雅、颂三个组成部分，使用赋、比、兴的手法。《伐檀》《硕鼠》

《论语》，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论和行动，由孔子的弟子编纂。孔子（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春秋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六则 《侍坐》 《季氏将伐颛臾》《荷 丈人》

《左传》，我国第一部叙事比较详细的编年史，记载了春秋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大事，相传是左秋明所作。《曹刿论战》《 之战》

（二）战国时期

《庄子》，庄周及其弟子所作，道家学派著作。《庖丁解牛》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言行，为孟子及其弟子所著。孟子（约前372～约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齐桓晋文之事》《鱼我所欲也》《庄暴见孟子》

《荀子》，作者荀况，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劝学》

《韩非子》，韩非和后人所作，法家的作品。韩非，荀子的学生。《扁鹊见蔡桓公》《智子疑邻》《五蠹》

《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辑而成，杂家的代表作，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吸收了墨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察今》《察传》

《列子》，相传是战国时列御寇所作。《愚公移山》

《战国策》，记载战国时代各国游说之士的策略，作者不可考，由西汉刘向整理而成，共33篇。《唐雎不辱使命》《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客孟尝君》《荆轲刺秦王》

《楚辞》，西汉刘向收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汇集而成，共17篇。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楚国浪漫主义爱国诗人，《离骚》为代表作。《涉江》

《春秋》是儒家的经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春秋》原本秦代以后已经失传，现在流行的版本是由《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拼凑的。

《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吧。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 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

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征，那就成问题了。”超出《论语》研究孔子 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学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焦兹说“说《春秋》者，莫先于孟子”。

《宋史·王安石传》：“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春秋’以“年时（季节）月日 - 记事”为体裁。

年：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

时：季节。四季之“春夏秋冬”。

月：“正月、二月、三月…”。

日：“甲子、乙丑、丙寅…”。

记事：短句构成。

王

例如：隐公元年谰瑎（文依‘左传’）。

年 四季 月 日 记事

元年 春 王正月

三月 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隐公在蔑与邾地国君仪父盟交）

夏 五月 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在段地打败其弟弟共叔段）

秋 七月 天王使宰咺来扫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

冬 十有二月 祭伯来 （祭伯这个人来访）

公子益师卒 （公子益师去世）

二年 春 公会戎于潜

夏 五月 莒人入向

无骇帅师入极 （无骇的军队攻入极）

秋 八月 庚辰 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 纪裂繻来逆女

冬 十月 伯姬扫于纪 （伯姬出嫁于纪）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 乙卯 夫人子氏薨 （夫人之子氏病亡）

郑人伐卫 （郑国之人攻讨卫）

（注：上文中对于春秋的解读在三传之中各不相同，故括号中的只是其中一种参考）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少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或二三字，如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晋”；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叙述也不超过四十五个字。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三国曹魏时张晏计算《春秋》共有18 000字，晚唐人徐彦的计算亦有18000字，南宋王观国《学林》则记载有16500个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因此古人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