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纺织的历史

中国纺织发展史 中国古代纺织品，采用麻、丝、毛、棉的纤维为原料，纺绩（纺沙、辑绩、缫丝）加工成纱线后经编织（挑织）和机织而成的布帛，通常称纺织品。

不同时期的纺织品是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发达的尺度之一。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中国古代的丝麻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罗马帝国最早是通过“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传播，称中国为“丝之国”的。

新石器时代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有苘麻的双股线，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划着4条蚕纹，同时出土了纺车和纺机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出土了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两经绞、圈绕起菱纹）地葛布，经线密度为10根/厘米，纬线密度地部为13~14根/厘米，纹部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上的苎麻和大麻布纹、粘在头盖骨上的丝帛和残片，以及10余枚红陶纺轮，这是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丝织品残片，丝帛的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拈；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拈度为35个/10厘米。

这表明当时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出土的多块苎麻布残片，经密24~31根/厘米，纬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纺织技术更进一步。

新疆罗布泊遗址出土的古尸身上裹着粗毛织品，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织品，组织有平纹和斜纹两种，且用色线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说明毛纺织技术已有进一步发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内出土了青灰色棉（联核木棉）布，经纬密度各为14根/厘米，经纬纱的拈向均为S拈。

同时还出土了丝麻织品。上述的以麻、丝、毛、棉的天然纤维为原料的纺织品实物，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工艺技术已相当进步。

商周时代 此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统治者设立与纺织品有关的官职，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

商周的丝织品品种较多，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粘附在青铜器上的织物，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三枚（2/1） 的菱纹绮。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铜器上所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涂染的色帛、双经双纬的缣、回纹绮等，殷墟还出有丝绳、丝带等实物。

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了纬二重组织的山形纹绮残片。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更是丰富多采，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锦绣品。

毛织品则以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花色品种和纺织技术比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更胜一筹。 汉代 汉代纺织品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出土的丝麻纺织品数量最多，花色品种最为齐全，有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 隐花孔雀纹锦、 凸花锦和绒圈锦等高级提花丝织品。

还有第一次发现的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等珍贵的印花丝织品。沿丝绸之路出土的汉代织物更是绚丽璀灿。

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东汉墓出土有隶体“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和袜子等。毛织品有龟甲四瓣纹罽、 葡萄纹罽、毛罗和地毯等名贵品种。

在这里并首次发现蜡染印花棉布及平纹棉织品。宋代 宋朝的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

丝织品中尤以花罗和绮绫为最多。宋黄升墓出土的各种罗组织的衣物200余件，其罗纹组织结构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组织的各种花卉纹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

绮绫的花纹则以牡丹、芍药、月季芙蓉、菊花等为主体纹饰。此外有第一次出土的松竹梅缎。

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宋代的棉织品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松江棉布被誉为“衣被天下”。 元明清时代 元代纺织品以织金锦（纳石失）最负盛名。

1970年新疆盐湖出土的金织金锦，经丝直径为015毫米，纬丝直径为 05毫米，经纬密度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织金锦的经纬密度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更加富丽堂皇。山东邹县元墓则第一次出土了五枚正则缎纹。

明清纺织品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富有特色。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云锦）锦合称为“四大名锦”。

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织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一次发现了单面绒和双面绒的实物，其中一块绒的经纬密度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丝绒毛的高度为 02毫米。

棉织品生产已遍及全国各地。明代末年，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万匹至2000万匹。

历史上纺织行业是如何开始的

大规模的纺织品生产始于18世纪晚期的大不列颠。

1783年，英国的理查 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 ）发明了纺织机。1790年，英国 出生的机械论者、商人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1768—1835 ）将棉纺厂 引进了美国。

这个21岁的年轻人曾在一家英国棉纺厂做了半年多的纺织工， 在那里，他学会了阿克赖特纺织机的工作方式。英国人认为正是阿克赖特的发 明奠定了英国蒸蒸日上的纺织业；法律禁止任何掌握纺织技术的人离开英国。

斯莱特相信自己可以重建棉纺厂；于是，1789年，渴望发家致富的斯莱特乔装 打扮，避开当局，乘船离开了英国，直奔美国海岸。 到达美国罗得岛州的普洛维顿斯后，他加人了艾尔米•布朗纺织公司，并凭着记忆开始建造使用阿克赖特 纺织机的棉纺厂。

1790年12月20日，第一家棉纺厂在罗德岛的波塔基特村亮 相了，工厂的纺车由布莱克斯通河（Blackstone River ）的水流推动。 纺织机一 炮走红，很快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依靠村民（生产体系）生产纱线的美国纺织业。

此次革新为斯莱特赢得了美国纺织业之父的头衔，并催生了美国的工厂制度。1815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有165家纱厂，全都满负荷运作。

早期的工厂规 模不大，但是，即便是在斯莱特引进纺织机后的一段时间内，新英格兰的纱厂和商人们依然要靠家庭佣工将纱线（纱线由工厂生产）织成布匹。 1813年，波士顿制造公司开设了第一家纺织厂，工人们自始至终都使用纺纱机和织布机在工作。

机器的引进提升了工厂制度，而工人们也从家里转到了 工厂工作。新英格兰人继续为纺织业提供了 20年的劳动力，然而19世纪中叶， 大量移民的涌人为急需劳动力的厂家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来源，他们要求较低报酬，却愿意工作更长时间。

19世纪的前30年里，新英格兰发展成了全美纺织工业的中心。这里有充足的河水与溪流以提供必要的动力，有波士顿和纽约两 大商业中心随时准备吸收工业产品。

劳动力供应显然也很充足：由于纺织厂的 机器并不复杂，所以即便儿童也会操作。斯莱特雇用7~14岁的儿童来经营纱 厂，新英格兰的其他纺织厂也都采用了这一做法。

1807年实行的《杰斐逊禁运 令》（）严禁进口纺织品，这也有助于纺织工业的发展。新英格兰的纺织厂为全美工厂制度提供了一个样板。

斯莱特给美国带来了一场工业 革命。1908年，在篮子厂工作的女孩儿。

雇佣童工现象在美国十分猖獗，直到《公平劳动标准法》 （Acf）在1938年颁布后，才带来了变革。

纺织的起源

纺织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纺纱织布，制作衣服，遮丑饰美，御寒避风，防虫护体，大约便是纺织起源发展的重要动机。

据考古资料，中国纺织生产习俗，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距今约 2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皮衣服。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

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年代近 7000 年。

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和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 6000 年。

发现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实物是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罗地葛布。 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丝似的、半个茧壳”，这是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距今约 5000 多年。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 5500 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苎麻、大麻布纹和丝帛残片，同出十多枚红陶纺轮。

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 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 5400 年，1980 年出土两件陶塑蚕蛹，这则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 4700 年。除发现多块麻纺织技术较草鞋山葛布先进的苎麻布残片外，还发现了丝带、丝绳和丝帛残片。

从丝织品编织的密度、拈向、拈度情况看，钱山漾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商代的丝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已有充分的反映。

甲骨文已见桑、蚕、丝等字，桑字如桑树的象形，商代已种植桑树，这是没有疑问的。商代的麻织，由于更具有广泛性、大众性，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

商代的毛织，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有平、斜两种组织，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 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经鉴定是联核木棉。

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与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故木棉纺织的技术与习俗据此而知，大约在商代晚期亦已发生。西周时期的纺织，基本继承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丝、麻、葛织等传统，并继承了商代的毛织习俗。

在很早以前人类便学会了纺织技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一直在进步，但由于纺织品属于是有机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能够得以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这使得很多古代的纺织技术只存在于记载之中，对于其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缺乏实物进行评估，从而使得很多纺织品与纺织技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考古发现少，并不等于没有，在一些极少保存下来的物品之中，就存在着让人叹为观止的精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马王堆发现的素纱襌衣。

马王堆汉墓是建国以来最为著名的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发现了众多的珍品，出土于马王堆一号的素纱襌衣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整件衣服以素纱为面料，没有衬里，没有颜色，故出土遣册称之为素纱襌衣。它由精缫的蚕丝织造，以单经单纬丝交织的方孔平纹而成，丝缕极细，轻盈精湛，孔眼均匀清晰，通身重量仅49克，可谓轻若烟雾，薄如蝉翼，折叠起来的话可以装入一个火柴盒之中。西汉直裾素纱襌衣其高超的制作技艺代表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可以说是古代高超纺织技术的一个典范。

棉花与蚕丝相比，出现在国内的时间就要短上很多，被真正大面积的推广使用又要晚上一些。所以棉纺织技术相比与丝绸纺织似乎并不那么有名，但这里要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黄道婆其功绩就是改良了棉纺织技术。黄道婆作为能被历史记载的不多女性，而且是依靠自身技艺被称颂，可见她当时对于棉纺织的改进与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缂丝也是古代丝织品的一种技艺，并且传承至今，哪怕如今的科学技术已经极为的发达，但机器也无法复原缂丝的工艺，所有的缂丝织造仍然还是需要以纯手工来完成。从宋朝开始缂丝就是皇宫的御用，并且多用来织造龙袍等服饰，其精湛的工艺让人叹为观止，被列入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代高超纺织工艺的代表之一。

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这个时期的纺织品，由于年代久远很不容易保存下来。考古工作者在古代遗址考古发掘中，获得了珍贵的织物残片和粘附在器物上的织物痕迹。这为研究中国纺织科学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史料。

1958年，浙江省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700余年）遗址出土了丝帛（绢片）、丝带和丝绳。丝帛残片（图1）长24厘米，宽1厘米，呈黄褐色。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是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度为35拈/厘米。1970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出土粘附在铜器上的丝织物残痕（图2）表明，当时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和 3枚斜纹绮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粘在铜器上的丝织品有五种：纱、纨类的有20余例，用朱砂涂染的有9例，双经双纬的缣有1例，回纹绮有1例。说明商代的丝织技术有较快的发展。

1955年，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铜剑柄上粘附有多层丝织品残痕（图3）。其中有在平纹地上起 5枚纹的菱形花绮，经纬密度为34根/厘米和22根/厘米；有经线显花的纬二重组织的菱形丝织品，经密7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1970年，宁辽阳魏营子西周墓出土有丝织品20余层残片。其中有一块是经二重、三上一下斜纹组织的锦（图4），经密为52根/厘米，纬密为14根/厘米。这些实物说明西周的丝织提花技术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1957年，湖南省长沙左家塘楚墓中出土一叠丝织品。有深棕地、红**显花的菱纹锦。残长325厘米，宽233厘米，经密为138根/厘米，纬密为40根/厘米。褐地矩纹锦的残长为199厘米，宽82厘米，锦面上有墨书“女王氏”三字，经纬密度为80根/厘米和40根/厘米。褐地双色方格纹锦7块，最大的一块残长17厘米，宽11厘米，经纬密度为140根/厘米和 60根/厘米。几何填花燕纹锦的残长为153厘米，宽45厘米，经纬密度为126根/厘米和48根/厘米。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锦的残长为21厘米，宽23厘米，经纬密度为130根/厘米和44根/厘米。这批丝织品表明在战国时期纹样已从几何纹发展为动物纹（见彩图），色彩配置也比较丰富，提花技术已相当进步。

1982年湖北江陵出土大量战国晚期丝织品（见江陵马山战国墓出土丝织品）。 1977年冬，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5000年）遗址出土苘麻的双股麻线和三股草绳，同时出土的还有纺专和织机零件。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3400年）遗址出土了罗纹葛布。经密为10根/厘米，纬密：地部为 13～14根/厘米，有纹部为26～28根/厘米。它是最早的葛纤维织品（见彩图）。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与丝帛同时出土的还有几块苎麻布，都已炭化。经纬纱为S拈，经纬密度为24～31根/厘米和16～20根/厘米。

1973年，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两块大麻布残片（图5），经纬密度为14～20根/厘米和 6～10根/厘米。1978年在崇安武夷山岩墓（公元前1400年）船棺内发现大麻和苎麻织物。大麻纱有S拈，也有Z拈，经纬密度为 20～22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苎麻布残片的经纬密度为20～25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苎麻纱是Z拈，拈度为6拈/厘米。

西周时的麻织品在陕西宝鸡西周墓里出土有平纹麻布，经纬密度为20根/厘米和12根/厘米。到了东周麻织品的精细程度有所提高。如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的苎麻布，经纬密度为24根/厘米和20根/厘米。约合15升布。湖南长沙早期楚墓出土的苎麻布，经纱投影宽度为03毫米，纬纱为045毫米，经纬密度为28根/厘米和24根/厘米。约合 175升布。这种精细的苎麻布已和现代的细布接近。1979年，江西贵溪仙岩战国墓出土许多麻织品。大麻和苎麻布有黄褐、深棕、浅棕三色。同墓还出土纺织工具器物36件。实物说明，当时已有绕线框、齿耙式经具和斜织机等较先进的织具了。更珍贵的是几块印花织物。在深棕色苎麻布上印有分布均匀的银白色块面纹。 自汉至唐纺织品文物在全国各地出土很多。其中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质量最高（见马王堆汉墓出土纺织品）。其余大多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出土的，品种有丝织品、毛织品和棉麻织品等。

各地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大、品种多，组织复杂，花纹多样、色谱齐全。

汉代丝织品有锦、绮、罗等。

①锦：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多种东汉丝织品。其中以汉隶铭文为主的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和阳字彩格锦袜等最有特色。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古楼兰东汉墓中发现韩仁锦、“绣文丸者子孙无极”锦、“昌乐”锦、“长乐未央”锦、“延年益寿”锦、“登高明望四海”锦等许多残片。蒙古诺因乌拉匈奴墓出土“新神灵广成寿万年”锦、“群鹄颂昌万岁宜子孙”锦、游成君守如意锦、“广山”锦、“山”锦等大块残片。苏联米努斯辛克奥格拉赫提古墓出土“益寿大”锦和“延年益寿”锦的残片，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墓发现汉字铭文锦。可见东汉时的汉隶铭文配合卷云纹、茱萸纹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已相当风行。汉锦中最有代表性的“万世如意”锦现存幅面为4075厘米，经纬密度是168根/厘米和75根/厘米。用经二重组织，分组分区织造显花。各区都是绛、白两色的经线，而另配以第3种宝蓝、浅驼（灰褐）或香色（浅橙色）等颜色合为一副。

②绮：汉代的有民丰尼雅遗址的树叶菱纹绮，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以及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墓出土的花卉对兽菱纹绮。这种绮组织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基本相同，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形。树叶菱纹绮的经纬密度为66根/厘米和26～36根/厘米。花纹组织循环的每一单元高39厘米，宽82厘米。这种织物需用38页综织造。

③花罗：汉代的有民丰尼雅遗址的红色杯形菱纹罗。其经纬密度为66根/厘米和26根/厘米。织法是以 4根经线一组的 4经绞罗。这种花罗仍是沿用西汉时绞综环和上口综配合起绞提花、用砍刀打纬的方法制作的。

魏、晋、南北朝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织锦仍是经锦为主，花纹则以禽兽纹结合花卉纹为其特色。北朝夔纹锦，残长30厘米、宽165厘米，由红、蓝、黄、绿、白五色分段织成。方格兽纹锦，残长18厘米、宽135厘米，经线分区分色由红、黄、蓝、白、绿五色配合显花。每区为三色一组，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块状牛文，在绿白地上显出红色线条状的狮纹，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线条状的双人骑象纹，把方格纹、线条纹和块状纹结合成特殊风格的图案。另一块树纹锦的经纬密度为112根/厘米和36根/厘米，用绛红、宝蓝、叶绿、淡黄和纯白五色织成。织造方法和上述两种纹锦基本相同。1966年和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还出土有联珠对孔雀贵字锦、对鸟对羊树纹锦、胡王牵驼锦、联珠贵字绮和联珠对鸟纹绮等品种，其中联珠是第一次发现的特殊纹锦。

唐代丝织品在新疆吐鲁番和民丰的墓葬里发现了大批的联珠对禽对兽变形纹锦。如对孔雀、对鸟、对狮、对羊、对鸭、对鸡、鹿纹、龙纹、熊头、猪头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还出现了团花、宝相花、晕花、骑士、贵、王、吉字等新的纹饰。织造技术已从经显花发展为纬显花。其中以宝相花锦鞋和晕锦裙、针衣的晕色效果最为突出。如变体宝相花鸟锦鞋的晕衬里是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八色丝线织成的彩锦。 有精细的花罽，粗犷的斜褐，稀疏的毛罗，通经回纬的缂毛，簇茸厚敦的栽绒毯。

汉代毛织品1959年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人兽葡萄纹罽三块，残长21～26厘米，宽23～46厘米。经纬密度为56根/厘米和30根/厘米，经线用双股，在米**地上起墨绿色人兽葡萄花纹。同墓出土的龟甲四瓣花纹罽，残长24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为21根/厘米和26根/厘米，经线用3股，纬线用双股，在靛蓝色地上织出绛红色的花瓣纹。毛罗残长30厘米，宽55厘米，经纬密度是24根/厘米和18根/厘米，精密稀疏程度几乎与丝织罗相仿。毛罗的组织是2经绞3纬，这种横罗织法还属首次发现。1959年民丰大沙漠一号墓出土的毛毯，残长32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是7～8根/厘米和 4根/厘米。编结采用的是马蹄形打结法，每5根地纬栽一行绒纬，绒纬长20毫米，恰好将地纹全部盖满。彩色绒纬用绛红、靛蓝和米黄等色线配置花纹图案。现代和田地毯正是从这种毛毯发展而来的。

南北朝毛织品主要有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遗址出土的方格呢和紫色褐。方格呢残长157厘米，宽125厘米，经纬密度为18根/厘米和15根/厘米，用青、黄两色织成方格纹。紫色褐残长为155厘米，宽6厘米，经纬密度均为25根/厘米。另一块是蓝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纹组织，经纬密度均为22根/厘米,织物有细薄精密效果。另一块**斜褐，残长115厘米，宽95厘米。经纬密度为12根/厘米和 9根/厘米，组织是二上二下斜纹，拈向为Z和S，织物有粗犷感。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栽绒毯二块，其中一块菱纹栽绒毯残长19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为3根/厘米和4根/厘米，绒组织仍用马蹄形打结法，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彩色线编织成四个相邻的大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纹内显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装饰性很强，是新疆古代民族图案的特有风格。

唐代毛织品多数是在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有平纹的毛褐，残长8厘米，宽5厘米，经纬密度为12根/厘米和13根/厘米。黄蓝色条纹褐，残长6厘米，宽6厘米，经纬密度为4根/厘米和8根/厘米。由于经纬密度差异大，表面上有横向凸纹效果。同一遗址出土的还有通经回纬的长角形缂毛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等。其中禽纹缂毛毯残长19厘米，宽95厘米。经纬密度为3根/厘米和12根/厘米。经线是Z拈，纬线是S拈合股。在红地上显出蓝色雏禽纹，以棕色饰成羽毛，花纹清晰。六瓣桃花纹缂毛毯残长35厘米，宽4厘米，经纬密度为 4根/厘米和12根/厘米。纬线有红、蓝、黄、白四组，在蓝色地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填成花蕊，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隔，图案更加醒目生动。 汉代棉布又称白叠布。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遗址出土的棉织品有蓝白印花棉布、白布裤和手帕等残片。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长80厘米，宽50厘米。另一块腊染棉布残长86厘米，宽45厘米，组织为平纹，经纬密度是18根/厘米和13根/厘米。

魏、晋、南北朝棉布出土的数量较多。1964年吐鲁番晋墓出土的一个布俑，身上衣裤全用棉布缝制。1959年，于田屋于来克遗址出土一件长215厘米，宽145厘米的褡连布，经纬密度为25根/厘米和12根/厘米，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出方格纹。另一墓葬出土的蓝白印花棉布，残长11厘米，宽7厘米。经纬密度均较前一块细密。

唐代棉布1959年在巴楚脱库孜沙来晚唐遗址出土细密的棉布，同时出土的一块蓝白提花棉布，残长26厘米，宽12厘米，质地较粗重，经纬密度约为16根/厘米和8根/厘米，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双纬织出纬线起花的美丽花纹。 宋代纺织品出土文物主要有福建福州黄升墓的织品和衣物300余件、江苏金坛周瑀墓衣物 50余件、江苏武进村前公社宋墓衣物残片、湖南衡阳宋墓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夏陵区 108号墓丝麻织品、浙江兰溪棉毯等。黄升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6枚花缎等7个品种，其中仅罗就近200件。“宋罗”和“汉锦”、“唐绫”一样，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品种。

4经绞花罗在宋以前已有出土，2经绞和3经绞花罗还是首次出土。2经绞花罗是在2经绞的地纹上起平纹和浮纹花。2经平纹花罗的经纬密度为36×27根/厘米。花纹有卍字、梵轮、必定、叶状四向十字形等杂宝纹饰。2经浮纹花罗是在花纹部以纬线起花，经纬密度为32×18根/厘米。浮纬结构是当绞经和地经不起绞而平行排列时，绞经下沉，纬线浮于经线上有1根、3根、5根、7根、9根不等而形成花纹。花纹有卍字、梅花、四向花、四瓣花等。这两种花罗均是以杂宝花为主题的小提花织物。3经绞花罗有平纹花、斜纹花和隐纹花三种，3经平纹花罗的地组织以3根经丝（1根绞经、2根地经）为一组，花纹部位以单经、双经平纹起花。经纬密度差异最大的是45×18根/厘米。花纹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等，而以牡丹、山茶花为最多。3经斜纹花罗花纹部位起二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经纬密度差异最大的是45×19根/厘米，经丝直径为005～020毫米，纬丝直径020～040毫米。花纹有牡丹、山茶、栀子、蔷薇、月季、芙蓉等，以牡丹、芙蓉为主。隐纹花罗，地组织外观与2经绞相似，实是3经的隐现。当A、B、C3经粗细相绞成地部，花纹部位粗经中分出一根作单独的平纹组织，不起绞的经平纹最长达13根，最短的也有三根。由于绞织和平织的织缩不同，花部的单经平纹出现松弛现象。这种花纹有连枝和折枝花卉两大类。有一块单一的牡丹花，朵径达 12厘米。花纹单位最大的是41×15根/厘米，是宋代以前少见的大型花纹

花纹以牡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山茶、栀子、梅花、菊花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这种以花卉写实题材作为提花工艺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构图设计以复瓣的牡丹、芙蓉为主体的折枝花卉，枝头上点缀小花，主花花芯套织莲花。芙蓉的叶子上填织梅花。 元代纺织品由于特定时代背景在织造技艺上虽然大都继承前代，但风格与品种颇有特色。元代纺织品以色彩华丽，纹样粗犷著称。内蒙古博物馆和新疆博物馆所珍藏的元代纺织品充分反映出这一特点。

简称“织金”，蒙语音译为：纳石失是元代纺织品中最具特色的产品。在新疆博物馆内藏有元代戎装：**油绢织金锦边袄一件。袄以米**油绢作面，粗白棉布衬里，袖窄长，腰部细束。在腰部订有30道“辫线”，共宽95厘米。“辫线”是用丝线数股扭结成辫订在腰部的。在袖口、领、肩、底襟和开衩部分均有织金锦做的边饰。所用织金锦有的用片金织成，有的用拈金织成。片金织成的简称“片金锦”，经线为丝线，纬线则以片金线和彩色棉线作纹纬，丝线作地纬。经丝分单经和双经两种，较细的单经用于固结纹纬，而较粗的双经与地纬交织，使织物坚牢，经纬密度为52×48根/厘米，花纹用穿枝莲遍地花图案。拈金线织成的简称拈金锦，经线亦为蚕丝，分单经和双经两组，纬线由两根平行的拈金线和一根棉线组成，拈金线作纹纬，棉线作地纬。单经与纹纬成斜纹交织，双经与地纬成平纹交织，经纬密度为65×40根/厘米，纬线以拈金线显花，花纹图案中比较明显的部分是人像，修眉大眼，隆鼻小口，脸型略长，头戴宝冠，自肩至冠后有背光。 明清纺织品文物传世较多。出土纺织品可以定陵出土的为代表（见〖HTK〗定陵出土明代纺织品）。传世品则可以各地收藏的明刊《大藏经》封面锦褾和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明清皇室服用的织物珍品为代表。明《大藏经》刊印于永乐、正统至万历时期（1403～1619）。裱装经面的材料，多从内库和“承运”、“广惠”、“广盈”、“赃罚”四库中取用，基本上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提花丝织产品。这批经卷当时由朝廷分赐全国各大寺院。织物的纹样风格有的富丽雄浑，有的秀美活泼；织物组织和品种则有妆花缎、妆花纱、实地纱、亮地纱、暗花缎、暗花丝绒、织金锦和花绫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织物，如漳缎、漳绒、双层锦、栽绒、5套七色夹缬等都较罕见。其中有很多是整匹、整件的料子，常常附有当时的名称和织造年月、地点和织匠姓名等资料。从此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明清织物的原貌。

产生于明代的提花起绒丝织物。故宫博物院收藏较多。明晚期南京生产的金地莲花牡丹云龙漳缎炕褥，纬二重经起绒组织，起毛杆起绒圈，割断毛圈成绒。以双股拈金线浮纬为背景，朱红色绒毛显花。绒毛挺立而整齐密集，高度约2毫米。纹样由五爪龙、四合如意云、缠枝莲花牡丹组成，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清康熙妆花绒缎炕褥残片，实物尺寸119×695厘米。纹样为卍字边勾莲夔龙、独花。以**地经、地纬交织成变化组织，金**绒经起绒花。此外，还用挖梭回纬的方法织入豆绿、墨绿、大红、粉红四色彩纬以及双股拈金线，用专门的接结经接结。这种结合运用妆花、起绒技术织造的漳缎极为罕见。乾隆蓝地缠枝牡丹漳缎匹料，以经面缎纹为地组织，彩色绒经显花。宝蓝、玫瑰红、青莲、朱红、翠绿五色绒经交替排列，使织物正面浑然一体而背面显露色条。织物花纹边缘部分的绒圈未割，同一色彩的绒经产生绒圈、绒毛两种不同的层次，从而使图案的色调丰富，更有立体感。此外，故宫还藏有在缎地上起单色白绒花，再施以彩绘的特殊品种。 明清的栽绒毯遗留品，常以丝、毛、棉等纱线交织，其精致华丽超越了前代。明“九狮图毯”（现存美国）淡杏**地，9匹彩狮构成团花，四周饰以牡丹，外圈再环绕卍字形几何纹。纹样象征着“九世同堂”的吉祥意义。毛毯两端缀有氆氇毯头。栽绒采用新疆维吾尔族传统的8字形固结法。羊毛纬，棉纱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金线地玉堂富贵壁毯”，实物尺寸270×645厘米，排长11厘米。图案是根据当时宫廷画稿设计的。纹样由玉兰、海棠、牡丹、灵芝、竹子、蝴蝶、山石等构成。使用了23种彩色“绒线”（家蚕丝纤维制成）和金、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