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第一个教师教学生古典古代典籍请问交的是哪些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6浏览:2收藏

孔子作为第一个教师教学生古典古代典籍请问交的是哪些书,第1张

孔子作为第一个教师教学生古典古代典籍请问交的是哪些书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作了高官。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 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 479年。

孔子和六经

前一章说过,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就现代学术界可以断定的而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 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个学生,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前一个数目无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无问题的是,他是个很有影响 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论语》里。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论编成集子,名为《论语》。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前一章提到,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 《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 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 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 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 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 生,还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

孔子作为教育家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 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原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 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 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 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 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 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 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 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 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 义。

古代的文化虽然不够先进,不够潮流,但是他们非常重视家庭的教育,即使不去学堂上课,他们的父母也会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做事。古代的文化源远流长,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传世家书家训被保存着。事实上,古代的很多习惯和规定都给后代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了解到的家书家训有《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和《弟子规》等等,这个家书家训不仅是古代的瑰宝,更是古代人智慧的结晶。

从古至今,国家一直重视教育,教育在人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古代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社会的改变,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教育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教育,那么你可能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现在的社会是文化社会,没有文化,吃饭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教育在生活上是重中之重。

我记得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的知识就是弟子规。因为弟子规都是三个字组成的,所以有时候也称为三字经。弟子规的全文主要是教导要孝敬自己的父母,父母把自己养大不容易,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弟子规不仅仅告诉我们要如何对待自己的亲人,而且要教导我们要怎样做人。一个人是否有文化,不在于学历的高低,而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对待身边的人,那么再高的学历都是白搭,所以这些传世的家书家训让我们懂得了如何正确的成长。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时代。最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都亲自教育人民如何劳动和生存。黄帝的妻子还教人们养蚕织衣下面按照时代先后介绍古代教育机构和选士制度:

夏商周:夏、商、周三代,开始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据古籍记载,早在夏朝,就有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分国学(国家官学)乡学(地方官学)。天子所设大学叫“辟雍”(商周时是中央高等学府又是祭祀场所),各诸侯国所设大学叫“泮宫”(学校前半环雨水而得名,西周时代由于各种学校前建筑水池而得名,这种学校建筑形势曾为后代王朝所采用明清两代还在泮宫供奉孔子遗像供书生参拜)。一般说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国学,平民子弟只能入乡学。奴隶子女没有入学资格。当时的教学内容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社会制度的崩溃,赖以生存的官学一度衰落。社会对新型文化的教育需要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契机。当时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充满智慧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不仅在《论语》、《孟子》、《墨子》《荀子》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还出现了象《礼记·学记》《礼记·大学》《荀子·劝学》等教育专著。当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广收门徒,只要能交纳“束 ”(干肉)履行入学礼节,不问来者出身贵贱,一律施教。因此,他创设的私学规模愈来愈大。有“弟子三千,贤士七十有二”之美称。春秋战国时私学的发达使学校教育开始走上官学、私学并存的二元化轨道。

汉代:汉代管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太学时最早的官办大学,汉代太学取代了商周似的辟雍。西汉的辟雍仅保留祭祀功能)。地方官学识军郭学校,西汉时期的太学规模宏大,档次较高。汉武帝元朔五年开创太学,设在京师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太学作为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与西方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尼亚大学等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校。太学的教师是五经博士,博士中的领袖叫仆射,学生叫“博士弟子”。西汉平帝元始四年为太学扩建校舍,能容纳万人。东汉太学学生最盛时曾达三万多人。在洛阳有汉太学遗址,另外汉代的私学也很发达,又压倒官学之势,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太学。汉代凡未从政或罢官还乡或得不到博士机会的经学大师都从事私人讲学,收徒教授,人数之多曾达数百,乃至上千人。如东汉有名经师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就连西汉著名经师大儒董仲舒晚年谢官以后,都在家专门收徒著书讲学。汉代不管上官学还是上私学,都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而且不管官学还是私学毕业,都可以求官。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使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状态。但总的来说还是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并存的。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官学是衰颓的,只有个别朝代或个别地区的地方学校短期内比较发达。晋代中央学制分为国子学和太学两种,前者限五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后者为平民子弟所设。南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以北朝为盛,北魏太学也设五经博士,学生为州郡所派。南朝宋文帝时,在京师设立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史称“四学制”打破了儒学一统教育的状况,这对后世专科学校的设立及分科教学制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

汉代的选士制度实行察举制,察举至就是选拔的意思。汉高祖以来既有选举士人举措。汉文帝二年,下诏选士,对各地选上来的士人,经过测试加以任用。汉武帝时,初选考外,又有察举孝廉等举措。孝廉每年察举一次,中选以后,不必考试就可以委任以官。所谓举孝廉,本是选拔官吏的两种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下令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来合称为孝廉。汉代的察举结果主要有孝廉、贤良方正、茂才(秀才)。如董仲舒以贤良方正的身份任官职,汉末曹操在二十岁石被地方举为孝廉,后来当了洛阳北部尉。察举制本是选拔推举孝子廉洁之士的制度。但到了东汉末年也出现了假冒作伪,走后门等现象。这种制度与文革期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有相似之处。另外,孝廉中也有假冒的,如有人为了赢得“孝”之名声竟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父母吃;有人爬在冰河上,等冰融化了从冰下捕鱼给父母吃。可是一旦被举为孝廉很快就原型毕露了。民间有“举孝廉,父别居”的说法,当了孝廉就不跟父母住一起了。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除了察举孝廉、贤良方士、秀才仍沿两汉旧制外,又增添了“九品中正制”。曹魏时期,曹操曾下达“求贤令人”提倡“唯才是举”。他的儿子曹丕(魏文帝)开始实行“九品选人法”。就是推选各州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即九等),每十万人举一人,政府按等选用,授以官职。魏文帝后,中正官任用世族豪门担任,所以为世族豪门的子弟开放,一般平民不得进入士流。从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近400年。隋文帝时废除此制,改行科举制。总之,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为保证世族特权而定的官吏选拔制度,九品实际上是门第高低的标志,成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隋唐 唐代的教育十分繁荣,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高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即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教育部兼大学),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官等等。通称“六学二馆”。地方官学、府州县学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专业学校。比如医学又分为医、针、按摩三个专业,医学专业包括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角法(拔火罐)五科。针学专业学针灸,按摩专业学按摩治病和正骨术。由于大唐教育先进,吸引了大量周边各国的留学生,比如日本来过十三批留学生,学习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医学等中国文化。当时的大唐长安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中心。

一、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是公认的优秀传统教学思想之一。所谓“因材施教”即根据教学要求,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育,使学生各尽其才。孔子是最早注意到这一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教育家。孔子注意到了学生的不同特点“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品德、才识等方面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进度。孟子也强调因材施教,注意到了教学方式的变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之者。”后来的教育家如朱熹、王守仁都承继了这一优秀的教学方法。

启发诱导—这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形式。孔子在教学中对能够“闻一知二”、“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的学生大加赞扬,认为他们有独立钻研,自求自得的精神,孟子也很重视启发式教育,并形象地喻之为“引而不发,跃如也”其意是说,教师如同射手,引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态,以启发和诱导学生。他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自得”的兴趣和能力,“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二、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学习与思考是学习过程中两个决定性环节。孔子提出了学思并重的思想,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成为历代教育家一致赞同和普遍遵循的原则。思孟学派在《中庸》一书中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的思想,充分肯定了学、问、思、辩、行的相辅相成关系,发展了孔子的“学思并重”的思想。孟子尤其强调“思”的重要性,甚至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王充更重思考,说“唯精思之,虽大无难”。朱熹重视读书和思考相结合,“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王夫之说得更透彻“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些主张都是对学、思辩证关系的精辟总结。

在温故与知新的关系上,古代教育家既重视时习温故,又不忽视探索新知识。《论语》第一句话便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宋代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种思想,认为“故”是“新”的基础,“新”是的“故”的发展。“时习”能使其所学融会贯通,转化为技能并应用无穷。他说“温故又要知新。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是以为人师。“

三、循序渐进,由博返约

中国古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孔子的学生颜渊赞扬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表明孔子善于引导学生由浅入深,有步骤地学习。孟子认为教学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把教学过程比作流水一样不分昼夜地前进,但在遇到坎坷时必须一个个的等水盈满才能继续前进,“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还以禾苗的自然生长来比喻人受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尽心耕耘,绝不可放任自流,另一方面又切忌拔苗助长,急于求成。后代的教育家普遍认识到,知识的累积,智力的增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由博返约是强调教学中正确处理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博学,又强调用一贯之道去驾驭广博的知识。孟子提出学习深造的途径,不仅要博学而且还要善于由博返约。荀子认为缺乏广博的知识,就失去了专精的基础,而没有专精的功夫就会散乱无章,一无所得。王夫之认为,广与专、博与约不可偏废,由博返约,以约驭博,教学效果才可以提高。

四、长善救失,教学相长

长善救失,就是长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又要善于补救学生的缺点。长善救失的教学思想是《礼记·学记》提出来。《学记》说,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固步自封,畏难而退,“多、寡、易、止”是学生对待学习的不同心态,教师只有了解这些心理状态,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克服这些毛病。清代王夫之进一步就“多、寡、易、止”作了辨证的研究。他说“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多、寡、易、止”各有弱点,但其中又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教师要掌握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发扬优点,克服弱点。

中国古代教育家还强调教学相长。《礼记·学记》中首先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思想,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学也能助长教,这就叫“教学相长”韩愈继承与发展了《学记》的“教学相长”的思想,进而提出了“相互为师”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他教人要向有专长的人学习,树立“能着为师”的观念。

五、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中国古代教育家大都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对教师的甘苦深有体会。对教师的修养有明确的认识,对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也有很深的感受。对于教师的条件和修养,古代教育家尤其重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孔子要求教师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为学生的表率,这就是他说的“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相信这种“无言之教”对学生影响和教育的威力是巨大的。荀子认为教师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教师要有尊严,能使人敬服;二是教师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三是教师需要具备有条有理有系统地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且不违反师说;四是了解精微的理论而且能解说清楚,可见古代对老师的标准是很严的。

关于师生关系,中国古代教育家提倡学生尊敬教师,教师热爱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孔子热爱学生,对学生非常好,他关心学生的志愿,多次让学生言志,并加以引导,关心学生的出路,根据学生的专长推荐给上层统治者;荀子主张尊师重道,特别强调教师的威严和学生的服从。荀子强调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正是对自己高度负责的表现,如果说孔子是和善可亲的先生,荀子则是威严可敬的老师。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教师的两种风格。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如下:

中国教育史,有文献记载的可追溯到有虞时代舜所设庠,发展至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汉代以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清末又引入了西方近代教育。到了近现代,在教育制度上学过日本、德国、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向苏联学习过。在教学内容方面也曾引进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技术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最终创立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大众的新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历史沿革

在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上,以中国古代的太学为例,它不仅为历代封建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并且对其他国家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曾以高度发达的文化吸引了朝鲜、日本等国的大批学生前来中国留学。

中国古代书院也具有很大的特色,它注重学生的自学和讨论,有成套的规章制度,有多种多样的分科和独特的学风。它不仅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而且对当时的学术、学派的发展和形成,甚至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风尚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更是名师辈出。从古代的孔丘、墨翟、孟轲、荀况、王充、韩愈、朱熹、陈献章、湛若水,到近代的何子渊、丘逢甲、唐国安和现代的蔡元培、杨贤江、徐特立、陶行知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古代,不仅有《论语》《孟子》荀子等蕴藏着丰富教育资料的典籍,而且还有像学记这样精深的教育专著古代教育家们还概括了“教学相长”,“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温故知新”,“言行一致”,“改过迁善”等一系列的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这些都是中国教育思想遗产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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