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乾隆皇帝】这本书后的心得体会
我搜集了一些,你可以参考一下,有他的生平简历和在贴吧找到的评价,希望可以帮到你。
乾隆皇帝像清高宗乾隆(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生于康熙五十年,卒于嘉庆四年。于雍正十三年即位,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十五子颙琰,自封为太上皇帝(非一般的太上皇,意指皇帝的皇帝)。在位共六十年,禅位后继续训政三年。其实上已是中国封建史在位时间第一长的皇帝,已超过其祖父康熙帝的在位六十一年,同时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正面评价:
1内政“宽严相济”,开创“康乾盛世”
乾隆帝即位后,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乾隆在内政方面最大的成绩是继续施行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政策,并以个人的威望维持统治高层的稳定,使社会经济在稳定发展中达到繁荣。这一时期也是清朝国力最鼎盛的时期。
2外交“十全武功”,开疆扩土
最为乾隆自己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十全武功”,他也因此自称为“十全老人”。所谓“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两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对历史影响较大的有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乾隆时代,遇上准噶尔部内乱的大好时机,果断地在1755年出兵攻占伊犁。但噶尔丹策零的外甥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清廷在1757年第二次出兵,终于完全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准噶尔部平定之后,维吾尔族的首领大、小和卓木回到新疆,策动维族各部反清。乾隆被迫第三次对西北用兵,这场战争延续了三年,终于迫使大、小和卓木逃亡国外。随后,乾隆设置伊犁将军,并在喀什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同时大幅减轻了维族地区的赋税负担。西北190多万具有离心倾向的土地,终于巩固在中央政权之下,这是乾隆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
3文治“集大成”,封建文化顶峰
除了“十全武功”外,乾隆时期最大的亮点就是文化上的作为了。乾隆本人是个热心的文艺爱好者和赞助者。他本人据说作诗达四万多首,所游玩之名胜古迹,常亲题诗于上。他也是一个藏书家。他在位期间组织了许多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包括编撰《四库全书》、《大清会典》、《周易述义》、《三礼义疏》、《皇朝通志》、《八旗通志》等书籍,还校刊重刻了《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等书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库全书》的编撰,共收入古书3457部,共79070卷,装订成36275册,保存了许多珍贵古书,为中国古籍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此外,乾隆的时代还诞生了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虽于乾隆本人没有关系,却也为这个时代增添了光彩。乾隆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集大成时期,君主专制的程度,无论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达到顶点。
4一代雄主
乾隆帝确为一代雄主,也是一个很有福气,也很会享福的帝王。他晚年时曾深深陶醉于同历代帝王的比较,认为不但“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罕有人能相比,甚至连在位时间、年寿、子孙数目等方面自己都是数一数二。封建制度在乾隆掌权下达到了历史巅峰。他在位时期,平定新疆、蒙古,还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人口不断增加,突破了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的集大成的时代,他个人也成为这一切的总代表。
负面评价:
1大兴文字狱,毁坏中华文明的根基
文字狱的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文字狱”是摧残知识分子最有力的工具。清王朝从征服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兴起“文字狱”,顺治、康熙当政时“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乾隆制造的“文字狱”全是强加给文人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如徐某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纯乎是描述生活闲情的随兴之作,硬让乾隆曲解为讽刺清政府没有文化还故作斯文。乾隆大兴文字狱,焚毁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文化典籍,使其“文治”黯然失色。
2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
乾隆喜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乾隆的祖父康熙曾到过江南六次,但康熙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且多数情况下是微服私访,没有惊动更没有骚扰地方百姓。乾隆也六下江南,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变着法子寻开心和炫耀他的伟大。乾隆的南巡集团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此外,乾隆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乾隆的挥金如土,使康熙、雍正辛苦积攒的“家当”很快被消耗殆尽。
3虚饰浮华,好大喜功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周围的人歌颂他英明伟大,更喜欢别人颂扬他的智慧和才能。乾隆皇帝的虚荣心还体现在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中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乾隆皇帝为了鼓励中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中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巨坎堤王国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中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乾隆皇帝进贡了。当周边的国家发现向乾隆进贡的好处时,就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敲榨中国,并不惜用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中华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
4恶直好谀,重用大贪官和珅
乾隆皇帝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珅的出场。和珅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和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珅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
总结:
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使乾隆帝辉煌的一生罩上了阴影。当乾隆在自我陶醉的时候,也是中国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睡得最沉的时候。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在中国周边出没,正在想方设法打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则被看似“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束缚住了前进的脚步,乾隆时代的清王朝,开始成了腐朽落后的代名词。尽管大清王朝和乾隆盛世已经成为历史的背影,但乾隆在维持中国领土完整方面的作用和他在文治方面还是有非凡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乾隆皇帝都是一个天生强势的帝王,先辈给他留下的,不仅有辽阔的疆域和治世的积累,还有皇帝以天下为私产的思想基础。乾隆的成功,正在于他最完全充分地利用了强势的地位,与出色的个人能力相结合,将各方面的影响发挥到极大。只有在一个完全强势的帝王经营下,才会有中国2000年来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大一统”的巅峰。
清朝的乾隆时期应该是其最强大、昌盛的时期,然而其强大昌盛,有着前面有着康熙雍正等明君建立了很扎实的基础的缘故,当然也因为乾隆也是一位不错的皇帝。
乾隆,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形象还是不错的。**电视及小说中也常有出现。乾隆曾经多次来到江南,并且来到过我的故乡。我小时候游山玩水的时候也时长见到为他提的字,为他铺的路。从中足以看见当时的昌盛繁荣。
在其昌盛繁荣的背后,也埋下了后来衰败的因缘。据余先生书上说到,当时西洋使者来我国参见乾隆皇帝时,曾经要求乾隆在中国港口设置国外经济特区,以及对外贸易专门港口等。当时此事被乾隆一口否决了。这与康熙的“海纳百川”背道而驰。截断了百川、大海就会慢慢的变小,变弱,以至后来的落后挨打。
前车之鉴,历史是我们的明镜。回到我们现在的学习上来。我认为:学习也需要“海纳百川”,要学习各个方面,不知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学习做人做事,还要学习时政、艺术、音乐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是未来真正的社会栋梁。
1楼
有关他文字狱一说,用现在的观点看是错误,但用一个君王的观点是对,一个优秀的君王必需的巩固他的政权,就当时的政局他必须得这么做。他那么擅长文学又那么热爱文学,怎么可能舍得大搞文字狱,我想他一定有苦衷!!苦衷就是他是一个统治四万万人大国几十个民族,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江山的大皇帝。
我从来不认为乾隆完美,他是那种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的人,但他非常有情趣,文化素养是历代帝王之中最高的,他把皇帝当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虽然他的工作有劳苦,有烦难,但他相当喜欢并且享受自己的工作,没有这点精神,当皇帝只一件极苦的差事。唯一的缺憾是他的晚年!
越想完美就瑕疵越多。
弘历聪明俊秀,有才情,可惜晚年毁了他的形象。否则就完美了
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清高宗乾隆是一代英明君主。以乾隆之英明却宠幸劣迹斑斑的和绅长达二十余年,是君臣相得,还是别有隐情?是乾隆看错了和绅,还是和绅钻了乾隆的空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是千古奇谜。
《乾隆原典》和《和绅传》,乾隆与和绅之关系绝非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攸关两人际遇、性情、爱好与志趣等诸多因素, 说到底,他们二人之间是一个相互依存、互相利用的矛盾统一体,原本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融洽关系。
据《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到父王雍正的一个妃子娇艳无比,正对镜梳妆,不禁想和她开个玩笑,于是就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不知就里,遂用梳子往后击打,正好打到了乾隆的额头上。乾隆的母后见了,就说那个妃子调戏太子,将她赐帛自尽。乾隆觉得对不住这个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了一下,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后来,和绅入宫侍驾,乾隆越看和绅越像那个冤死的妃子,验其项颈,果见其颈上有一红色胎记。叩其年龄,也与那妃子死去的时间相合,正是25年。乾隆愈发吃惊,遂认为和绅就是那冤死的妃子之后身所化。为偿还年轻时的“孽债”,乾隆对和绅关爱由加,处处袒护,致使和绅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以至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而不倒。直到后来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死时居然也是白绫赐死,与那妃子一般无二,真是历史的巧合。
乾隆宠爱和绅,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还债说”载于野史,不足全信之外,其中有和绅自身的原因,也有乾隆的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封建官场的专制机制,三者互起作用,才成就了这一对令人难解的君臣之缘。
和绅生于钮牯禄氏旗,属于满洲正红旗,幼时丧父,家境贫寒,使他过早的尝尽了人间世态的炎凉,同时也使他对金钱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认为:只有有了钱,才能被人尊重;只有有了钱,才能做人上人。这一认识,为后来他疯狂敛财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为了出人头地,还在咸阳宫官学读书时,他就奋发努力,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他日后进入清朝政坛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据说和绅身材忻长,眉清目秀,不仅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而且以最会理财、敛财专长。例如:在他任内务府总管之前,这个主管皇家事务的机构经常入不敷出,常常亏空,和绅做了总管之后,内务府不仅不亏空,而且还略有赢余;他不仅善于从各省封疆大吏、盐政织造、及富商大贾那里聚敛钱财献给皇上,而且还首倡在朝廷施行“议罪银”,收入所得,全部并入内务府特别收入,以满足乾隆骄奢*逸和好事铺张的生活需要,这点深得乾隆皇帝嘉许。乾隆自称儒雅皇帝,和绅相貌俊俏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文,平时巧答应对、处理政务干练决断,都甚和乾隆心思,是乾隆晚年不可多得的助手。
从这一点上看,和绅受宠不仅仅是靠溜须拍马,而且是确实也有一些真本事,不然他也不会做到清朝的文武兼备的一等侯爵。当然,只靠本事还是不行的,和绅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对乾隆的耿耿忠心和善于揣摩乾隆的思想意图,他“以帝心为心”,处处变着法儿哄乾隆高兴,可谓乾隆的心腹密臣。
乾隆爱好黄金,他就建议乾隆建造万佛楼,让王公大臣和各级文武官员献金佛给皇上,借以敛财;乾隆喜欢谈文论史,自誉无所不知,他就在编纂二十四史时在明显的地方故意抄错几个字,让乾隆一一指出来,以示天子的英明和学识渊博,借以满足乾隆的虚荣心;另外和绅债乾隆面前不失时机的表现自己的忠心,比如既便他成了一等侯爵,在乾隆面前仍然自称“奴才”,而不是像别的大臣那样自称“臣”或“老臣”,有时碰上皇帝咳唾,他也总是亲自“以溺器进之”,时时处处都给乾隆留下是自己人的感觉,这在个人感情上对于取得乾隆的信任绝对是必要的。
当然他的这些手段都没有白费,皇帝的信任换来了和绅仕途上的光辉前程,也造就了一个权倾朝野、“携天子以令诸侯”的“窃国大盗”。据说和|被抄家时,统计家有良田八千多公顷,当铺、银号、古玩店、洋行店遍布全国各地,总计家财8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清朝当时5年的财政总收入。
古语讲:“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脏。”原因就在于狡吏和贪官的胆大妄为都是对下不对上。在皇帝面前,他们绝对都是清白廉洁的好官,他们聚敛的钱财都是在“合法的”、“正当的”名义下进行的,绝对让人抓不到把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和绅们的出现,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也有着封建官场机制的深层问题。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只要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凡事皇帝不追究,狡吏和贪官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其实,这些狡吏和贪官们都深深地懂得:皇帝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只要把功夫下在皇帝身上,有皇帝这棵乘凉的大树和保护伞,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至于其他大臣的弹劾攻击,还不是以皇帝的是非善恶为是非善恶,皇权至高无上,和绅抱了乾隆的粗腿,当然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总上所述,乾隆宠幸和绅,一是有“还债的内疚”,乾隆想刻意提拔重用和绅;二是和绅确有才干,是乾隆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三是和绅善于揣摩帝心,能让皇帝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充满情趣;四是封建官场官官相护的痼疾,有时皇帝也不能例外。有此四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乾隆宠幸和绅的原因了。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如何写论文
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
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
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
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
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
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你也可以利用别人类似的代码,许多站点(包括MIT)都维护有扩展库。
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这是写清楚要的最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写出笨拙的东西,不断的修补,就表明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一旦真正想说了,就说吧。
从每一段到整个文章都应该把最引人入胜的东西放在前面。让读者容易看到你写的东西(Make it easy for the reader to find out what you've done)。注意处理摘要(carefully craft the abstract)。确定(be sure)说出了你的好思想是什么。确定你自己知道这个思想是什么,然后想想怎么用几句话写出来。大篇的摘要说明文章是写什么的,说明有一个想法但没有说到底是什么。
不要大肆夸耀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写的句子或者段落不好,但不知道怎么修补。这是因为你自己进入了死胡同。你必须回去重写。这会随着你的练习减少。
确信你的文章真的有思想(ideas)。要说清楚为什么,不仅仅是怎么样。
为人而写,不要为了机器而写。不仅仅需要正确,还需要易读。读者应该只做最明显简单的推理。
完成文章以后,删除第一段或者前面的几句话。你会发现这些话其实对主旨没有影响。
如果你在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才开始写,就会失去很多好处(benefit)。一旦开始研究工作,好的方法是养成写不正式文章的习惯,每隔几个月(every few months)记下最新的和你刚学的东西。从你的研究笔记开始比较好。用两天时间来写,如果太长的话就说明你太追求完美了。这不是要进行判断的东西,而是与朋友共享的。在封面上说明“草稿”(DRAFT-NOT FOR CITATION)。拷贝很多份,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包括导师。这种做法对以后写正式的论文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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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要的形式降序组织评论(建议)对你和你所评论的人都有用:最上面内容相关,中间是风格和表述,最后是语法和文法。
三、论文的写作
(一)作好准备--收集资料
选题确定之后,论文有了中心思想,在写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要写好一篇论文,作者还必须占有丰富、准确、全面、典型、生动具体的材料。从中研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用具有说服力的题材(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材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它们或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研究的出的,或是他人以前研究总结的可靠成果。因此,资料的收集对论文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收集资料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阅读有关的理论书籍。
参加教育教学研究,撰写论文,必须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对于教育、教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要理解掌握。
2、调查研究,收集有关的论据。
论文的中心思想确定后,作者明确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就要着手拟订调查提纲。列出调查研究从何入手,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每个方面包括哪些项目和具体内容,需要哪些典型的材料和数据,取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等等。
3、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儒林外史》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是由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古文观止》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其中包括《左传》34篇 ,《国语》11篇, 《公羊传》3篇、 《礼记》6篇, 《战国策》14篇,韩愈文17篇;柳宗元文8篇,欧阳修11篇,苏轼文11篇,苏辙文3篇,王安石3篇……共222篇。本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当然所谓思想性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观念为基准的。选者以古文为正宗,也不排斥骈文收入4篇,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值得肯定。
《童年》讲述的是孤独孩童“我”(阿廖沙)的成长故事。小说以一个孩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整个社会及人生。“我”寄居的外祖父家是一个充满仇恨,笼罩着浓厚小市民习气的家庭,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此外,小说也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败、没落而趋向灭亡的过程。小说通过“我”幼年时代痛苦生活的叙述,实际反映了作家童年时代的艰难生活及对光明与真理的不懈追求,同时也展现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广阔社会画卷。
《阿Q正传》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
伤寒是中国古人对外感病的通称,并不是某一疾病的专门病名。古人常把疾病的诱因当作病原,寒不仅仅是现代所说的受寒,而是所有外邪引起疾病的统称,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中医《伤寒论》 读后感 ,希望大家喜欢!
中医《伤寒论》读后感1
冬天容易感冒,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了,不吃药不挂吊瓶,过一段时间也就慢慢好了,而有的人吃药挂水,不小心还弄个肺炎出来,为什么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反而白血病之类的器官病变性疾病反而比以前多了我们小时候怎么没有打那么多针,吃那么多药反而体质比现在的孩子要好
当时处在冬天,对感冒发生了兴趣,我在网上发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从对人体遭遇寒气开始,描绘了我们所说的“感冒”在人体内的一步一步的变化,一直到有些人到了“病入膏肓”,书中所写的就是我想知道的,赶紧跑到新华书店去买,谁知道非常失望,我看到的《伤寒论》就是学生时代用的教科书,这不是我想要的,就象英文原著永远比中文译著更有魅力;老外看了翻译后的我们的古诗就象喝白开水一样,永远没有我们读古诗时所能体味的那种意境。虽然我临时看不懂,但我也要看文言文的,时间长了我会知道的越来越多,我看了那些教科书倒是懂了,还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呢,谁知道翻译成白话文的那个人自己水平任何
终于在一次图书展览会上我找到了一套中医书籍,而且正好符合我的水平,有文言文原文,不但有注释,而且还有京城名医之后写的译文,我真是心里乐开了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套。尽管有思想准备,我还是比较晕,看不懂原文且不说,看了译文我都晕晕乎乎,好在不要考试,我慢慢看,有精力看原文,没精力对照着看,要不干脆看译文。时间过去了半年,一本书好歹看了一遍,但我好像什么收获都没有,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不过我还在看,同时通过其他方式,或者是中医名家的讲解,或者对一些我们见到病症的讨论,我发现我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同时我也发现了我的无知,因为一个好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我也从原来的碰到谁感冒了喜欢买弄一点 医学知识 到现在闭口不言。
用小侄女的话说,你们家净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平时不常见到的书,别人不常常吃的东西。但我相信,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东西比美国200年左右的东西的含金量要高的多。
中医《伤寒论》读后感2
每次读到《伤寒论》的序,都很慨叹古人的品质。医道能够传世,不但仅是因为能够治病,更不是因为能够赚钱,而是因为医道中包罗的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胸襟。
在《伤寒论》序最开端写道:“怪现在居世之士,曾不注意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卒然遭邪风之气,婴十分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赉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以毙,神明消亡,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厥,莫能醒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痛身知已,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弛竞浮华,不固基本,忘驱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这真是如今群众的写照,现在的人把钱放在第一位,美其名曰“向钱看”,从不关怀自己的品质,更不会琢磨医术,当自己身躯展现问题的时候,忆草好吗,只能去找同样只关怀钱而不关怀医术的医生,结局显而易见。
目前许多人从不曾学习过中医或西医,就对中西医妄加评价,诚实好笑。许多人不懂中医,不懂西医,而说道中西医联结却能大谈特谈,真实荒诞。更有一些自认孝敬的儿女,未曾真实想过怎样对父母的身躯利于,只是遵从 广告 ,的确让人啼笑皆非。
《伤寒论》序的后半段是写给现在的医生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一直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如尺握手不如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似乎,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罢了。夫欲视死别生,实刁难矣。”
中医和西医说究竟只是两门学识,学识本无对错,对错取决于利用这两门学识的医生。当医生学艺不精,而又不曾功德的时候,中医、西医都是不合算信赖的,更恐怖的是,不曾功德的人不知晓自己不曾功德。
中医《伤寒论》读后感3
看了两天《伤寒论》,贪便宜买的没有注解的版本,一些地方实在晦涩难懂于是又翻开医学院中医教材的六经辨证部分,产生了两点感想。
一是教材上所谓的六经辨证与其说是《伤寒论》的浓缩,不如说筛除了原版中的`很多内容,要么是编写教材的人不能理解,要么就是从现在的角度看原著中某些内容过于牵强附会,或两者兼而有之。
二是原著中将现在看来很容易就可以自愈的疾病先分成六个大类,大类之中再根据脉象、各种症状甚至节气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觉得像中医这样的 经验 学科辨证到如此细致的地步很难理解,疾病真实的情况,到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再到医者根据这种经验法则得出的结论,这一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偏差会不会大到令辨证这一行为失去价值的程度
作为一个门外汉,上述观点可能会被业内人士狂喷,但总认为读中医古籍参考其思维 方法 的意义要远大于光是记住里面的结论。
中医《伤寒论》读后感4
学习中医已有两年多,作为中医传承的一份子,积累了大一,大二的中医基础课,接触了中医。经典的学习,提升了我们的深华空间,培养了我们的中医辩证思维。为我们将来从事中医药工作打下了基础。我对自己学习伤寒做个简单的体会与分享。
1、理解原文为重点,多读多背,多用心品读,用心体会。
在原文上下功夫,弄懂原著,求其本意,旁参诸家,多读多倍,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伤寒论》主要讲诉仲景学术思想,探索期精微大意,因此就应该在原文上下功夫,弄懂原文 句子 的含义,然后将其背诵,记在脑海里,到遇到时便可拿出来用,体现熟能生巧之意,只有熟了以后反复的应用才可体现出其精微之处,然后在不断地使用中得到提升。
2、六经辩证的学习非常具有逻辑性,知识特点具有框架性,对我们学习起来就非常容易。
每一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这样先记住病纲总的特征,再来分析其中的特殊病症,从同到异,相比较的学习,比较容易记住,结合各种致病特点,各脏腑受邪特点和以前的知识联系起来学习,从各经病治疗,治法入手,失治,误治后出现的病症,一一梳理,学习起来比较容易。
六经传遍是有规律的,不同的传变情况会有不同的传变情况:在感邪轻,正气强的条件下,如治疗得当,可不传而愈。在感邪重,正气强的条件下,病发于阴而反映强烈,不论病在一经或合病,或并病在三阳,但若治疗不当,消耗了正气,则可传入三阴。由阳经传入三经的,病多属热,在感邪重,正气弱的情况下,病发时直中三阴,但若治疗适当,邪衰正胜也可阴正转阳,在感邪轻,正气弱的情况下,病可发于阳也可发于阴。
中医《伤寒论》读后感5
“想我中医,肇自炎黄。神农常百草而知药性,岐黄穷天地以定纲常。”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科学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繁荣昌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我个人认为,中医的发展道路是曲折又漫长的,前途却是无知的。由于自己体质较差,依靠中医疗法调养身体,对中医也算是有些许了解,也培养了自己对中医的兴趣,虽然说不是每个中医人都可以成为中医,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医真的可以让人活得更好。
《伤寒论》作者张仲景先生的主要贡献并不是他的仕途成就,而是他虽然身居高位但是愿意造福百姓,为了百姓生命健康之根本而日夜寻求、探索,从而留下了著作《伤寒论》,为万千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民指引了一条出路。其著作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留下了几百个药方,更在于建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理、法、方、药的先河。自此以后,中医不再是师徒相传的经验之谈,而是成为了一门拥有理论的学科,使中医的各种看病方法都有理可寻,有法可依。
要深刻细读《伤寒论》,首先就必须要有一种中医思维框架,不仅是要翻看医案著作,领悟前人经验,更要自己结合日常多多思考书中为何如此阐释而不是死背医案记录。其次,在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应当结合基础理论思考,不能以自己的意念为主导去排斥它,甚至怀疑它。如此这般,方能读领略到古人张仲景先生蕴藏在书中的智慧,也能使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得到收获。
在西医未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中医对疾病的治疗是宏观的、全面的。但是到了现代,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进入,西方医学的 思维方式 和研究方法构成了对中医学的挑战。
一些人认为,中医已经跟不上了时代先进科技的发展,中医究竟是否有效。受到了严重的质疑,甚至有的学者提出废除中医。更有人对中医全盘否定,而对西医相信至极。在面对诸多质疑的情况下,不少中医界有识之士认为中医亟待改革,以适应科学的发展,拒绝更新的知识是缺少生命力的。因而复兴传统将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另一个前景。
现在有多少青少年了解中医知道中药呢不得而知。眼见的事实是,孩子们有个头痛脑热之类的毛病,爸爸妈妈就去药店买西药,正如广告画面说的,“要退热还是安瑞克”。有的或许三两天不见好转,便去医院打“吊瓶”。大人心疼孩子,更怕孩子耽误功课,于是乎,以“见效快”著称的西药便成了座上客。其间,又有多少人去考虑什么治标治本,或有什么毒副作用呢有一些看中医用中药的,又大都在农村,其中不乏是为了图省钱的。应该说,从娃娃时候起,很多青年接触的是西医、西药,这难怪他们对中医中药了解得太少甚或是陌
本文2023-08-04 12:30:5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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