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十月记

在我们祖国大地的西部边陲新疆，有一个和喜马拉雅山脉齐名为“世界屋脊”的地方，昆仑山脉的“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在古时又被称为“葱岭”，传说是因为山崖葱翠而得名。高大的昆仑山和终年积雪的天山交汇到一起，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其主要的山峰全部都在海拔6000米以上，而我们国家现在所据有的为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这里相对于其西部则更加平坦。

早在汉代的张骞“凿空”西域时，西域的三十六国就已经在汉武帝刘彻的时代，被并入了帝国的管辖范围，且在龟兹国设立了 历史 上的第一个“西域都护府”。而当时位于塔什库尔干县地区的国家，则是一个叫作“乌秅”的国家。根据《汉书·乌秅国传》记载：

公元4世纪时的中国大地，是东汉之后昙花一现的大一统王朝，国祚仅51年的西晋被灭亡后，最为苦难的时期。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纷纷在长江以北建立政权，此后华夏大地的北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而一位叫法显的僧人就出生于这个被称之为“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他也是继汉朝的诸位先烈（张骞、班超、甘英等）开辟“丝绸之路”东线后，且在唐玄奘之前最重要的西行者。

三岁时体弱多病的法显，被父母送入了山西的仙堂寺，从此剃度出家为僧。一直到法显年过半百的时候，世外已经是前秦的时代，长安城（今西安）则是当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的前秦的国都。因为法显在研习佛法的时候，渐渐发现中原的源自于印度的佛法和戒律并不完善，再加上翻译的精准度差强人意，于是时年62岁的法显毅然踏上了西行求经之路。

公元401年，法显历经3年从长安始发的长途跋涉后，终于来到了位于现今塔什库尔干县的“竭叉国”。在这之后，法显从这里走出了曾经汉代的西域版图，向着天竺国（今印度）继续前行。而其在行程归来后，所撰写的《佛国记》将这历经艰辛的13年经历都收纳其中。

在大唐帝国的第二位君主，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初期，一位出生于前朝东都洛阳城的僧人，则更被后世广泛知晓了——玄奘。时隔两百多年，和法显有着同样诉求的28岁僧人玄奘，不顾皇帝下达的“不准逾越国境”的命令，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从现在的甘肃瓜州一路偷渡至西域的伊吾（今哈密），从此开启了漫长的19年天竺取经之途。在抵达了天竺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后，玄奘兢兢业业研究佛法，成为了闻名佛国的大师。

公元643年，玄奘离开了印度，前往了葱岭，准备回归阔别已久的大唐帝国。在经过瓦罕走廊后，就到达了当时位于塔什库尔干县的“朅盘陀国”。玄奘与塔什库尔干的缘分虽然时日不长，但却是第一个在世界探险史上记录了帕米尔高原的人，也是继法显之后，到访了帕米尔高原以及“石头城遗址”且被准确记载了的第二人。

从乌鲁木齐乘坐飞机抵达喀什机场是段无比惬意的旅程。由于有了之前飞往库车的经历，了解到飞往南疆的航线大多数都是要横穿天山山脉的。于是坐在窗边上的我，这一路上都在静静观摩着，远在身下千米之遥的巍峨山川。

抵达喀什机场后，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想象中是有点不同的。一直以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南疆地区一年四季干燥无比，酷热难耐，所以行前就备好了防晒霜。可是落地之后，发现和乌鲁木齐的气温差异是有，但也不过几度而已。

喀什市最出名的景点莫过于“喀什古城”了。喀什古城在我的认定内并不属于“古”的范畴，因为它的建筑并不是古代的夯土结构，和吐鲁番、库车等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完全不同。它更像是一种文化衍生品，其建造材料完全为现代的砖石结构，而且除了部分样式属于维吾尔特有的风格外，其余都像是一种拷贝，有点西域版“大唐不夜城”的意思。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就不对其深度介绍了，留在以后的喀什市专属文章里吧。

从喀什市出发抵达塔什库尔干县（后文中仅称其为“塔县”），是一段比较容易规划的旅程。由于我本人在平时生活中完全没尝试过开车（拿到驾照落灰近一年），于是在出发前我就查好了资料，在喀什客运西站乘坐中巴车，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就能抵达塔县了。去塔什库尔干县别忘了去办理“边防通行证”，办理地点在喀什市“晨光伊甸园”小区左侧马路对面的“塔什库尔干县驻喀什办事处”，或者在乌鲁木齐市的“益民大厦”均可办理。最好是在自己出发前，在家门口的属地派出所提前办好，也少了很多忧患和不确定因素。

从喀什市乘车去往塔县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就是“晨光伊甸园”小区的大门口，另一个则是客运西站。一般来说，在这两个地方的任意一个坐车都是可以的，它们二者只是一前一后的停靠关系。去往塔县的车都在“晨光伊甸园”的大门口发车，载上客人之后，再到客运西站买票，这期间也可以在客运西站上客，就看当时客车的载客情况了。十月份的车型分为两种，一个是由政府补贴的中巴车，一天一班，具体发车时间不定且都在上午11点以后，限载14人，每人车费60元。另一个就是私营小客车，车次频繁，限载4人，每人车费120元。

而在回程抵达喀什市客运西站的政府补贴中巴车，则是在塔县客运站乘车，大约发车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10点半之间，而买票时间是从早上9点开始，建议计划乘车的朋友再早些去排队。除此之外，回程的大型巴士在“石头城遗址”前的游客中心大门口也有发车，只不过是在下午3点时发车，而抵达站是喀什市的国际巴士客运站。

去往塔县的路上，风景不断，各种各样的地貌充斥着长达6个小时的旅程。中巴车的司机师傅绝大部分为塔吉克族，可以事先给他说一下想停靠的地点，一般为都三个，他们也都是知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人造水库，“白沙湖”。

白沙湖就是以它周围的洁如白沙的白沙山而命名的，湛蓝的水质即使在灰蒙的天气中，也别有一番魅力。从远处看就好像在若隐若现的土丘上，撒下了一把盐。

来来往往的车辆不停地穿梭在这条“中国巴基斯坦公路”（简称为中巴公路），远处的白沙山将这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瞬间美化成了一条天路。

在司机师傅停靠的时候，每个景点大概可以停留5-8分钟不等，所以还是很推荐可以开车的朋友选择自驾这种方式去游览这条美丽的中巴公路。

在途中，不经意的一刹那间，就可以看到犹如“北欧极地”般的风光景色。

与白沙湖不同的是，“喀拉库勒湖”是一个非人工的天然高原湖泊。在新疆看到高原湖泊的几率，很可能是西藏的几十分之一，原因是占据新疆大片面积的南部地区广泛性缺水，在天山山麓比较出名的水景是乌鲁木齐市附近的“天山天池”、靠近库车市的“大、小龙池”、以及喀什地区中巴公路上的这几处湖泊了。

如同擎天玉柱的“慕士塔格峰”，海拔约7546米，是帕米尔高原的标志和代表。和祖国以及全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一样属于世界屋脊的它，也是登山探险爱好者的天堂，只不过这类极限挑战活动是不可以独自前往的。而在它的不远处，就是一个由广东深圳市援建的“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去时也还未正式开放。

如果对近距离接触冰川感兴趣，选择自驾游的朋友可以将“奥依塔克冰川公园”安排其中，它位于中巴公路的前段，是去往塔县的途中顺道经过的景点。

在这前往塔县的这一路上，可以尽情饱览各种各样的景色和气候，一年四季都被集中地摆在了眼前。

在历经了6个小时车程后，终于抵达了位处祖国西部边陲的塔什库尔干县。

石头城遗址位于现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县城东北侧的山坡上，遗址内现存晋时期与唐时期的城址、寺院和清代的官署。之前在相关 历史 介绍中讲了塔什库尔干县与中原王朝间的联系，汉代的“塔县”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犁国王城，其故地在距离石头城遗址之外的一百多公里处。大约在朅盘陀国的时期，塔县地区开始大规模在“石头城”建造城郭，而在唐朝时期，“石头城”成为唐帝国西域的守护城——葱岭守捉所。

“塔什库尔干”在塔吉克语和维吾尔语中均意为“石头城堡”，而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塔县仅在文献中记载就有两千余年的 历史 了。自汉代“凿空”西域及丝绸之路东段，一直到唐代，无数中外名流僧人学者途经此处，前往西方国家或是来到中原。

最著名的就莫过于晋代法显、唐代玄奘以及大元大蒙古国（元代）时期来自于威尼斯共和国的马可·波罗了。这座有着将近1400年 历史 的西域古城堡，在巍峨的雪山照映下，显得格外壮观。最早记载这处遗址的史籍是关于南朝 历史 的《梁书》，其记载道：

僧人法显在去往印度的路上，选择从葱岭出西域，他在所著的《佛国记》中描述帕米尔高原时讲，山上无论冬夏，都是大雪纷扬，而且还有毒龙，若违背了其意志，毒龙就会喷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到这样的灾难，没人能够活下来。这里的“毒龙”，就是雪崩，然而经过了一个月的艰难跋涉，和法显一同西行的僧人们终于成功地翻越了葱岭，到达了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且成就了没有人伤亡的奇迹。

玄奘从印度学成准备归国时选择的是翻越“大雪山”即葱岭，陆路回国。“出了大川之后，登危履险，到达朅盘陀国。” 他在途经石头城时，在塔什库尔干石头城停留了20多天，其后在《大唐西域记》中亦记载道：

现在的石头城遗址，仅有内城残存，城墙坍塌得非常严重，但是垛口清晰可见。原本的古城内城建有四个城门，现在仅有东北角的城门保存较好，也是参观时的入口，其余城门均已看不清轮廓。

佛教，作为一个追求因果轮回，向信徒许诺来世幸福的宗教，在精神上解脱了大众心中无尽的痛苦，于是在民间佛教迅速地传播开来。

玄奘在抵达朅盘陀国的时候，由于是处在回国的路上，又地处高原地带，所以没有长久地停留。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饱览了帕米尔高原的里里外外，在《大唐西域记》中将这一地带形容得险象迭生且引人入胜。

在步入东北城门后，一个类似于 T 字交叉口处的左手边，就是学者推论的玄奘当年讲经的地方，也是内城的佛堂。

现在城内的遗迹大多已经残毁不堪，仅有些许城墙伫立，但其内部布局除了“玄奘讲经处”外，大多已经无法判断。

有趣的是，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当地的风气描述较为不堪，“人们性情急躁暴烈，习俗中惯于欺诈，公然进行抢劫。” 可是我却觉得这里的塔吉克族牧民的淳朴民风，对于我这个外来客实在是热情友好到不能再多求的地步了。每当我走到他们身边，他们都会主动用汉语跟我说一句亲切的“你好”，实在是暖心备至。

沿着城墙环走一圈，可以看见远处的高山雪峰环绕其间，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啊。

在传说中，石头城遗址是一个国王为了供给商队歇脚而建造的。缺乏建筑的高山王国临时想出一计，用阿甫拉西雅布山上的石头来建城。

国王命令全国百姓排成队列，挖送石块，连续花了“三个40天”完成了建造。第一个40天：开挖和传送石块；第二个40天：挑担土和泥；第三个40天：原地动工修建且完成建造。

下到城池的底端，就是另一处景点“阿拉尔金草滩”了。在秋风的阵阵吹袭之下，萧瑟的枯草在人们的视线中，摇曳生姿。

在塔什库尔干河涓涓细流的滋养下，这里水草丰美，当地塔吉克族牧民每天带着自家的牛羊放牧，“高山牧场”齐聚眼下。

塔什库尔干县，作为祖国西部边陲新疆的唯一最靠近边境线的县城，在陆路“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 历史 角色是无可比拟般的重要且不可替代。作为一个“冰山下的来客”，到访塔县承载着我对于唐文化，在现今国家版图上最西部的最后残留，所无法自拔般的追念。

在塔吉克牧民们世世代代守卫下，葱岭沐浴着阳光，在每一轮晨曦中迎接着高处不胜寒的气象变迁。我在离别时静静地摇下了车窗，将到访期间所经历的一切，都回映在了眼中，驻留在了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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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被称为天府之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十大古都之一。近日，成都考古研究院宣布考古成果，发现唐代城墙，那么唐代城墙遗址在哪里呢？接下来随着城市文化一起来看看成都唐代城墙遗址在哪里吧！

成都简介

成都，又被称作“蓉城、锦城”，是四川省省会、副省级市，特大城市，西部战区机关驻地，确定的国家重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并且3000年城名未改，城址未迁的古城。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还保存着不少古迹，而成都所出产的蜀锦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之一。而就在这样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最近又出土了一批古迹。

成都唐代城墙

5月20日，成都考古研究院宣布最新的考古成果，在成都青羊区通锦桥附近发现了唐、明、清三个时代的城墙，为研究成都古城墙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增加了新的资料与证据，同时也为研究成都这座古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有力资料。

根据成都考古工作队的负责人介绍，这几面城墙最早建在晚唐时期，现在残存的长度大约有170米，宽8到12米。目前分为三段，分为中、西、东。其中，中段保存的最差，被现在的环境毁得特别严重，基本上剩下残砖，东段的也要差一些，西边保存的最好。

这些城墙的功能是排水，避免城墙上的雨水流下来冲刷城墙基角，以起到保护作用。负责人表示，去年10月开始的时候，考古队就在这片遗址发现了这段古城墙的夯土和包砖砌石的部分，城墙自东向西走向，整体形状略成弧形，其中西城保存较为完整。

而根据外面包裹的那层转头可以大致的判断出来，是汉朝时期出品的砖头。这也与文献中的记载相符合，负责人指出，唐末时期南诏屡犯成都地界，导致成都的城墙损坏的特别严重，公元876年，成都伊、剑南西川节度使将城墙慢慢的修补拼凑成都罗城。

在唐代城墙之外，还可以看到清代城墙巨大的压脚石。它由三合土上再垒砌红砂石条铺成，可见唐代以后，成都的城墙基本上就是以唐代城墙的基础上修建。

有意思的是，这片城墙行至成都西北角时，从南北向转为了东西向，整体呈现出向城内收缩之态，这在历史上还因此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传，高骈修筑罗城时，有茂县龙池神女托梦，希望他不要用城墙将此处饮马河边的龙女祠包围起来，否则，她就不能来回自如地回到她的家乡。

为此，高骈特地将城墙在此内缩，将龙女祠留在了罗城之外。当然，高骈让城墙在此收缩，托梦说也许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多因素也许只是根据饮马河的走向修筑，最终将饮马河巧妙变为罗城护城河而已。

中国古代重要关隘一览

居庸关:古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名。在今北京市昌平县境内。取“徒居庸徒”之意而得名。三国时称西关。北齐时改为纳款关。唐代设有居庸、蓟门、军都等关。辽以后都称此关为居庸关。此关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夺。841年，幽州（今北京）发生兵乱，雄武军节度使张仲武因扼住居庸，断乱军粮草，使乱军陷于困境，得以收复幽州。

玉门关:古代关隘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北。此关北依天山余脉，南接阿尔金山，为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后所置。前108年，汉将赵破奴破车师国，前104年，李广利两伐大宛国均由此关出师。

嘉峪关:古代关名。在今甘肃省嘉峪关市西。此关南屏祁连山，西北靠嘉峪山，两山夹峙，北大河横贯其间，为古代肃州（今甘肃省洒泉市）西北门户和河西走廊西端之咽喉。明正德年间，即倚此关抵御吐鲁番东侵。

仙人关:古代关隘名。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此关西临喜陵江，南接略阳北界，北有虞关紧接铁山栈道，是关中、天水进入汉中的要地，也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咽喉。1134年，宋将吴玠军在此据险坚守，大败金兵，使金军南下的企图破灭。

阳关:古代关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因居玉门关之南而得名，与玉门关同为西汉通往西域的交通门户。宋代以后，随着中西陆路交通的逐渐减少，关址渐废。

天井关:古代关名。又称太行关。在今山西省晋城县南部太行山顶。因关南有三所深不可测井泉而得名。这里适当太行南北要冲，形势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秦与韩、魏相争上党，多交战于此。东汉建武元年（25年），冯异得过此关，连拔上党两城。

平型关在雁门关之东，今山西省繁峙县东北与灵丘县交界的平型岭下，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历史上很早就是戍守之地。明时为内长城重要关口。正德六年（1511）筑岭口堡城，嘉靖二十四年、万历九年都曾增修，这就是后来的关城。

平型关城据平型岭之口，城周长1公里余，今残高6米。关门坐西朝东，门洞用券栿相间的方法筑成，高4米，宽27米，墙厚27米，今关楼已毁。城内匾额上书“平型岭”三字，两侧岭上明长城遗迹尚存。

平型关北有恒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这两山之间尽一条不甚宽的地堑式低地，平型关所在的平型岭是这条带状低地中隆起的部分，所以形势很险要。由于恒山和五台都是断块山，十分陡峻，成了晋北巨大交通障壁，因此这条带状低地便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与山西相通的最便捷孔道。一条东西向古道穿平型关城而过，东连北京西面的紫荆关，西接雁门关，彼此相连，结成一条严固的防线，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明清时代，京畿恃以为安。

明代国力衰弱，蒙古骑兵频繁侵边，抢掠财物，尤其嘉靖年间为烈。最严重的一次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古鞑靼部俺答又率兵大举南侵，从大同深入浑源攻平型关，明军不能抵挡，遂陷平型关。接着由此直趋灵丘、广昌（今河北涞源），进逼紫荆关。途中遇明将陈凤率军抵抗，蒙古兵便分头掠繁峙，犯蔚县并屠掠延庆诸城，后因连日下雨才引军北归。

平型关在现代战争史上曾写下辉煌的一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初期,1937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在占据了华北大片土地后，冀中一路沿平绥线方向西进。当占领了大同以后，便以精锐兵团进攻南面的雁门关及其东西关口，企图南下欧太原。这是刚开到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决定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给日本侵略军一歼灭性的打击。八路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至东河南镇（在平型关之东）公路附近的山地上；另以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的兵力出平型关向灵丘、涞源、广灵方向前进，以钳制敌人，保障侧翼安全。当日军约4000人，军车10O余辆，大车20O余辆，由灵丘向西前进时，八路军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迅速将敌军分割，展开白刃战。经过一天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敌全部军车。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还有野炮、机枪以及战马50匹。平型关战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国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和树立起必胜信心。

现在平型关战役旧址已辟为抗日战争纪念地。旧址在灵丘县城西桥沟一带。距平型关约5公里。这里北依恒山余脉，南屏五台山峭崖，附近峰峦峻陡，比肩连袂，中通一路，形势非常险要。遍山松柏叠翠，风光秀丽，常有游人来参观游赏。

今从北京至太原的京原铁路通过平型关下，附近还有公路通河北、山西各地，这里仍不失为晋东北交通要冲。

天设居庸险，乾坤此北门。山川通上郡，形势冠中原”。好一座不同凡响的居庸关！居庸关确实非常雄奇险要，古往今来有过多少吟诵它的辉煌诗篇！它不但形势险要，而且历史上或为北国大门，或为京畿要防，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重要，全国罕有其他关隘能同它相匹的。

居庸关位于今北京市北面的军都山峡谷——关沟中部。古属“居庸”地。相传秦始皇筑长城时徙居庸徒（被征发的民夫、犯人等）于此，因称居庸。其实它早已著名。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称居庸为天下九塞之一。汉代开始在此设居庸县并置关，即称居庸关。因它处于军都山内，亦名军都关。在历史上曾有不同的称呼：三国时称西关，北齐称纳款关，唐代称居庸或军都不一，还有蓟门关之称。以后各代都称居庸关。北魏时期始筑关城，明洪武元年（1368）重筑，并修筑长城，成为长城的重要关隘，以防蒙古亡元残余势力侵扰。宣德年间曾加修建，景泰六年（1455）又拆除再建，这就是现存的关城。近年再次进行了重修，使已遍体鳞伤的居庸关城旧貌换新颜。明时居庸关与其西南的紫荆关、倒马关之间还筑内长城相连，合称“内三关”，构成京都西部的严固联防线。《述征记》等古籍把居庸关所在的军都陉列为太行八陉中第八陉。

军都山为燕山山脉的南支。燕山山脉呈东西走向绵延于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海拔1000米以上，山势峻急，成为南北的大阻。连山中断，形成关沟，却可以通南北，便利了当地的交通。北京东部的温榆河取源于此，沿河的隘道便是军都陉，古人所称的太行第八陉。居庸关城跨关沟两边的山崖而筑。城周长7公里余，高8米余，有南北二门及一水门，温榆河源从城下穿过。今水门已湮没。城内原有过街塔，今仅留下台基，即著名的云台。古人所称的居庸关范围很大，把整个关沟都叫做居庸关，以南口和八达岭为其南北口。而南口旧称下口，原有城堡，今已毁。八达岭城堡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后于弘治十八年（15O5）重建，就是现在见到的城堡。开两门，东门匾额题“居庸外镇”，西门题“北门锁钥”。八达岭因在高处（海拔约60O米），居高临下，比居庸关城更险要。所以前人说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整条关沟两边，层峦叠嶂，悬崖峭壁，下临深沟，古称绝险。居庸关和南北两口形成重关迭险，真个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何况山上还有长城环护。难怪古人说，“燕京之有居庸，扰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信非虚言。

北京自古为军事重镇，后又相继成为五前京都。居庸关为北京的北门，向为边地通商场所。居庸关外长期以来是东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和活动的地区。少数民族贵族见北京物阜民殷，常存觊觎之心，每思南下侵占北京城，因此居庸关便成为兵祸不息之地。早在东汉时，鲜卑人就屡犯居庸关。自东晋至唐末，地方割据政权也常在此用兵。唐武则天时曾塞断居庸之口以防突厥。到第10世纪前期，五代石晋割燕云十六州结契丹以后，居庸关便成为辽与金、蒙古与金激烈争夺的战场。公元1122年，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谋取辽的燕京（即今北京）。辽以强兵守后庸关，不料临战时，居庸关两边山崖忽然崩落，戍卒多被压死，辽不战而溃。这使金兵得以顺利度关南下，占领了燕京。

公元12O9年，北部强大起来的蒙古军又攻金的中部（即北京），金兵死守居庸关，蒙古军不能入，乃采用“声东击西”之计，留一部分人马屯守居庸关外，暗下移主力向西南攻紫荆关，入关后迅速移兵从南反攻居庸关，居庸关遂被攻破。后来蒙古军却未攻下金中都即退走。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又派兵攻破居庸关，并在关城驻扎。过了三年，蒙古兵再围金中都，金主遣使求和，成吉思汗率主力回国，只留下一部分人马守居庸关。金因受蒙古军威胁，即于当年迁都开封。次年，蒙古军便占领了中都。

到了元末，朱元璋的军队攻打元大都（今北京），元主由居庸关北走，元亡。明大将徐达派兵守居庸、古北等关口，绝了亡元残余势力的南窥之道。

喜峰口关

喜峰口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寻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约至明永乐后，讹称为喜峰回。明景泰三年（1452）筑城置关，称喜峰口关。今通称喜峰口。

喜峰口关故址在今河北省遵化县东北，燕山区大河——滦河出口的东南边。关城依山靠水，北倚长城，形势雄壮。城周长15公里，关门上有楼高四丈（约合今8米余），名曰镇远楼。又削山为壁，豀峪蹊径，凡人迹可通之处，尽筑城墙与万里长城相接。明嘉靖年间，更在关口处建“来远接”，据说可容万人（为都御史胡守中所建，史称胡出塞尽斩辽金以来松木百万以建此楼），后为滦河洪水所冲没。今城与关楼亦俱倾圮，但从遗址可推知其当年之雄要。

喜峰口关周围是一片低山丘陵，海拔高度由南200余米，向北升高至I000余米，地形突兀，交通困难。由滦河所形成的谷道使成为南北往来的天然孔道。喜峰口关处，左右高崖对峙，地形险要。由此出关折东趋大凌河流域，北上通西辽河上游及蒙古高原东部，向西南经遵化和冀北重镇蓟州（今蓟县）可至北京。这条路径向来是从河北平原通向东北的一条交通要道。喜峰口关扼此要道咽喉，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古时喜峰口一带是汉族与北方及东北方民族交往频繁之地，历代有兵戍守，唐时这里叫卢龙塞。

唐诗人高适在《塞上》诗中有“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之句，可见当时统治者对这个地方的重视。明初，喜峰口关是京都与长城外大宁都指挥司联系的中转站，也是其后蒙古兀良哈部入贡的必经之路。

喜峰口北面约10公里，今河北省宽城县西南的滦河东岸有松亭关。大约由喜峰口迁汉松亭关至此。契丹辽时，契丹人来往于燕京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之间多经此。

明时行人出喜峰口至大宁，舍此道莫属。这关依山傍水，地势极险要。古人称它有“嵯峨虎豹当大关，苍崖壁立登天难”之势，易守难攻。松亭关和喜峰口关都邻近京畿，是明时北京安全的保障。自永乐年间废除大宁都指挥司后，松亭关亦随之奔守，这给明朝带来很大的后患。

提起唐朝，人们肯定会想到的一个地点，就是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所以要想去旅游，可以去它的历史古都看一看。

长安是当时唐朝外来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带来了旅游的潜力，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是出现了相应的各种旅游服务。就连当时的经科状元，才子学士，也会游玩一番长安城。当时皇帝甚至亲自带领他们游玩欣赏，吟诗作对。

长安是唐朝最大的都市，也是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它的各个方面的建设均是呈现出先进发达的理念。当时长安城内以及城外的交通均很便利，在长安的皇城之内有着7条东西走向的街道，有5条南北走向的街道，最宽的街道是宫城南门的东西大路。这些街道的建设，为长安市民以及外来的旅游人士提供了很多的必要支持和极大便利。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昔日的长安，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如果热爱唐朝历史，我想，长安城应该要去旅游一趟。

■李世民的衣冠冢遗址确认、发掘出了长孙皇后墓葬及生前守陵的宫人墓葬

2003年隋唐史学者、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掩饰不住他的喜悦，刚刚发掘出了昭陵的寝宫遗址，遗址由一个近似方形的围墙把它围起来，里面有大型的建筑基址。寝宫实际上是唐代进行昭陵祭祀的最主要的场所，里面放置着唐太宗生前所戴的帽子、所穿的衣服和用过的器具。常年供奉的珍馐佳肴、灯烛蜡台等也放在寝宫里。唐朝后世皇帝亲谒昭陵的时候，先要让衣冠出游，就是抬着衣服和帽子，出来普照天光游行一圈又放进去。大批的守陵宫人生前也住在寝宫。宫人就是李世民生前的宫中妃嫔亦无子者，天子薨后被胁迫到昭陵来。宫署所在地、护卫陵园的将士也驻扎寝宫附近。

唐朝的石刻廊房基址里面，还发现了清代祭祀的大殿遗址。此遗址的地下80公分处叠现了唐代柱石。对于这些唐代柱石，若本来就在此，那上面原来是什么样的建筑和用途；若是后世借用唐柱，又是从何迁来，还有待继续考证。

这次勘探对昭陵“以山为陵”的“九嵕山”上的九洞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这些洞是墓的可能性得到确证。其中一个规摸较大；另外八个是小洞，规模较小，里面陈设简单，所放的东西也不讲究。过去学者认为这些洞是千年前修筑陵园的匠人生前所住之地，但在皇帝陵山上，为了工匠们居住方便，就近凿洞是破坏风水的，结合出土的物品推测小洞是宫人墓。

大洞更加肯定是墓葬了，墓葬所需要的元素它基本都有，洞口朝南，紧接着是墓道、墓室、墓室里面是棺棚，墓室顶部穹隆顶画着壁画，这些特征都符合墓的要求。长孙皇后临死嘱咐唐太宗，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旧唐书》卷五）。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说，这次发现的石山上最大凿洞墓葬，应该是长孙皇后的，她于贞观十三年仙逝，后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驾崩时，长孙皇后与太宗皇帝一起重新合葬在了昭陵的地宫。此墓从此就荒了下来，形成一个空洞墓。

另一个重大的新发现就是昭陵东北角的又一丛葬窑，这个窑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共两层，四孔窑洞，里面有铠甲马、陶人等。汉景帝杨陵有丛葬坑，秦始皇陵墓有兵马俑坑，那么以山为陵的昭陵就以“石窑”来置陪葬品。过去于一九六五年做过一些调查，这回彻底把此石窑清理出来了，结构也弄清了。窑最深处八米，做工非常精细，石头打磨得有大头小头，大头七寸，小头五寸；结构极其严密，连缝隙的灰缝都撬不下来，验证了史书上说的“糯米汁共白灰偕浇注”。汉杨陵随葬坑共有81个，昭陵发现类似陪葬窑8座，陵山上其它地方是否有还待继续查探。 ■北司马门为隋唐最大殿堂式门址，铁栅栏隐秘水道现世，三处遗址扩延唐祭坛范围

过去人们对皇陵门的理解就是一个门址，绕着围墙，然后是一段门阙。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说，实际上远远不是人们想得那般简单，刚刚全部清理出的唐代昭陵北司马门和北阙的基址，证明它是一个建筑群体，且是祭祀性的，由门阙、列戟廊、廊房、门址、围墙等构成。被专家才恢复原位的唐门墩石遗址，旁边为柱石和门框，两个柱石分隔成了三门道，即北司马门，连着围墙成内八字形。昭陵考古队副队长王小蒙说，因为明清帝王为昭陵建的北门是在唐废墟上筑的。所以的发掘，顺理成章地知晓了明、清两朝的昭陵北门建筑群的总体布局、结构和功，它们先是碑刻、再是金石、最后是陵园内部建筑。

参与发掘的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则说，从出土遗址的性质还可以判断出，北司马门是殿堂式的门址，是全国隋唐建筑遗址的第二例发现，另一例就是长安城大明宫内城门，其它的唐代门址基本都是过梁式的，拱圈式的门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北司马门体量比大明宫内城门大———大明宫的门址是三台阶，昭陵的门是五台阶，所以此陵门对唐代建筑甚至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有了格外的“分量”。

北司马门里的建筑主要是唐朝石刻长廊，过去没有发现过。由于西侧的地势比较高，这处的石刻屋顶建筑基址保存的相对完好一些；东侧由于比较低，除了清代围墙以内的遗址，基本上都破坏掉了。但可以比照西侧，把东侧的还原回来，因为建筑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令考古人员欣喜地还有，北司马门里发掘出了唐时水道，主渠外有副渠，既能排墙顶、门庭雨水，又能泻山洪。这条保存完好的水道里，最称奇的是竟与一暗水道相连，道口用了五块石条上下左右撑起来，暗道中间还用6根铸铁竖成栏杆，既能起支撑作用，又能阻隔柴草漂浮物，还能挡盗贼从水洞潜入陵园；暗道里面还发现了一块山字型的砖，作为一个“山”柱子支撑，与桥梁很相似，减压分水。张建林说，暗水道做得如此讲究，关中的大型唐代建筑里，是首次发现这种铸铁栅栏的出水口；就全国来说，这种暗道只在扬州的唐城里面发现过，其它地方再没见过通例。最不可不佩服的是，暗道里面的铸铁栅栏千年水中流蚀，出土时竟然没有生锈，唐人防锈技术可谓高矣。此暗道的七级台阶，可以把大量的雨水减缓，以免对栅栏和墙基造成冲击，设计相当巧妙。

这次发掘的实物，纠正了一些古代典籍、学者对昭陵认知上的偏差。古籍上记载昭陵“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但北司马门的发掘，改变了此误传，“朱雀门”与“玄武门”之名学者以讹传讹所致，昭陵南门应该叫“南司马门”，陵园门一般是对称而名的。张建林进一步分析，以“方位四神”取陵门名是不符合大唐皇家礼仪的。除了北司马门遗址，考古队另发现了三处唐迹，年代都稍晚一些，是德宗时对昭陵进行了一次大的维修后所留，从所出的烧灰、陶器、陶罐来看，“生活痕迹”明显。这三处出土遗迹，扩延了对昭陵祭坛的划限范围，过去以为的北阙、北司马门和列戟廊就是完整的祭坛，但这些遗迹都在列戟廊之外了，向东、西伸展了。 ■首次发现昭陵六骏的原始鬃丝、六骏原始基座，美国学者专程来看

“自从昭陵六骏1914年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是首次本年度内陆续发现与六骏有关的一些东西”，张建林说，“除了六骏的残块以外，还搞清了昭陵六骏排放的原始位置和原始架构。”昭陵六骏都有基座，每个座都由三层组成。当年唐太宗下葬时为了使六骏显得醒目，座基是非常高的，复原高度距现在地面足1米多。当晓知昭陵六骏的文物出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部负责人周秀琴万里迢迢来昭陵考察。

今人看到的六骏被盗窃前的基座，其实不是唐朝时六骏的原始基座。清朝时把唐代的六骏从原始位置移动了，同时基座的上层也一块跟随移动，并被重新摆成了一堵紧连的雕壁。而此次发掘的唐代原始基座显示，当时每匹马是分开的，因为原始基座的下层并没有移动，而它们之间是阶梯间隔的。原始基座位置的确定，把一些前代学者论述的昭陵六骏曾经在第四台阶地上摆放过的看法颠覆了，六骏一直就在第五台阶，第四台阶的存痕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风雨冲下的滚落残片。

当年，文物盗贩为了方便搬运，把六骏打成了几块，这就是后人以为的“六骏是在那时才被破坏的”。从此次发掘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六骏早在唐末五代就有一些残损，但可能残损程度没盗运时高。今年出土的“什伐赤”蹄腕部分，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些茬口仍棱角犀利。还有前不久出土的一片残块是“青骓”右前腿的膝盖部分，一千多年了，一直埋在地下，所以它表面没有任何的风雨剥蚀，膝窝部分的毛一丝一丝毕现，而如今不论西安碑林的四骏，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两骏都看不到如此的毛丝，这对于后人感知昭陵六骏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依据与见证。 ■出土十四国蕃郡长像，其写实雕刻对少数民族与唐朝融合历史有重大认知价值

此次发掘的一些石质头像、基座、片块，其中残块共九片，仅高昌王一人就三块，对立于昭陵的“十四国蕃郡长”，有了更加精确的认知和诠释。其中里面有四个突厥部落可汗。史书上记载，李世民熟悉胡人的生活习俗、战术，打突厥人非常得心应手，突厥人遂对李世民非常敬畏，尊称为“天可汗”。丝绸之路的四个王国，从汉到唐一直是中原与外国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唐初就把这条路彻底打通了。还有一些更远的政权，如南亚的婆罗门，当时李世民借吐蕃与尼泊尔的兵把它的国王俘虏到了长安。再有一个林邑王，越南南部一带的国王。还有新罗（朝鲜半岛）乐浪女郡王，及游牧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王国。除了东南海外之国，可以说十四个酋长国是唐王朝核心统治区的周遍所有政权的总和，包括有突厥可汗、吐蕃赞府、于阗王、焉耆王、高昌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林邑王、新罗乐浪女郡王、婆罗门王等。

李浪涛说，这些重新见阳光的“郡王”的另一重要价值，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讲，它们是“写实性”的。每个王都写清了他的祖述、名字，这样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差异，作为单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石像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四国蕃郡长有戴长帽的、有卷发的、有直发的。本次考古发掘还确定了十四国蕃郡长的分布，自北宋以来，对十四国蕃郡长谁在东边、谁在西边一度混淆，甚至把一个人的名字分成两个人，根据基座与石像的成功对接，已经把西侧的人确定了，西侧是西北少数民族，比如吐蕃赞布、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而这些归附唐朝中央的国王清晰的“祖述”石刻文，对于研究唐王朝与周遍地方政权的交往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甚至弥补一些史料空白。

清代建祭祀大殿的时候，把唐时的屋子面积缩小了，这样十四国蕃郡长像就晾在外面了，仅把昭陵六骏用廊坊盖了起来。而重新面世的蕃郡长基座显示，十四国蕃郡长与六骏一块本来放在七间房内的。 ■昭陵东、西两门成悬案，昭陵地宫虽五代被劫，但文化珍宝依然会有

《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嵕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周围十又二里”。令人遗憾地是，还没有发现昭陵的东门和西门，以及围绕整个陵山的墙垣。如果有东、西两门的话，门的建筑肯定毁掉了，但对门阙来讲，它有两个土堆遗址，比如它封土的砖瓦应该有所保留，但到今天依然没有发现。以昭陵一前一后的两个陵园来类比，献陵的四个门都有，乾陵的四个门也有，单单九嵕山上没发现，给学人留下了巨大疑问。

昭陵其年修筑时，文献描述，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也目睹“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宋初开宝四年，宋太祖让地方官员对被盗掘过的前朝关中帝王陵的墓统统进行掩埋、修缮。九嵕山是高耸天宇的石质山，一旦洞口被盗开，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掩埋，就是把上面的石头炸掉，用乱石头把墓口封住。经过千年的沉积，整座山到处灌木丛生，野草遍布，根本找不到地宫洞口。但是，时人皆知昭陵在凿玄宫的时候，是在一条险峻栈道上开挖的，所以应该在陡峭的崖壁上。张建林说，盗窃过并不意味着昭陵地宫里面再没有其它东西，像壁画、陶俑，包括一些金银器洒落或者遗失在墓都应是基本的遗存，石棺椁、石棺床、墓志铭、陶俑也是绝对有的，盗墓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说，诸多王陵历史上被屡次盗窃，如今不也发现了许多文化珍宝吗。对于是否开挖昭陵地宫，大家一致认为，抢救性的发掘陵园地面濒临消失的文物遗址已经很繁复芜杂了，根本没有精力去勘探皇家地宫；当今的保护技术还没有能力把一些珍贵出土文物进行有效保护，所以也不应该轻易去发掘昭陵地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