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存至今的宋代善本书

都被人们视为吉光片羽。

2、护理学院应完善本科生导师制，实现师资力量的高素质化，贯彻双向选择的原则，加强导师工作的考核，确保其科学、稳定的运行。

3、只有通过完善本国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严格管理本国小武器生产和贸易，才能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

4、天禄琳琅珍籍存于清皇宫昭仁殿中，是清廷收藏的历代善本珍籍的精华。

5、该文分析了三种善本碑帖的价值。

6、好佣易希望籍此搜集各下对本站的意见，为日后改善本站提供的资料。

7、而师资生的反省札记也提出了许多改善本项服务学习方案的建议

8、展览还展出了一批珍稀文献善本

1936年由鲁迅先生收集的瞿秋白先生遗著

编著出版皮脊本《海上述林》

当时仅发行100本

现已十分鲜见。

9、不仅珍本、善本、初版本、名家签名本、微型本、特型本、限售本等有收藏价值

那些书装精美的名著、工具书、系列书等

也往往被人买去收藏。

10、至于古今印谱近五十件

其中不乏珍本、善本

如张鲁庵旧藏清乾隆初刻本《飞鸿堂印人传》等。

10、lishixinzhi尽量原创和收集优质句子

使您在造句的同时

还能学到有用的知识

11、楼上为藏书之所

专藏明刊本、抄本及诸善本。

12、过去

古籍善本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古代书籍

时代下限

一般定为乾隆六十年。

13、四大书商加班加点

终于印出了精雕细刻

后世称为善本奇书的《大唐三藏西游记》

全书分五卷

共一百回。

14、《三国志》近年刊布的善本

是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初刊《吴书》二十卷的影印。

15、动道;‘你若要阵报恩

今天你助我完善本体

那一切勾销。

16、善待本人，使本人成为最好的，比善待他人更有意义。我们除了学会律己，宽容他人，成全他人之外，还要学会成全本人，宽容本人，给本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不时开展和完善本人。这样，你才生活得充实，幸福。

17、国家对善以及善解释权的垄断有可能制造出最大的恶，至善转化为至恶的例子不胜枚举，不是善本身转化为恶，而是求善者的权力转化为恶。

18、最后，针对这种大学入学考试方案的不足，本文设想了通过完善本科生转专业制度作为大学统一入学考试的补偏救弊之策。

19、安徽地方特色明显，刻本、套印本、活字本、稿本、写本、抄本等种类丰富，zaojv善本、孤本在全国占有一定地位。

20、其时，戊戌维新人物、翰林出身的张元济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编务，在编辑工作中，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遂创设涵芬楼，取含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

21、像我这种一无能力二无才学的人，即便过着这样的生活，也并不见得就是堕落吧？这世上或许也有谦让的王冠呢。在平凡的每日间致力于完善本业，这才是最高尚的精神生活也未可知。太宰治 

22、达连海干涸现象说明，沙珠玉地区水文状况恶化趋势发展，提出改善本区生态环境可能途径。

23、虽然穷，他却有能力通过耐心、节约和时间来收藏许多各种类型的善本书。

24、施浪迹天涯

漫游山东、河南等地

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

后寓居江阴徐氏初

为其塾师。

25、新中国成立后

私人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大部分裒辑于各级各类图书馆

但珍贵善本仍是不能随意借阅

其意仍是要加强保管

使其能够传诸久远

可持续使用。

26、该书为线装巾箱本

现今这种版本被国内外多家图书馆视为善本。

27、他出于“续古代文化之命

续民族文化之命”的强烈使命感

萌生了“重校正史之愿”

发誓搜罗各史最佳善本

重新校勘辑印。

28、乾隆九年

乾隆帝曾命于敏中等将内府藏书中宋元以来的善本书一一择出

共置于昭仁殿

赐名“天禄琳琅”

并初步编目。

29、截至到2005年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容量达2500多万册

其中价值连城的古籍善本就有200余万册

著名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举不胜举。

30、除了经常参加各大公司的拍卖会

比如上海嘉泰、北京海王村每年春秋两季的文玩古籍善本拍卖专场

还要经常跑跑文庙、豫园等地摊去淘宝。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

武王《几铭》“口”非阙文证补

明钟惺、谭元春辑《古诗归》卷一周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口戕口。”钟惺评云：“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觉《金人铭》反饶舌。”谭元春评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皇皇’二字，郑重异常。”〔1〕自晚明以来，钟、谭此书常遭到学者的讥评，这两条批语尤为“暴谑之资”，而铭中的“口”字是非，则为数百年来学林的一公案。

清初周亮工于此尝大加讥评，其《因树屋书影》卷二有云：“古逸书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阙字类作囗。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囗，囗生垢，囗戕囗’，亦阙文也。钟、谭目‘囗’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伯敬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可发一噱。”〔2〕又在《与林铁崖》中云：“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笔遂不顾所安耳。他且勿论，即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凡缺类作囗；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囗，囗生垢，囗戕囗’，亦缺文也。两君目‘囗’为‘口’字，（中略）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岂三代时便学作钟、谭诗耶？即此已可笑，何况其他？”〔3〕文字与前略相同，而口气更加轻蔑。

近人大抵视周说为定论，即为钟、谭诗学作持平论者，亦认此为无可辩解之讹谬〔4〕。有人论及明代的唐诗选本，也特地引及周亮工对《诗归》的这个批评，用以说明“明代学风空疏，且好以己意改窜古书”，说：“竟不知‘囗’为阙文符号，读为口字，鲁莽灭裂，可见一斑。”〔5〕明人学风空疏，自为无可讳辩，好以己意改窜古书，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此处所说的妄改公案，却非不可翻的定谳，确切说来，错的还并非是钟、谭，恰相反，正是以纠错正讹自居的周亮工。

钱锺书于此早有详确考辨。其《管锥编》中，曾引清王应奎、严元照、张宗泰等，驳之云：“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诗归》评周武王《几铭》，以为四“口”字叠出妙语，周亮工、钱陆灿皆辨其谬。近见宋板《大戴礼》，乃吾邑秦景旸阅本，是“口”字，并非方空圈’；严元照《蕙櫋杂记》：‘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周盖未尝读《礼》。“口生”作“口口生”，则误也’；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八《再跋〈因树屋书影〉》：‘编录金石文字，遇有缺文，则以方空代之，而经、传不闻有此也。武王《几铭》载在《大戴礼·武王践祚》篇，历代相传；乃指数“口”字为缺文，可乎？’足息三尺喙矣。”〔6〕据此可知，钱锺书不以周、钱的非笑为然，而同意王、严、张三家之辩，其态度与判断都是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

近人王欣夫亦有辩证，其说较钱锺书为稍早，而所辩说实可比观互照。王在其《文献学讲义》中，于论及“阙文和穿凿”时，曾引《诗归》“口”为阙文为例。王氏亦不以周说为是，不过未下明确断语，其于引王应奎《柳南随笔》驳周说后，复引卢辩《大戴礼记》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又：“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而加以甚为谨慎之申说：“倘使这囗形真是阙文而不是口字，那么，穿凿的应该是卢辩。在没有北周以前写本发现，没有可信的证据时，宁可保留它的原状。”〔7〕又谓：“钟谭是文学家，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认为是口字，而且这口字用得非常之妙。明人虽好窜改古书，也不能不问情由，硬加在他们头上。”〔8〕这个说法似乎稍欠明清，但以《诗归》所录之铭并非钟、谭“妄改”，则其为钟、谭辩冤也是明显的。

从王、钱二家的考辨看，自不可再以钟、谭为“妄改”，而近人仍沿周亮工之误，其故当是未读王、钱之书。不过，细究王欣夫的辨说，此一问题仍留有些许疑问，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辨分疏。王欣夫于引王应奎《柳南随笔》后说：“王应奎所据是宋版，宋版本来不是完全正确的，何况囗之于口，凡是刻板多容易互混。（中略）王应奎只看见下面的注，不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也是读书的疏忽。不过铭的是几，而内容却强调了口，好像没有多大联系，虽则卢注补充了说：‘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这句话兜了一个圈子，究竟是不是正确？还有研究的余地。”〔9〕据此可知，王欣夫虽不以作“口”为钟、谭的“妄改”，因为其文实自北魏卢辩注始；而王应奎之所谓“宋版作口”，亦没有作为版本证据的价值，因为宋版不是绝对没有错误，所以未必便为铁证；且囗之于口，刻板多易互混，辨识也未必可保绝对真确无误。而其最主要之疑问则为：“几铭”与“口”之间，缺少直接必然的联系。他认为卢辩注的那个解说尚嫌迂回牵强，不足以弥“几”、“口”之间的罅缝。

钱锺书的解释可祛王氏之惑。钱同样亦引卢辩注，并辨析云：“按几固如严元照说，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顾古人食虽据案，而《说文》曰：‘案，几之属’，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一一《几席考》谓后世以椅代古之席，以桌代古之几。《全后汉文》卷五〇李尤《几铭》云：‘昔帝轩辕，仁智恭恕，恐事之有缺，作倚几之法’，盖即《国语·楚语》上所谓‘倚几诵训’，故‘口’乃口舌之‘口’；又云：‘肴仁饭义，枕典席文，道可醉饱，何必清醇！’，则‘几’正同案，可据饮食，‘口’复为口腹之‘口’。口腹之‘口’，则‘生’者，‘饮食之人，人皆贱之’也，而‘戕口’者，‘病从口入’、‘烂肠之食’也。《易·颐》：‘慎言语，节饮食’，足以移笺‘口戕口’之两义兼涵矣。”〔10〕揭橥“几”“口”之义极为透彻。钱锺书的这个阐释，重点不在版本考索，而在义理的圆通无碍，这恰可以释王氏的疑惑。据钱锺书的考证，“几”与“口”的内在联系，实有两点：一，“几”乃“倚几”之“几”，古人“倚几诵训”，其事与“口”相关，故“铭几”以慎“言语”；二，“几”又为“案”，“案”为古人据以饮食之具，故“口”又指“口腹”之“口”，诫“口”即是节“口腹之欲”。这样，“几”、“口”之间，就不是缺少关联，而相反，正是严丝合缝、语义双关！王欣夫《讲义》的撰述，在钱氏《管锥编》之前，迨《管锥编》出版时，王欣夫已经故去，所以不可能见到钱氏的解说。

据上面的考述，《几铭》之“口”非阙文，已可论定，自无须再节外生枝。但若于其首尾详加覆按，则知其间仍有待补之疏漏，而钱锺书所考间亦有误，必待补证、纠正，始可以称为圆满。这一待补之疏漏，主要表现在版本上，即：《几铭》出《大戴礼记》，而严元照、张宗泰、王欣夫诸家，却都不从《大戴礼记》版本作考辩，这实际是不合常理的。而钱锺书引张宗泰云：金石文字遇阙文，始用方空圈代之，儒家经传则不用此。而《几铭》载于《大戴礼记》，历代相传，并非金石或出土文献，故不必使用方空圈。这一判断自是正确的。但也很难证实，因为，“说有容易说无难”，儒家经传从不用方空，也没有证据证明。而且，张宗泰的这一说法，又与王应奎之说凿枘不合。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云：“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旸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11〕既云“宋板作口”，言下之意，则《大戴礼》当日的通行本，“口戕口”都确乎作“囗戕囗”，否则，若通行本俱作“口”字，王应奎也就不必引“宋板”为辩说，只须径称“《大戴礼》正作‘口’字”，便可驳倒周亮工而雪钟谭之冤了。而王欣夫继王应奎之后，又以“宋版不尽可据”，持蓄疑待考之两端论，一似《大戴礼记》中真有“口”作阙文之事。而一考《大戴礼记》的版本源流，就知其实从未有过“口”为阙文之说，有之，则自周亮工讥讪钟谭《诗归》始。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知明代《大戴礼记》通行本，十之九俱附有卢注，白文本实极罕见〔12〕。而卢注为今传宋以前唯一的旧注。其传本可考之最早者，为宋淳熙年间韩元吉刻本，元明刊本大都据其覆刊或重刊。而其中通行于世影响最大的，则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袁氏嘉趣堂刻本和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13〕。据此两明本《大戴礼记》卷六《武王践祚》引《机铭》云：“口生。卢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也。’口戕口。卢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14〕知卢辩于作注时，所见之本必非“口”作阙文；如卢辩所见“口”作阙文，则注必不云“口能害口”，“以言语为戒”；因卢辩这两句注，其与阙文，实无任何意义关联。由此更可推知，当日卢辩注《大戴礼记》，所参考罗列诸本中，当无一“口”作阙文者，揆诸古人注书通例，经有异文，则注者于注必有所说明。

又考清人专治《大戴礼记》者，有名于世凡十数家，若戴震、孔广森、汪照、汪中、王聘珍、孙诒让等，其治学均以谨严不苟称，而其校注概未提及阙文之说。即以戴震校本言之，其所参校之本极为广泛〔15〕，而其校语于“口生，口戕口”下未列异文〔16〕。又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六于“口生”后注云：“，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也。注‘’有两训，疑记文本作‘生’，故卢意谓君有耻之言，则致人之詈也。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恐后人所加。”〔17〕“，耻也”后为卢辩原注，“注有两训”后为孔氏补注。其于“口戕口”后，则仅录卢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无任何校补。又汪中《大戴礼记正误》校云：“口生，注可不慎乎。喜孙案：卢注此本各本有‘，詈也’四字，先君校去，与戴校聚珍本合。”〔18〕于“口戕口”亦未出校语。故知此处并无异文。汪照《大戴礼注补》卷六“口生”注：“原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案别本又有‘，詈也’句，一注两释，疑后人所加。”又“口戕口”注：“原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集解：《太公金匮》：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戒，随之以身。几之书曰：安无忘危，存无忘亡。孰惟二者，必后无凶。照补：《书·大禹谟》：唯口出好兴戎。《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傅元《口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19〕引《书》、《鬼谷子》、《口铭》等，以笺“口戕口”，亦未尝言其有异文。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六“口生，口戕口”注：“《少仪》曰：‘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谓诟病羞辱也。《书》曰：‘惟口起羞。’戕，害也。《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卢注云：‘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20〕亦不言有“口”为阙文之说。晚清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卷中“皇皇惟敬，口生”校云：“孔云：‘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严校云：‘《续笔》引亦有“口口生敬”四字。’案：洪、王本是也。此读‘皇皇惟敬口’五字句，‘口生敬’、‘口生’，皆三字句。与诟声同字通，言惟敬慎其口，慎则见敬，不慎则招诟辱也。”〔21〕并皆不及“口”作阙文。

据此则不难推知，清代治《大戴礼记》诸家，于武王《几铭》未尝睹“口”作阙文者，若其曾见有作阙文之文，其于注中，必当有校语说明。又照清人治经之法，诸家治《大戴礼记》，于版本亦必竭力搜求，而据此六家之所目睹者，竟未有一本作阙文者，则谓传世之《大戴礼记》“口生，口戕口”未尝有异文，亦可谓不中不远。而细究周亮工所云，谓“古逸书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阙字类作囗。武王《几铭》云云，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则其意中实视《几铭》为古逸书，与《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等类齐观。据此，则又不难推知，周亮工本不知《几铭》出自《大戴礼记》，为自汉以来传而未绝之经书，与《汲冢周书》等佚而复出者，本不可同日而语，只因其为武王之铭，遂望文生义而生臆说，误以“口”为古逸书的方空。所以，周亮工的这个说法，虽然其流传甚为广泛，而清代治《大戴礼记》诸经师，未尝引之以为版本依据。

而迨至晚清，又有俞樾、叶大庄二家，据孔广森疑“口生”作“生”，而提出“口”为“囗”、二“口”皆为“”之说。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五“阙字作空围而致误例”条云：“校书遇有阙字，不敢臆补，乃作囗以识之，亦阙疑之意也。乃传写有因此致误者。《大戴记》‘武王践祚’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口戕口。’卢注曰：‘，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也。’孔氏广森补注曰：‘疑记文本作“生”，故卢意谓君有耻之言，则致人之詈也。’按此说是也。惟其由生，故谓之‘口戕口’。今作‘口生’，盖传写夺‘’字，校者作空围以记之，则为‘囗生’，遂误作‘口生’矣。”〔22〕按俞氏治经故多勇改，此一据注疑经之说，较孔广森更进一步，疑“口生”之“口”，本为“”，传写夺去而代以空围，但此与周亮工说仍有本质区别，即：俞氏只以“口生”之“口”为阙文，而周亮工则以四“口”字皆为阙文。而更为重要的是，俞氏疑传世之本“口”为空围，则其实已承认传世之本作“口”，其作空围者疑不知佚于何时耳；周亮工则以传世之本本作空围，钟、谭二人不学无知，故妄改为“口”。盖亦以此故，俞氏虽于经有所疑，但并不引周氏为说，即并不以周氏为是。而考俞氏之所疑，其于理实亦欠通，因卢注紧接经文之后，经文中夺去“”字，后人可以据注疑经，前人岂不能据注校经。若经文之“”漫漶难辨，校者可据其下注文“，耻也”，容易辨出经中“”字，而不致以空围代之。俞氏又著有《大戴礼记平议》，不用《举例》“口”为阙文之说，当以《举例》为举例以明理，可以得鱼忘筌，所重不在具体所举之例；而《平议》为解经之书，当谨严不苟，大胆假设之说，固当在摈弃之列。

又叶大庄《大戴礼记审议》卷一云：“口生，口戕口。大庄案：孔氏补注：‘有两训，疑记文本作‘生’，故卢意谓君有耻之言，则致人之詈也。’若依孔说作‘生’，上训耻，下训詈，犹言‘耻生詈’，殊觉无义。此记本作‘口生，戕口’，上训耻，下训詈，上下相承，文同义异，古书多有此例。故卢注有两训，是其明证。‘，詈也’四字，疑本在下文‘口能害口也’之上。‘口能’之‘口’亦疑作‘ ’。盖缘记文‘ ’字脱省为‘口’，遂以‘、詈也’四字与‘口戕口’意不相属，因移置于上文注末，而又改注中‘‘字作口，以应‘口戕口’之义，不然卢君作注，何以有此四字，固为横分两义耶。汪氏《大戴正误》校去此四字，非也。今试重次之云：‘口生。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戕口。注:“ ，詈也。言能害口也。机者,人君之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如此则经注均无碍矣。”〔23〕叶氏不以经学名家，其所假说推论，亦据孔广森《补注》而来。其与俞樾不同之处，则在俞所疑在“口生”，而叶氏所疑在“口戕口”，而仍然只疑及一“口”字，与周亮工之说固区以别。至其移上文注入下文，实难逃蹈空轻率之讥，当不为乾嘉经师所许。

总上之说，即令俞、叶二家假说近是，而二家亦未有版本为据，又诸家校语概未著异文，是则《机铭》从未有口为阙文之说，则可以大致论定。据此从可推知，上文所引严元照、张宗泰云云，谓周亮工未尝读《礼》，徒凭肊说而致讥钟、谭，亦为事实。又据王应奎“宋板”云云，王欣夫“宋板亦不足据”云云，其所疑问，至此亦不复有意义，而钱锺书所谓“足息三尺喙”者，则确可视为定谳而结此公案。

钱锺书考辩偶疏处顺笔纠正。《管锥编》引《蕙櫋杂记》谓：“几固如严元照说，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云云。不知此并非严元照语，而为严元照所引卢辩《大戴礼注》注文。严氏《蕙櫋杂记》原文较长，为便比勘，具引如后：“周亮工《因书屋书影》云云，（中略）予按《大戴礼·武王践祚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口戕口。’卢景宣（辩）注‘口生’曰：‘，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又注‘口戕口’曰:‘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周盖未曾读礼，强改古先王成语为阙文，而大书深刻，可称大胆。（‘口生’作‘口口生’，此则误也。）”〔24〕据此，知钱氏致误之由，当是笔记节抄时删去过多，而于临文考辩之际，未覆案《蕙櫋杂记》，又未核检《大戴礼记》卢辩注，故忘前后而混淆宾主，以致误断严元照所引卢注的起迄。

《管锥编》又云：“武王器物诸铭，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五《题太公〈丹书〉后》始标举之，洪迈《容斋续笔》卷九继之。”〔25〕云云。按洪迈《容斋续笔》卷九“太公丹书”条云：“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于礼书得其诸铭而书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读《大戴礼·武席践祚篇》，载之甚备，故悉纪录遗好古君子。”〔26〕又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云：“山谷以太公所诵丹书及武王铭，书于坐之左右，以为息黥补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写《武王践祚》一篇，以为左右观省之戒。”〔27〕据此知，钱所云实本洪、王，其语固有所袭。或谓山谷标举《机铭》，其事至钱锺书始为考出〔28〕，亦为未探其本而误断。又王书似亦本诸洪氏，王年代晚于洪，王生时洪已死二十年，疑王读洪书而著此条，而钱氏所以未引王书，当以王书晚于洪故。清翁元圻注《困学纪闻》，未引洪书以明其朔〔29〕，后来张嘉禄撰《困学纪闻补注》，于此亦无增注〔30〕，是并当补引以纠其疏漏。

〔注释〕

〔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闵氏刻本，集部第1589册。又，明万历刻本“”作“垢”，后引周亮工《与林铁崖书》亦引作“垢”，所见当即万历本。

〔2〕《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康熙六年刻本，子部第1134册。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校点本，第43－4页作：“皇皇惟敬，囗囗生垢，囗戕囗。”标点不妥。又“戕”作“”，误；“囗生”作“囗生垢”，则是周氏所据或为万历刻本。

〔3〕见《赖古堂集》卷二〇，《清人别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王恺：《关于钟、谭〈诗归〉的得失及其评价》，《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5〕陶敏、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第135－6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6〕第85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7〕第2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同注7。

〔9〕第285－6页。

〔10〕同5，第856页。

〔11〕第11页，王彬、严英俊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第20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3〕黄怀信：《〈大戴礼记〉传本源流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

〔14〕《四部从刊》影印明袁氏嘉趣堂刊本，又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

〔15〕据其校语所及，有元至正刘庭干本、明朱养纯本、沈廷芳《五礼经传目》本、袁氏嘉趣楼本、程荣《汉魏丛书》本、朱轼句读本、方苞评点本、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本、杨简《先圣大训》本等。

〔16〕《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7〕《顨轩孔氏所著书》本。

〔18〕《江都汪氏丛书》本。

〔19〕《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3册。

〔20〕第105页，王文锦点较，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第214页，雪克点校，齐鲁书社1988年版。

〔22〕《春在堂全书》本。

〔23〕清玉屏山庄刻本。

〔24〕清光绪11年（1885）新阳赵氏刻本，又赵诒琛辑《峭帆楼丛书》本。钱氏所引颇有删节。

〔25〕同6。

〔26〕第3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7〕《四部丛刊三编》本。

〔28〕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29〕《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五年翁氏守福堂刻本，子部第1142册。

〔30〕《四明丛书》

（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

图书馆装订是为一些书进入图书馆做长久保存、借阅而进行的预处理，主要的工艺是加固或合并。

需要装订的书一般会有这么几种：

1 简装本（paperback）。国外的书一般都会针对图书馆收藏专门出精装本（hardcover），但也有少数没出过的，需要装订，加上硬壳（有的是在封皮反面衬上加固材料）。这也是国内图书馆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保存品相普遍较差——软皮的书磨损是很快的。

2 一些古籍善本的维护、保养、修复。

3 期刊。制作合订本。

这些图书馆装订的书主要是为了告诉读者，这个装订跟原出版社无关，是一种版本的申明。

（一）训诂学著作

郭庆藩深通六书训诂，嗜古好学，精研《说文》，承乾嘉朴学余绪，于训诂考证之学颇有见地。这方面的著作有：《庄子集释》十卷，《庄予注释》一卷，《读庄予札记内外篇》不分卷，《说文经字正谊》四卷，《说文经字考辨证》四卷，《说文答问疏证补谊》八卷，《许书转注说例》、《音学五书叙》合一卷，《诗异文考证》八卷，《淮南子校注》不分卷，《合校方言》四卷。

《庄子集释》一书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的全文，摘引了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俞樾、李桢等人的训诂考证，卢文昭的校勘，并附有郭嵩焘及郭庆藩自己的校释成果。

《庄子注释》一卷，《读庄子札记内外篇》不分卷，这两书的学术成果已融入《庄子集释》一书，以“庆藩案’’的形式出现，是郭氏研究《庄子》的训诂考证、见解，包括从别书辑录的司马彪注，以补《释文》之阙。这两书没有刻本，现在只有光绪年间的稿本保存。

《说文经字考辨证》四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岵瞻堂郭氏维扬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据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影印。是书成完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郭庆藩认为钱大昕《潜研堂说文答问》考证精审但不够完备，而陈寿祺《说文经字考》虽能补钱氏之未备，然而“或以或体为正体，或以古籀文为为正字，或据汉儒一家之说改易正字，皆未免务为奇嗣”，故而对陈氏书逐字注释考辨，其可从者进行疏证，不可从者详释字义并驳正谬误。

《说文经字正谊》四卷，光绪二十年（1894）湘阴郭氏扬州刻本。郭庆藩认为陈寿祺《说文经字考》虽然可补钱大昕之阙，但是“间涉浅易之处，又阙其所不当略者”，于是博采诸儒训诂，反复更订，逐字详释。该书二百一十七字，遵许书正谊之例，能集诸家所长而考证其得失，援引颇为详备，凡易经、书经为一卷，诗经为一卷，春秋、左传、公羊、礼记、周礼、仪礼为一卷，论语、孟子、尔雅为一卷。

《合校方言》十三卷，又称《方言校证合刊》，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社刻本，《古书丛刊》收录，据思贤讲社刻本影印。是书前有王先谦序、郭庆藩自序（王先谦代）、卢校方言序，书后附有杭大宗《续方言》、程际盛《续方言补》。全书取戴震、卢文弨两家校本合刊，于郭璞注下先列戴震考证，后列卢文弨校勘，最后附有庆藩案语。

《许书转注说例》、《音学五书叙》合一卷，光绪十一年（1885）岵瞻堂刻本。

《淮南予校注》不分卷，刘安撰、高诱注、郭庆藩纂训，清稿本。

《诗异文考证》八卷，稿本。

（二）文学著作

文学方面，湘阴郭氏私淑桐城一派，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将郭嵩焘、郭岜焘等归入“私淑桐城文学诸人”一类，说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吴敏树相友善，以文字相切摩，研贯经史，尤速于‘礼’”。郭庆藩承其家学，于古代诗词颇有造诣，“习闻其父与叔论文之旨，亦工诗、古诗词，其论文剖析源流，开抉阃奥，鹜精诣微”。

这方面的著作有：《十二梅花书屋诗集》六卷，《读书秋树根图题咏》不分卷，《岵瞻堂诗义丛钞》不分卷，《广陵酬唱集》一卷，《岵瞻诗草》一卷，《敬斋诗稿》不分卷，《泊然盦文集》二卷，《游园剩稿》二卷。

《十二梅花书屋诗集》六卷，光绪十五年（1889）郭氏泊然盦刻本。此诗集以年为序编次，首数卷为少时所作，“格律未娴，语多拙涩，而古体尤甚”，斜末二卷为中年以后之作，“篇幅渐老，而七古尤有淋漓酣畅之致”。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收录《十二梅花书屋诗集》诗三首：《野望》、《新霁》、《将之日本，奉别张雨珊司马即送其之山东》，其中《新霁》入选今人陈友琴选注<千首清人绝句》。曾卓编《湘雅摭残》，收录《潦园》、《寄怀冯筱亭兼讯江予愚昆仲》两诗。

《读书秋树根图题咏》不分卷，光绪八年（1882）湘阴郭氏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是书前有善化李桢序、湘乡左桢序、长沙陈耀序，后有长沙李寿榕跋，湘阴郭嵩焘跋。郭庆藩取杜甫诗句“读书秋树根”，绘成一图，以示本人向学之志，并征引当时学界名流诗文，纂集成册，是为此书。

《岵瞻堂诗义丛钞》不分卷，清抄本。

《广陵酬唱集》一卷，光绪二十年（1894）年扬州刻本。

《岵瞻诗革》一卷，稿本。

《敬斋诗稿》不分卷，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三）其他

《□贤书札》不分卷，又称《□贤手札》、《名贤手札》、《咸同中兴名贤手札》，光绪十年（1884）湘阴郭氏岵瞻堂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东莱书局石印本，入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据光绪十年刻本影印。郭庆藩居父丧期间，辑刻其父郭岜焘所收到的当时名贤函件，汇集成册。八贤指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沈葆桢、李鸿章和骆秉璋。

《明人墨迹》，光绪八年（1882）湘阴郭氏十二梅花书屋刻石，清光绪拓本。

《郭岜焘行述》一卷，又称《先府君郭公行述》，光绪八年（1882）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收录，附于郭岜焘《云卧山庄诗文集》卷末，据光绪八年湘阴郭氏岵瞻堂刻本影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岵瞻堂自语》不分卷，稿本。

《教学要术》十二卷，稿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近五十年，其前身为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6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1月易称今名。现有职工123人，有编审11，副编审等29人。设有七个编辑室、编审室、美编室、出版科、校对科、发行一、二科、宣传信息科及办公室、人事科、行政科、储运部等部门。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古典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科学技术、医学、军事、工具书、画册、大专教材等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为主，兼及普及传统文化的读物。累计出版图书6000多种。近年来初版品种每年约290种左右，重版图书约占出书总数的40%。经过多年不断探索、总结，确立了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质量与品牌为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文化品位适应读者的需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与上海一流国际大都市相应的一流专业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出版方针，坚持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与普及传统文化读物并重，排印和影印并举，大中小型图书合理安排的出书框架。还注重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强多层次的标志性品种与扩大规模效应相统一，从而积极主动地贯彻适应市场，引导市场这一宗旨。

标志性的品种主要有以下块面。

一、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形成规模。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

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目前《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已出4册(另2册也即将出版)。本书的出版为研究先秦的思想史无疑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料，已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历经二十余年已出版85种，全套丛书100种将于世纪之交出齐。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二、 学术著作的新格局

我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慎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谥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三、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近几年来普及读物市场泡沫书泛滥，而我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在译注热中以精审编校，确保质量而独树一帜；《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李岚清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