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 1。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诸家所论考据学之范畴，或概括学问之全体，或仅指学问之一端，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仅为名物典制之考辨，论者纷纷，莫衷一是。

如果总前人之论及乾嘉考据学家所治之学来看，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扭，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此可称为“广义考据学”。而如江藩所云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此可称为“狭义考据学”，近今人所论多指此而言。本书所论乾嘉考据学则是指“广义考据学”，而“狭义考据学”则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国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上，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流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存发展，且互为消涨。就考据学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期。乾嘉学者在进行探源工作时，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将考据学的根源追寻到了先秦。同时，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总结、整理、研究与评价，也并不始于近代，可以说，当时考据学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与评价，焦、凌二氏之同名论文《辨学》等针对当时考据学发展之现状与流弊，已有了认真而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而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经解入门》，阮元主纂之《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畴人传》以及后来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书更是总结与研究当代学术成果的代表之作，对近现代学术界了解与研究乾嘉考据学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然而，自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经学兴起，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又蔚为主流，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了回落，而且从此受到冷遇，屡遭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廷的衰亡和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适逢学术界各种学派交织相轧、门户之见如隔天地的时期，因之被加以“学术误国”的古老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成为“烦琐”、“落后”、“反动”等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视其学。另一方面，乾嘉时期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当时学者之著述大多数完整地留传到了今天，真可谓森森插架、浩如烟海；同时，乾嘉学者所治之学，上起先秦，下迄当时，凡经史子集之书，莫不泛览杂取，或博通诸学，或精于一家，加之其学又艰涩枯燥，不嗜声华。这些因素也为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度。

直到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稍有好转，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渐趋热门，至少是在表面上人们对其学表示了多方的关注，这当然与近些年来学术史研究的热热闹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和异于累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人们在探究近现代学术时，也开始认识到“五四”以来新的学术与文化并不像过去所表述的那样与前代毫无瓜葛，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与思想对后来都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革命者或学者无论思想新旧，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穆、黄侃、刘师培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濡染过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与治学方法。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上，18世纪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不对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进行梳理，则很难对其前后之学术与思想进行探源导流的工作。同时，面对今日学术界“玄谈”浮躁之风，人们也多多少少对乾嘉考据学家那种踏实勤奋、甘于寂寞、不趋名利的学术风气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种把乾嘉考据学视为“异端”、“怪胎”的说法尽管仍时有声响，但对其学正视的学者日渐增多，人们对乾嘉考据学从认识到评价，逐渐走向了客观与平实。

但总起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总结、整理与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著述及他们的学术成果缺少系统的总结与整理，二是人们的研究尚多为从哲学、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外围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尔涉及考据学相关之问题。相对而言，对乾嘉考据学和当时考据学家本身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便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三

今天对传统国学包括乾嘉考据学进行研究，有着清人和清末以来人所不能及的许多便利条件。首先，清儒认为“圣人之言，万世无弊”，故“治经断不敢驳经”，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经的拘牵；其次，清人治学，如顾炎武、陈启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终亥”的《说文解字》，即乾嘉学者也难以遍阅所谓“四部七阁”之书，而今天的图书资料与阅读条件则是他们所万难设想和不可比拟的；再次，前人治清学，往往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之中，同时，又受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信古与疑古之争等学派之争的制约，今天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些门户之见的束缚；其四，自近现代以来在四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富，而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算、乐律诸学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学术的研究，也在梁启超、钱穆之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之后，海内外继起之作不断出现，近十余年来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础和津梁。因此，现在应该也有可能将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本书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发展脉络，而主要以乾嘉时期为主，所论人物上起康、雍时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栋、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时期的阮元、江藩、马瑞辰、陈奂诸人；其范围所含，主要指梁启超所论“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家，浙东学派如章学诚，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因其学术宗主与考据学派迥异，故不在讨论之列。

本书在方法上试图将古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成因、兴盛与衰微作纵向的探讨，又对其方法、派别、代表人物、得失及学术地位等做横向的辨析，而考据学各学科特点与成就也散见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本书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证佐的治学原则，注重以当时人的言论引证当时的学术，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同时兼重对乾嘉考据学思想及乾嘉学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全面论述。另外，本书尚有以下诸方面要向读者特别说明：

其一，本书对乾嘉考据学的论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笔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时贤观点的影响下读清人之书，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故为纠其失，本书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乾嘉学者之思想，这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经过实事求是考察后所得之结果。

其二，本书所研究的是传统的论题，在方法上也不大趋新，这可能是今日的读者最难惬意的。乾嘉时人焦循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也”。陈寅恪先生的话，更为学界所熟知，他讲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处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据学，显然既是“寄人篱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时人凌廷堪又说，学术“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此话与焦、陈二氏之语似相反而实相成，笔者不敢说自己就是待守的“豪杰”，但总觉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或者大点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继的承传发展史上，两千来学者日积月累，不断舍旧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许多精华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利用，长此以往，传统国学之续与绝，其结果将不待智者而可知。笔者绝不反对在传统国学的研究中运用与借鉴国内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尽力赴之，但如果将时下学术界盛行的“偷桃换李”魔术与“腾挪搬运”大法称为“一代之所胜”或“预流”的话，则笔者宁愿“寄人篱下”受“未入流”之讥，也不敢不愿以身趋之。此则请读者谅之。

其三，本书所论，主要是围绕乾嘉考据学内部理路的发展来论其兴衰成败，这是针对以往学者只是在其外围进行分析评判的不足而进行纠偏。然矫枉而过正，因此对其他方面的论述有所不够，此在王俊义先生的《序》中已经指出；同时，由于今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较少，本书也想尽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来，或尽量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结果大有顾东弃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节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出互叠，故有时一个问题的探究，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如关于“古书通例归纳法”的讨论，既出现在第三章，又出现在第十章等等。这些在书中都尽量加了注释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难免。

上述诸弊，既有时日仓匆之因，更是学力不逮之故，读者罪我，无可置辩。因业师孙钦善先生与前辈王俊义先生在为本书所赐序文中，呵护弟子、鼓励后学，所以多谬奖之辞而少批评之语，然如人饮冰，冷暖自知，故笔者在此对本书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据学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旨在于抛砖引玉，美玉所出之日，当然就是砖块弃置之时。倘能引起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能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就已达到了著者的一点微意。书中所论，多与前辈时贤不同，至其当否，尚热切希冀学界师长与同仁的批评指正。

三房十四叔文言文翻译如下：

三房十四叔不是不勤读，只因傲气太盛，自满自足，便不能有所成就。京城之中，也有不少自满的人，有见识的人看见他们，不过冷笑一声罢了。又有当名士的，把科名看得和粪土一样，或者喜欢作点古诗，或者搞点考据，或者好讲理学，沸沸扬扬自以为压倒一切。

有学识的人见了，认为他们的成就也没有多少，也只好冷笑一声罢了。所以我们用功，去掉傲气，力戒自满，不为别人所冷笑，才有进步。

弟弟们平时都谨慎退让，但多年小考没有中，恐怕是因为愤激已久，以致产生骄惰的习气，所以特别写信告诫。务必要仔细想一想我说的话深切地省察！幸甚幸甚！

文言文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汉语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前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

春秋战国时期，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

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

经过历代文人修饰越显浮华，唐代起大文学家韩愈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回归通俗古文。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知识拓展：

当人们使用“古代汉语”这个术语时，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

古代汉语首先是指“古代的汉语”。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泛称为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跟任何事物无不发展变化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义理之学:这一范畴从《礼记·礼器》中实行礼的形式原则发端,中经汉代儒家治经的确切诠义,宋明理学家将其定称为“义理之学”,以此指概儒家经义名理的学术形态

中国哲学史载述着中华民族特质的认识论。儒家的认识论思想主体地支持了中国哲学大系。儒家的认识思想着落在人的主体性的发见和培养上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是其哲学认识论的早期使命预设。后来的思想发展 ,其倾重点投注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与践行上。这就建立起了人文特性的认识论。这一民族哲学特色 ,与古希腊哲学以自然宇宙为认知对象、宗教哲学以上帝、神、佛为认知对象的特征相参较 ,形成了独特的品格。“天人之辨”的理性精神、知识与道德并进的价值意识、心性与义理同臻的主体资质 ,是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

考据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其也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考据学·二

清初学术领域因袭晚明王学极盛之弊，充斥着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言心性的风气。但是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动，也给学术思想界带来了冲击与震荡。许多学者在反清复明运动遭到失败之后，纷纷转入学术研究活动，并且主张治学必须做到 “经世致用”，坚决反对理学家的空疏虚浮，当时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就是典型的代表。

黄宗羲主张“儒者之学，经天纬地”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书史”，认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 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全祖望 《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他于经学史学兼收而并重，其目的就在于“经世”。这一思想也成为他所创立的浙东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王夫之对史学的“经世”功用尤为重视：“所贵乎史者，述以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他从“势、理、天合一”的历史哲学高度，对古代形形 命定论的历史观进行全面批判，并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运动中去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和动力，为“圣王之治”提供历史哲学上的依据。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先导人物，他对于宋明以来理学家专以谈心说性为学的陋习非常反感，致力于提倡“实学”，注重“当世之务”(《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即有关国计民生的天下大事; 主张要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文章，凡不关“当世之务”的“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顾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他写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按照“经世致用”的目的去实践的。顾氏治学，重实证，重考据，多从小学入手，训诂名物，进而探究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出于反对清初民族压迫的原因，他也十分重视地理上的研究。他的考据学著作《日知录》，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无不涉及。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以资考证。顾氏的研究为清代考据学奠定了坚固的学术基础，因而被奉为开山大师。

清代考据学，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发端到渐盛。清代早期，汉学初复兴，仍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汉宋兼采。阎若璩、胡渭可为代表。阎氏与胡渭等曾参与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他长于考据。所撰《尚书古文疏证》，从《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制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义理不合等八个方面，提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确定《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为伪作。胡渭作《易图明辨》，辨宋邵雍所传的太极无极易图并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传承之物，与《易》无涉，而系道士陈抟伪作。全祖望则承黄宗羲未竟之遗绪，续补《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成就卓著，故《清代七百名人传》称：“祖望之考证，求之近代，罕有其比。”此外，毛奇龄写《四书改错》，直斥程朱;万斯同著《群书疑辨》，考证经史诸籍疑伪之迹;万斯大作《周官辨非》，论辨《周礼》为伪书;姚际恒撰《古今伪书考》，对于清代辨伪产生了“发聋振聩的功效”(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序》)。

第二阶段，全盛时期。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几乎独占学术界势力”(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学、目录、方志、地理、天文历算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就，涌现了一批划时代的著作。学者治学主实证，力矫空谈义理的积弊，于是众厚许、郑，而群薄程、朱，竞相以汉学标榜。代表人物可分为两派，一为以惠栋(江苏吴县人)为首的吴派，一为以戴震(安徽休宁人)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是好古、信古、博学，他们崇信汉儒，谨守家法，搜集汉儒经说，一律接收，不加说明发挥。梁启超概括吴派的治学方法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确系纯粹的汉学。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余萧客、江声、江藩、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汪中等。其成绩在于搜集散佚的汉儒旧说，为考据学者提供丰富的资料;而章学诚喻其为吃桑叶而不吐丝的蚕，则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此派的缺点。皖派的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它导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戴氏读书极博，理解极精，其学“先立科条，以审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字，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刘光汉《戴震传》)。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他们专力经学，旁及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历算、地理、金石、乐律、制度、校勘、考古诸领域，敢于突破汉儒旧学，提出新见。凡经过他们校理的古籍，均解释明确，对学术有重大贡献。但考证过于繁琐则是此派的缺点。另外，崔述著《考信录》，在辨伪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巨大建树，是辨伪学的空前杰作。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其功过，后文将作深入的论述。

第三阶段，转入衰落时期。道光朝以降，考据学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著述的数量不如以前，质量却有所提高，而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大家的出现，将清代考据学带进了曲终奏雅的境界。俞氏、孙氏之学都是王念孙、引之父子所传。俞樾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诸子平议》等书，孙诒让著有 《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书，在学术界均享有盛誉。孙氏还撰有《契文举例》和《名原》，依据甲骨文考证古代文字，成为甲骨学的奠基人。晚清，考据学受到了西学的强烈冲击和复兴的今文经学、义理之学的有力挑战，门庭颇为冷落，值得称道的仅有“朴学殿军”章太炎。章氏师从俞樾，习经史考证之学，他的考据著作有《春秋左传读》、《膏兰室札记》等。此期考据学为何衰落除了社会历史及时代氛围等因素之外，学术自身的原因也相当重要：“以训诂考订而臻于极致的汉学(考据学)，在达到自己空前的高峰之时，也将其繁复、琐碎、支离的弊病暴露无遗。”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稍后，罗振玉、王国维师生等的业绩，只能视为清代考据学的余波而已; 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则使辨伪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学术水平上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杨昶《国学知识指要·辨伪学讲义》)。

我准备把书分送出去，管书的人问我所散书的书目。我告诉他说：大凡图书，有帮助写作的，有备作参考的。备作参考的书，即便有几万本也觉得不够多；帮助写作的书，就算只有几千本也已经绰绰有余了。这是为什么呢？写书的人是把书读得通透，提取书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书多了反而杂乱了；参考书本的人是耗费自己的精力，多方查证，让自己的思想、知识和书中的一致，书少了，就容易遗漏。写书就像高明的工匠建造房屋，常常对高大深邃的宫殿建筑的构造进行精心思考，因而木屑、竹头等细小的东西就不是他所考虑的；考据就像古代那些州郡掌管簿册登记的官吏手持计算用的竹码一样，一定要从各种纷繁的质剂契约中取证，那么一丝一毫都是他们一定要做好的。可见，写书和考据，两者都不是很容易的。

如此，那么写作和考据，一个注重创新，一个注重因袭；一个靠虚拟变得灵动，一个因审核是否属实而变得板滞；一个以因袭沿用别人的东西为耻，一个以接受依据书上的东西为尊；一个费心思，一个耗体力。两者相比较，写作更为重要。再说，先有写作然后才有图书，先有图书然后才有考据。所以，著书立说从《六经》开始，在周朝和秦朝时走向兴盛；可是考据学，却是从东汉末年才兴起的。郑玄、马融的注释已经很繁杂。他们的门徒弟子们更是追随他们而且增加了注解，批评攻击，错乱驳杂，渐渐变得更多。诸葛亮讨厌这样的注解，所以读书只看个大致；陶渊明讨厌这样的注解，所以读书不追求深刻的理解。这两个人，一个是圣贤，一个是高士。我的性情承受不了繁杂，私下里仰慕诸葛亮和陶渊明这两人的见解，而且又烦心于本朝考据人才太多，那么何不把备作参考的书全都分送出去呢？

PS：来自

1 游黄山后记文言文翻译

戊午九月初二日，从白岳山榔梅庵出来，到桃源桥。

从小桥右边下去，非常陡，这是从前通往黄山的路。走七十里，在江村住宿。

初四日，走十五里，到汤口镇。走五里到汤寺，在汤池里洗了个澡，柱着拐杖望着朱砂庵而登。

走十里，上黄泥冈，原先在白云里的群峰渐渐地显现出来，也渐渐地落在我的拐杖底下。转而到石门峰，越过天都峰之侧是天都峰、莲花峰的两个山顶。

它们超越所有的群峰，矗立在半空中。路旁一条岔路往东边上去，是我以前没有到过的地方，便往前跑去，几乎到达天都峰的侧面。

又往北面上去，走在石头的隙中。石峰片片夹起，道路在石头中宛转延伸，阻塞的地方就凿开它t陡峭的地方就凿开石阶_间断的地方就架上树木使它连通，悬着的地方就树起了梯子接通，往下面俯看那陡峭的山谷阴森森的，枫树和松树相间。

五色散乱间杂。灿烂得好像绣上了图画。

因而想到黄山应当是一生中应该观赏奇景的地方；像这样的奇景，前次没有探访一下，这次游览觉得畅快又有惭愧。因地势险要当时仆人被阻走在后面，我也不得不停下来不在往上走。

一路的奇异景色不知不觉地吸引着我一人前往。登上峰口，只见一个张看翅膀似的庵堂，这便是文珠院，是我往年想登临又没有登临的地方。

左边是天都峰，右边是莲花峰，背靠着玉屏峰，两山的秀丽景色尽可用手抚摸。往四面看。

奇异的山峰交错排列山谷纵横交织，黄山真可为最美妙的地方！不是再来。哪里知道有像这样的奇妙遇见游僧澄源到来，兴致非常高。

当时已过中午仆人们刚好也到了。站立在庵堂前指点着两座山峰，庵堂里的僧人说：“天都峰虽然近却没有路，莲花峰可以登上去却路途遥远。

今天只适合近看天都。明天登莲花峰顶。”

我不同意，决意游览天都峰，携同澄源，、仆人，仍然从峡路下来。到天都峰的侧面，从流石上像蛇一样伏地爬行，攀着草，牵着棘条，石块成堆的地方就越过石块，，石崖旁边陡峭就攀着崖壁，每次到手脚没有放的地方，澄源必定先登上去再倒下来接我。

每当想到上来既然是这样，下去又怎么办？最终还是顾及不了那么多了，经过艰险和努力以后，终于到达峰顶。只有一个石顶，石壁立起还有数十丈，澄源在它旁边找路，找到台阶，扶持我登攀诸峰下伏，只有莲花峰与它不相上下，当时浓雾半兴半止，每一阵雾到来，面对面都看不见，远望莲花各个山峰，大多在雾中。

一个人登上天都峰，我到达峰的前面，那雾就移到后面；我越过峰的右边。那雾就从左边出来。

松树曲挺纵横；柏树树干大得像手臂，无不平贴在石头上如同苔藓一样，山越高，风也越大，而雾气也来往不定，下看各个山峰不时现出为青翠的高尖山。又不时隐没为银白色的雾海。

远望山下太阳光灿烂是另外一种天地了。暮色渐浓，我将脚放在前面，手向后带着地坐着往下滑。

到非常险要的地方，澄源用肩和手接我们，渡过险要的地方下到山坳，夜色已合拢来了，又从峡谷经过栈道上去，歇在文殊院。 初五日，天大亮时，从天都峰的中间往北下来两里路，石壁山谷深空。

它下面的莲花洞，正与前坑的石笋峰相对，是一处幽静的山坞。告别澄源下山。

到前面岔路的旁边，向着莲花峰方向走去。沿着高高的石壁往西边走，路途要经过两次升降，将下百步高的云梯，有条路可以直接登上莲花峰。

登上去后，石级没有了，犹疑一阵又下来。隔着山峰的一个僧人高呼着说：“这正是莲花道！”便从石坡的旁边，经过石头的缝隙走去，路小而高陡，峰顶上巨石对峙着，中间空空的像房子。

从峰石中踏着层层叠叠的台阶朝上攀登，台阶走完后洞口转向，弯弯曲曲奇诡莫测如同在楼阁中上下，忘记了是在高出天外的地方。走出大约有一里路那里有一座茅庐靠在石头的裂隙中。

我们正徘徊着要登上去，先前喊路的那个僧人来了。这个僧人的法号叫凌虚，在这里修了个茅屋，于是互相握着手臂登上顶峰顶上一块石头，悬着离地面有两丈高。

僧人取来梯子渡过去那顶上十分宽敞。四面望去一片空旷碧青，即使天都峰也要俯首看了。

大概这座山峰位居黄山的中部，它独立于在群峰之上，四面的岩壁环绕耸立着。早晨出太阳，云开雾散，耀眼的光芒映照着，一层层发射，令人要大喊、大叫、起舞。

就这样过了很久，返回到茅草庵堂。凌虚拿出粥来给我们吃。

我喝了一盂，便下到岔路的旁边，经过大悲顶、上天门。走三里路后到炼丹台，沿着台的口子下来。

观看玉屏风、三海门各个山峰，全都是从深旷的山坞拨地而起。丹台的一个山岗垂直而立，没有什么奇异高峻的特色却可以俯视翠微峰的背面。

山坞中，峰峦交错高耸，上下映照。足以显现瞻仰眺望的奇趣。

回来经过平天砸，下后海峰，进入智空庵，与僧人凌虚告别。走了近三里路后，下狮予林，前往石笋砸，到前些年所登过的尖峰上，依靠松树坐着，俯着坞中的山峰石块曲折簇聚，满眼都觉得斑烂美丽，才觉察到匡庐、石门，或者只是有黄山某一种景物与风光，或者缺少黄山景物、风光的某一方面，不像这里的广大丰富与美妙。

过了好久我上到接引崖，下眺望坞中，景色幽暗觉得有些异样，再到山岗上尖峰的旁边，踩着流石，拉着棘草，随坑而下，越下越深，。

2 散书后记的翻译

散书后记 袁 枚

书将散矣，司书者请问其目。余告之曰：凡书有资著作者，有备参考者。备参考者，数万卷而未足；资著作者，数千卷而有馀。何也？著作者熔书以就己，书多则杂；参考者劳己以徇书，书少则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于明堂奥区①之结构，而木屑竹头非所计也；考据者如计吏②持筹，必取证于质剂③契约之纷繁，而圭撮④毫厘所必争也。二者皆非易易也。

然而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尊亨依傍；一类劳心，一类劳力。二者相较，著作胜矣。且先有著作而后有书，先有书而后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于《六经》，盛于周秦；而考据之学，则自后汉末而始兴者。郑、马⑤笺注？ 业已回冗。其徒从而附益之，抨弹踳驳⑥，弥弥滋甚。孔明厌之，故读书但观大略；渊明厌之，故读书不求甚解。二人者，一圣贤，一高士也。余性不耐杂，窃慕二人之所见，而又苦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也，盍以书之备参考者尽散之。

[注释]①[明堂奥区]指高大深邃的宫殿建筑。 ②[计吏]古代州郡掌簿册登记的官员。 ③[质剂]古代贸易契券的总称。长券叫质，用以购买马牛之属；短券叫剂，用以购买兵器珍异之物。后世的合同本此。 ④[圭撮]古代两种很小的容量单位。 ⑤[郑、马]指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和马融。 ⑥[抨弹踳（chuǎn）驳]批评攻击，错乱驳杂。

3 文言文翻译：《世美堂后记》

我妻子的曾祖父王致谦是宋朝丞相魏公的后代。

他们家从大名府搬迁到宛丘，后来又迁徙到了馀姚。在元朝至顺年间，他们家出了一位在平江路做官的，又因为他们家在昆山的南戴，因此，县里的人都称他们家南戴王氏。

王翁他老人家性情豪爽洒脱，奇异不凡，与吏部左侍郎叶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他们相互之间交情很好，并结成儿女亲家。到成化初年，他们家在安亭江边建了上百间房子，厅堂十分宏伟宽敞，又优雅到了极致，又在匾上提了“世美”二字。

四明山的杨守址太史对此有记载。嘉靖中期，我作为王翁的曾孙，用自己的俸禄救济穷人。

当我正在堂中读书的时候，我妻子说：“只要有你在，就不能让老百姓马上有家破人亡的悲伤。”我听后立时感到很伤感，然而我却也很爱自己幽静、美好的家园，可以避开尘世的喧嚣。

于是，我想把房子抵押了将所得的钱用来救济穷人，，要是不够的话就每年典押借贷。过了五六年才把那些钱还完。

安亭这个地方民风懒惰，土地贫瘠。在我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县里的人都说这样做没好处而阻止我，我就说了孙叔敖请寝之丘、韩献子迁新田的典故给他们听，众人都在笑他。

我对于家中的财务，自己从来没有计算、核查过。我的妻子也从来不把情况告诉我，只是叫僮奴们去开垦荒地，在大旱的年成，只有我家的地获得丰收。

当稻子成熟的时候，先用它们酿酒给我的父母品尝，自己才敢尝。当丰收了大小麦的时候，先用它们做成美味的酱制品给公婆，自己才敢用它做菜。

祖宗的祭祀，宾客的接待，子女的婚嫁，亲友间的礼尚往来，没有做得不周到的，姐妹中孤苦无依的大都来投奔我，周围的学院的居住与饮食都有保障。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忧愁事，组后都默默接受没有怨言。

犹豫我喜爱读书，那些书香人家有零散的书籍，我都找邻里去求借，于是购置的书籍不下几千卷。庚戌年的时候，我到京城参加会试落榜，走陆路过了十天才到家。

那个时侯正是芍药花盛开的时候，我的妻子准备了美酒来慰劳我。我说：“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她说：“抛弃功名事，隐居不出仕，有什么好遗憾的呢？”长沙的张文隐公去世的时候，我悲伤地痛哭，我的妻子也潸然泪下，说道：“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了解你的人了！不过是张公负君罢了！”辛亥年五月末，我的妻子去世了，不过是在张文隐公去世后的第二年。

又过了三年，倭奴侵犯我国边境，在一天之中掠夺了许多财物才离开，然而我的房子却没有毁坏，堂里的书也没有损毁。后来我一直居住在县城，一年才去两次而已。

辛酉年的清明节，我带着子女前来祭扫，留下来把损坏的地方加以修葺，长住在这里没有离开。一天，我的父亲坐在厅堂里，悲痛地对我说：“房子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我想念我的女儿啊！”我离开以后，十分哀伤，于是将这些记录下来，写了这篇《世美堂后记》。

4 文言文散文怎么写

楼主你好，关于古体散文的发展历程我就不说了，在网上可以搜索得到。

其实不管是白话散文还是古体散文，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所想表达的思想，但古体散文多了一份讲究，即语言上的优美，有韵味，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而又不是像赋那样一味的追求辞藻的华丽、对仗工整。古散文大多是骈散结合的，乍看如古赋，其实不然，因为它比古赋更容易让人看懂，个人的感情融入很重要。

下面是我曾写过的一片古散文《游黄鹤楼记》，被收录于由中国散文学会创办的《当代写作》之中，本人也有幸在不久前申请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 己丑仲夏，择天朗气清之日，游黄鹤楼。

匆瞥而归，应爱姐之迫，闭目思忖。须臾，遂拾笔涂此拙作以记之。

汉水疲乏，投于长江，互渗互融，汹涌奔腾，无泾渭清浊之嫌隙，承华夏兼容之博怀。 割现三镇，山水相映，草木葱茏，舟楫鳞栉。

近却止步，仰而观之，展檐如欲飞之鹤，栖矗蛇山之巅。沃水涤其清秀，日月增其灵华。

千年毁兴屡屡，虽其制有所变改，而雄伟未逊往昔。 置身其内，似仙幻游，壁画楹联，雅致脱凡，古韵溢然，疑时逆返。

轻踏木阶，敛气而上，凭吊古贤，悾悾悼亡。子安遗鹤于壁，报畅饮美酒之恩；太白左迁经此，叹仕途跌宕之愤；崔颢诗题黄鹤去，孰能与之竞才思？骚客接踵不息，江水滚滚不竭，文人叩崇此地，似豪侠拜往长城。

华装綷縩，和清风摇叶之微声；鸿儒咳吐，逐江水推浪之璧珠。未经弄璋之雅趣，得于钟灵成毓秀。

攀高登顶，雌霓可触，楼宇峻挺，凭栏骋目。涛声鸣溅，唤古之雄魂；楚天袤阔，容今之粟渺。

隔岸晴川，抵访苍穹，不见炊烟袅袅，但闻蝉语嘈嘈。向东之水何时停？卧盘之山何日平？血泪注江续其源，骸骨埋石添其峦。

一世春秋数十载，怎与江山赛不衰？ 呜呼！乘黄鹤消入日暮，古今皆是此归宿。

5 朝花夕拾中的后记里的文言文是什么意思

里面那么多篇，都要翻译吗？

我看了，你写的这句的意思大概是：坊间所刻的《二十四孝》，很好。但是其中郭巨埋儿子的事，从天理人情方面来看，实在是不可以把它当做学习的对象。

下面是句子中几个字的解释

揆

kuí

①<；动>；度量；考察。《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之以日，作于楚室。”

引<；动>；揣测；估量。陆机《演连珠》：“临渊~水，而浅深难知。”

②<；名>；推测；道理。高知几《史通？疑古》：“以古方今，千载一~。”

③<；动>；管理。《左传？文公十八年》：“以~百事，莫不时序。”

引<；名>；宰相。《晋书？礼志上》：“桓温居~，政由己出。”训xùn

①<；动>；训诫；教诲。《训俭示康》：“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

②<；动>；训练。《晋书·羊祜传》：“祜缮甲卒，广为戎备训。”

训典⒈教导人的常规、法则。⒉先王之书。

训诂解释古书字义。与“训”相关的词语 “殊”在这里的意思是“特别，尤其”的意思。

6 古文翻译义犬《搜神后记》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爱怜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方冬月燎原，风势极盛。狗乃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生醒，方见之。 尔后，生因暗行，堕于空井中。狗 彻晓。有人经过，怪此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有厚报。”人曰：“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与。余即无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云，“以狗相与”。人即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狗夜走归。`

晋太和年间，广陵有个姓杨的人，养了一条狗。他特别爱这条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这狗。一次，这个人喝醉酒后走到一个水洼附近的草地后，就倒地睡着了，无法赶路。当时正赶上冬天有人烧草燎原，当时风很大。与是狗反复不停的叫唤，这个姓杨的人仍旧大醉不醒。狗看到这个人前面有一坑水，于是走到坑里，用自己的身体沾了水后然后抖落在主人身边的草上。就这样反复来回了很多次，狗一点点一点点的移动步子把主人身边的草全都弄湿了。当火燃烧到的时候，因为草湿没有燃烧起来，主人躲过了被火烧的大难。后来姓杨的人醒来，才发现。

后来又有一次，这个人因为在天黑赶路，不小心掉到一空井里。狗叫了整整一个晚上。有人从这里过，很纳闷为什么狗冲着井号叫，过去一看，发现了这个姓杨的。杨生说，你救了我，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那个人说，如果你把你的狗送给我，我就救你出来。杨生说，这个狗救过我的命，不能赠给你啊。我死活不要紧。那个人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救你了。这时狗低头看着了看井里，杨生明白了狗的意思，于是给那个路人说，我愿意把狗送给你。那个人于是马上救出了杨生，把狗栓上带走了。过了五天，那只狗夜里逃跑回杨生家来了。

7 《华山后记》袁宏道的翻译

《徐文长传》——袁宏道（明） 译文 我一天晚上坐在陶太史（作者之友陶望龄，授翰林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

太史：翰林编修的别称）家的楼上，随意抽阅架上陈放的书籍，得《缺编》诗集一套（帙：用布帛包制的包书套，后即称一套书为一帙）。坏纸，粗率的书写，墨迹（显示）墨质低劣，字迹模糊不清，略微凑近灯前阅读。

看了没几首，不由得惊喜欢跃，连忙叫周望，（问他）《缺编》一书，谁是作者？是今人？还是古人？周望说：“这是我的同乡徐文长先生所作。”我们俩跳起来，在灯影下，读了又叫，叫了又读。

睡着的仆僮都被惊起。我活了三十年，才刚知道海内有文长先生。

啊！为何相识得这么晚呢？通过在越人中了解，略知情况，作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是山阴的秀才，名声很大。

薛公蕙（薛蕙，字君采，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主持越中的考试时，惊奇他的才能，把他看作国士（一国之士，旧称一国中的杰出人物）。然而命运不好，屡次应试总是失败。

总督胡宗宪（浙江巡抚。中丞，明代以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出任外省巡抚，故称巡抚为中丞）闻知此事，延请他为幕府宾客。

文长每次出现，都穿戴非正式官服（形容不拘礼节），放言畅谈天下大事，胡宗宪非常高兴。当时，胡宗宪统率着几方面的军队，威振东南一带，军人，跪着说话，全身伏地，像蛇一样匍匐前进，不敢抬头，而文长作为部下一员秀才而对他高傲自得，一般私下议论的人把他比作刘惔、杜甫。

（当时）正好捕得一头白鹿，胡宗宪委托文长代作贺表。表章上达，明世宗（永陵是明世宗朱厚熜的陵墓）看了很高兴。

因此胡宗宪更加看重他，一切奏疏、公文等，都请他代作。文长对自己的才能谋略看得很高，喜欢出奇谋妙计，谈论军事策略大多得其要领，看一世的志士，没有人被他看中认为满意的。

然而没有遇合的机会。 文长既然不得志于科场，不为试官所取，于是纵意于饮酒，尽情地游山玩水，旅行于齐、鲁、燕、赵一带，遍历北方沙漠地带。

他所见到的奔腾横亘的高山，呼啸汹涌的海水，迷漫遮天的黄沙，变幻不测的云彩，尖峭怒号的狂风，仰面伏倒的大树，深曲幽静的山谷，繁华辐辏（念“凑”音）的都市，各种各样的人物鱼鸟，一切令人惊讶的形状，逐一在他的诗中表达出来。他的胸中又有一股磨灭不了的锐气，以及英雄茫然失路、无处可以安身的悲愤，导致他所作的诗，又象生气又象喜笑，好象水流过峡谷而发出巨大的声响，又象种子发芽出土（无声无息），又象寡妇在晚上啼哭，又象游子作客他乡寒夜而起（形容人生劳顿）。

虽然他的文章体格时而也有不足之处，然而匠心独具，有王者霸气，非是那些矫揉造作如同侍妇奉女的人所能企及。（他的）文章有卓越的见解，气势雄浑而体法严谨，不因模仿亏损才气，不因议论有损品格，像韩愈、曾巩一类的杰出文豪。

文长既已高雅不与当时的风气契合，当时所谓文坛主要的领袖人物，文长都贬叱他们，把他们当奴婢看待，所以他的名气不出越地（浙江省东部地区）。可叹！喜欢写文章，笔意奔放如同他的诗，苍劲中呈现娇媚形态，正如欧阳修所谓“妖娆美好的女子虽已较老，仍然会有某些美好的姿态”。

偶尔他的余力，另外流溢于花鸟，也都洒脱飘逸，富有情致。 后来，他因猜忌，而杀死他的续妻，入狱被判死刑。

太史张元汴（曾任翰林侍读，故称太史）极力解救，才被释放。晚年愤慨更深，颠狂更厉害。

有名声地位的人登门拜访，他都拒不接待；常带钱到酒店，呼唤仆役一类地位低贱的人一起饮酒；有时拿斧头砍破自己的头，以至血流满面，头骨折断，以手摩擦，发出响声；有时以锋利的锥子刺自己的双耳，锥深入达一寸多，居然没有死去。 周望说：“文长晚年诗文更为奇异，没有刻本，集子藏在家里。”

我同年（明、清时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有官位的人，托付抄录，如今没有完备。我所见到的，仅《徐文长集》、《缺编》二种而已。

然而文长终因不得志于当时，心怀怨愤而死。 石公（作者号石公，自称）说：“先生命运一直不好，因此得了狂疾，狂疾一直不痊，因而被逮下狱。

古今文人，忧愁困苦没有可以同先生相比拟的。虽然如此，胡宗宪，是世间难得的豪杰；世宗皇帝，是英明的君主。

文长在作幕客时受到特别优待，是胡宗宪知道先生的才能了；献白鹿表，皇帝高兴，是皇帝知道先生的才能了。只不过没有担任一官半职罢了。

先生诗文突起，一扫近代以来荒芜污浊的诗风，百代之后，自有定论。为什么说没有遇合呢？梅国桢（字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病比他的人更奇异，他的人比他的诗更奇异。

’我说文长，是没有什么地方不奇异的人。正因为没有什么地方不奇异，因此有这样的经历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可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