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制度

从中央下手，才能上行下效。那些地方上的酋长们要把权力还给中央，中央统一给农民授地耕种，农民老了之后再把土地还给国家，这就是学习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建立起了一套简单的税收办法，农民只需向天皇缴纳田租和服从劳役即可，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

2、军事上

也学习唐朝的“府兵制”，兵农合一，平时耕种土地，战时自备武器和干粮赶往前线。

3、生活风俗上

原本，日本人穿衣服的习惯是“左袵”，日本要摆脱蛮夷形象必须改穿中国人“右袵”的衣服，老式的“和服”统统不准穿，满朝文武上朝穿的官服和唐官一模一样。

4、饮食

朝廷中的宴席菜品一律用中国料理，上层贵族吃的都是跟当时长安一样的点心，比如馄饨、煎饼等，俗称“唐食”。据说，当时日本人还认为“唐食”具有神奇的医疗效果。

5、住所

当时的日本首都“平安京”或是“平城京”，都是按照长安城的设计来修建的。在皇宫周围整齐的排列着贵族和市民的房屋，称之为“坊”，在住宅区不远处建有供市民消费的商业区“市”，二者泾渭分明，不得混居。一旦到晚上就实行宵禁，禁止随意出入。

参考资料：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中国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这当中中国与日本外贸发展尤为突出。从2001至2006年，中日外贸总额比重由118％升至175％，同期日美贸易比重则由245％降至172％。2007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总额达23664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正是由于中日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因而日本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贸易伙伴。有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同比下降28%，降幅大大超过中欧、中美的贸易总值。这引起业界人士的普遍忧虑，认为中日贸易量接近中国外贸总值的1/10，由于中国出口日本商品以服装等日常消费品为主，因此，日本零售业放弃一部分从中国采购，将导致国内部分中小企业倒闭。

这种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日贸易的扩大，主要源自国际分工的深化。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国际分工的深化，一般商品转移到中国来生产，在中国生产的成品、半成品、零部件返销日本。随着日本经济衰退，日本企业和个人对于中国商品购买愿望将减少，使得中国对日出口可能进一步下滑。

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1页）。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73岁殁于中国。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李白闻之，悲痛不已，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间顿失光明，天地无辉，人哭天愁，风恸云哀。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文学作品著名的有《怀风藻》和《万叶集》，前者为汉诗集，是贵族的文学作品，受六朝风格影响较强；后者是日本诗歌（和歌）全书20卷。8世纪中叶，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编修。知道11世纪才形成现在的体裁。

《万叶集》的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有贵族、僧侣、农民、士兵和妇女。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有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等。《古今和歌集》全书20卷，共收集和歌1100首，文笔细腻、技巧纯熟、文字优美。

镰仓以后，武士成为社会栋梁，日本文化以反映新兴武土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为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义，重名轻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语》和《平家物语》等。历史著作有镰仓幕府的行政记录《吾妻镜》。

16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如连歌、茶道、水墨画等的兴起。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是一种文化体，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而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年)积极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号召“笃敬三宝”(三宝：佛、法、僧)并在全国兴建寺院，佛教日益发展。但这个时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此后，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和服是日本传统民族服装的称呼。它在日本也称“着物”。和服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和吴服改制的，所以在日本被称为"吴服"和"唐衣"，和服是西方人对吴服的称谓，现在日本人已经接受的这个称谓，但是很多卖和服的商店，还是写着"吴服"。公元八至九世纪，日本一度盛行过“唐风”服装。以后虽有改变形成日本独特的风格，但仍含有中国古代服装的某些特色。妇女和服的款式和花色的差别是区别年龄和结婚与否的标志。例如，未婚的姑娘穿紧袖外服，已婚妇女穿宽袖外服；梳“岛田”式发型(日本式发型之一，呈钵状)，穿红领衬衣的是姑娘，梳圆发髻，穿素色衬衣的是主妇。和服不用纽扣，只用一条打结的腰带。腰带的种类很多，其打结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比较广泛使用的一种打结方法叫“太鼓结”，在后腰打结处的腰带内垫有一个纸或布做的芯子，看去像个方盒。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和服背后的装饰品。由于打结很费事，战后又出现了备有现成结的“改良带”和“文化带”。虽然今天日本人的日常服装早已为西服所替代，但在婚礼、庆典、传统花道、茶道以及其他隆重的社交场合，和服仍是公认的必穿礼服。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中日学者认为中国史前文化7000年前就已影响日本

中日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距今8000多年前的中国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和日本列岛7000多年前的绳纹时代遗址有着相同的玉文化因素，玉器的造型和组合十分相似，从而成为中日史前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其传播路线除了已知的从长江下游至日本九州、本州地区外，可能存在另外一条传播路径：分布于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文化之一，它可能从中国东北地区途经现今俄罗斯沿海传到日本北海道和本州。

日本著名古玉专家藤田富士夫说，世界上最古老的耳环——玉玦在内蒙古兴隆洼出现后1000年，日本列岛也有同样的环形玉饰出现，有学者认为那是日本列岛土生土长的玉饰品。但是，那里还同时出现了与兴隆洼文化相同的另外两种玉饰。多种玉器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偶然产生的可能性极少，因此可以推测兴隆洼文化已影响到了日本列岛。

香港中文大者都相信，在绳纹时代，日本作为孤立的岛屿未与外界交流，他们不认为那里出现的史前玉玦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而是各自产生的，然而，继中国北方兴隆洼文化地区在8000多年前出现玉玦后，日本在1000多年后出现了同样的器物，中国长江流域也在1000多年后产生了同样的玉玦，俄罗斯北纬50度左右也有玉玦出现，这样看来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分别出现相同质地、形状和雕工的器物，从而佐证了玉玦起源“一元论”的说法，即中国东北兴隆洼产生玉玦后，逐渐向东亚大陆其它地区传播。

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有100余件，包括玉玦、长条形或弯条形玉坠饰和玉管等，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

一、 遣唐使 618年唐朝建立后，很快出现国力强盛、各方来朝的局面。623年，曾为遣隋使成员的惠日上书天皇，认为“唐律令齐备”，应派遣使者。630年，朝廷任命犬上御天田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派遣止，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节团，成行15次。另外褂0次非正式的日本使者，唐朝也10次派使节团访问日本。遣唐使节团成员有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学僧、水手、医师等，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到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长安或洛阳的使节仅几十人。留学生、留学僧在唐朝逗留时间较长，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且回国后积极加以传播。遣唐使的任务除在政治上发展同唐朝的睦邻关系以及在经济上换取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佛教等。九世纪末遣唐使停止的原因主要是航路危险、唐朝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贸易兴起等等，但两国之间连续200多年的频繁往来，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如同前述，下面分析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二、 唐风文化 通过中日两国频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受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全国共有545所寺院。作为白凤文化的代表，当时遗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冢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虽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成书的三卷本《古事记》，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讲述开天辟地、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武尊讨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内容多神话传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720年成书的30卷本《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编撰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 在统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政府建立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中央称为“大学”，地方称为“国学”。大学的学生为官五位以上子弟，考试合格者录为官员，但根据有关规定，五位官僚以上的子弟可自动成为官员，即所谓的“荫位制”，因而大学不过是强化贵族子弟的文化修养之地。大学的课程有习《论语》、《孝经》等经书的明经道、习律令的明法道、习汉文历史的纪传道等。国学的学生多为郡司子弟。佛教在国家保护下继续兴盛，圣武天皇在741年下诏建立国分寺，即每个“国”建立一个国家寺院，同时在743年下诏造大佛塑像，历经10年终于建成东大寺大佛。当时还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说，也就是建造药师、大安、元兴、兴福、东大、西大、法隆等七个较大的寺院及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等六个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时代初期，主张“若顺经典，能护国土，如违宪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较兴盛。754年，大唐和尚鉴真东渡日本以后，天皇朝廷赐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佛教的国家化，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从天皇到平民、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其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平安初期（弘仁�6�1贞观）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著名僧侣最澄随遣唐使到唐朝，回国创天台宗，自建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著名僧侣空海亦曾在唐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两流派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带神秘感。另外，由于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而且宫廷常召集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致使该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三、 国风文化 国风文化包括10—11世纪摄关政治时期的藤原文化及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院政时代的平安末期文化。 遣唐使停派、特别是唐朝在907年灭亡后，日本逐渐形成在吸收、消化大陆文化基础上的独特审美意识，并出现了体现其意识的假名文字、美术、生活及独特性观念。尽管从五世纪开始日本人就用汉字表述其发音，但假名字母到11世纪初才大体成型，并由此推动了以和歌为首的国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文学作品是由女性创作，其原因贵族社会的逐渐成熟使有闲文化女性增加、女性最先使用假名文字、摄关家族的女性以其文学修养获得天皇的宠信等。例如藤原道纲之母的《蜻蛉日记》，细腻地描述了婚姻生活中的女性心理；宫中女官紫式部创作的世界闻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通过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和命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动趋势。 在佛教的传播或普及上，权门贵族的作用逐渐增强，而且出现了佛神合一（即“本地垂迹说）的趋向，即用佛教的释迦现身、普济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历来崇拜的神灵，甚至将天照大神看做是大日如来之化身。另外也出现了以民间传播为社会基础的净土宗，与过去追求现世利益的佛教不同，净土宗主张逃脱今世的苦难，最终进入极乐净土，并出现了《往生要集》、《日本往生极乐记》、《拾遗往生传》等宣扬净土宗的书籍。在艺术方面，出现了以日本风景为题材的“大和绘”和日本式的寺院建筑，如水以池为中心的平等院凤凰堂等。平安末期文化的特征是贵族文化溶入武士、平民的内容，例如“田乐”、“猿乐”等平民艺术的出现，描述武士及平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集》、描述平将门之乱的《将门记》、描述陆奥地区前九年之战的《陆奥话记》、民间歌谣集《梁尘秘抄》等。在绘画方面，有描述平民生活的《年中行事绘卷》，即使在《源氏物语绘卷》中，也可以看到武士及平民的影响。这一时期还有《大镜》、《今镜》等国文体历史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