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顾氏家族将藏书楼命名为“过云”，取过眼云烟的意思。盛时，过云楼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在过去的150年间，顾氏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沉浮始终与家族私藏的聚散紧紧地绑在一起。

“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顾公硕看着顾氏家族几代人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古籍善本被造反派抄走，留下这样的字条投河自尽。半个世纪后，顾氏家族过云楼的藏书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5年，过云楼藏书的四分之一以2300万元的价格由中国嘉德拍卖，创造了当时古籍拍卖市场的价格纪录。七年后，这批善本再次出现在2012年北京匡时春拍上，以18亿元的底价等着它们的新主人。据悉，竞拍此拍品需缴纳5000万元保证金，或创拍卖历史上最高保证金纪录。世代私藏

顾氏家族的过云楼地处苏州，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其第一代主人顾文彬(1811-1889年)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道。顾文彬晚年购得古春申君庙址、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等明清建筑，命子顾承主持营造，命名为过云楼，意取苏东坡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时值乱世之际，江南的私人珍藏都急于转手，顾文彬收购了大量的珍贵字画，奠定了过云楼藏品的基础。顾文彬精鉴赏，富收藏，一生殚精竭虑，多方搜求，积累书画墨迹达到数百件之多，自晋唐至明清，其中有不少为传世名迹。

顾文彬之后，到了顾麒士(1865-1930年)一代。顾麒士精通书法绘画，尤其所作山水画清逸蕴藉，名重于世。他广取博采，将过云楼书画收藏充盈至千余幅之巨。至第三代传人顾鹤逸，过云楼被发扬光大。民国期间，顾鹤逸的好友，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大师傅增湘要求借阅过云楼藏书，顾鹤逸碍于情面不得不答应。傅增湘每日观书数种，晚上回去后凭记忆写下书目，编纂成《顾鹤逸藏书目》，在北大刊物上发表，顾家过云楼藏书的胜景得以昭告天下。

“顾鹤逸先生继承家族所藏，曾经拥有过这全部的古籍，临终前，他把家中所藏分为四份，分别由四个儿子继承。”与顾家交情甚好的钱庸老先生说，能完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这批古籍所创造的+奇迹。

此次现身2012年拍卖市场的过云楼藏书本有“同胞兄弟”。由于家族原因，它们被一分为四。其中的四分之三，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南京图书馆收购，现如今珍藏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而这批附拍的藏书则是由顾鹤逸的后人珍藏至2005年，被中国嘉德古籍部经理拓晓堂征集而来的。

“顾鹤逸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家中所藏皆为重要的古籍，苏州现今著名的‘过云楼’就是顾鹤逸先人所建造。”著名古籍收藏家和研究者孟宪钧先生回忆。据说，早期顾家收藏虽是书画和古籍并举，但是对待两种藏书的态度并不一样，书画可以任人品评，而藏书楼“过云楼”则禁止外人踏入。

“所以最早我们了解苏州顾氏家族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收藏的书画，对他们的藏书并不了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老师说。这种传统中国文士家藏秘不示人的状况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变。

“公布藏品是当时收藏家的大忌，怕由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顾麟士自己所编的《鹤逸所藏书目》、《西津所藏书画目》均属稿本，并未印行，现我们只能从傅增湘藏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中可以了解顾家当时的藏书情况。”苏卅l档案馆的沈慧瑛表示。

“霾天、秽地、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珍赝品、习惯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据说这十四条“宪法”一开始就被标在过云楼门楣之上，以警示子孙后代。顾文彬深知自家所藏书画的珍贵，怕自己身后这些历尽心血的书画遭遇不测，便在有生之年给子孙定下了上述书画收藏的“十四忌”。

除此之外，顾文彬还定下家规，本家族所藏书画的继承人必须是学识和休养并存的优秀子孙。

据钱庸回忆，爱子顾承的去世给顾文彬打击很大，过云楼藏品的收集也一度中断。顾文彬过世后，遗留书画及家产被拆分传予其余三位儿子，顾承一份再传其子顾麟士。顾麟士此时已逾25岁，他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几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

“过云楼在顾麟士的手上不仅成为书画收藏上千幅的藏画楼，同时也成了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的大型藏书楼。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自清朝以来就在藏书界极负盛名的宋刻《锦绣万花谷》，曾属季振宜所藏。《锦绣万花谷》一书自清末以来在藏书界极负盛名。”苏州大学图书馆的罗凤莉谈到，“《锦绣万花谷》是一部类书，类书的史料价值主要是保存佚传古籍的一些片断。而一般说来，越早的刊本文字的错讹会越少，保存下来的佚传史籍也越准确。所以，这部宋刻《锦绣万花谷》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况且即使不考虑这些具体的研究利用问题，仅仅就其文物价值而言，这样一部宋本书，也是无以估量。”

乱世沉浮

钱庸先生谈及，顾鹤逸身后有四个儿子继承了家产，其中当属是顾公雄和顾公硕最为出彩。顾家第四代时，已经是战乱时期，眼看抗日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人怎么办、家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积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

1937年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与顾家后人熟识的沈慧瑛谈到。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自己的家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有：张芝，刘德升，胡昭，钟繇，王羲之 ，王献之 ,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怀素,苏轼,黄庭坚,赵孟頫， 董其昌,徐渭等。

　　张芝

　　中国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有草圣之称。书迹今无墨迹传世，仅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刘德升

　　字君嗣，颍川（今禹州市）人，东汉桓帝、灵帝时著名书法家。纡书书法创始人，因创造了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行书”字体，又被后世称为“行书鼻祖”。德升的纡书法虽草创，但字迹妍美，风流婉约，务求简易，笔划从略，离方遁圆，浓纤间书，如行云流水，非常局面捷，被后人列为“妙品”，独步当时。作有《书断、陆深书辑、梦英十八体书》。

钟繇（you）

　　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工书法，博取众长，自成一家，尤精于隶、楷。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后人评其隶行入神，八分入妙，和大书法家胡昭并称“胡肥钟瘦”。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 。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

　　胡昭

　　字孔明，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中国三国时期隐士、书法家。胡昭在书法上，师承刘德升并推陈出新，将行书书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他与三国时的另一书法家钟繇齐名，“钟氏小巧，胡氏豪放”，世人并称“钟胡”。胡昭的行书书法广为当时的士人学习推崇，以至于“尺牍之迹，动见模楷”，成为人们学习和临摹的榜样。

　　王羲之

　　东晋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王羲之代表作品有：楷书《黄庭经》、《乐毅论》、

　　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王献之王羲之第七子。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欧阳询是唐代人，受晋代王羲之的影响，他吸收了北朝碑刻和其他唐代书法家的长处，形成了"险劲"而"平稳"的书法风格。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 》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颜真卿

　　中国唐代书法家，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端庄雄伟。他的行书遒劲郁勃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颜真卿用笔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的曲折出圆而有力。颜真卿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柳骨”。善诗文，著作甚富，有《韵海镜源》、《礼乐集》、《吴兴集》、《庐陵集》、《临川集》，均佚。宋人辑有《颜鲁公集》。

柳公权，主要代表作有《大唐回元观钟楼铭》、《金刚经刻石（金刚经碑）》、《玄秘塔碑》、《冯宿碑》、《神策军碑》。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

　　褚遂良

　　唐朝著名书法家，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宋代大书画家米芾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怀素

　　唐时人，字藏真，僧名怀素，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怀素作品，其风格并非全部相同，大到可分为三种：一是尚未完全摆脱前人作风的：如圣母、食鱼、苦荀、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圣母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二是他自成一家本领作风，如清净经、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堪称标准的怀素书）。三是循和平澹的书风，如小草千字文，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传世书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秋兴八首》《瑞石贴》《草书二十四章经》诸帖。

　　苏轼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苏轼绝大部分的字都相当平实、朴素；虽然外形左低右高的特征和较为整齐的章法自李北海处来，但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是他个人的特点，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偶露一下手笔的《黄州寒食诗帖》就已惊天动地了，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几近完美的境界。

　　黄庭坚

　　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书法博采众长，结体中宫紧凑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如摇双橹，他书法的最大特点是重“韵”，持重风度，写来疏朗有致，如郎月清风，书韵自高。苏书尚天趣，黄书尚韵味；黄书结体取纵势。他与苏轼一起将宋代书法的人文气推向高峰。黄庭坚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董其昌

　　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明史·文苑传》)。当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清初的书坛为董其昌笼罩。

　　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

赵孟頫的书法，成就最高的是楷书和行书。传世的楷书名作有《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仇锷碑》等；小楷有《汲黯传》等；行书作品不少，如《洛神赋卷》、《道德经》（局部）《汲黯传》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徐渭集四-附录》《徐文长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

　　到目前为止,关于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词,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界的绝大多数有关知名艺术家和理论家几乎均已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不一而足。但是,“现实主义”是艺术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换言之,对“现实主义”的讨论不能只停留在一己之见的层面上,理论家们还应该澄清一些问题,如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包括徐悲鸿所说的“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究竟有无区别,中西现实主义概念是否完全一致,现实主义究竟是指一种艺术观或精神还是一种创作方法,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与20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无关系,我国的“革命现实主义”与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等等。尽管自徐悲鸿先生起,现实主义就成了我国艺术创作的一面旗帜,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像油画一样是从西方“舶来”的。因此,廓清西方艺术史中这一概念的产生、发展与含义,是我们探讨上述所有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鉴于此,本文讨论只限于西方艺术史中的“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最容易造成混乱的是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两个概念及术语,它们在使用中能否互换,换言之,就是这两者能否相互替代。以下仅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

在西方艺术史上,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是两个有关联但不完全等同的概念。根据英国《牛津艺术与艺术家词典》(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Art and Artists)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和“写实主义”(naturalism)这两个词条的内容,前者的含义要远远大于后者,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1]具体地说,第一,现实主义是一个更大的、多层次的概念,而写实主义几乎就是一个单一概念,两者只是部分重叠。第二,从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间上来说,写实主义在前,而现实主义则在其后。因此,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前者影响后者,即写实主义影响现实主义;第三,众所周知,西方艺术史上的现实主义是一个运动或流派,“现实主义绘画”就是库尔贝打出的旗号,态度鲜明,目的明确,而“写实主义”一词最初则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学者贝洛里对其前辈画家卡拉瓦乔绘画风格的概括性称谓。当然,除此之外,西方艺术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还有更为本质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常常是我国当代艺术界谈论现实主义时关注不够的。

“现实主义”(Realism)一词用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有着好几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就最宽广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来说,它大致相当于“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naturalism);第一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realism)与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大致上是同义概念和术语,在使用上是可以互换的,我们看到在一般西方艺术史及艺术批评文本中,“现实主义”一词出现频率要大大高于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然而我们应该知道,“现实主义”一词的出现实际上要大大晚于“写实主义”。

写实主义一词最早是由17世纪意大利著名传记作家、艺术理论家、古物学家和收藏家贝洛里(Giovanni Pietro Bellori,1615-1696)针对卡拉瓦乔的绘画特征所提出来的。众所周知,卡拉瓦乔时期的绘画主流是“矫饰主义”(也称“样式主义”,mannerism)。所谓“矫饰主义”艺术,它有一个最核心的要素,即摈弃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观察自然的优良传统,而直接将先驱大师们的艺术作品作为范本,背离了简洁和均衡的艺术原则,无论是在构图、人物形象还是色彩方面均体现出高度夸张的风格和极度精湛的技艺。卡拉瓦乔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再按照传统样式来塑造自己绘画中的形象,而是像前辈大师们那样,首先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自然(现实),从中汲取艺术养分。为了真实地再现《圣经》人物,他总是不辞劳苦地花费很长时间在真实生活中寻找和发现自己所需要的形象,描绘和刻画一些非常细节但却更能给人以真实感的东西,如殉教者及圣徒们身上的灰尘和貌似质朴而贫穷的罗马大妈的圣母等等。正如艺术史家贡布里奇所说的那样:“他渴望的是真实。像他所看到的真实。他不喜欢古典范例,也不关心‘理想美’。他渴望摆脱当时的习惯做法,并渴望重新思考艺术。有些人认为他主要是想惊世骇俗;他不在乎任何类型的美或传统。”[2]说到“惊世骇俗”,卡拉瓦乔的艺术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例如,他在创作《圣母之死》时为了真实可感而拒绝因袭传统的圣母形象(如拉斐尔等前辈大师笔下完美的圣母形象),他的圣母原型竟然是一个溺死的少女。尽管他类似的过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一些非议,但由于反宗教改革的特伦特会议的决议,卡拉瓦乔所开创的新画风在当时与卡拉奇的古典主义一样大受欢迎,特别是他对光与影的精湛处理使他同样受到一些大宗的宗教题材的委托。

可是,在卡拉瓦乔和卡拉奇去世后不久出生的贝洛里,则只是对卡拉奇的古典主义风格情有独钟。身为意大利传记作家、艺术理论家、古物学家和收藏家,贝洛里知识渊博,作为17世纪罗马圣卢卡美术学院院长之一,他是建立学院绘画和雕塑理论的一个核心人物,贝洛里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他的艺术理想集中体现在他1672年撰写的《当代艺术家评传》(Vite de pittori, scultori et archittti moderni)一书的前言中。他的理论为当代艺术创作与批评建立了一种“古典主义的”规范,被公认为古典主义的代言人和推动者。当贝洛里审视自己时代、或上一代的艺术创作时,他将其大致分为:自然是不完美的;艺术家的作用是创作出一个完美的典范,然后在用这一完美的典范来改造自然。而这一理想的艺术典范就是古希腊著名画家宙克西斯笔下的美女海伦(为了他关于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的理论,他竟不惜改写神话,声称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海伦而是一尊海伦的雕像)。这既是贝洛里的艺术理想同时也是他评判艺术家优劣的标准。正因为如此,贝洛里对于拉菲尔、安尼巴尔・卡拉奇、多梅尼奇诺(Domenichino)和普桑的作品情有独钟。特别是卡拉奇理想化的形式和对古典样式的汲取与继承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在卡拉奇的作品中看到了通过综合自然中美的因素来创造出完美和理想典型的证据。正因为贝洛里强调的不是艺术家对自然的直接观察,所以尽管他被卡拉瓦乔的绘画所打动,但他却还是不认同它们,并称这类风格为“写实主义”(naturalism,在我国更多地是翻译成“自然主义”)。

首先,在贝洛里的著作中,卡拉瓦乔是作为反面的例子而被引用的,贝洛里不仅通过对比来批评他过分追求逼肖自然,而且还通过暗示来指责他所“模仿的是最邪恶的和最低劣的自然”。正如帕诺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贝洛里企图在卡拉瓦乔的“写实主义”与风格主义之间开辟出一条中间路线。他认为,艺术应该模仿自然,但在模仿什么这一问题上则应该以过去大师为楷模。贝洛里认为,写实主义艺术缺乏审美规范。卡拉瓦乔是绘画审美的破坏者。贝洛里坚信写实主义画家的“头脑里没有任何理念”; 对于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中无处不在的“丑恶和谬误他们习以为常”;他们“极其信赖偶尔看到的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绘画老师”。那些属于低级阶层的绘画领域正好适合写实主义的艺术家们;因此,那些“肖像制作者们”只是一些“无创造性的”模仿型画匠而已。写实主义还体现出社会等级制的特征,它尤其对社会较低阶层的人特别有吸引力。[3]贝洛里说,“老百姓把他们所亲眼目睹的一切都与视觉(也许是与日常视觉经验)联系起来。由于他们习惯于这样的自然事物,所以对于写实绘画赞不绝口;他们喜爱美丽的色彩。”他接着又说,“高贵者和有识之士依赖他们所认识到的理念而非产生于视觉经验的熟悉的物象;他们因为美而狂喜和着迷;他们所喜爱的显然是被理解为线条的‘美丽形式’而大大胜于鲜亮的色彩。”[4]

正因为反对样式主义画风,卡拉瓦乔放弃了传统的构图和人物形象的范本,选择追求写实主义的画风。而写实主义的实质在当时就是世俗性(使宗教艺术世俗化);卡拉瓦乔没有自己的学生,但是却有众多的追随者。他对后来欧洲绘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仅是强烈的明暗对比画法,还有其“写实主义”的艺术观及画风。17世纪西班牙的里贝拉和委拉斯贵支,荷兰的伦勃朗、法国的勒南兄弟等艺术家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在整个18世纪艺术家几乎对卡拉瓦乔都不感兴趣,例如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雷诺兹在他著名的《艺术演讲录》(Seven Discourses on Art)中,压根就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当然是因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贝洛里等人所制定的学院创作原则。不过,到了19世纪卡拉瓦乔的声誉和影响又逐渐恢复,尤其深受19世纪40―80年代出现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青睐,而到了20世纪初他更是成了艺术史家的重要研究对象。当然,19世纪和20世纪对于卡拉瓦乔艺术的兴趣点是有别于17世纪的。如果说,17世纪主要感兴趣的是他绘画的与众不同的构思和造成神秘效果的强烈的明暗对比,那么19、20世纪对他的兴趣则是直指向他的“写实主义”艺术观,具体地说,就是他忠实于自然而对古典理想美的拒绝。由此可见,在西方艺术理论和批评中,“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最初是作为贬义词出现。这种现象在西方艺术史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巴洛克、罗可可、印象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现实主义”一词也不例外。

二

谈到西方艺术史中的现实主义运动,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想到法国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而且一般都认为“现实主义”一词是他提出来的,是他自命为“现实主义”。实际上,“现实主义”一词最早是法国批评家居斯塔夫・普朗什(Gustave Planche)在1836年提出来的。由于这是一个贬义词,所以库尔贝对于自己被冠以“现实主义画家”是十分不快的(因为他曾说过“别人把现实主义者的称号强加于我,正如把浪漫派的称号强加于19世纪30年代的人一样”这样的话)。1855年,法国画家库尔贝(1819-1877)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在艺术史上称之为“现实主义大论战”。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Champfleury)等人使用“现实主义”(Réalisme)这一名词来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并由杜朗蒂(LEEDuranty)等人创办了一种名为《现实主义》的刊物。刊物发表了库尔贝的文艺宣言,他主张艺术家要“研究现实”,如实地反映现实,而“不美化现实”,真实地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法文的Réalisme一词被翻译成中文的“现实主义”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现实主义中的“现”就是强调其当下性和时代性;而“实”则是强调其真实性,不对生活加以美化和粉饰。这样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现实主义。首先是作为流派和运动的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应该是大写的Realism。在视觉艺术中主要指库尔贝、杜米埃、米勒,以及巴比松风景画家的艺术创作。其二是指作为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realism)。艺术家们主张“唯当下者方可入画”的时代性,并用写实的表现手法来进行创作。当然这里的写实手法既有别于古典的理想主义(idealism),也不等同于事无巨细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几近乱真的错觉主义(illusionism)。因此历史上的卡拉瓦乔、伦勃朗、维米尔、夏尔丹、以及当代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依德的绘画都可归为现实主义的艺术。

当1855年库尔贝的《奥南的葬礼》(还有说法是两件作品,另一件是《画室》)被当时在巴黎召开的“世博会”所拒绝后,他却在博览会的旁边搭起一个帐篷,展出自己落选的作品,并公然打出了“居斯塔夫・库尔贝现实主义展”的旗号,与世界博览会唱起了对台戏。正如贡布里奇所说:“为这一运动命名的画家是居斯塔夫・库尔贝。当他于1855年在巴黎一个简陋的工棚里举办名曰‘居斯塔夫・库尔贝现实主义’个展时,他的‘现实主义’注定是要掀起一场艺术革命。”[5]其实,《奥南的葬礼》被1855年世界博览会拒绝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该画在1850-1851年的沙龙展出时就曾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展出的还有《打石工》),批评界更是议论纷纷,一片叫骂声。当时批评的矛头直指两个方面:一是该画的主题,绝大多数批评家都指责画家是在“崇拜丑陋”、“赞美庸俗和令人恶心的粗俗”;二是画中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受到的抨击完全不亚于主题,指责它们与该画的主题一样丑陋、令人生厌。其中教堂执事是受非难最多的形象,特别是“他们红扑扑的肥脸,醉醺醺的神态”成了批评家们不断指责的靶子。有人说库尔贝这样做是别有用心,也有人说他对绘画的基本原则一巧不通,还有一位批评家干脆将这幅画称作“卑鄙和亵渎宗教的漫画”。库尔贝也正是在这种辱骂声中“出名”的。

现在我们虽然不能苟同这些批评意见,但我们却能充分理解它们,只要我们稍稍回忆一下早已由美术学院制定的、在当时仍占支配地位的关于主题(题材)清规戒律和人物形象的基本法则。在法国自17世纪以来,历史主题和题材就一直在艺术领域占绝对优势地位,所谓历史题材包括希腊罗马神话、基督教圣经、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用安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宁可画一个贵族,也不要把笔墨浪费在一个农民的身上(意思大致如此)。所谓人物形象的基本法则就是古典理想美。换言之,即使面对一个相貌平平、形体一般,甚至是很丑的女模特儿,也要画出古希腊女神雕像般的面孔和乔尔乔内笔下“沉睡维纳斯”的身材。如果说我们对于当时批评家们谴责甚至是辱骂库尔贝的言论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话,那么对于其中一种观点几乎可以表示赞同了。那就是说库尔贝画《奥南的葬礼》是“别有用心”。

首先,库尔贝没有接受美术学院的教育,但他通过大量临摹17世纪卡拉瓦乔这样的写实主义艺术家的画作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就他本人而言,“他只希望做自然的学生”,面对自然和现实社会真实的表现现实生活。库尔贝的艺术教育背景使得他更能看出学院古典美术原则的弊端。第二,也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批评家们所指责的正是他有意为之,即强调表现现实的真实性(reality)。对于历史题材和重大主题的创作原则,库尔贝直言不讳地说:“一个时代只能由艺术家来再现,我指的是身处该时代其中的艺术家。我坚持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艺术家根本不能表现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否认表现过去的历史的存在。”[6]

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对当代艺术家而言,惟一合适的题材就是当代世界。“唯当代者方可入画”成了他们的 口号 。库尔贝认为,“一切历史画都应该是当代历史画。每个时代都必须有他自己时代的艺术家,他能够表现那个时代,而且能为未来复制那个时代,当一个时代结束时,我们应该能看到一群已经表达出该时代的被称为时代代言人的画家。”[7]因此,库尔贝坚持以“当代性”(contemporaneity)作为绘画表达的一个必要条件。库尔贝认为,艺术家只应该画他们亲眼所看、亲身所感受到的东西,即其周围存在的人物、事物和大地。对于古典理想美这一人物形象描绘的原则,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声称,他从未画过一个天使,因为他从未见过一个天使。1861年库尔贝在一篇宣言中指出:“绘画,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种具体艺术,因此他只能涵盖真实与实际存在的事物的表达,如果一种事物是抽象的,是看不见的不存在的那么它就不该属于绘画的范围。”[8]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绘画的矛头直指学院派在绘画题材方面的清规戒律和古典理想美,而这两者在当时艺坛是占绝对主导的。这样一来,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绘画也就成了与主流相抗衡的一种艺术,即对主流艺术观、艺术样式和风格、艺术趣味的反叛和颠覆。同时还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综上所述,西方艺术史上的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不完全等同,二者只是部分重叠;现实主义艺术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多层次的概念。尽管如此,在西方这两个概念却是一脉相传,更重要的是它们有两个主要共同点:第一,二者均建立在模仿艺术之基础上;第二,二者均是反主流艺术风格的。徐悲鸿先生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艺术与西方是相吻合的。当他使用“写实主义”一词,主要是针对中国非科学写实的绘画风格而强调西方建立在科学之基础上的真实再现的创作方法;而当他使用“现实主义”一词时,则主要是在提倡一种积极入世的艺术思想或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反对中国画坛当时的逃避现实的复古和拟古之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艺术中构成作品的素材或表现对象完全按照它们原有的和人们所知道的样子进行描绘时,这样的艺术就被称作是“现实主义的”。自20世纪以来,尽管西方主流艺术发展走向了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但现实主义艺术无论在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20世纪法国的“新现实主义”(New Realism)和“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美国的“超级写实主义”(Superrealism)和欧洲的“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9]最后从精神层面上来看现实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什么表现手法,只要真实表现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艺术。这样我们就不只是要求艺术家在表现事物的外观上简单地追求视觉的真实,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们时代的精神价值并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意义。

注释:

[1]参见Ian Chilvers (ed),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Art and Artists中“realism” and “natualism”词条,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34

[2]EHGombrich, The Story of Art,London: Phaidon Press, 1995, p292

[3]Moshe Barasch, Theories of Art: From Plato to Winckelmann, New York University, p316

[4]Moshe Barasch, Theories of Art: From Plato to Winckelmann, p317

[5]EHGombrich, The Story of Art,Phaidon Press, London, 1995 ,p511

[6] John Kissick, Art: Context and Criticism, WCBrown Communications Inc, 1993, p299

[7]Linda Nochlin, Realism, Penguin Books LTD, 1991, p25

[8]Linda Nochlin, Realism, Penguin Books LTD, 1991, p19

[9]Ian Chilvers (ed),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Art and Artists, p435

常宁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

一、叶盛，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箓竹堂“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聚书至数万卷”。叶盛经常告诫子孙要爱书读书。他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食，但书种不绝足矣！”

二、徐乾学，清初著名藏书家，从小就喜欢书，爱读书。针对当时很多人只想为儿孙们多留下点土地财产、金玉宝物、亭台楼阁等，他却对他的几个儿子说：“依我看，不论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也难免会有失去的一天，不会长久享用不尽的。那么我给你们留传下什么东西呢？”徐乾学指着满屋子的藏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也！”并当即给藏书楼定名叫“传是楼”。很显然，在徐乾学看来，田产财物、珍宝玉器等物质财富总有用尽之时，而书籍里的知识是永远也学不尽用不完的。

三、清末藏书家张金吾藏书楼有诒经堂一处，系取“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义；杨以增的藏书楼名叫“海源阁”。他把书籍比作海洋，“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然而，“观于海，久处其中，茫洋浩瀚不知所归，亦为学者之戒。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籍它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只要我们“涉海探源”，就一定会找到永不枯竭的知识之源的！

四、浙江宁波天一阁，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为面宽六间的两层楼房，楼上按经、史、子、集分类列柜藏书，楼下为阅览图书和收藏石刻之用。建筑南北开窗，空气流通。书橱两面设门，既可前后取书，又可透风防霉。

五、清朝北京故宫文渊阁，是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的藏书楼，其房屋制度、书架款式等仿天一阁。

六、中国古代的官私藏书，总的来说，是供少数人阅读使用的，这同文化为少数人所掌握的历史时代是相适应的，而私人藏书也在很在程度上保护了文化。

收藏家，是对在社会收藏群体当中，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具备一定专业经验，和达到相当收藏规模的收藏人，从事书画、瓷器、玉器、古籍、古钱币、青铜器、雕塑、杂项等等古玩收藏、研究的人士的称谓。常见的有收藏家（collector ）、书籍收藏家（bibliophilist ）、古董收藏家（antiquer ）、 火柴纸收藏家（phillumenist ）、钱币奖章收藏家（numi atist ）、钱币收藏家、徽章收藏家（numi atician）等，诸如：王同山、张永珍、张宗宪、曹公度、马未都、李璜之、蒋兆悦、李源源、王世襄、项元汴、袁枢、吴湖帆、黄锦祥、孙瀛洲、李文科……等。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收藏家 外文名 ：收藏家 具有 ：一定的经济实力 从事 ：书画、瓷器、玉器 收藏家协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专家委员会, 收藏家协会 （英文名称：China Association of Collectors，缩写：cac）是经业务主管单位国家文物局审查同意，民政部正式批准登记（社证字4187号），1996年3月12日正式成立, 由全国收藏家、收藏组织、收藏爱好者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社会团体。 宗旨 : 在中国 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收藏家，收藏组织和收藏爱好者、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增强与提升民族的收藏意识、弘扬中华收藏文化，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政策，保护、抢救、开拓各种民间收藏品，提高广大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品位、收藏技艺，引导广大收藏爱好者配合 逐步规范民间收藏品市场，促进收藏活动的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 任务： 积极开展各种收藏知识讲座和学术研讨活动，培养会员学习与运用有关法规的自觉性，提高会员的收藏意识与修养，以及收藏的科学性；建立民间收藏咨询鉴定实体，为协会会员提供服务，指导、维护其正常收藏活动和权益；举办民间收藏品展示会、交流会，提高鉴赏及收藏水平，促进收藏者之间交流；积极发展收藏文化产业，为收藏爱好者传递信息，提供展示平台,架起收藏者与社会的桥梁 ； 加强与港、澳、台收藏家之间的联系与友谊，广泛团结 海外华侨、华人同好，以收藏为纽带，增进彼此交流与借鉴，拓展内地收藏家的收藏视野与市场，共同促进中国收藏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与国外收藏家、收藏组织的友好交往，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利 用、开发影视传媒，全面客观地介绍和宣传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及民间收藏业绩，交流收藏经验，发布民间收藏 活动信息等。 办事机构 秘书处、会员组联部、培训部、联谊部、财务部、宣传部、学术研究部、事业发展部、中国收藏家通讯》编辑部。 分支机构 书画、陶瓷、钱币、赏石、玉器、红色、书报刊、扑克牌、工艺品、票证、古典家具、文房之 宝、体育纪念品、民族艺术品、菸酒茶艺、汽车、紫砂艺术、国际艺术品等18个门类的收藏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根据广大会员及收藏爱好者的需求，协会组织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研究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国内外文物界、收藏界享有盛誉的资深学者和高级专家组成“中国收藏家协会咨询、鉴定专家委员会”，担负各类收藏品的鉴定工作。

每天画10个半小时，模特都是身边的普通人

卢西安·弗洛伊德1922年在柏林出生，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老弗洛伊德让年幼的孙子读四行诗《绞刑架下的歌》，在他的起居室里挂上布鲁盖尔的画……加上与生俱来的怀疑、孤独和好奇精神，小弗洛伊德对世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知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带入画作，成为他独树一帜的鲜明标志。

人体是弗洛伊德一生探寻和表现的主题，在他的一张张画布下，各种体态的男人和女人，一丝不挂地躺在或是睡在其工作室的沙发上或床上。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世俗意义上的美，取而代之的是真实——下垂的眼袋和肥胖臃肿的身躯、布满皱纹的皮肤。弗洛伊德画皮、画肉，但他画的更是皮肉之下的灵魂。

纽约画商阿奎维拉在受访时，曾谈起他担任弗洛伊德模特时的情景。他说，弗洛伊德每天作画的时间相当长，往往同时进行两到三张画作，分白天与夜晚两个时段进行，工作的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稍作休息之后，再从晚上7点画到半夜11点半。每天画10个半小时，一周7天，天天如此。他的模特大多是家人、亲戚、志同道合的画家或者朋友，他们通常一坐就是几小时，几个月甚至几年，经常在过程中睡着。

约了6年，他才答应为英国女王作肖像画

弗洛伊德是20世纪美术史中感染力最强、个性最鲜明的艺术家之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是弗洛伊德忠实的粉丝，不仅收藏他的大量画作，还请他画自己的肖像画。能为女王作画被大部分艺术家视为莫大的荣誉，但弗洛伊德却真实而倔强。经过6年谈判，他勉强答应，但坚持要女王到自己画室做模特，并要求至少72次。

最后女王衣冠整齐地来了，不过最后公开的作品令公众一片哗然，画作中的女王面目臃肿，尽失尊贵之气。英国某艺术杂志编辑评价称，女王看起来就像个中风了的病人。而这张作品也成为英国皇室最具争议性的收藏品。

弗洛伊德曾经写的一段话，也许可以解释他这么做的缘由：艺术家永远不需要成为自己的囚徒，风格的囚徒，名誉的囚徒，大笔财富的囚徒。龚古尔兄弟(指法国作家龚古尔两兄弟)告诉我们，日本艺术家在一生中曾多次改名，这样的说法正合我意：“他们要捍卫自己的自由。”

很难相处但魅力不减，87岁还入选最佳着装男士

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普通人，弗洛伊德都被认为难以相处。他将自己处于孤僻和封闭的状态，不过，他的传闻一直色彩斑斓。他和许多女人有绯闻，还有不少私生子。有评论家称他是一个偏执狂，就像其祖父所描述的那种“心理变态者”。虽然被贴上了色棍、赌徒、迫害狂等标签，但都覆盖不了他卓越的绘画才能和迷人的风度。

年轻时的他，目光坚毅、棱角分明，几乎秒杀所有女性。不过，老年时的他魅力依旧不减。在英国《GQ》杂志评选的2009英国最佳着装男士排行榜中，弗洛伊德与“007”丹尼尔-克雷格、查尔斯王子、奥斯卡影帝丹尼尔-戴-刘易斯和球星大卫-贝克汉姆等共同上榜，要知道，当时他已经87岁了。

如今，弗洛伊德的作品早已确立艺术市场“蓝筹股”的地位。2008年，他的油画《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以3364万美元的天价被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买下，打破了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的《悬挂的心》在2007年创造的2360万美元的纪录，成为一个在世艺术家被拍卖的最昂贵画作。

他影响了中国大批画家，艺术界集体悼念

祖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影响了中国的心理学，而孙子卢西安·弗洛伊德则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画家。陈丹青、刘小东、朝戈、毛焰等都深受其影响，尤以刘小东为代表。对此，刘小东说：“能有弗洛伊德的影子，是我的荣幸。”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杨参军说，中国画家都喜爱弗洛伊德并深受其影响，是因为“很多画家都直面绘画本身，但显然没有做到弗洛伊德那样，有力地揭露深刻现实。他用画笔揭示了人性本身的深度。”

人物生平

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宋荦出生于河南商丘，为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之子。10岁能骑烈马，13岁始学声律、书法，笃学好交游，淹通掌故，有诗名。

顺治四年（1647），年仅14岁的宋荦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以勇猛见嘉。巧岁考察第一，试授通判。其父以弱龄不谙政事，令其在乡里读书，追随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等讲习诗文，组成“后雪苑六子”，成为“雪苑社”后起之秀。

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

康熙十六年（1677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授直隶通永道。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1688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徵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哗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馀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汹々。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府库，道员察。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累擢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赈荒抚饥，深得人心，康熙誉其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

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四年（1699年-1705年）间，康熙皇帝三次南巡，正值宋荦担任江苏巡抚，康熙皆驻跸苏州，由宋荦负责接待，嘉赞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御书：‘仁惠诚民’四字，又‘怀抱清朗’四字以赐，又御书诗扇，又临米芾书，董其昌书天马赋，渊鉴斋法帖及耕织图以赐”。以宋荦年过七十，书“福”、“寿”字以赐。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官至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回到家乡商丘。九月十六日卒，享年八十岁。康熙下旨赐祭葬于其家乡商丘，祟祀名宦乡贤，葬于西陂别墅（今大史楼村）。

后世评价

有诗称颂宋荦：“惠爱黎元，宏奖髦士。心迹双清，沧浪之水。”

汪琬曾评论宋荦：“廉而不刿，严而不苛，抚循吏民，煦煦慈爱而不失之姑息。当其莅吴，仅四阅月耳，裁决簿书，勾稽金谷，往往至丙夜，虽精锐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奸宿蠹，俯首侧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设施。”至今苏州沧浪亭还保留着这首赞诗和他的石刻画像。

清学者朱彝尊诗云：“妙鉴谁能别毫发，一时难得两中丞。”两中丞指的是当时大收藏家卞永誉和宋荦。

个人作品

●诗作

宋荦编有《商丘宋氏西坡藏书目》，著录宋元明本134种，抄本72种，曾进呈皇上御览过。精于鉴藏书画，淹通典籍，熟习掌故。去世后，其子编有《青纶馆藏书目录》1册。又喜刻印书籍，刻有《古竹圃诗集》、《嘉乐堂诗集》、《柳湖诗草》、《绵津山人诗集》、《商丘宋氏家乘》、《国朝二家诗抄》、《施注苏诗》等古籍30余种，刻书颇为精美。抄本亦多。其藏书后被孙星衍、黄丕烈、瞿镛等家收去。亦通画理，画水墨兰竹，颇有神韵。著有《漫堂墨品》、《漫堂诗说》、《绵津诗抄》、《筠廊偶笔》、《西坡类稿》、《沧浪小志》等10余种。

宋荦曾合刻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家文为《国朝三家文钞》，影响颇大。宋荦著作有《西陂类稿》50卷、《漫堂说诗》及《江左十五子诗选》等。宋荦与王士有交往、“性嗜古，精鉴赏”，在慈仁寺所购得《十六国春秋》残本。清代邵长蘅曾选王士祯与宋荦诗为《王、宋二家集》。宋诗不及王诗的超逸，而清刚隽上，亦自可观。其诗多赠答、题画、咏物、记游之作。其中如《盘山诗》、《黄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将军兼索子湘和》、《乌江》、《石盆峪龙潭歌》、《椰子》等诗，含蓄酝藉，标格隽上，颇见特色。宋荦有论诗著作《漫堂说诗》，他论诗主张尊杜甫，认为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都是学杜而成家的。但他对苏轼“弥觉神契”（《漫堂说诗》）。他和王士祯是好友，但论诗主张有异。他是清代学宋诗派中的重要诗人。

《落花》

昨日花簌簌，今日落如扫。

反怨盛开时，不及未开好。

《即事六首》（其五）

雨过山光翠且重，一轮新月挂长松。

吏人散尽家僮睡，坐听寒溪古寺钟。

《邯郸道上》

邯郸道上起秋声，古墓荒祠野潦清。

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

●绘画

宋荦善画水墨兰竹， 疏远绝伦。同时亦擅长山水画。

个人成就

收藏

宋荦曾在商丘古城老宅内建“御书楼”，专门收藏康熙皇帝给他题写的墨宝。

宋荦藏书有数万册之多，有人评价其“所收藏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今人周绍良称赞其“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赵孟、鲜于枢（三帖合页）论书帖，著名的宋马麟《层叠冰绡图》、宋林椿《果熟来禽图》册、宋佚名《枯荷图》册、元张宋中《桃花幽鸟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等，均经宋荦收藏。

宋荦因与收藏家袁枢（袁可立子）同乡故，得藏名品，以此名重天下。康乾年间，古董商举物以宋荦鉴定为荣耀。宋荦自云：“余尝云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

关于宋荦的鉴赏水平之精，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谭》中曾引《筠廊随笔·宋漫堂（荦）鉴赏》一则：“合肥许太史孙筌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洪绶）题曰‘此北宋人笔’。人不知出谁氏之手，公（宋荦）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为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崔）白号，众始叹服。

黄州司理王俟斋不信，在客厅悬一画以试宋荦。宋荦坐在门外车上便断定是林良所作，王终于心服口服。可见宋荦鉴赏之精。宋荦所收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西陂藏书目》一卷，计数万册。今人周绍良撰《清代名墨丛谈》载《宋荦墨品》三卷，认为“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

宋荦藏书尤富，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远游江南、安徽、金陵等地、收罗大批秘籍、名帖。常熟毛晋“汲古阁”藏书散佚后，大半为他所得。如《徂徕文集》、《阳陵先生诗》、《玉澜集》、《乖崖先生文集》均为宋版；另加《白虎通》、《松雪斋集》、《刘豫事迹》、《安禄山事迹》等书，均为藏书中精品。藏书楼有“青纶馆”、“鱼麦堂”、“和松庵”、“西陂”等，藏书多钤有各藏书楼印记。

轶事典故

●康熙赐物

宋荦的清廉和他的超人才干，深得康熙帝的恩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御批中写道：“……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笔书扇二柄，赐李熙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康熙帝赐给宋荦“鹿肉二方，鹿筋二条，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干十束”。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七月，康熙帝赐给宋荦“御书诗扇一柄”。同年九月，康熙帝赐宋荦“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十件，鹿干十束”。同年十月，宋荦因操劳过度，气脱旧病复发。康熙帝闻讯，特“颁赐珍药”，并御书“福”、“寿”二字赐宋荦。同年十一月，宋荦患气脱病，康熙派御医黄运为之医治，并赐圣药和高丽参，直到十二月病愈，御医一直跟随宋荦身边。康熙帝三次南巡皆有宋荦迎送。因此，宋荦在奏折中声称：“三次圣驾南巡，屡荷天语垂问，荦宠至极，不知其年衰力惫。”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十七日，四鼓，气脱偃卧，不能赴宴，廷医大用补剂方保残喘，即登舟淮扬一带力疾督赈。适抵扬州病势缠绵，头晕气喘，日渐衰弱，医生皆云年老病剧，非静养不能奏效，倘再一触发，便难医治。但宋荦却以“江苏事务殷繁，非司卧理”。从此不难看出，宋荦为国为民已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王士祯《香祖笔记》中记载了康熙帝南巡时赐书宋荦的情形：上己卯南巡视河,赐江苏巡抚臣宋荦“仁惠诚民”四大字，又赐“怀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绩，再南巡渡江，驻跸江天寺。荦时扈从，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书‘西陂’二大字赐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玉音。”上云：“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二字臣求善书者多不能工，刑部尚书王士祯少与臣为同学，尝云二字倘得御书，乃为不朽盛事。”上笑而书之，即以颁赐，顷之驾回行宫，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焉，再赐“清德堂”大字。

●碧螺春

康熙与宋荦，君臣相处岁月既久，关系自然亲近。某次康熙南巡，正值宋荦任江苏巡抚，特向康熙进奉一种当地俗名“吓杀人”的名茶，色香味俱佳，康熙恶其名粗俗，乃赐名“碧螺春”，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一种名茶。这一故事流传甚广，清人说部亦多有记载，而以王应奎所撰《柳南随笔》为详。

亲属成员

曾祖父：宋，明朝进士，万历名臣，官至礼部尚书。

祖父：宋沾，官至山东福山县知县。

父亲：宋权，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卒赠少保。

母亲：赵淑人。

宋荦有子六人：宋基、宋至、宋陆、宋著、宋致、宋筠，皆有史名。

因宋荦《纬萧草堂》诗有“偃仰幽事多，好待鹿门说”之诗句，为与商丘古宋家族一支有别，故称宋荦一支为商丘“鹿门宋”。

后世纪念

宋荦墓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路河乡大史楼村。宋荦深得清康熙帝的赏识，死后朝廷赐渝葬于故里。墓为圆形土冢，墓前立有墓碑及石像生。2002年著名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捐资进行了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