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书记载，凯撒大帝穿着丝绸袍子去看戏，引起全场震动，这一丝绸袍子被认为是空前豪华的衣服。总之，中国人对丝绸习以为常，但西方却将之看成了上帝的衣服，所谓「 ”一寸丝绸一寸金”。 然而，在西方引起超级震撼的丝绸，究竟何时传入西方，却一直是个谜。有学者在研究了希腊一本古书之后，再结合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周穆王西巡时传入西方！ 传统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5世纪，丝绸第一次传入西方，如今学界普遍支持这一观点。被认为最早记载丝绸的古希腊书籍是《吕西斯特拉特》，上面就提到了一种「 ”透亮”的服装，称其为「 ”阿摩戈斯服装”。 1929年，美国学者瑞切特撰文认为，「 ”阿摩戈斯服装”的原材料中就有丝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就流行穿丝绸衣服。因此，丝绸就可能从波斯帝国传播到了古希腊。 20世界30年代，对希腊雅典克拉米克斯公墓的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当然，21世纪之后，学界又产生了一些争议。 总而言之，从国际学界普遍观点来看，往往认为丝绸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传入希腊。 然而，西方最古老的史诗——《荷马史诗》中，却有一些线索，或许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荷马史诗·奥德赛》：从门阈直到内室，椅子上放着柔软的绮罗。 不少学者研究之后确认，所谓「 ”绮罗”，就是指华贵的丝织品或丝绸衣服。当然，「 ”绮罗”究竟是不是丝织品，古今语境差异，加上描述不够详细，所以还有很多争议。 但《荷马史诗》中还提到一点，就是「 ”赛里斯国”。在此后希腊的书籍中，提及丝绸之国时，都将之冠以「 ”赛里斯国”。 比如在公元前后，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书籍中记载：当时许多出身高贵的希腊人都穿着「 ”赛里斯”人制作的衣服。 其实，在《阿戈尔英雄纪》等希腊古书上，也提及「 ”赛里斯国”，和耀眼光泽、柔顺、弹性以及轻便的「 ”树上金羊毛”（西方对丝绸如何制造出来的，一直有各种奇葩的猜测，树上金羊毛非常符合西方对丝绸的猜想）等词汇。 正因如此，不少学者认为，在《荷马史诗》写作的年代，丝绸就早已传到了西方。 因为《荷马史诗》写于公元前8世纪末，就说明丝绸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传入西方。那么，丝绸是如何传入西方？其实，中国周朝周穆王的传说故事，或许给出了答案。 所谓周穆王（约前1054年—前949年），就是西周第五位君主，在位55年，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周穆王一生充满了传奇，其中最传奇的就是周穆王西巡（其实或是打仗）。 在两征犬戎、平定西方之后，穆王继续西征，进军到了昆仑之丘，最后又走到「 ”飞鸟之所解羽”的「 ”西北大旷原”。对于周穆王西伐，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中有他的传奇记载，最终迎娶西王母。当然，周穆王究竟打到了哪里，史学界争议很大，大约有三种：一说到了西亚或欧洲（可能性不大），一说到了哈萨克斯坦（最有可能），一说最多只到了新疆。 而且，在《穆天子传》中，还提及珠泽人「 ”献白玉石……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赐「 ”黄金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等，说明了周穆王和各民族交往情况，贸易或赠送活动极为频繁。在这一过程中，丝绸自然是必然交换的产品之一。 因此，可以做这么一个猜想：作为中国最早的旅行家（有史记载），周穆王让中亚、或新疆的民族第一次用到了丝绸，于是就此通过游牧民族或慢慢从东到西的传播，最终丝绸传到了古希腊人手里，于是《荷马史诗》中有了丝绸的记载。 由于周穆王是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荷马史诗》写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就古代交通条件和传播速度而言，这一时间差并不大。由此可见，说周穆王将丝绸传入西方，的确存在很高的可能性。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藏文）、《劝诫亲友书注释》（藏文）、《御制表忠录》（满文）等。

《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传》由八邦寺噶玛才旺更却阿顿丹培整理完成于1774年6月14日，传记二十岁前部分由大司徒亲自撰写，1724—1734年间事实，根据司徒本人日记与采访事关人员进行编写。1734至1774年，又抄自大司徒的日记。为了文字结构一致，全传忠实原记录，可信度很高。

《劝诫亲友书》由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创始人龙树著，已有藏、汉译本。龙树一生中撰写了数目惊人的阐释三藏四续密意之论典，包括以理证之道宣说趋入佛法圆满精华大乘道之圆满菩提道次第等。

《御制表忠录》，满文本，清世祖（福临）辑，顺治十三年（1656）内府刻。该书所辑为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劝勉官员学做忠谏之臣。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中国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而由文化部拟定，经批准后公布的一份名录，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迄今中国共有11375部国家珍贵古籍，分别于2008年3月1日、2009年6月9日、2010年6月11日和2013年3月8日公布。2023年2月8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上线。综合应用了数字人文的多项技术，将珍贵古籍名录书目数据重构为知识库，以多维度知识图谱等多种可视化形式展示，以数字手段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诱惑中国文物流失的数量非常惊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同胞对这一现象追踪关注，并使一些流失的文物回归祖国。

文物流失逾千万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１０００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１００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１６４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１０倍之多。

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１０００万件。当然，这不全是流失文物。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认为：“准确地讲，应称为海外藏中国文物。流失文物应该是指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具体数量难以统计。”

涵盖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甲骨、典籍等所有种类

据了解，这１０００多万件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 法、绘画、青铜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２．３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青铜器中就有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稀世珍品。

——绘画，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１２００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绘画近５００幅。而以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其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引人注目。

——瓷器，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地方志和古籍，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４０００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３０００多种、家谱２０００多种。

——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３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１３０００片。

——敦煌宝藏，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２万件，仅占三成，七成流失国外。其中，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１３７００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６０００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１２０００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２０００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文物追回主要靠回购、讨还、捐赠三种形式

中国自２００３年７月开始启动国宝工程，宗旨是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据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张永年介绍，就目前而言，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讨还和捐赠。

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圆明园猪首铜像的捐款回购便是一成功案例。猪首铜像是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时流失海外的。２００３年春天，文物专家从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处寻访到铜像，经过艰苦的谈判，收藏人最终同意转让给中方。澳门富商何鸿燊先生得知此消息后，２００３年９月，他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近７００万元购回圆明园猪首铜像。

回购也有很多困难。虽然文物在市场的自由流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多，但由于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不成比例，往往使回购半途夭折。另外，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和企业捐款，而企业往往希望把通过其捐助回归的文物藏于其企业内，这又成为一个新的矛盾。

讨还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因为一旦要求他国归还所藏中国文物，可能就会牵涉到很多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实。牛宪锋说，讨还的对象应主要针对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尤其是壁画、佛造像这类不可移动文物。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就是讨还的目标。该作品由乾隆年间的两位宫廷画师依据圆明园最美的４０处实景绘制而成，是现存唯一能够全面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作品，在圆明园大劫中，被法国的杜潘上校抢走，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

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也不乏先例，但捐赠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任何一件文物都价格不菲。在现阶段，真正有此善举的有识之士依然为数鲜少，但也不是没有。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１０扇铜窗，就是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于１９９３年从法国收藏家手中购得，并无偿送还中国的，可谓功德无量的义举。

欧美人接触三国文化的时间相对较晚，具体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期。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最早接触三国文化的人，并不是欧美的官方人员或学者，而是一位具有特殊身份和职业的神职人员——传教士。这是欧美国家与亚洲国家在传播三国文化上的本质区别。我在前面的多篇文章中介绍过，我国周边邻国引入三国文化的初衷，都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是借用儒家思想来维护利益的一种手段。从欧美国家最初引入三国文化的人群来看，就是一种纯粹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欧美国家第一个接触到三国文化的人，是一位英国的传教士罗伯忒马礼逊。此人在中国及欧美国家的知名度非常高，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就是马礼逊来到中国后，从1808年开始，比照清嘉庆年间的《艺文备览》、《五车韵府》两部古籍，历时十五年的时间，独自一人逐字逐句翻译编撰而成的。《三国演义》最早就出现在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当中，这也被视作为欧美人首次接触三国文化的时间。

欧美人翻译的第一篇《三国演义》著作，也是三国文化最初在欧美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由于东西方文化及语言的巨大差异，欧美人最初在翻译时，只是从原著中挑选个别人物及精彩故事进行节译，然后通过报刊、杂志等连载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欧美人中间进行传播。然而，第一篇《三国演义》译文的作者，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不是官员、学者，也不是负责文化传播的神职人员，而是一位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技术工人——汤姆斯。

汤姆斯是十九世纪初，被设立在中国澳门的东印度公司聘请的一位负责印刷的英籍技工，他在工作时接触到了马礼逊的几部著作，包括《华英字典》及个人传记类的《中国一览》、《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等。在马礼逊的这些著作中频频提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这使得汤姆斯对该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汤姆斯在工作之余，依照原著翻译了系列文章《著名丞相董卓之死》，并于1820年开始，在《亚洲杂志》中进行连载发布。这是三国故事在欧美人群中传播的，最早的《三国演义》译文。

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学者弗朗茨库恩依托原著翻译的《三国演义》德译本出现之后，欧美国家才算有了一个比较正式的译本。该部译著也只能算是节译本，因为作者译著到诸葛亮出山就结束了。该书发行后，在欧美民众中间反响平平，主要原因是德文表现力有限，书中只进行了相关故事的描述，在人物形象、性格、心理及情节等方面不够吸引人。不过，该书发行之后却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欧美许多学术评论组织，对该译本在翻译、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起到的推动性作用，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在欧美评价最高、影响最大的《三国演义》译本，是在上世纪七十年初，由美国学者莫斯罗伯茨译著的《三国：中国的壮丽戏剧》。该书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作者初期翻译的时候，只节选了原著全本的四分之一。该书发布之后，立即在当地的民众及相关学者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带动了以三国文化为背景的研究文学的发展。随着该书在美国的热销，以及三国文化的悄然兴起，罗伯茨在上世纪末又进行了一次整理、改版，终于译著了欧美地区的第一部全译本《三国演义》。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