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典藏的意义：古籍记录了先人们的足迹、人类地位历史，是人类进步的见证。古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古籍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核心载体。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应当得到很好保护典藏，对了解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古籍指的是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古籍的分类法采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四部分。

古籍的结构：书衣、书签、书叶、封面、护叶、书芯、书脑、书背、书头、书根、书角。

遗体化石：由生物体遗骸演变成的化石，如骨骼化石；

遗物化石：由动物的排泄物或卵等生理产物演变成的化石，如蛋化石；

遗迹化石：保留生物活动环境痕迹的化石，有时候包括印痕化石和遗物化石；

印痕化石：保留有生物活动或存在过的痕迹的化石，如脚印化石。

第二种：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流派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所存在的派别和书画装裱的派别大体一致。解放后随着古籍修复艺人的岁数逐渐增长，后续无人或者技艺人相继另寻它路。沪派、蜀派、徽派、岭南、鲁派、津派，大部分在1970年左右消失，津派是消失最晚的，津派古籍修复的老艺人陆玉枢所传最后一名弟子与2004年左右停止修复，为津派最后一个名古籍修复艺人现为竹影法师。

古籍修复过程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4：因为册页形制不同从第四部开始不一样。线装册页的第四步是拆线

5：拆纸钉

6：拆包角

7：清洗书页，师傅们根据各自流派配置专门的洗书水。

8：处理虫眼或者根据书病的情况托表或者点镶。

9：装订

10：制作书函

11：送交藏书者完成修复任务

在古埃及，每逢雨季，尼罗河洪水泛滥，带来肥沃土壤的同时，也冲刷了原本界限分明的田亩，为了声明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统治者不得不绘制地图，来确定自己所管辖的土地。

最早的地图，无关导航，而关乎占有，以及掠夺。

中国有记载的最古老的地图绘制在4000年前夏禹的九鼎上。相传大禹成功治水后，各部落与方国奉大禹为最高统治者。华夏遂分九州，大禹命人铸造九鼎，分别绘制各州的山川形势。鼎成后藏诸国都，普通百姓难得一见。九鼎上的原始地图，如同古埃及人的地图，都是一种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声明。

谁拥有了地图，谁就能以“上帝视角”俯察这片土地，从此广袤的大地不再虚无缥缈，而是轻易地掌握在手中，并且可以在案上徐徐展开。这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人对土地的欲望永远不知餍足，这赋予了地图一个天然的属性——扩张。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而当兵戎相见时，地图的身影再次显现。2000多年前的管子在《地图篇》中明确指出：凡是军事上的指挥者，必须首先研究和熟悉地图。（“凡兵主者，必先审之地图”）于是才有了许多向大王献地图的史事，譬如荆轲刺秦王，献上的是将军的人头与燕国地图。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幅珍贵的古代军事地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驻军图。这两幅图划时代地使用了比例尺的概念，前者约为1:18万，后者约为1:8万，分别描述了长沙国南部的山脉走向和驻军情况。西汉高后末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向长沙国南部发起进攻，朝廷及长沙国随即派兵征剿。这两幅图可能是墓主参与指挥此次征战使用的军事地图，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较早且较为精确的地图。地图给指挥将领带来了方便，不过可以设想，如果不幸落入敌手，长沙国将会陷入怎样的灾难之中。

所有的攻城略地落到纸上，都是为了将新的城池纳入自己版图，而地图上的每一次寸进需要付出多少的头颅与鲜血，这是在干干净净的地图上所看不到的。

士大夫的发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士大夫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君王丈量每一寸土地。

先行者是大禹的两名臣子，大章和竖亥，他们一个东西，一个南北，徒步为大禹丈量世界。“记里鼓车”出现在汉代，又叫大章车——大概就是为了纪念先驱大章——它大大减轻了丈量土地的劳动量。这种车分两层，每层有一个木人，车行一里，下层木人击鼓一次，车行十里，上层木人敲一下铃。驾车人只要记录鼓声和铃声次数便可以计算出马车行过的距离。

古人便是驾着这样的马车驶入未知的区域，凭借简单的定向设备确定位置，再将用肉眼观测到的地理信息记录下来，绘制到图上。

这种测绘最初全凭经验行事，久而久之，便有了一定的章法。西晋地官（专管国家的户籍、土地、税收和地图的官员），后官至宰相的裴秀将其总结为六项制图原则，也就是有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比例尺，即确定面积和长宽的比例；准望就是方位，即校正地图各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道里就是距离，即道路的里程；高下、方邪、迂直指的大体就是比较和校正不同地形所引起的距离偏差。

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后世的地图测绘者所沿袭，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带来西方制图理论之前，一直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制图传统。从唐代贾耽编制的《海内华夷图》，宋代沈括编制的《守令图》，到元代朱思本编制的《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编制的《广舆图》都能找到制图六体的影子。基于他的贡献，李约瑟称裴秀为“中国科学制图之父”。

在制图六体中，“分率”也就是比例尺问题，是科学制图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它关系到测绘者将以何种比例将庞大的山川河流、道路城邦“缩印”在绢帛或者纸上。裴秀的解决方案是“计里画方”，具体操作是先在地图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坐标网，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

裴秀所绘的地图皆已失传，现存最早的“计里画方”实例是南宋石刻《禹迹图》，此图为全国地图，刻有山川、州郡等地理要素，横70方，竖73方，共5110格，方格边长11厘米，即“每方折地百里”，地图比例尺为1:500万，全图所涵盖的总面积为1278万平方公里。这是西方地图投影法和经纬度制图传入之前最科学的制图方法，其中的海岸线与黄河等河流的形状已经与现代地图极为相近。这一方法甚至在13世纪传到西方，被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地图学学者所采用。

认知的边界

一个时代的地图，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对于世界的认知边界。地图延展到哪里，认知也就到了哪里，至于“画”外之境，对于所有绘图者来说都是一片空濛。

上古时代，人们只对眼前的溪流和田亩，至多还对远方障目的高山发生兴趣，他们用简单的符号记载了下来，这便是最早的地图。中国的文字是从象形符号发展而来，川字是流水，山字是三座山峰，田是分成小块的土地，这些古代的图形符号，或许就是最先在地图上标记的符号。

到了裴秀的时代，世界则广大得多，他以古时《禹贡》为依据，对山岳、湖泊、河道、高原、平原、坡地、沼泽、古代九州的范围以及当时十六州都作了核查，绘制了18幅《禹贡地域图》。而同样以《禹贡》为依据绘制的宋代《禹迹图》则涵盖了1278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他们的视野范围已经攘括海内，但这些以“计里画方”原则绘制的地图有个致命的缺陷，即测绘中心附近的相对准确，而离测绘中心越远则误差越大。误差产生的原因在于裴秀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认知：以为世界是平的。尽管张衡的“浑天说”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将这个世界描述成一个圆球，但绝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扁平化的世界里。

裴秀的理论缺陷直到16世纪利玛窦来华才得到纠正。这位意在传教的意大利人，为了讨好官员与皇帝，尽情地展示着来自西方的“奇技*巧”，其中便有地图投影法，运用这种数学方法，可以将地球表面的曲面转换到地图的平面上而不发生误差。他还以西方的世界地图为蓝本，将东西方两个已知的世界汇编到同一地图上，这位“中国通”极为聪明地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这幅图即是有名的《坤舆万国全图》。该图为我国首次刊行的世界地图，此后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一直沿袭这种布局格式。

这张世界地图带来的冲击像一记哑炮，空有声音，却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并没有激发士大夫知识分子探究外部世界的兴趣，或许他们甚至还陶醉于西方传教士制造的“中央帝国”的幻象之中。直到19世纪“蛮夷之邦”用真正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才有人开眼看世界。而世界早在300年前就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形式呈现过，只不过当时的士大夫集体选择性失明，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如果地图不能引领人们去探寻未知，那么再精确的地图也只是画地为牢而已。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公元775年，爆发安史之乱。中国诗歌史上第四位伟人杜甫以动地的歌吟写战火中的人间灾难，“三吏”“三别”把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大转变，标志着诗歌从盛唐诗风转向中唐诗风。杜甫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缘事而发开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开韩愈、孟郊、李贺、苦吟诗派；其七律律法开晚唐李商隐，成为后世典范。

中唐白居易有伤感苍凉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有狠重粗豪的《石鼓歌》、《陆浑山火》，引出中唐诗歌高潮。但是到了晚唐，诗风再变，杜牧的咏史诗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李商隐《筹笔驿》（七律）沉郁顿挫，绝类杜甫，而其《锦瑟》《无题》等朦胧诗深入心灵世界，幽深窈渺，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成为唐代最后一位诗坛大家。

经过了唐诗不可逾越的高峰，宋诗无以为继。但是宋代诗人另辟蹊径，也走上了不逊色于唐诗的另一高峰。唐诗重在自身感情的迸发，文辞华美，故显得肥腴；而宋诗重在理趣，在平淡无华的诗句中见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故显其瘦劲。北宋大家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南宋出现了宋诗的顶尖的天才诗人陆游，酷肖李白的才华、强烈的爱国精神、多种的诗歌风格，使陆游成为宋诗第一人。同时期还有闲适自然的杨万里，后来南宋末出现松散的江湖诗人群。

元朝统治时间不长，诗坛一片萎靡不振，总体是学习中晚唐诗的婉丽纤巧。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明初“吴中四杰”中，高启成就最大，《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登览怀古的名篇。其时文坛流行歌功颂德而空洞无物的台阁体诗。茶陵诗派李东阳以台阁重臣的身份首起提倡复古，写诗要学习汉唐。弘治、正德年间涌现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他们继承李东阳的观点，主张诗歌要复古，学习汉魏盛唐，但是李梦阳主张严守古法，无一字不出汉之前，陷入单纯的模拟。

稍后的唐宋派主张学习唐宋，尤其学习宋诗的直舒胸臆、自然流畅，开晚明公安派的诗风文风。再稍后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承接前七子的思想，重新陷入过分的揣度模拟当中。直到晚明才有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主张写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其诗文过于信口而出；以锺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用幽深奇僻的风格来对公安派过分浅白直露作出反正。

公元1644年，清兵入主中原。顾炎武等遗民诗人用诗歌哀悼最后一个汉族王朝的灭亡；娄东诗派吴伟业以《圆圆曲》为“梅村体”代表作，错金镂彩中蕴含批判力量；虞山诗派钱谦益是诗坛盟主，学得杜甫神髓，风格沉郁悲凉。

康熙朝王士禛成为第二代诗坛盟主，学王、孟的山幽水远、诗情画意，主张“神韵说”。同时期朱彝尊和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施闰章和宋琬并称“南施北宋”。乾嘉诗坛人才辈出。沈德潜倡导“格调说”，诗作典雅而平庸；浙派盟主厉鹗宗宋，写遍西湖一草一木；翁方纲倡导“肌理说”，诗如学术；袁枚标榜“性灵说”，抒写性情；郑板桥质朴泼辣；黄景仁恣情横放，见者以为谪仙复出，称为乾隆六十年间第一诗人。

公元1792年，中国诗歌史上最后一位伟人龚自珍出生。此人傲岸不羁如李白，比李白多一层“横霸”之气。他的诗直接写心灵，表现物我冲突，如《秋心》等诗。诗风融唐音宋调而避其流弊，凌厉剽悍，奇谲不羁。之后虽有清末的“诗界革命”和南社诗人群，但是中国古典诗歌再无高峰，日渐衰微，五四运动合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大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崭新的天地。

应该这样写：依次出现的是：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 。

汉字，又称中文字、中国字、方块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用文字 ，也被借用于书写日语、朝鲜语、韩语等语言，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被广泛使用的高度发展的语素文字。

广义的汉字指从甲骨文、大篆、金文、籀文、小篆，至隶书、草书、楷书（以及派生的行书）等的文字，狭义指以正楷作为标准写法的汉字，也是今日普遍使用的现代汉字。汉字为上古时代的汉族先民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目前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籀文、金文。再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隶变，至唐朝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正楷。

汉字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汉字七体”，即：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籍是用来记录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文学知识，对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非常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以及传承和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古籍虽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古籍文化必须要传承下去，也一定要加强公众和古籍之间的关系。要想让古籍很好的传承下去，就一定要注重中小学的教育，虽然近几年国画书法等也相继的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课堂里，但是也一定要让古籍进入中小学的课堂里。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古籍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化载体。

要知道古籍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我们华夏文明的载体，一定要加强青少年的古籍基础教育，多培养青少年们对古籍的兴趣，最好是通过去学习等方法来让青少年了解古籍的历史以及发展。古籍中记载有很多知识，比如我们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人，那么古籍就是非常好的渠道之一。不光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中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古籍不能够仅仅只在学者之间了解起来，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古籍从很多方面能够串起中华5千年的文明，这就是古籍本身的魅力，以及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传承古籍的原因。我们不光要保护古籍，而且一定要让古籍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