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大疫不过三年”，意思是历史上的一些较大的瘟疫，一般不超过3年的时间。

这些瘟疫一般是指鼠疫、霍乱等甲类传染病。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肯定属于大疫的范畴，新冠在我国目前属于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进行管理。

转眼间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似乎都适应了戴口罩、健康宝、行程码、查核酸、社交距离管控。

古代的大疫

1、雅典鼠疫：

公元前430-前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

有专家认为此疫即鼠疫。症状包括高烧、口渴、喉咙舌头充血、皮肤红肿病变等。

鼠疫发生时，正值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军事行动，没有认真防控疾病蔓延，导致惨剧发生。

2、古罗马“安东尼瘟疫”：

公元164-180年，罗马士兵打仗回来，带来了天花和麻疹，并且传染给了安东尼的人们。

当时罗马平均每天有2000人染病死去，连罗马帝王也未能幸免，维鲁斯大帝及安东尼大帝先后染病而死。

史书描述，此传染病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痛肿痛、手脚溃烂、高烧、严重口渴、皮肤化脓。

瘟疫持续十几年，使得罗马失去近500万人，军队丧失战斗力，最终导致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终结。

3、建安大瘟疫

东汉末年从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区流行瘟疫凶猛。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

又说：“疫疠多起，士人凋落”。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4、查士丁尼瘟疫

公元541-542年在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刚开始在埃及爆发，随后速度蔓延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最严重时，一天就有上万人不幸死去。

瘟疫持续肆虐了半个世纪，消灭了四分之一的罗马人口，引起的饥荒和内乱，造成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瘟疫，在这种危难之时，总有人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他们故事至今读来都让人感动。

张仲景治疫故事

东汉末年，战争频繁，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雪上加霜的是，这期间又发生了几场大的瘟疫，成千上万的人病死。张仲景便生活在这种背景下。

张仲景家本是南阳的大户人家，家族中有两百多口人。小的时候张仲景便喜欢读医书、医典，加上家里藏书很多，因此他从小便具备了相当的医学知识。

十二岁那年，张仲景的父亲去世了。两年后他的母亲得了瘟疫，一病不起。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许多人只能自生自灭。何况当时流行谶纬之学，不少人得了病，不去求助医生，而是求助神灵，因此瘟疫来临之时，总有许多人死去。

张仲景的家族，在不到十年时间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瘟疫。

医圣张仲景塑像

眼看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病倒，张仲景坐不住了。他根据所学的知识，上山采了一大车草药，回来熬了一缸药汤，希望以此救助亲人和乡邻。然而人们根本不相信张仲景。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张仲景以身试药，而且给母亲喂服。过了几天张仲景安然无恙，他母亲的疾病也渐渐好转。这时人们才相信张仲景的汤药真的能治病，因此纷纷拿来服用。这次治疗瘟疫的经历，让张仲景毕生难忘，也促使他投身治疫事业之中。

张仲景拜访名医，熟读医典，加上自身的实践经验，终于写成了划时代意义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李东垣治疫故事

公元1232年，蒙古铁骑围困金国的都城汴梁。就在这时，汴梁城里发生了瘟疫，百姓每天因此丧身的人少则一千多人，多的时候有三四千人。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偌大的汴梁城哀嚎遍野，笼罩在死神的威胁之中。

许多郎中都参与到了救治病人之中，可是根本不见效，人们还是一批批死去。

这时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陷入了深思之中：“为什么这些人经过治疗之后，病更加重了，难道除了瘟疫，还有其他原因？”这位老人名叫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他早年散尽家资，跟随当时的名医张元素学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

蒙古人围困汴梁时，李东垣就在城中。他觉得蒙古人围困汴梁几个月来，百姓饥饿疲劳，已经损伤了脾胃，而当时治疗瘟疫的郎中给他们用发汗的药，这就损耗了真气，让病情加重了。

李东垣治疗疾病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得出结论，这时的瘟疫并不是疫疠之气导致，而是百姓伤了脾胃的原因。为此他调制了补益中气的方子，为病人调理脾胃。

李东垣的举措果然有效，许多人因此被治愈。他将自己配置的药做成药丸分给士兵和百姓服用。汴梁城里瘟疫肆虐的情形终于止住了。

吴又可治疫故事

明朝末年，战乱纷飞，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接连发生了荒旱灾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流民四起，人畜相继死去，又引发了瘟疫。这次瘟疫让富庶的江南成为人间地狱，“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许多郎中捧着古代医典，还在用着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方子治疗瘟疫，可是根本不见效。

这时一个名叫吴有性（字又可）的郎中站出来大声疾呼：“不要再从古方里寻找治疗方法了！”

吴又可是深入一线的郎中，他发现这次的瘟疫根本不是医典上的伤寒能解释的，必须采用新的治疗方法。为了找到病源，他在牛棚、猪圈蹲点调查，终于发现此次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

吴又可的故事被搬上了荧幕

这种“戾气”和传统的风寒湿热不同，是从病人的口鼻里传出来，然后通过气体传染给其他人。

戾气能否导致瘟疫，取决于戾气的浓度以及人体的免疫力；不同的戾气侵入的部位不同，引发的疾病也不同；人类的瘟疫和禽兽的瘟疫，虽然都是由戾气引发的，但由于物种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相同。

找到了病因，吴又可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实践，研制出了治疗瘟疫的药方——达原饮。这个药方在2003年非典时期，仍起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

在古代，中国发生过非常多次的瘟疫。据《中国古代疫情》年表记载，从公元前两百多年到上个世纪民国初年，这总共两千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爆发了三百五十二次的重大疫情，平均下来每六七年便会爆发一次严重的疫情。只清朝这一个朝代，就爆发了一百一十五次的疫情，平均下来，三年便会发生一次疫情。

古代的医疗技术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古人也有自己的一套应对瘟疫的措施。首先，隔离其实是现代取法于古代的。古人很早就知道若遭遇瘟疫，就必须马上隔离。

霍乱病传入中国，使用了传统的霍乱病名。早在《内经》中，就曾多次使用霍乱这一病名。如《灵枢•五乱》篇说：“乱于肠胃，则为霍乱”。《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土不及，民病飨泄霍乱”。《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汉书》说：“闽越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

　　《伤寒论》对霍乱的症状和治疗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如“呕吐而利，此名霍乱”，这些都说明，霍乱在汉代已是众所熟知的病名了。

　　对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学者们多遵从伍连德在《霍乱概论》中的论述，认为是从清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传入中国的。他是依据宋如林在重刊林森《痧症全书》序中所言：“嘉庆庚辰(1820年)秋，人多吐泻之疾，次年辛巳更甚剧”。又云：“此症始自广东，今岁福建台湾，患者尤甚”。余云岫在《流行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一文中考证，中国之有霍乱，约在1817年，由印度经陆地传入，此前虽有记载，皆不能确定为真正霍乱。对此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1817年的传入没造成特大流行，可从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1817年由印度源起造成世界大流行时，霍乱就传入了中国，故首次传入应从1817年算起。日本井村哮全也支持余云岫的观点。对于霍乱，我国似乎还有更早的记载，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涂绅的《百代医宗》一书中记有“嘉靖甲子(1564年)，人多患此疾，自脚心麻至膝上者，不胜其数，死者千万矣”。后世医生据此对霍乱有“麻脚瘟”的病名。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记述霍乱的症状有吐利、腹痛、手足冷、烦躁、干呕、转筋等，似已认识此病。

　　在世界霍乱的七次大流行中，我国每次都是重疫区，并且在两次流行的间期也患者不绝，病毙者甚众。据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记载：“自一八二零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次年，真性霍乱遂流行于中国境内，由宁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隶、山东等省。一八二六年夏由印度传入中国。又自一八四零年由印度调入英印联军，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乱流行”。陆定圃《冷庐医话•卷三•霍乱转筋》中说：“嘉庆庚辰年(1820年)后，患者不绝”。王清任《医林改错•下卷•瘟毒吐泻转筋说》中也说：“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死亡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币施棺，月余之间，共数十万金”。在清代，以光绪十年(1888年)流行最盛。在民国时代，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霍乱流行最广，波及城市达306处，患病者达10666人，死亡者达31974人。

　　霍乱传入我国后，因不知病源，医生则据症状名病和预防。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称此病为“吊脚痧”，同书又以付题称为“麻脚瘟”，田晋元则在所著《时行霍乱指迷》一书中，称为“时行霍乱”。民国初年，也有据英语者称此病名为“真霍乱”。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法定文献和教科书中便称此病为霍乱，而不再称“真霍乱”和其他病名了。在王孟英所著《霍乱论》中，提出在春夏之际，在井中投以白矾、雄黄，水缸中浸石葛蒲根及降香为消毒预防之法。

　　霍乱虽然与《伤寒论》之霍乱病源和轻重不同，但运用《伤寒论》的辨证和方药，如用理中汤、四逆汤等却能收到很好的疗效。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就明确指出以温经通阳之药为治。这一观点，历代以来虽有徐灵胎、王孟英等人反对，谓霍乱属热不可以热药疗治，但从病证有腹痛、米泔样便、手足厥冷等一派寒象来看，用姜附四逆辈方为契合，这也为实践所验证。当年章太炎先生就指出，四逆汤之疗效，和西医的樟脑针、盐水针(补液)效果不相上下，而且原理也相同。在当代，治疗霍乱的几大原则不外乎是输液或口服药物以补充水及电解质，使用抗生素(如磺胺、呋喃唑酮、四环素、强力霉素等)治疗并发症和对症治疗。运用中医药治疗霍乱是值得重视的，早在《内经》的运气学说中，就指出不同类型的气候模式与某些疾病流行相关。1951年，郁维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

　　1961年的埃尔托型霍乱，也曾出现于我国广东沿海，后曾波及二十余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造成一定的危害。而1992年于印度及孟加拉等地流行的霍乱，已经证实是埃托型的变型所致，该菌定名为0139。现已波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我国香港及欧美等地，我国1993年在新疆首先发现0139，5年多时间报告300余例，仅占同期爱尔托病例的05％。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霍乱的流行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问题。1997年霍乱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中大规模爆发，造成7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这证明，霍乱仍是灾难性的，这也说明第7次流行还没结束。

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历史渊源

温病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以后，在南方逐渐兴起的，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术派别。明清之际，温疫流行猖獗，尤以江浙一带为著，且该地区气候溽暑，热病盛行，客观上促使江浙诸医家对温热病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学派。

继明末清初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阐发疫病流行之特点、治疗之法当与《伤寒论》有所不同后，江浙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新理论与治疗方法。其共同特点是认为“温热病及瘟疫非伤寒”，故后人称其为“温病学派”，叶天士（1667—1746）乃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后又有在学术上毫无门派之见的吴鞠通（1758—1836），在全面研究上迄《素问》、张仲景，下至吴有性、叶天士的相关学说后，把温病传变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提出将温病分为上焦（肺与心）、中焦（胃与脾）、下焦（肝与肾）三个阶段，即所谓“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

产生原因

温病学派产生成熟于明清两代的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明清两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了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由于传统的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这使当时的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来治疗这些瘟疫，这便为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的积极的条件。

另外，温病学派产生于我国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湖河渚泊，地处卑湿，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较之北方多温，这也造成了江南多温病的自然条件。这也使江南医家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温病学派产生于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前代医家的不断探索也为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温病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

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当时政治腐败，清兵入侵，瘟疫大流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吴江县志》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吴有性目睹当时的惨状，深有感慨地说：“守古法不合今病……医者徬徨无错，病者日进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他痛心忧虑，感到一个医生的责任重大，为了治病救人，他全力投入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进行细致观察和比较。他在六十岁时将自己平生治疗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编著了一部论述传染病学的重要著作《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特色

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温病学派的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治疗外感病方面逐步摆脱伤寒学说的羁绊而形成的一大学派。

2、温病家有强烈的崇实创新精神。通常被称为"时医"， 处方用药以"轻、清、灵、巧"见长。

3、以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典型的温病。以逆传心包、湿温、伏气温病理论治疗非典型温病。

4、重视预防及潜伏期和初期治疗，病程中注意存津救液、保护元神。

5、验齿察舌、辨斑疹白瘖等阳性体证检查被普遍采用，提高了中医诊断水平。

影响及贡献

温病学派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

温病学派将温病从伤寒中独立出来，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补充了前人在理论上的空白，使温病的治疗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在临床上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初步建立了中医传染病学

吴有性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从“口鼻而入”。这些都为传染病学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使中医传染病学得到了初步的建立。

对传统辨证论治的补充

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卫气营血辨证补充了传统的“六经辨证”或“八纲辩证”的内容，为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注重实践的传统

温病学派医家注重实践，敢于突破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中医的发展。

综上所述，温病学派作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它完善了中医基础理论，同时也开创了中医传染病学的先河，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评价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

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中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启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

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

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

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古时候就有瘟疫多发，过去把这些带有传染性质的称之为疫，时间极为短暂不严重的，称之为时疫：疫, 民皆疾也。发生时间长，而且相当严重，并且传染之后，会明显的体温升高，也就成为了“温”瘟疫。古代也是传染病多发，古代关于传染病记载有很多很多。各类史书共记载有 772 年次程度不等的瘟疫，瘟疫的发生频率可见一斑。这些还不包括由于资料缺失，或者是其他原因没有记载的瘟疫。

造成瘟疫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古代技术不发达，对于疫情的发生，会导致相当大的灾害发生。民间对于瘟疫的发生，也逐渐的摸索出一套规律。这些规律就包括了多发瘟疫的时间段，和瘟疫慢慢衰退的过程。根据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为时间点，记录瘟疫最容易开始发生，和瘟疫消退使用节气来作为参照。也就是这句老话叫做：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这句民间关于瘟疫的说法，说的就是瘟疫的整个发展历程。

1、公元196年，据张仲景在du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记载，外感热病及当时的烈性传染病，被统称为“伤寒”，得shu了伤寒的人中的三分之二都不治身亡了，可见当时疫情的严重。

2、公元217年，疠气流行，根据曹植《说疫气》的记载，疠气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有的甚至全族覆灭，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惨状。疠气是寒暑错时导致，而当时的老百姓却信鬼神之说，可见当时百姓的愚昧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