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谋取周王室的权力，有席卷天下，控制寰宇，并吞四海的意愿，吞并各国的野心。在那时候，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致力于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横策略，使肴山以东诸侯自相争斗。于是，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邑。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的办法。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以合从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开往函谷关去攻打秦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丢失一支箭那样的消耗，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这样一来，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富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依次继位，他们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宝座来控制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

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铜人，来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着华山当作城，就着黄河当作池护城河，占据着华山，面对着黄河，认为是险固的地势。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以为倚仗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铜墙铁壁，就可以成就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秦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系门板的贫家子弟，是下底层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兵卒；才能不如平常的人，更没有孔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公、猗顿那样的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折断树枝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纷纷响应聚集，许多人都担负着粮食，如影随行般地跟着他。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王朝。

再说，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没有被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与从前无异。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能和九国部队匹敌；陈涉的谋略，行军用兵的策略，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渊之别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区区之地，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来归，而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之后将天下归己所有，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一个戍卒发难国家就灭亡了，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不施行仁义，攻和守的形势就不同。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地慕风向往，为什么会象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现在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正的凭借。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秦朝兼并了诸侯，山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纵横驰骋天下，所向无敌。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山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得此机会，就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君对臣下没有信任，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山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山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那么凭着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挽救败亡的策略错误啊。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柔弱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文章分析：

《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焚书埋儒是后世学者最讨厌的事情之一，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文化灾难，许多古籍和记录在那场灾难中被毁。烧书的主要原因是儒家学者不赞成郡县制，而反对分封制。当时最主要的事情是焚烧哪些，不利于国家统一一些书籍。《山海经》基本上是一个神话和地理的书籍，所以并不包括在内。此外，西汉刘信是第一个整理《山海经》的人。恐怕这本书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仍然以零散的形式存在的，也是不能被烧毁。

它是我国古代先秦时期一部古老的充满神话气息的一部精彩的古籍书。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不详，现代学者认为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人口与写出来的，《山海经》每篇的篇章结构都是与众不同的。除了《大荒经》的以下五章之外，它的方位发展顺序不是通常的东、南、西、北，而是违背正常规律的南、西、北、东这样的排列方式。

《山海经》是古代南方人的一部作品，因为在篇章安排上是以南方为首的。但是先秦时期的古籍记载很多，经过现代学者的梳理，没有发现相似的案例。因此凭借这一点就有很少的人相信它，里面除了保存了丰富的神话资料外，还涉及到各种学术的领域，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学等。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所创造的书籍，里面的的内容无奇不有，只有我们想不到。其中包含这丰富珍贵的地理、神话、民俗、科学史、宗教、民族学、医学等学科资料。它的学术价值涉及许多学科。它大量有序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的内容。

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对于当时国家上下思想的大清洗，但为何后人对于汉武帝歌功颂德，对于秦始皇却嗤之以鼻？

首先，这两种手段都是封建主义文化专制的政治行为,都是粗暴干涉思想、学术的自由与发展。

由于汉朝初期国家在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在经济上轻徭薄赋，在思想上盛行清静无为和黄老学说，当然，这也是皇家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建立汉朝，战火烧到了天下几乎所有的角落，千里荒芜，一片狼藉，百姓流离失所，天下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所以，当时的国策便是休养生息，也是清静无为思想盛行的根本原因。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已经从连年战争的低迷状态恢复过来，社会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各行各业都散发出了勃勃生机。但也由于国内宽松的政策，诸侯势力急剧膨胀，对中央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充满生机的大汉王朝危机四伏。这时，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加大政府对于地方政治的维持已经是迫在眉睫。黄老之学不再适用于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国家，甚至已经成了国家发展的障碍。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新思想的介入了。于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儒学思想该思想提出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提倡春秋大一统，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这与汉武帝的想法不谋而合。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提升，不仅提高了儒生的地位，还在全国各地推行儒家教育，兴办太学，打破了贵族对于官职的垄断，无形中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势力。

然而再看秦始皇焚书坑儒，首先介绍下当时的大环境，秦始皇统一六国，对国内各方面进行改制，实行新政。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这在于秦始皇看来简直就是对国家的分裂，要知道，此时的秦国，已经7代实施商鞅变法时的县制（秦孝公至秦始皇为7代君主），并正式设立帝国郡县制8年，累计实行县制130余年。 

如此时间段老调重弹，简直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李斯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丞相、郡县制发起者，是论战的最主要战将。面对早在六代之前商鞅变法之时已经被抛弃的腐朽言论，李斯痛加驳斥了以古非今的论调，揭露了儒家依附分封而存的立场，并倡议焚烧除农家医家墨家等实用之学和秦宫保留史书之外的“王道之书”、“春秋古籍”，并禁止以私学非议朝政，这就是焚书的起因。 史料证明，烧毁的只是列国史记，对于诗、书、礼、乐 这类的书籍也只是象征性的没收焚毁。六艺并未因此失传，反而是流传下来的。 

但，焚书坑儒这一举措固然为巩固秦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项措施实行相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显得过于激进，最终秦至二世而亡，也与此有干系。